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党校五年锤炼 实事求是一生坚守 　　 　　 谷 耀 　　 　　我的父亲谷云亭于上世纪40年代初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先后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和西北党校（后来合并入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约五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父亲又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一年。回顾这些宝贵的革命经历，我们感受到父亲正是毛主席为中央党校校训题词“实事求是”的亲历者、受益者和实践者，这四个金光闪闪大字也成为父亲一生坚守的座右铭。 　　 　　突破艰难险阻到达延安 　　1939年底父亲成为冀东区党委出席党的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初春从冀东经天津、平西、于4月初到达河北省阜平县晋察冀中央分局，向分局领导彭真和姚依林同志汇报工作，随后即随行军大队出发奔赴延安。赴延安出席七大的行军大队由李葆华同志带队，吴德、盛利声、鲁贲、阮伯生、栗再温、闫达开、姜占春、孟庆山、谷云亭、于志远等百余位由晋察冀几个区党委选出的党的七大代表组成。5月底当队伍行至太原以北的阳曲过同蒲铁路时，虽然是在夜间，但仍被敌人发现，前后方都被敌人封锁了，进退不得。在这场遭遇战中，代表团中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与地委书记吴建民同志牺牲，晋察冀边区农会副主任、北方分局委员姜占春等多位同志负伤。父亲在通过敌人封锁线，不得已把随身携带的有关冀东工作汇报材料（含冀东抗日根据地、游击队活动及开滦工人罢工斗争等内容）全部焚毁。经过艰难跋涉，行军大队于6月中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是各地赴延安的七大代表中最早的一批。 　　 　　在马列学院学习 　　因党的七大会议延期召开，根据中央指示，到达延安的地方与军队的七大代表进入马列学院和军政学院学习。 　　马列学院是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延安成立的，全称马克思列宁学院。校址设在延安城北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与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党中央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兼任院长。学院从1938年5月开办起到1941年5月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时，共招收过5个班即5期学员，加上为七大代表专门开设的两个班一百多人，前后共招收学员约八、九百人。 　　马列学院的教育方针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教育干部，注重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训练，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在教学和研究中，学院强调坚持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政治路线的一致，重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著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学院授课或作专题讲演。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都是给马列学院学员作的报告。作为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在学院也做过党性修养的报告。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章，马列学院都要组织学员认真学习和讨论。在延安整风前夕，毛主席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响应这一号召，马列学院首先组织学员学习，并成立了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际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室。 　　 　　1940年6月父亲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深刻认识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这一年的时间的学习为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院，他又转到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 　　 　　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整风 　　1942年2月中央党校改组，学员分为一部和二部。原中央党校学员中的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组成党校一部， 同时军事学院的高级班也合并到一部， 一部主任原为黄火青， 后又改任秘书长。二部学员为原中央党校学员中的地方中级干部 (县级干部 )和军队团级干部， 以及新入学的中级干部，张鼎丞任部主任。 　　1942年2月根据组织安排，父亲由中央社会部训练班转入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并在那里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审干。 　　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于1942年2月1日下午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为党校开学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著名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深刻阐释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宗旨和步骤方法，揭开了全党整风的序幕。 　　毛主席为中央党校多次作报告，讲得最多的是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除了《整顿党的作风》还有《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和时局》等。周恩来到党校讲过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形势面面观。张闻天、陈云、周扬和杨献珍等人都曾在中央党校讲过课或作过报告，学员们称之为听“大报告”。