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天津市东郊区（今东丽区）新立村种了一块一亩零四厘的水稻试验田。他们说这块地可以收割十万斤稻谷，将为天津市放一棵农业“高产卫星”。 　　　　这时，全国正处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时期，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指引下，各地竞放“高产卫星”，报纸上每天都登载这方面的新闻。新立村种水稻试验田这件事还没有见报，就已不翼而飞，传遍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工人、中小学生和机关干部纷纷前往参观。8月10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欣然驾临地头观看。 　　　　毛主席在新立村有何言论和举措？事过三十五年以后，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为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编辑的文集《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中，有几篇文章谈到毛主席参观新立村水稻试验田这件事。 　　　　一、当年任新立村党支部书记的孟繁兴回忆说：毛主席参观时，副区长张福安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东西，现在还没有收到手里，还得继续努力啊！” 　　　　二、原《天津日报》记者方放回忆说：《天津日报》事后检查“大跃进”期间宣传报道工作上的浮夸风时，曾就新立村种水稻试验田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听到当时在场的一位下放干部说：毛主席对亩产十万斤稻谷的说法还是有怀疑的，曾对区乡干部说，“不用讲十万斤，能搞到五万斤，就得谢天谢地了。” 　　　　三、陪同毛主席参观的河北省（当时天津市为河北省省辖市）省长刘子厚回忆说：他已看出试验田有问题。但插不上话，没有向毛主席说。毛主席也只顾听别人说话；回来以后，又没有提到试验田。 　　　　这三种说法不尽相同，毛主席的基本态度还是令新立村的社员们欢欣鼓舞的。可是，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听说以后，却对新立村大为不满。他认为“这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亩产十万斤决不可能，五万斤也不可能。”随即命市委办公厅派人去查：何以发生这样荒唐的事？ 　　　　天津市粮食局长刘丕昌与万晓塘的看法相同。他去新立村参观时，接待他的东郊区张副区长对他说：“老刘，你这个粮食局长好当了，今后粮食有的是！”刘丕昌表示不相信，反驳道：“我们粮食部门整天和粮食打交道。知道一条麻袋能装多少斤稻谷，十万斤稻谷需要用多少条麻袋装，把这些装满稻谷的麻袋一条条紧挨着平放在地上，需要占用多大的地方。”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全放在这块稻田里，得码三层！” 　　　　市委办公厅的同志很快便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新立村种试验田，是出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发起并指导这项工作的是东郊区副区长张福安。他在新立村抽调了二十八名社员和干部，组成试验队。这块试验田的土质原不算好，去年亩产只有600斤。今年他们遵照农业“八字宪法”，将这块地深翻了将近一米，施放粗肥五万斤，化肥二百斤。精选优良种子，按密植的要求插了秧苗。为了便于加强田间管理，试验队的全体人员吃、住都在地头，又赶上老天爷赏光，风调雨顺，禾苗长得异乎寻常的茁壮。经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把这块试验田的计划产量，定为十万斤。《人民日报》驻津记者闻讯，赶到新立村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内部参考》上刊出。毛主席看到了，这次来天津视察工作，当天下午就要去新立村参观。……万晓塘听罢市委办公厅汇报，也就不再深究。 　　　　万晓塘在这期间，不只一次在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都种过地，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粮食。”但是国内形势又使他感到这样的话不宜多说。在这炎热的季节，毛主席不辞辛苦，戴着草帽，走遍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全国著名的产粮区，对“高产卫星”欣赏备至。赫赫有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热情地写了一篇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在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这时，报纸上报道了亩产小麦2105斤，接着又发表了亩产小麦3530斤的新闻。钱学森自问自答：“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据他计算，如果“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听说毛主席和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钱学森的说法都深信不疑。 　　　　随着水稻的一天天生长成熟，又使新立村人反而感到“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他们不能不承认市粮食局刘丕昌局长说的对，这一亩地不可能打出十万斤稻谷。眼看收割的季节快要到了，说出去的大话将如何兑现？他们还从报纸上了解到，每一块“高产卫星”田收割时，为了防止弄虚作假，谎报产量，骗取荣誉，都要有省、市领导人到场监督，眼睛盯着刚打下的稻谷一一过秤，然后才能在报上公布产量。 　　　　据研究“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专家们说，新立村的这种处境，并不是个别的，在当时全国各地所有放“高产卫星”的地方都存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各地并没有经过串联、会商，居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又未召开交流推广会，这个办法便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 　　　　这是一个什么办法呢？让我们还是回到新立村来：在水稻基本成熟的时候，新立村发动全村社员，将附近四十亩水稻一棵棵地连根挖出来，悉数移植到试验田里，并且要求一棵紧挨一棵，愈密愈好，让人站在上面也不会倒伏。为了保障水稻不至枯黄、减产，他们把铁管硬插进稻田里，用鼓风机给里面送风。他们还在稻田四周装上日光灯，通夜开着，以补日照的不足。 　　 　　　　开镰收割的一天，代表河北省和天津市领导来到新立村监收的是副省长阮泊生。