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七——在旅大市工作时期（六） 　　 　　 　　坚持原则力争为人民多做实事 　　1959年8月，胡明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报告，标志着旅大地区的反右倾运动的开始，历时8个月，直到1960年3月结束，又有一批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蒙受不白之冤。 　　10月，郭述申因病到北京治病，年底到广州休养，于次年的1月返回大连。 　　1960年的1月，郭述申养病刚回到大连，就传来辽宁省委常委会对他的批评，没有指名地说，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不积极。郭述申对这当头一棒，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他没有过多的去理会省委对他的指责，依然按照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工作。郭述申在省委指责与干预下，又在同级领导的掣肘和制约下，依然埋头力争为旅大群众作些实事。1960年为解决旅大地区缺水的矛盾，曾亲自调查水源，走访专家、教授，征求工学院教授和水利局专家的意见，力争在市委会议上多次讨论研究，郭述申提出了引碧流河水，建立水库，以解决大连缺水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得到周的支持，随即建立起水库建设筹备办公室，负责筹备工作。在水库选址问题上，他多次同有关人员商讨大坝建在何处。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妥善予以解决，修建水库工程基本确定。惋惜的是修建碧流河水库的愿望在他任内没有能够实现。 　　正在“左倾”错误泛滥之际，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郭述申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他十分兴奋，回到大连之后立即召开市委会议和干部会议，传达大会精神。强调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要作具体分析，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会议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党的建设上，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判与自我批评，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郭述申传达了中央精神之后，得到了干部的热烈拥护。市委做出轮训干部的决定，市委党校分9期对全市9000余名干部进行了轮训。郭述申亲自深入学员支部听取意见，请长海县来学习的干部座谈。座谈会上郭述申说，由于“左”的错误，长海县的许多干部被错误批判和处理，形成冤案，根据中央的要求，市委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进行甄别，有错必纠。说到这里他站起来以沉痛的心情向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同志道歉，与会的干部深受感动。 　　为了深入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在市委党校第四、五期干部轮训班上，郭述申分别作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报告。他说，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在群众运动中，是有严重缺点的，党内斗争发生了偏差，搞了过火斗争，把认识问题、学术研究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混淆了，错批错斗了一些同志，伤害了大批干部，使党的优良作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又说，这些问题市委首先要负责任，我作为一把手更有责任。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内战时期也挨过整，被错戴过帽子，被撤过职，这种受冤屈的心情我理解。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从现在看过去，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就看得十分清楚了。我们共产党员要顾全大局，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即使受了委屈也要向前看，犯错误不要紧，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会使我们更加聪明起来。在郭述申的启发下，轮训班的学员打消了顾虑，敞开心扉，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气氛非常活跃，起到了打破思想禁锢的作用，也端正了党内斗争的态度。但这也成为后来郭述申被指责为旅大市刮“右倾翻案风”带头人罪名的根由。 　　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又逢辽南大旱，旅大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灾民。市里主管农业的负责人，派干部去北大荒考察土地，准备筹办“大南泥湾”，接着又派干部到洛阳准备采购拖拉机。征求郭述申的意见时，他考虑再三，最后是阻止了这种作法，他认为这样做花钱太多，而且解决不了燃眉之急。郭述申亲自到灾情最严重的新金县的三个公社进行调查，听说老百姓在吃槐树花，他在探望和慰问浮肿病人时，眼含着热泪说：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叫你们吃苦了。他多次同县委领导一起研究解决缺粮问题。后来在普兰店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时，他听取金县县委书记陈士明、庄河县委书记王金普介绍依靠群众生产自救的经验，对他们的作法非常感兴趣。他们经验的核心是把少量土地暂时分到重灾户的手里，作为“救灾田”，栽种成长周期短的农作物以渡难关。郭述申在会上当即肯定了这两个县的经验，提出要他们继续试验，但先不要大面积推广，待请示省委后再定。他的这个决定救济了一批灾民，群众满含着热泪说，郭书记救了我们。 　　 　　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离开大连 　　1960年初，省委指责旅大地区主要领导人斗争性有问题之后，8月，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大连检查重大案件的处理情况，认为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陈少景有问题。不久，胡明提出长海县委书记马成山有问题，应停职反省，郭述申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同意问题还没有弄清就草率停职的作法。此后市委领导班子就围绕如何对待这两个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怎么对待这两个人的问题上和涉及到的一批干部，郭述申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主张对待干部问题要慎重，不能轻易就搬掉。首先要区分矛盾的性质，避免矛头对准好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以教育为主，必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揭开矛盾，使他从根源上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把问题搞准，他一再倡导要多同有问题的干部谈话，一方面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教育他认识自己的问题。在省委工作组的直接干预下，决定集中揭发批判陈少景的“阶级立场”错误，和批判一批局级干部。胡明认为，旅大地区一些重要案件长期没有处理，要吸取经验教训，领导负有责任。郭述申在发言中，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党内确实要有原则空气，不能展开原则斗争，就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在坚持原则进行斗争时，要善于分清两类性质的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分清两类矛盾重要的是搞好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对陈少景问题的定性上，郭述申始终不同意先扣大帽子的作法，始终坚持把问题查清再定性处理。由于郭述申的坚持，就使马成山、陈少景的处理拖延了二、三年之久。在此期间由于中央精神的变化，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又恢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上来，省委和市委的领导人于1963年3、4月间，对这些干部动起了大手术，将马成山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处分（1978年已平反）。对陈少景则扣以“叛徒”、“特嫌”的大帽子，开除了党籍，由公安部门关押了14年（1978年撤消原处理决定，予以彻底平反）。7月，终于也免去了郭述申的市委第一书记的和辽宁省委委员的职务。于10、11月市委组织批判以郭述申为首的一批干部，指责他们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12月7日，市委负责人在总结发言时指出，他们的错误是一贯严重思想右倾，发展到丧失立场、敌我不分。 　　1964年8月3日，市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郭述申、傅忠海对旅大市出现的一些案件不抓紧处理，听任坏人长期逍遥法外，支持和重用陈少景等问题。根本错误在于阻挠对敌斗争、否认落后地区改造政策的必要性、带头翻案、进行宗派活动。性质是“政治上犯了立场性、方向性的严重右倾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要求将他们所犯错误在旅大市全体党员中进行传达。19日辽宁省委要求在全省各基层组织进行传达讨论。11月2日，东北局请示中央，除了同意辽宁省委将郭、傅的错误向辽宁全省的基层组织传达外，擬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通报到县级以上的党组织，在东北地区部队中通报到师级以上党委。年底，郭述申又带领全家离开了大连，迁居北京。 　　郭述申对他在大连14年的历史，有欣慰，有痛苦，也有迷茫和错误。在1990年《大连党史》刊登了韩光写的《旅大八年》一文后，编辑请郭述申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以充实旅大地区党史的内容。郭述申说：我的14年同韩光同志的8年有所不同，韩光的8年基本上是一路凯歌，我这14年受“左”的思想影响较多，自己都执行了，也有错误，还是不整理成文的好。 　　郭述申在旅大的经历正如原旅大市委书记傅忠海所说，“几经磨难，几经挫折，面对许许多多莫须有的罪名，郭老没有消沉，没有动摇，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忘我的工作热情，他常常对我和周围的同志说：‘工作生活中，不能不遇到困难和挫折，一定要坚持奋斗下去，胜利总是属于那些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又勇往直前的人。’他自己正是这样一位百折不挠的先驱者，为我和同志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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