按照规定，学员听报告后，都要在小组或班会上讨论消化。在讨论中学员可以自由发言。一般是上午听课，下午讨论、自习。 　　 　　马国瑞同志（曾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中纪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在1990年撰写的文章《忆战友云亭》中谈到：我是四十多年前在延安中央党校认识云亭同志的。为了参加党的“七大”，我从冀南、他从冀东，到了延安。“七大”延期召开，使我们共同学习和工作了好几年。起初，我们一块儿在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整风文件，参加整风运动。云亭是整风小组的组长，在学习上是很刻苦了的。对中央整风的文件和马列主义有关整风的著作，他总是认真地阅读、做笔记，反复地思考，深刻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学习，按照中央“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云亭同志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的实际，进行对照检查，有的放矢地写出了思想自传，首先在小组会上念了，让大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他对大家的意见，只要符合他实际情况的，都能虚心地接受。同志们感到，他的思想自传是深刻的，实事求是的，对大家写好自传起了带头作用。 　　全党普遍整风结束后，1943年3月20日，为了让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中央党校归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毛主席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毛主席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提出了三个办校新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毛主席非常重视中央党校工作并充分利用党校这个阵地，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教育干部，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和理论工作者，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毛主席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据《彭真年谱》记载，1941年底，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向毛主席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问题，毛主席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两个礼堂，都是学员们自己建起来的。在建造过程中，从设计图纸到运送材料、建房等，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大礼堂规模很大，能容纳千余人。大礼堂将要竣工时，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上校训题词。一说到题词，大家首先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老先生。但范老先生试着写了几条，自己并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主席写。毛主席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饱蘸浓墨，挥毫写下“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图1）。大礼堂于1943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纪念日竣工。毛主席的题词被刊刻在四块方石上，嵌于礼堂正门上方（图2）。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转移，延安军民将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石刻取下，埋入地下。1955年在延安师范学校基建施工时被发掘出土，并收藏入延安革命纪念馆。（一说是在1947年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遭到破坏，这四块方石被倒塌的墙壁埋住，因而得以完好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大礼堂废墟时，找到了这四块完好无损的方石。） 　　 　　在西北党校工作 　　1943年8月结束了在中央党校一部的学习，父亲和马国瑞同志一同分配到中共西北局党校工作，马国瑞任副校长，父亲任二区主任。西北党校的前身是陕甘宁边区党校，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边区党校改称为西北党校，校长为习仲勋。这时西北党校下设三个区，共有二十几个党支部。学员也由四百人增到八百人左右。学制一般是一年。学校的教学不只重视学员政治素质的提高，还重视学员文化素质的提高。 　　由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扩大培训党的干部， 中央党校又相继办起了三、 四、五、六部四个分部。于是，1944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决定将西北党校合并入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五部和六部。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这个时期， 中央党校由原来的一千多人， 发展到学员三千余人、工作人员三千余人。这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学工人员人数最多的时期。 　　 　　在中央党校六部工作 　　1944年秋， 原西北党校二区学员划出，成立了中央党校六部。马国瑞任部主任， 父亲任副主任。六部有学员有六百多人，分为二十几个支部，地点在杜甫川马家湾。 　　马国瑞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回忆：云亭同志在六部做了大量工作，经常深入支部了解学习情况、掌握思想动态，和同志们谈心，交换意见，进行自我批评，消除隔阂，很好地团结了大家。在部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学员们心情舒畅，努力学习，提高了觉悟和理论水平，把思想统一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上来。 　　 　　“来延安整风学习，就是要学习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王维奇（曾任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后来回忆：当时我是六部二十一支的支部书记。