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鹰展翅 　　 ——忆西北孩子抗战剧团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党把我派到西安，提任西北孩子剧团团长。从此，在党的关怀下，在西北青救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我们这个孩子剧团一共二十四人，其中女六人，男十八人。后派来音乐顾问一人。年龄在十四岁以下的团员占全团总人数的80%。团长十九岁，指导员十八岁。团员一律着淡色短袖上衣，阴单士林蓝色布裤，草帽，网球鞋。 　　我们打着淡绿色方形绸旗，上有红色火炬，中间排缀“西北孩子抗战剧团”八个大红字的团旗，奔赴关中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全团的全部财产是随身携带的几箱自制的服装道具。每个人的行李十分简单，除了身上的衣服和小铺盖卷外，几乎一无所有。当时组织上没有发过津贴零用钱。说也奇怪，二十多个孩子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很好，互相之间没有闹过意见，更不必说吵闹打架了。演出时个个认真，暇时一块学习游戏，谁也离不开集体。 　　 我本来是很幼稚的青年学生，比起其它成员来仅仅是经过了安吴青训练班几个月的革命启蒙教育；另外在前几年，只经过几次学生运动的锻炼，那时完全象小孩学步一样，踉踉跄跄地走路，学着干革命工作。 　　为了应付国民党活动方便，组织上决定让剧团以灰色面目出现。编了这么一段话：若问我剧团的来历，就说我在河南开封火车站遇到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都是在日寇的刺刀与炸弹下失去了亲人。他们四处逃难，乞讨谋生。我可怜这些孩子们，把他们召到一块儿，求好心人教点戏剧、歌舞节目。在演出中，向观众述说我们的不幸遭遇，控诉日寇残虐的暴行，这样募集到一些钱，来维持孩子们的生活。爱国之士看了孩子们的演出，就慷慨解囊相助，除了维持全团的清贫生活，还解决了添制必需的服装与道具。当时我们的募捐册上这样写着：我们是一群流浪的孩子，日本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父母惨遭杀害…… …… …… 　　为了生存，为了抗日，我们组成了西北孩子抗战剧团，恳切希望社会贤达，爱国志士资助。…… …… 　　西北孩子抗战剧团 　　年月日 　　存根 　　今收到 先生捐助我团大洋元 　　西北孩子抗战剧团 　　年月日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我带着王凯英、白定洲、李美心三个小同志先到杨虎城将军公馆募捐，说明来意后，受到热情接待，一次捐款一百元。我们打响了第一炮，个个无比兴奋激动。 　　 接着到赵寿山公馆募捐，得到捐款五十元。 　　除了向知名人士募捐外，为扩大宣传，我们还到社会上在广大知识界去宣传募捐。在西安、临潼、渭南等地，我们都进行了这一活动。 　　到中小学校召开教师座谈会时，我先介绍剧团的来历，又讲当时抗日斗争形势及必胜信心。要求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国知识分子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因此我们对教育界人士抱以更高的期望。随后，按着预定的准备，由李小英小朋友站起来控诉日寇暴行：“我叫李小英，今年八岁啦！我住在安徽省安庆市，日本鬼子丢炸弹，炸毁了我的家乡，炸死了我的爹娘，我的老师领着我，我夹着小包袱就走，几次回过头来，看看死去的爹妈，喊着我的妈妈呀！我的爸爸呀！我的妈妈呀！我的爸爸呀……”“日本鬼子真可恨！汉奸真可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使得全场顿时寂然，悲愤的怒火在人们心中燃烧，不少人凄然泪下。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踊跃地发言，相互激励，发出共同的心声：誓死抗战到底。 　　 每次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李小英的控诉都深深地拨动了人们爱国的心弦。 　　这样，孩子剧团的名声就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这是个流亡的孩子剧团。