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七——在旅大市工作时期（五） 　　 　　 　　陷于政治运动无暇他顾 　　进入1957年，郭述申准备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增产节约运动上，但是中央的部署有变动，抓党内整风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5月6日，旅大市委常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决定在市级机关党组织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郭述申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思想是明确的，整风必然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首先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以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为重点。成立了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运动逐步在全市展开。市委曾召开一系列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他亲自倾听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认为这些座谈会对帮助整风很有好处。又考虑到有些人言犹未尽，于31日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郭述申在讲话中指出，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打消顾虑，帮助党整风。整风运动朝着正确的轨道在发展。到6月8日，旅大市委接到党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旅大市的整风受到严重的干扰，势必转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了。6月中旬，在市委召开的职工代表会议上开始批判鸣放出来的一些言论，接着《旅大人民日报》报导了工农及大学生对“右派言论”的批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郭述申已察觉到在批判中言词过激，上纲上线者甚多，但考虑到在运动中往往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因此一再强调要领导在定性和处理中一定把好关。此后他在常委会和干部会上多次讲到，对右派的定性处理中要持慎重态度，必须严格把关，严格审查，凡定右派者，一定要“三榜定案”。但在全国反右派的大趋势下，旅大市在揭发批判右派言论及定性处理中，仍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年底，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郭述申在大会上作《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把整改推向高潮》的报告，指出要积极解决职工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意见，仍然念念不忘地强调在整改的同时一定要搞好生产，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生产高潮。 　　1958年3月，胡明任旅大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一年是郭述申平生最为遗憾的一年，除了领导抗旱、表彰劳模、学校整改等工作外，因为正处于“大跃进”的年代，他生前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全年内参加会议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而且开的这些会议，空谈过多，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由于实际工作做得太少，需要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愿望很难如愿，郭述申深感有负旅大人民的信任。他从自己是第一把手的角度来讲，这一年应吸取的教训很多，主要是党内生活不正常，尤其是领导核心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使有些分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留下了后遗症。 　　 　　 第四阶段（1959年初至1963年11月）核心分歧工作掣肘 　　省委派干部来旅大市固然是以加强市委的领导工作为由，实际上也反映了省委对郭述申这几年的工作不够满意，认为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而工作中长期没有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思想保守，是难以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意图的。省委所派干部到来之后，市委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愈发严重，领导人之间有意见不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常常是会议上不说，在背后又嘀嘀咕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左右下，第一书记的工作处处受到掣肘，尤其是从1960年以后更甚。几年里，一批一批干部接连不断地受到整治，郭述申的助手和身边的得力的干部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处罚，最后郭述申也孤立起来，终于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处分。郭述申为了顾全党的利益，从大局出发，对一些小事则让之，但是对大的原则问题则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终因以个人的微薄力量是很难抗衡的，眼看着一批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受到打击，多年付出心血耕耘的大地，怎么竟都是错误的？心情是既不理解而又无可奈何，既痛心而又无计可施。可以想见，郭述申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是第一书记而又不能施展第一书记的职能，找上级又得不到支持，只能是凭党性在支撑着、在工作着。 　　1958年底，旅大地区“清理干部队伍”，最早的是错误地揭发批判了市长宋黎、副市长历男，市委秘书长徐树贵等。1959年6月，旅大市逐步开展了改造农村落后地区的运动（简称“落改”运动），全市1042个生产大队中，被作为落后队和三类队需要改造的，竟高达539个，占50％以上，也就以此来说明，旅大地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领导工作不力。1960年2月，又把长海县定为三类县，说这个县没有进行土改，没有公开划定阶级成份，敌情严重，党政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等等。按照预定的框框，于1961年3月，长海县召开四级干部紧急会议，当场逮捕了10余名党政干部，以后又陆续逮捕了23名干部，其中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组织部长、县公安局长等，其中2人冤死在狱中。1961年2月，根据东北局和省委的“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遗留问题不小，大量坏人钻入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的错误指示，在市委第二届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对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陈少景展开批判，又牵连到一批局级干部也惨遭厄运。到1963年初，以极端错误的方法处理了副市长陈少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关押了14个年头。对市委常委郭欠恒、原宪千也进行了批判和撤消了他们的党内外的职务。最后就搞到市委书记傅忠海和第一书记郭述申的头上，扣上了政治大帽子，撤消了他们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虚假声中敢于公开倡导实事求是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年代，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报刊发表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报道，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报纸刊登的“喜讯”是，小麦亩产5、6千斤，水稻几万斤比比皆是。可以说全国的干部头脑都在发热，大连的报纸也不例外。郭述申看到这种局面很是着急，凭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嗅出这种报道有虚假成分。他曾想方设法纠正这种倾向，决心从根本做起，从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抓起。此后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实事求是。1959年4月，郭述申出席《大连人民日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和维护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强调要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后来在出席报社的座谈会上，当面提醒报社领导，注意总结报纸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倾向。会后又委托市委候补书记徐树贵到报社同编委一起，全面分析和总结这一时期不切实际的报道。6月29日他又在旅大市第二届党代会上讲了这一思想。30日，市委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大会，郭述申作了题为《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报告，第二天以社论形式刊登在《大连人民日报》上。 　　这篇社论旗帜鲜明，观点正确，以理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社论明确指出，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实事求是，这种方法“能够正确的认识客观实际，并能正确地改造客观实际”。社论又针对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现象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就是不正确的了。我们提倡的是，“主观能动性必须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离开了客观的可能性，是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我们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破除人们思想中的不科学的东西，解除人们的思想束缚，使人们敢于思考，勇于实践，探求真理”。十分强调地指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去盲目蛮干，都不可以把科学和真理也当作迷信去破除”。又批评说，“我们有的同志想在一个早晨就把社会主义建成，这只是一个天真的愿望”，“这个愿望却缺乏客观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不能实现的主观空想。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工作中，必须把主观能动作用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必须善于把远大理想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必须同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又明确指出“去年大跃进中有几种说法：‘不怕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这种气魄是好的，对于解放思想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话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不可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做到。不存在客观可能性的事情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今后“我们的工作应当是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告诫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看风’说话，事实怎样就怎样说，有几分就说几分”。鲜明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如同一把火炬照在大连的上空，使大连地区干部的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此后在市委会议，干部会议，干部轮训班上一再教导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由此而遭到省委和市委的某些领导人的指责，况且在全国大的政治气候下，一个市委书记发出的真理的声音，是极容易被忽略的，就在大连也有主要领导干部不以为然，想以此来扭转全局更是不可能的。但是值得称赞的是郭述申的勇气，要不怕挨批，不怕丢掉乌纱帽，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韙，敢于在一片虚假声中，挺身而出，传达出真理的声音，也是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大连广大干部中暗地里传称这才是真理，这才是马克思主义。郭述申的这篇社论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也是得到了历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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