我的窑洞离云亭同志的窑洞很近。每到晚上，他经常到我们住的窑洞聊天。由于他对人宽厚热情，平易近人，我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有什么思想有什么话都给他说。他就是这样通过漫谈，不断了解、掌握我们学员们的思想，从而循循善诱地进行了有效的思想工作。对整风学习，部领导特别强调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习”为中心内容；支部并结合学习，实事求是地把“抢救运动”遗留问题，重新加以研究，以帮助这些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当时这项工作由谷云亭同志主持。在云亭同志的领导下，对一些同志的“参加反动组织”、“特务”等问题，逐个地通过调查研究，本着对党负负责，又对个人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解决了。这对我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何本着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精神解决问题，极有帮助。记得有一次民主酝酿改选党支部。那些天，我的心里十分不安，害怕群众再次选我当支部书记。在云亭同志来我住的窑洞时，我就向他诉说了我心里话。我说：“我来延安党校是来学习的，机会难得，可是现在看书学习的时间有限，不能像同志们那样深刻钻研文件，很多时间要耗费在为学员们服务上，这还不用说，而这个服务又是吃力不讨好的，每逢酝酿选举，总是批评一大堆，有许多意见是很苛刻的。何苦呢？！就是再选上我我也不干了。”云亭同志听后笑了。他问我：“你来延安究竟是干什么来的呀?”我说：“来学习呀。”他说：“是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吗? 有五、六十双眼睛盯着你，对你的一言一行提出意见。你如何吸取那些积极而有益于工作的意见，这不是最好的学习吗？来延安整风学习，就是要学习党中央实事求是的好作风。”一席话把我的思想打通了。 　　 　　 “这里没有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 　　陈野萍（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顾委委员）曾撰写文章回忆在中央党校六部的整风运动经历：绝大多数的学员都是新到延安的，全部学习完全按《整风文献》有步骤地系统地进行。学习按照粗读，精读，联系实际，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漫谈，讨论，典型报告，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等等一系列的方法，理解问题确实深刻得多，扎实得多了。六部按照二部的方法，但不完全照搬。因为学员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具体做法也就有所不同。六部有一个特点，绝大多数学员没有经过“抢救运动”，避免了“抢救运动”的“左”的做法。这里没有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的母亲林枫在太行山邱县县委任宣传部长。1943年夏，党组织决定派她赴延安参加整风，一路上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直到严冬才到达延安。她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六部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春又转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亲身经历毛主席向戴错帽子的同志敬礼致歉 　　1945年2月15日，毛主席在向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时，十分坦诚地承担了“抢救”运动的责任，并向戴错帽子的同志敬礼致歉。他在谈到审干问题时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 他的这一番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毛主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高大形象成为中央党校全体同志终身难忘的记忆。 　　事实上，正是利用中央党校这一平台，毛主席对七大代表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教育的形式，就是进行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后的七大代表，不论在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从而为党的七大的成功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1945年4月至6月父亲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爱护干部，知人善任 　　抗战胜利后，父亲离开延安于1945年10月回到热河解放区，向冀热辽中央分局的同志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精神，之后便留在分局组织部工作。那时从老解放区挺进东北的干部多数是从密云、平谷、遵化、迁安等各长城要塞经过辽宁和热河进入东北的。当时分局组织部只有几个人，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父亲热情接待经过承德的成百上千的干部，紧张而勤恳地工作。他总是耐心细致的作思想动员工作，对过往干部认真的介绍情况，讲明任务，在生活上妥善安排。使得这一大批经过艰苦战争的考验、对党忠心耿耿干部，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奔赴前线。而他爱护干部，知人善任和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也给许多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贯彻中央精神，纠正“左”倾错误 　　1946年冬，父亲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时，组织上派他到内蒙林东昭乌达盟考察土改工作。他就住在盟委机关，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对组织交给的工作认真负责，对当地土改中出现的一些过“左”现象，进行细致地分析，慎重地执行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政策，使“左”的现象迅速纠正，稳定了局势，为支援解放战争打下了基础。 　　1947年9月，父亲调任冀东区党委常委、十五地委书记。据李运昌同志（时任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回忆：当时的冀东地区由于土地改革中有“左”倾错误，普遍存在着侵犯中农利益和乱杀人的偏向。