这样我们剧团首先在政治上博得了人民的同情；演出的节目大都是揭露日寇暴行，讲明民族当前的灾难，以唤醒广大群众起来共同抗战。经济上的收入也逐渐好转。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在西安，我团和丁玲的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记得那是在一个大庙的戏台上，先由我俩各自代表本团讲话。原先我准备讲两点内容，上台后看到台下人山人海，心慌了，结果只讲完一点就讲不出来了。晚上，大家开战斗总结会，小战友们纷纷向我提意见：“团长，你该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演出，但你没讲完就下来了。下次你一定要从头讲起，讲明白。” 　　 多么可爱的小朋友呀！这些小战士们虽然脸上充满稚气，可是他们牢记党的指示，随时随地宣传抗战，确实令人钦佩。我诚恳地接受批评。从那时起，每日清晨我都独自到校园里，操场上，对着没人的角落，以草木、运动器械为听众，大声练习讲演。经过不长时间，我的胆子大起来了，在人多的场合讲起话来也比较自然了。 　　剧团在西安一个多月，正好是党的第十七个生日来临了。没有想到我们团被邀请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会议。决定我们赴临潼、渭南一带演出。 　　组织上告诉我，临潼县的县长张锋伯要热情接待我们，并且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到达临潼后安排我们在临潼小学食宿和在县里演出，并免费让剧团成员去温泉华清池洗澡。 　　一次接着一次的演出任务开始了，而是多个孩子，能演出二、三拾个节目，场场取得很好的效果。多数的节目是由原工农红军剧社及陕北抗战剧团的节目改编而成。其中大多是富于儿童年龄性格特征的歌舞、活报剧、快板及救亡歌曲……等。由于形式新颖，小演员活泼可爱，加之这些节目经过长期锤炼，紧密结合抗战斗争形势，战斗性强，艺术性也不错，很能吸引观众。比如，《九一八小调》、《打回老家去》、《救亡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卖报歌》等。又如，《叮呤舞》、《乌克兰舞》、《海陆空军总动员舞》和《统一战线活报》，还有大生产的快板等等，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博得观众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 　　每次演出的当天下午或晚上，孩子们总要召开“战斗总结会”，总结评论个人工作的优缺点，例如，谁演的认真，谁出场慢了，相互配合如何，并研究下一次演出改进的办法。 　　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在西安出发前，组织上专门派来一名音乐顾问李季达同志到剧团来。他是四川人，二十五岁，是从大后方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一把精制的小提琴不离他的身。每次演出时为我们伴奏，当时他是少有的琴师、艺术家。他在生活方面不太注意小节，蓬头垢面，服装离奇，但他有一颗抗日的火热的心，因此孩子们和我都很尊敬他，喜欢听他拉琴。有他伴奏，台上孩子们表演得格外起劲，台下的观众也为他动听的演奏热烈地鼓掌。 　　每到一处演出，首先制订演出计划，包括节目次序的编排，各项工作分工等都分配给孩子们自己去做，演出前由较大的孩子将服装道具抬上舞台。彼此互相化装，画眉、抹红，演出后全体动手，争先恐后抢着干活，清理道具，整理服装，收拾布景，卸幕入箱。这做法既培养了孩子们热爱劳动的习惯，也增加了同志间的友谊和关心集体的精神。这些，在群众中特别是给学校师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演出宣传任务十分繁重，生活条件低下，加之孩子们长期艰苦生活，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不太好，特别是有几个八、九岁的孩子由于过度疲劳，夜间倒下就醒不了，有时尿炕。李小英是经常尿炕尿裤的一个。所以对他“特别照顾”，发给两条裤子。被子尿湿后总留下一片片黄色垢圈，大家开玩笑地说他是绘制地图的“小专家”。