协助监收的有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河北省农业厅、天津市政府、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天津市河东区委、区政府、东郊区委、区政府、天津市各级妇联、共青团以及新立村人民公社的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以及河北省、天津市各界著名人士也来到打谷场，总共约有六百多人。此外，还有应邀前来参观的外宾：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苏联农业和采购工会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民主德国专家、印度电影工作者、锡兰文化代表团、希腊政治文化代表团、荷兰作家等。真可谓群贤毕至，盛况空前。 　　　　尽管移植了四十亩基本成熟的水稻到试验田里，新立村人对于达到计划定的那个数字仍然没有把握。他们又想出了一招，将已经收割上场的一部分稻谷，提前装进放在打谷场上的各个捋稻机谷箱中，和新打下的试验田的稻谷一起过秤。 　　　　由于移植了四十亩水稻，收割需要很长时间，监收官员和参观宾客难以奉陪，只好将当天收割下来的一分零二厘五的稻谷，过秤后再经过演算，得出整块试验田的产量为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九斤，并得到监收官员的肯定，新立村人终于如愿以偿。 　　　　《天津日报》领导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本来决定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由报社编委林青挂帅，农业部主任张稚生负责，带领记者张宝山、章崇昭以及摄影记者等一套人马，提前开进新立村，把新闻、通讯、社论都基本写好，照片也拍出若干张。但是，《天津日报》领导在处理准备编发的稿件时，却颇费斟酌，决定送请市委审定。因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是毛主席来看过的，如果《天津日报》不报道收割的产量，向全市人民就交代不过去。反之，如果将这虚假的数字报道出去，大家知道，这是党报最忌讳的事情。据说张稚生将稿子送到市委分管农业的书记谷云亭同志面前。谷书记一脸严肃，沉思良久，最后拍板说：“只发一个消息，位置不要太显著。”结果，只在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第五版发了一条新闻，原先写好的社论、通讯都没有刊登。 　　　　新立村种水稻试验田，弄虚作假，谎报产量，是这样的明显，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人一眼都能够看出来。却没有一个党员干部当场予以揭穿，表示异议。连一向最讲实事求是的胡耀邦也不例外。满妹近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她的父亲胡耀邦的书。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也曾来津参观新立村（书上误写为杨柳青）收割水稻。他和大家一样没有说话，而是回到北京，在家人面前，才说出了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十二万斤是怎么一回事，给当时尚未成年的满妹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后来有人写文章讥讽“高产卫星”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的另一种表现。我们共产党人竟不如那位看到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的思想境界高。这不能不说是“大跃进”期间比新立村种水稻试验田谎报产量更为严重的问题！ 　　　　“大跃进”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久便开始反映出来。这就是连续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大闹饥荒，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少见的。 　　　　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后，毛主席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着不敢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他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着重提出讲真话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著作选读》） 　　　　1961年5月，刘少奇副主席对《人民日报》的工作提出批评。他说《人民日报》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给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刘少奇认为“大跃进”期间大刮浮夸风，《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他要求《人民日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大事记）。李锐在他所著《大跃进亲历记》一书中，表示赞成刘少奇的说法，认为“就高产记录不断产生出来这一点讲，《人民日报》当时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十年匆匆过去了。近闻新立村人过上富裕生活之后，在村里树立了一尊毛主席的高大的全身塑像，说是表示他们对五十年前亲临新立村的毛主席的尊敬和怀念。《今晚报》随即把这件事写成新闻刊登。但是，这是毛主席生前坚决反对的事。“文革”期间，以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为标志，全国兴起了大规模的造像运动。1967年7月5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批评“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我想毛主席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来新立村视察，对新立村人来说，未必是光彩的事。他们既在放水稻“高产卫星”这件事上欺骗了毛主席，又违背毛主席意愿，立毛主席塑像，就构成了错上加错。 　　 　　　　本文资料来源除已注明者外，还有张稚生：《一篇失实报道的感悟》，载《新闻人》第八期。 　　 　　本文摘自<夕阳晚情>网站 　　作者简介：谢燕，男，1929年出生，曾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

原文2011-12-15 发表于<夕阳晚情>网站  浏览：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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