在所谓“贫雇农路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当家作主”的论点下，在整党过程中采取了“搬石头”的错误做法，不加分析地将大批干部调离工作地区、单位，伤害了干部的情绪。在农村中错误地停止了许多支部的工作，处理了不应该处理的党员。由于以上原因，十五地区开展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云亭同志在十五地委主持工作两年时间里，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转发的“绥德黄家川土改后期纠偏，整党工作经验”的精神，使十五地区在侵犯中农利益，错误对待干部问题，农村整党工作中存在的偏向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稳定了局势。他在十五地委那种实事求是、和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深为冀东十五专区广大干部、党员、群众所拥护和尊重。 　　 　　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 　　 中央马列学院于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迁入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学院的规模不断扩大，机构逐渐增多。195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献珍任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 　　中央高级党校将学员分为几个班：省部军级领导干部的研究班、司局级干部的普通班、各省市相当于厅局级的新闻单位负责人的新闻班、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理论教师及党委理论工作部门干部的师资训练部、各地理论教师的短期训练班，以及少数民族干部班。 　　1955年9月父亲进入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第一期学习。在研究班一年时间里又一次认真系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理论水平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 　　 　　父亲中央党校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关于河北省农业生产的指导思想问题》，论文分为：总目标和实现总目标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全面发展，统一安排，互相推动；优先发展粮食作物，不放松其他经济作物的增产；适应地区特点找出最主要的措施；渐进与跃进；抓紧当前，准备长远；制定与执行农业计划采取的方法等十个部分。论文发挥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结合他回乡实地调查研究，全面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对河北省农业生产的指导思想问题加以深入分析与思考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思路与方法。全文约1.4万字。 　　 在这篇毕业论文中父亲总结到：“今年应在过去经验总结基础上继续前进，不前进是不对的。首先应该注意总结与推广本地区农民中的先进经验，这比较可靠，易于为群众所接受，易予推广，这在天津专区还收到很大效果。在推广别处的、别省、别国先进经验时，一定要有步骤，不可冒进，根据先慢后快的规律办事，由重点试验，到普遍试验，到全面推广。不去试验新经验是保守主义，没有经过试点就普遍推广是冒验主义，经过试点已证明成功，不大力组织推行仍然象小脚女人走路一样也是保守主义。有条件不办就要犯保守主义，没条件硬要大办就要犯冒险主义，这两种毛病都是容易犯的。不进不对，是老保守，在渐进阶段硬要跃进就是冒进，条件已成熟可以跃进而不跃进也是保守。”“每个县均应根据自已特点，确定哪些措施是主要的，把主要力量放在主要措施上，把人力、物力、资力集中使用，不应千篇—律，必须根据本地具体条件出发。” 　　 　　父亲在河北省工作期间，经常去各地作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及河北省许多地方。每逢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休假期间，他充分利用那几天的休息时间，闭门谢客，总结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将平时搜集记录的资料拿出来，专心致志地钻研，针对不同地区总结出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切实办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既不搞盲目大发展，也没有大砍合作化，而是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注重调查研究，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1958年5月中央决定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河北省委由保定迁至天津，天津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会城市。在省市领导干部交流中，省委决定派父亲到天津市任市委书记处书记，保留省委常委，不再兼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父亲不计职务高低，毅然接受组织决定到天津工作。父亲在天津工作期间曾主管过农业、政法、工会、共青团、妇女等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中经常他经常深入基层，到下面一线去调查研究。 　　 　　“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 　　据曾经长期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陈阜同志回忆：在政法工作中，云亭同志经常直接深入到各机关抓第一手材料，亲自过问案情，一丝不苟，有时亲自抓办案，坚持按政策办事，不放过一个坏人。每次市委讨论案件时，他往往在十分关键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案件他要求了解细致情节，有时下级被问得答不出来，而他一定要把细节弄清，再根据事实量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云亭同志大胆提出对案犯不能只看其出身、成份，而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并将这一观点化作具体行动，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办案质量。有个别案件虽是经过他审批，后来又查出了否定情节，他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定。