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取消这个绰号。当时我想，若有一个大人夜里值班就好了，每天夜里可以把孩子们叫醒撒尿。可是哪里有这样的条件呢？我虽然是成年人，也是倒下去就睡到大天亮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孩子的被库尿湿，白天有时还要赶路，又没有功夫晒。看着孩子们背着湿铺盖卷，晚上钻进湿被窝里，又冷又潮，天长日久会损害孩子们的健康。我很着急，后来终于想起一个办法。我在每天晚上临睡前，多加次宵饮——多喝两、三碗开水，夜间我就能起来了。这个法子果然很灵。以后夜夜如此，我每夜都能起来查两次铺，叫醒熟睡的孩子，撒尿或给盖不好被子的孩子压被子，小孩子尿炕受凉的问题都解决了。 　　二十四个小伙伴，天天在愉快地工作和学习。为了取得好的演出效果，经常要拔音、练声带，苦练舞步，有时演出前还要排练一次。工作中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矛盾，争论一些问题，孩子之间也会睹气生气。一次我查铺时，看到孩子们都睡熟了，唯独有一个女孩子在悄悄地呜咽。我就把她拉进我的被窝，问她为了什么事，再安慰两句，孩子得到了温暖便入睡了。第二天一切正常了。在孩子的心灵里是从不记仇的。 　　 我是团内最年长者，也是文化程度最高者。孩子们把我当成亲人，又把我当成大姐姐和老师。孩子们爱看书读报，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来找我。孩子们的求知欲很强烈，常常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天上为什么会打雷闪电？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上山费劲下山省劲？温泉的水为什么是热的？等自然常识问题，稍大一点的孩子还提出“人和动物有什么不同？穷人为什么会穷？富人为什么会富？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压迫剥削？什么叫革命？”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有时把我都问倒了。要准确地回答，我还需要翻一翻参考书，先学一步，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在临潼工作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除在县城演出外，我们还常到镇店地方宣传抗日主张，为农民演出。受到乡亲们的好评。我们常住在小学校里，教小学生唱救亡歌曲。 　　 在临潼比较顺利地完成演出的任务。根据组织的安排，我团向渭南开拨。 　　在陌生的渭南，我们远离党的领导。一群孩子在这险恶的环境中闯来闯去，确实令人担心。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遇到了驻守在同一个小学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同是国民党军队，但机械化部队的官兵和胡宗南陆一军一师的官兵不同，修械所的长官和技师多是知识分子。其中还有天津南开大学的大学生，在校时也参加过学生动，而且还是积极分子，有的还参加过“民先”。因此，头一次接触，彼此就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我和他们交谈中各自谈论学校中学生运动的情况，因为同是爱国青年自然谈得很投机。双方成为互相信赖的朋友。剧团的孩子们看到汽车、坦克很好奇，闲时便找到他们，到汽车坦克里玩耍。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群孩子，让我们学开汽车，告诉左拐弯、右拐弯、加油门、刹车停车的动作。每逢他们的假日，就看我们写字读报，同孩子们说说笑笑。因为彼此熟了，他们有些心里话也时常流露出来，他们常向我们讲：国民党陆军第一军第一师，以第一自居，歧视他们，刁难他们，限制他们。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深的。我们也告诉他们陆军一师还刁难我们，演出不让穿红衣服红绸，扮演工人不让拿斧头，农民不让拿镰刀，活报剧台词中“我们是抗日的陆军”、“抗日的空军”、“抗日的海军”。要改成“中国的陆军”、“中国的空军”、“中国的海军”，否则不准演。