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八——在中纪委和中顾委工作时期(二) 　　 　　1980年2月，北京市委召开纪检工作会议，郭述申带领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一面了解纪检工作的进展情况，一面继续宣传纪检工作的重要性，引起党委和党政干部的重视。29日，他在会议上讲话，以1980年纪检工作的中心任务为重点，他讲了三点意见：提倡发扬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和风格，要严格党的纪律，加强纪律检查队伍的自身建设等问题。他针对纪检工作中的困难讲了他的意见，他说：“大家反映，现在做纪律检查工作困难很多：办案牵涉到领导干部难办；知情人不说实话难办；替被检查人说情难办。因此，有的同志对工作有畏难情绪，感到检查一个案子阻力很大，有的案子检查完了也处理不了。东北的同志说是‘保护层厚’，这次会议上反映是‘案子一进门，就有说情人’。这一些说法反映了当前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些实际情况的。检查一个案子，历来是有斗争的，这在历史上也是有的。但是象今天这种情况，的确是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搞乱了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每一个纪律检查干部，都应知难而进，而不应该知难而退。因为这是一个同党内的坏思想、坏作风、坏行为作斗争的问题。该处理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当然，作斗争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要教育，要敲警钟。困难是会有的，解决困难的办法，不但要从组织上解决，而且要从思想上解决。” 　　接着他以切身的体会和针对存在的困难，提出了怎么做：“第一，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要有勇气，遇到困难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二，要高屋建瓴，根据党的原则，耐心艰苦地做思想工作。第三，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党性的第一表现。要反复调查研究，如实地反映情况。对问题的处理，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第四，配备干部要符合条件，坚持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提出的标准，特别要注意吸收一定数量的优秀的中青年干部。纪律检查工作，是个难度很大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有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在这一年的10月初，他和中纪委的几个干部到达云南，任务是了解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的贯彻执行情况，了解省、地、县领导班子的情况，特别是党的团结问题。郭述申和绝大部分的云南省委常委交谈过，也找了云南少数部、委的领导谈了话。中纪委的其他干部深入到8个地、州和一些县，和各级干部进行了交流，了解了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重点了解云南全省在执行《准则》的情况。经过50余天的调查研究，郭述申把他们对云南省委班子的看法，在11月19日云南省委召开的常委会讲了，由于他的讲话是经过调查研究的，讲的内容充实，实事求是，有针对性，获得了常委们的极好评价。 　　他首先肯定说：“云南省委的领导班子，是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总的看，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工作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也是有战斗力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个好的领导班子。”又指出他们在拨乱反正和清查中做得很有成绩；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上也都有显著的成效；党群关系尤其是民族关系正朝着好的方面转变，采取的措施有力，使“四人帮”时期遗留的问题正逐步加以解决；云南地处祖国的边疆，省委重视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但又指出他们的不足，由于一些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有待于认识的提高，克服极左的余毒和影响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加上调查研究不够，指导工作也产生过一些失误，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责怪哪个人。领导班子也存在意见分歧，一般的能把不同意见摆在桌面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求得问题的解决，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对一些干部的看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把握住共同的标准，也是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针对有些常委认为常委内在执行民主集中制上存在有问题，郭述申说，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分析，又以自己在大连工作时期出现的问题做例子，说明常委之间要经常沟通思想，互通情报，交流经验，相互支持，这是增进领导核心中的友谊的必要条件。 　　到1981年，郭述申全力以赴地参与和领导平反重大的冤假错案的工作，认真地阅读了刘少奇、瞿秋白等人的主要材料；并同有关检查室和审理室共同研究被平反人员的材料；参与商讨向党中央所作报告的内容；参加违纪案件的检查和处理工作；阅读有关林彪、“四人帮”骨干分子的材料并参加审查和处理工作。 　　在中纪委工作的这两年时间里，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终于在晚年又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这是他最美好的心愿，也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在这段时间里，他总是夜以继日地、殚精竭虑地操劳，总想把每一件工作尽可能的做得完美。他的驾驶员经常讲，下班最晚的就是郭述申了，最后的这辆车直到天黑以后才离开办公楼，几乎每天如此。 　　郭述申尽管对工作十分的留恋，但是自己毕竟年事已高，应该让那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旺盛革命斗志的干部来接替工作，这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于是在年底向党中央提出申请，要求退出第一线，请中央考虑他的意见。 　　1982年5月初，郭述申身负工作任务到陕西省的一些地区作调查研究，了解纪检工作和干部情况，借此机会来再看看他战斗过多年的地方。郭述申从1934年到1945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陕北、陕南渡过的，对这个地区很有深厚的感情。随后访问了1934年底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经过的商洛地区的丹凤县、兰草镇，登上当年庾家河战斗的山岭，同当地群众交谈，感谢他们当年对红军的支持。建议地方党委在这里建立庾家河战斗纪念碑。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商洛地委的赞同，请他为庾家河战斗纪念碑题写碑名，于1983年初建成。18日，郭述申出席商洛地区召开的“老红军座谈会”，他代表红二十五军在京的老同志向到会的老红军表示敬意并在大会发言，他说今天“跟同志们坐到一块，畅谈往事，我倍感亲切。”“我们现在年老体弱，我相信我们老同志还是有过去那股革命的豪情壮志，要继续为革命尽点力量。”他把党中央要整党、要整顿领导班子和加强党员教育等精神传达给这些老同志，还要求他们要以身作则，支持地方党委的工作，尤其是要支持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作了大量的有关党史和军史的挖掘和整理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郭述申受邀请列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后郭述申由中纪委副书记退居二线，专心于中顾委的工作。他在中纪委工作将近三年时间，不仅作了大量的纪检工作，而且还参加了很多关于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会议和活动，写了很多有关的文章。他从1979年1月写了《永远怀念周恩来同志》刊登在《旅大日报》上开始，到1985年他离开中顾委期间，他个人写了25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回忆领袖、回忆战友、回忆历史事件的，还有就是为地方的革命历史书籍作序。从1986年开始直到他晚年逝世为止，以他个人名义写的文章共有37篇。加上前面的25篇，共有62篇，还有大量的诗歌和题词，据不完全统计和其他同志合写的文章也有10多篇。固然郭述申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书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责任感。