他说：“不能因为是我审批的错了就不否定，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不仅反映了云亭同志的胆略和气魄，更重要的是能使天津市的政法工作少犯错误。他实事求是的办案指导思想，确实是培养、教育了一些法律工作者，并形成了好的办案传统。 　　 　　 “不要吹牛，要实实在在的做些工作” 　　父亲到天津市委工作不久，正赶上“大跃进”时期，有些同志头脑发热，在城市里也想搞“一大二公”的公社，有的区委领导同志到市委请示主管街道工作的父亲，要把全区搞成一个大公社，父亲不同意这么做，他说：“还是稳当一点好”。 　　徐光同志（曾任天津市妇联主任）这样回忆：云亭同志有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真正运用于指导实践，他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58年全国搞人民公社化，这股风也刮进了天津市，城市里也搞起了人民公社。大家的头脑都比较发热。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河北区鸿顺里作为共产主义的雏型来抓。一家一户的小房被拆掉了，建成了“共产主义大院”，盖起了“共产主义大楼”，提出了“人人共生产，户户无闲人”的口号，实现“生产、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真是鼓噪一时。许多省、市的代表来津参观学习，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来视察。为此，天津日报准备发社论，曾多次请示主管街道工作的云亭同志。但他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他对报社提出的“共产主义大楼”、“共产主义萌芽”这些标题都不同意。他说：“咱们不要吹牛，要实实在在的做些工作。如果这样子就叫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的标准也太低了，革命还有什么奔头”，又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这些现在都不具备，何况鸿顺里的经验能否站得住，能否坚持，能否推广，还有待于进一步考查，所以叫‘共产主义大楼’我不同意，只能叫‘社会主义之家’吧！”现在回想起来，云亭同志凭着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这种大轰大嗡的做法进行了抵制，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谁有条件谁搞，咱们不搞” 　　 徐光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1959年全国妇联指示各省、市妇联，要求在城市街道中搞妇幼工作“一条龙”，从孩子出生到上学全由街道包起来，要建产院—妇幼保健院—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一条长龙”。这在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办到，硬建起来也是主观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我们当时并不冷静，也想在天津搞个试点。我们向云亭同志汇报后，他明确指示我们：“这样搞是不切实际的，咱们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谁有条件谁搞，咱们不搞。”当时，不少街道公社搞了民办食堂，有的还摘“吃饭不要钱”的试点，到处办主食、副食花样展览品尝活动，有时候去请云亭同志参加。他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一次也没有出席过。 　　 　　 “弄虚作假欺骗人，我才不去” 　　1958年夏季，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指引下，各地竞放“高产卫星”，报纸上每天都登载这方面的新闻。东郊区（今东丽区）新立村在一块水稻试验田移植了四十亩水稻将当天收割下来的一分零二厘五的稻谷，过秤后再经过演算，得出整块试验田的产量为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九斤。于是搞了一个“亩产12万斤稻谷”的庆贺典礼，邀请省市领导和中外记者参加典礼剪彩并拍照。父亲对前来邀请他参加典礼的干部说：“他们弄虚作假欺骗人，我才不去呐”，拒绝出席典礼。 　　 天津市委研究室谢燕同志在《新立村放水稻“高产卫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天津日报》领导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本来决定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由报社编委林青挂帅，农业部主任张稚生负责，带领记者张宝山、章崇昭以及摄影记者等一套人马，提前开进新立村，把新闻、通讯、社论都基本写好，照片也拍出若干张。但是《天津日报》领导在处理准备编发的稿件时，却颇费斟酌，决定送请市委审定。因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是毛主席来看过的，如果《天津日报》不报道收割的产量，向全市人民就交代不过去。反之，如果将这虚假的数字报道出去，大家知道，这是党报最忌讳的事情。据说张稚生将稿子送到分管农业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同志面前，谷书记一脸严肃，沉思良久，最后拍板说：“只发一个消息，位置不要太显著。”结果，只在报纸的第五版发了一条新闻，原先写好的社论、通讯都没有刊登。 　　 　　“不要怕，实事求是嘛！” 　　父亲在分管共青团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作为学生家长他曾应邀到天津市一中图书馆与青年学生面对面座谈，了解学生思想，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沙小泉同志（曾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市的共青团工作：“当时我市和其他省市一样，共青团的工作重点第一位是青年工人，其次才是学生。云亭同志提出，团市委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各级学校学生方面。他说：工厂里有党和工会做工人群众工作，共青团开展活动，常常要同党、工会争青年工人的的业余时间，而学生中除大学有个别党员外，只有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学校里的工会只是做职工的工作，不做学生的工作，所以，全市几个群众团体应有分工，共青团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大、中、小学学生方面。我觉得云亭同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但思想上有些顾虑。我问：天津是一个工业城市，这样做同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没有矛盾吗？改变全国、各省市和我市的传统做法没有什么问题吗？云亭同志笑笑说：不要怕，实事求是嘛！” 　　 　　