孩子们憋着一肚子气，都不愿意给他们演了。为什么大敌当前，连“抗日”两个字都不让说。 　　彼此之间越说越激动。他们表示，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忙。并邀请我们到大营连里去演出，说：我们喜欢听喜欢看，你们可以尽情地演。他们还主动提出和我们举行了一次联欢会。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的官兵和孩子们之间更加亲密了，互相同情的心凝聚在一起。 　　机械化部队的热情使全团十分感动。每逢我们外出演出，大家站在汽车上高举着团旗迎风飘扬，觉得自己很神气、有气魄，机械化部队的驾驶员开车路过胡宗南一师师部营房时，特意加大油门，一穿而过，表示出对胡匪的蔑视。我们觉得，他们是真诚同情抗日的，是真心帮助我们的，有这样的朋友地支援，使我们信心倍增。 　　通过和他们来往交谈，使孩子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对国民党的军队也不能一律看待。有的是真心抗战的，有的是坚持反共的，有的进步，有的反动。 　　到达渭南时间不太长，国民党陆军第一军第一师对我们要下毒手了。他们假借收编强迫我们就范扣留我们。 　　这出戏是从国民党陆军第一师政训处处长开始登台表演的。他派人找我去谈话，我带上自己的小随员——九岁的山西娃李灵心，这孩子聪明机灵，十分懂事，守纪律。我每逢出门办外交，都要带他同去。路近时，我俩携手步行。路远或不认路时，就同乘一辆人力车。我坐在车上，他就蹲在我的膝下。路人看来我就是大姐姐，他就是小弟弟。事先我俩就商定好当我谈判遇到困难时，他就装着哭，嘴里嚷着肚子疼，要装得逼真才行。 　　我和小灵心到政训处长的办公室，他盘问剧团的来历。开始时语调平和，问着、问着，声调就变高了，嗓门变粗了，而且面带厉色，杀气腾腾，想利用恐吓手段诈出真情。但是不管他怎样，我仍然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我们团的经历，一计不行，又施一计。政训处长又找我第二次谈话。我和小灵心又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先让我们坐下，然后指着桌上的厚厚两大本像册，说：“今天请你来看看这两本像册，像册里面的照片可不寻常啊，它记载着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多年来剿共的伟大胜利，请你见识见识，一定好好看看。”他的用意是想试探我，此刻我心中怒火万丈，想狠狠地回击他。但是，我想到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看看坐在身旁的小灵心，立刻冷静沉着清醒，自己的得失虽不算什么，万一暴露身份，二十多个孩子怎么办呢？组织的话立刻在我耳边回响。“一定要保持灰色面目，不能暴露政治色彩，如此才能生存，也才能在国统区活动。”我冷静下来了，毫无表情地打开像册，对上面的照片视而不见，漫不经心地一会儿揭完了册子。 　　他问：“怎么样啊？” 　　我说：“我看完了，但我哪里懂得。我年幼无知，孩子们没爹没娘，只懂得快点打走日本，我们还要回家上学呢？” 　　“可是，你们剧团里面有共产党啊！” 　　“我们都是流浪儿，哪里会有什么共产党呢？”我镇静地回答。 　　“有，那个满口四川话的人会拉小提琴，蓬头垢面，西服领带，穿着破皮鞋，……踢流答拉吊儿郎当的，他就是共产党！”这位处长大人目光紧逼我站起来厉声地说。 　　我假装大吃一惊，说：“我们半路上碰见他，他会拉琴，就请他伴奏，我们要演出，不能没有配乐，我可没问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错，他是四川人，是流亡的大学生，不愿作亡国奴，就答应当我们的剧团的顾问。” 　　“不错，他就是共产党。你们团里要是还留他，别怪我不客气，我就不允许你们活动！”他气势汹汹地说。 　　当时，这个突如其来的新问题，是无法向党请示回答的了。怎么办呢？我只好对小助手灵心说：“灵心呀，咱们可不知道李季达顾问是什么样的人，要不，咱们回去就让他走吧！” 　　小灵心会意点点头，说：“姐姐，快回家吧，我们问问他是不是共产党？” 　　盛夏天气，我心急如火，赶忙拉着灵心赶回住地。 　　 我和蒲云昭同志分析后，认为这明明是国民党顽固派找岔子。我们为了继续在国统区里工作，只好让李季达同志暂时离开，看反动派还施展什么花招。主意已定，我们找李季达同志谈话，我对他说：“你的工作很努力，很好，对团的工作支持很大。