他把自己所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的生平和革命事迹写出来，一方面供给研究党史和军史的有关人员作参考，另一方面教育后人。他生前曾经说过：“我们革命的历史，就是人民谱写出的历史，用人民的历史来教育人民是最容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又说“我们是革命事变的参加者，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把自己的经历和斗争事实如实地记录下来，汇编成册，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神圣职责。” 　　由于郭述申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在如何书写党史和如何反映历史事件上，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观点和精辟的论述，对今天我们书写回忆文章仍然很有裨益。 　　首先他充分认识到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正是通过党史来回答在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问题。所以编写、宣传党史是一项非常重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学习和研究党史，才能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从而自觉地贯彻执行。他强调说“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青少年必须了解和熟悉我们党的历史，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怎样书写党史，也有很多的论述，他历来强调对党内发生的大事，“应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才能做到以史为鉴”。也就是说，从对人民负责的基本立场出发，不受政治风云的影响，不受实力人物的左右，一定要客观地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不仅把革命的伟大功绩凸显出来，还要把革命斗争的挫折和错误反映出来；不仅写革命领导人物的运筹帷幄和叱咤风云，还要写他们的失误和不足；不仅书写英雄的丰功伟绩，还要写普通革命者的前仆后继和流血牺牲。总之，把真实的历史和全面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他认为党史如果没有真实性，写党史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教育意义；党内发生的大事写不清楚，或者省略不写，那也就成了空洞的、惨白的说教，失去用党史的生动事迹教育后代的本意，也使后人无法借鉴历史。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郭述申在审定<皖西革命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要认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过反复的研究，力求使这部地方史能够真正符合皖西30年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除了史实准确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功过，如何正确地评价等等，都需要史学工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作出客观而公正的判断”。他继续说，历史问题有很多现象，怎样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怎样找出主要矛盾，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识别矛盾的主要方面，“都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判断，否则，就不可能把历史的本质，历史的真实面目揭示出来”。所以在总结重大政治事件上务求旗帜鲜明，是非清楚，基本经验明晰，脱离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仅如此，我们书写历史，不完全是为了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指导实践，指导今天的工作。所以写好历史，一定要立足于现实，为此，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人员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好邓小平的理论，有了驾驭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能力，也才能保证革命历史的质量和它的存在价值。 　　研究党史和书写党史文章需要积累大量的素材，郭述申告诫史学工作者要具备善于积累材料的基本功。他认为党史和政治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党史是以丰富的史料作为论述的基础，没有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作素材，也就没有党史，因此他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他自己在晚年一直是遵循这个原则在从事这件工作，当他看到《大别山烽火》和《皖西革命回忆录》、《鄂北风云》等书时，异常高兴，他对于以“回忆录丛书的形式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斗争史料挖掘、整理出来，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值得提倡。一来可以积累史料，二来可以告慰先烈，三来可为后人提供革命传统教育教材。” 　　他对党史大事记的写法也有重要的见解。他说，党史大事记和地方志是有区别的，他在审阅大连党史大事记时说，党史大事记“应以党的重要史实和基本经验为重点，其他与党史无关的材料可以省略”，因此“大事记本身必须把重大的政治史实和基本经验教训反映出来”。为此他不主张把缺点和错误加以掩饰的作法，就如党内的斗争，也无可讳言的，应该如实的反映出来，这是教育全党教育人民的极好教材。在他的文章中，有的是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他在审定《皖西革命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到：“皖西的革命斗争还要反映出我们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精神。当时我们很多领导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没有经验，而当时的斗争又异常激烈，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对缺点错误不要遮遮掩掩，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我在皖西北道委领导工作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要反映出来。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表现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负责态度。”所以他十分欣赏那些从不文过饰非，对自己的错误一经认识就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任中顾委的委员之后，曾到各地参观访问，参加革命烈士的纪念活动。1985年5月，郭述申在中顾委工作期间，曾到延安参观访问时，了解到工厂企业在下面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简政放权未能贯彻执行”，二是“摊派款、资助款名目繁多，捐款数字越来越大”。这两大难题不仅严重制约生产部门的发展，而且也阻碍改革的实现。回京后，他写了《机构臃肿和乱派款项是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交中顾委后，发表在中顾委办公室编的《通讯》第97期上。 　　这一年的秋天，郭述申应邀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他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提出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职务的请求，得到会议的批准。10月，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60年的工作岗位，这对他来讲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为人民工作是他一生的热爱，革命事业是他毕生的追求，现在因为年龄和身体都不允许他再工作下去；尽管是极为自觉的把工作交给下一代，也知道革命和建设事业是能够继续下去的，而且是会比他们作的更好，但是一时感情上还是有些难分难舍。他毕竟是一个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从来不会让感情摆布自己，在休闲的时光里，他又找到了自己新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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