我们演出不能没有你，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应付国民党，为了向”西青救“领导上汇报工作，你应该暂时离开这儿。”蒲云昭同志说：“季达同志，你现在虽然还不是党员，但组织信任你，可以完成这次汇报的任务。”他就秘密地、坚定地、又是难舍难分地离开了我们。 　　 送走了季达同志，十六岁的刘炽单独承担起演出伴奏的任务。他能出色地吹奏口琴。有的节目，他扮演角色。怎么办呢？几个孩子主动要求替他出场。因此，所有演出的节目都没有受到影响。这时大家还不知道，更加严重的迫害还在后面。事实上剧团已经面临被扼杀的命运，孩子们和党支部将经受严峻的考验。蒲云昭同志鼓动大家说：“我们坚持宣传抗战，舞台就是我们的战场，多演出一场就多争取一些群众抗日。” 　　在此期间，我们的三八党支部成为剧团的决策指挥部。每出现情况，就要研究对策。说真的，我们党员太少，当时多么需要增加新的力量，看看哪个孩子更坚强些，支部就决定先介绍一位十四岁的“小鬼”汪大水入党。 　　这几天，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修械所李主任、关所长、高技师等朋友们非常关切地询问我们的情况，似乎很理解我们的处境。他们也看出来陆军一师政训处的用心何其险恶。 　　 已安排的演出仍照常进行。政训处长又差人来，叫我们去一趟。照例又是我与小灵心同志，这次一反常态很客气，约请我吃饭。我说：“谢谢了，全体团员知道你们审查节目不准讲‘抗日’，大家思想不通，闹情绪，我吃不下去这个饭。” 　　 处长大人说：“那好！就请诸位，全体团员吃一顿吧。” 　　几番推辞都推不了。不知他们又要玩什么鬼把戏呢？我于是答应了，但说定，饭后为你们官兵演出一场节目，以对长官的好心表示感谢。我们果真赴宴吃了一顿美餐，也向官兵演出了一场。当唱到《军民合作》歌中“我们军民要合作，嗨嗬嗨，赶不走那日本鬼子心不甘啦嗬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哪嗬嗨”这一段时，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放开嗓门，使尽全力唱出我们胸中的义愤，同时又向广大官兵做了宣传工作。 　　 又过了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天气转冷。政训处送纸条来又请我去一趟。我与灵心照例前往。几句寒暄过后，那处长大发慈悲地说：“夏天过去就是秋天，秋天一过就是寒冬。你们这个剧团，一群娃娃，没爹没娘，无依无靠，多可怜哪！我们一军一师大大地有钱，就是还缺个象样的剧团，你们编过来随军好不好？”又说：“那时你们属我管辖，随军演出，有吃有穿，汽车接送，不比你们现在好的多吗？生活上也就阔气啦，要发棉大衣，毯子，还有新军装。每月官饷不少大银洋，多好哇！”这位处长大人满以为很有吸引力啦，但见我态度冷漠，于是立刻露出狰狞的面目。 　　“嗯！不愿意！看来你们是有背景的！” 　　“背景是什么？”我假装听不懂，“我们恨日本鬼子，我们向官兵宣传抗日，还要向更多的民众宣传抗日，军民合作，团结打日本力量大，只要打败了日本你们高兴，我们也高兴。全国多少老百姓忍饥挨饿，吃苦受难，谁来打救他们，我们吃点苦算不了什么，人们募捐给我们能过得去就行啦！” 　　“什么？你们不归顺！”突然他拍桌吼叫起来，“这说明你就是有背景，告诉你，我叫你方圆百里寸步难行！” 　　这时，小灵心哇地一声哭了，嚷着：“姐姐，姐姐！我肚子疼，咱们快回家吧！” 　　我一边哄着小灵心，一边没事似的对那位尊严的长官说：“我这个团长也是孩子们推选的，这件事由不得我一个人做主，得回去同大家商量。” 　　“那什么时候向我回话呀？”政训处长官缓慢地拉长口气说。 　　“明天有演出，后天也有演出不行，起码要五天。再说二十几个孩子都懂事了，各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时间短了怕统一不了。” 　　“那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期限，到期一定要给我回话。” 　　暮色苍茫中，我们朝住地走去。灵心小声对我说：“姐姐，咱们可不能跟他们走，他们是大坏蛋。” 　　到达住地后，想起了修械所的李主任、高技师这两位“民先”同志，赶快找到了他们。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我接着说：“要是能回到西安就好了，在西安由西北青年救国会，还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那是我们的娘家。”他们听后完全明白了。怎么办呢？这里一师的戒备是很严的，要是半路被他们查出来，就麻烦了。经过反复考虑研究，李主任最后说：“就在今天夜里，我用汽车把你们送上西去的列车，估计现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如果拖延几天，就不好办了。” 　　我说：“那太感谢了，可是你们今后会不会遇到麻烦呢？” 　　“别说这些了，为了抗日的胜利，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你们，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一股暖流紧紧地联接起我们的双手。 　　“李主任，我代表全体团员向你们致敬！” 　　我急忙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找到蒲云昭同志，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在会上谈了上午发生的使人气愤和修械所热情相助的事。支部当机立断，做出决定：马上行动，准备连夜逃出虎口。 　　天已经黑了，时间紧迫，我们不点灯，开了全体团员紧急会议，小声简要地向大家传达了当前的紧急情况。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好战斗准备，打好背包行李，不动声色，不泄露秘密，不准离开集体，不准单独行动。即便去厕所也要结伴。 　　行装很快准备停当，就放在各自的草铺上，不点灯，不脱衣服，休息待命。此刻我一点儿也睡不着，静听着外面的动静。过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是后半夜了，户外有咳嗽的暗号声，我立刻起身，告诉小蒲同志：“行动开始了。”然后分别向一个个孩子小声传话“走！马上走！” 　　孩子们一个一个手提着自己的鞋子赤着脚，迅速带着背包出了屋门，因为在学校附近的一座楼房里，住着国民党的特务们。在李主任、高技师的帮助下，先把服装道具箱搬上了大卡车。预先告诉每一个孩子，上车要快而轻，前面的一人把后面一人向上拉，再后面一人推着前面的人上车。这样，孩子们有次序地一个一个爬上了车。要求遵守纪律在车上不允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打喷嚏，孩子们也都办到了。过去孩子们在陕甘宁边区，曾受过夜间军事演习的训练。蒲云昭同志在政治课中也常讲起进军作战的故事，夜攻阳明堡的故事以及守纪律的故事，这次是一次总测验，结果证明，孩子们的夜间行动完全合乎要求。 　　车是李主任和高技师亲自开的。外边漆黑一片，雷鸣电闪，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卡车篷里，二十多个小伙伴，个个坐在背包上，你挨着我，我靠着他，生死与共，紧紧地挤在一起。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条手帕，必要时可以掩住口鼻，防止打喷嚏、咳嗽发出声音。 　　车篷盖得严丝合缝，一阵闪电雷鸣后，狂风大作。只有一丝闪电光线射进来。一会儿，汽车开到了渭南城门的岗亭，把守城门的哨兵发问口令。车停下来，然后检查通行证件。哨兵问：“车上装的什么？” 　　“军械，炮弹！”李主任沉着、自然有度地回答。 　　哨兵打开城门放行，卡车顺利通过检查。车里的孩子们也都松了口气。这时雷雨交加，下起了瓢泼大雨。李主任、高技师给汽车轮上早已套上防滑的铁链，一路平稳地到了火车站。真巧，雨下得小了，我命令孩子们带好自己的东西顺序下车，然后排成一字队形迅速进站。李主任把早已买好的车票交给了我。我紧紧地再一次握着二位“民先”同志的手告别。二十四名小战士上了火车，火车大吼一声，徐徐地开动，从车窗口还能隐隐约约看见站台上两个身影。是这两位尊敬的朋友，热情支持我们的工作，又冒着危险护送我们脱离了虎口。

原文1996年7月 发表于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联合出版《踏遍青山人未老》  浏览：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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