放宽政策，调动社员开荒种闲散地的积极性 　　父亲主管郊区农业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农村、田间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贾林（曾任天津市农村工作部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和蒋振宝（曾任天津市农科院院长）在他们的文章《高尚的品德、忠诚的战士》中这样回忆：云亭同志为恢复和发展郊区农业生产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机。每次在开会研究问题时，他都能对问题进行正确分析，果断地作出决定。六十年代初期，针对当时农村大量荒废土地的情况，他主张放宽政策，以调动社员开荒和种闲散地的积极性。针对当时社员干活大帮轰，出工不出力的情况，他支持我们搞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试点，肯定我们搞的稻田管理包工到户和大白菜包产到户的试点经验。与此同时，他还领导制订了一系列鼓励社员交售农产品的奖售政策。所有这些，对当时恢复和发展郊区农业生产，改善城市副食品供应，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那形而上学风行的年代，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天津郊区素以种植小站稻闻名于全国。小站稻，米质好，营养丰富，产量高，农民种植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水源需求的增加，接连几年上游来水日见减少，严重威胁着水稻生产。当时市委曾作出指示，为了不使生产受到严重损失，把水田改为旱田，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据曾任市农村工作部副主任的程学文和肖笛二位同志回忆，当时很难预测1964年气候是否会延续前几年的干旱情况，在考虑这年生产布署时，云亭同志果断地指示：有水时就种稻田，无水时就种旱田（即简称有水种稻，无水种旱），作好两手准备，以对付老天爷。果然1964年上游因下大雨，河水增加，郊区农民积极准备扩种稻田。可当时，有关部门死死抓住市委稻改旱的指示，严格控制水稻面积。云亭同志这时挺身而出，指出：今年水多了，为什么不可以多种一些？结果，这一符合客观形势（水源充足）和广大群众迫切要求的意见得以顺利贯彻。这一年郊区水稻种植面积到达100多万亩，是那些年水稻面积最多的一年，水稻获得大丰收，总产九亿多斤。秋收时，农民和管农业的干部深深感谢谷书记。现在回忆起来，在那形而上学风行的年代，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别人的经验符合你们那儿情况的你们就学，不符合的就不要用” 　　1964年全市开展“四清”运动，父亲任郊区四清工作总团政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书记。1965年春，陈伯达跑到南郊区小站地区“蹲点”搞社教，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击一大片。他下车伊始就给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同志和原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等一些同志，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并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并把他搞的这一套称作是“小站经验”。当时上面要求在全国推广“桃园经验”的同时，在天津还要推广“小站经验”。总团和分团的同志请示父亲“咱们怎么办？”父亲回答：“毛主席一向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凡是别人的经验符合你们那儿情况的，你们就学，不符合的就不要用。” 　　 　　“不要到小站去了解情况，不要到小站去‘取经’” 　　 贾林和蒋振宝同志在他们的文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农村四清运动：云亭同志思想敏锐，领导工作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1964年冬，农村社教工作队进驻南郊区的部分社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云亭同志是农村社教总团政委，和我们一起住在南郊咸水沽。运动刚开展不久，有些社队就发生了乱批乱斗基层干部的问题。云亭同志发现后，连夜把我们找去开会，和我们一起学习文件，分析情况，研究扭转偏向的措施，从而使刚刚出现的偏向，及时得到了纠正。在当时那种气氛中，以及在陈伯达的高压之下，云亭同志为了保护这些同志，尽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云亭同志对陈伯达在小站搞的一套，始终不满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陈伯达到天津后，他很少去见他，同时，他还一再嘱咐我们，不要转发小站的材料，要求总团的工作人员不要介入小站的社教，不要到小站去了解情况，并让我们转告各分团负责人，也不要到小站去“取经”。云亭同志的意图，当时我们还不太理解，后来才逐步认识到云亭同态确有远见卓识。陈伯达是听到哪里有劳动模范，就派人到那里拔旗。云亭同志很怕不实事求是地拔了白塘口李吉顺和灰堆万玉明二面劳模旗子，抽调二个工作队提前到两个村搞“四清”。他这些决定，体现了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基层干部的关心爱护。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郊区社教运动，没有陷入“小站经验”的邪路，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免遭乱批乱斗之苦。 　　 　　身处逆境，依然坚持原则 　　由于父亲长期从事和主管组织干部工作，于是“文革”开始后，各地组织机构和“造反派”到干校、“牛棚”找他外调了解干部情况的人很多。其中有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用尽各种办法对他进行威胁。父亲虽然身处逆境，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介绍情况，每次都能够以对党忠诚、对干部负责的精神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如实形成外调文字材料。 　　 　　“靠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 　　沙小泉同志在她的文章《青年的擎友》中回忆：“云亭同志平易近人，他说话不多，思想深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常常以辩证唯物主义加以分析。我从云亭同志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很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最难忘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在一次批斗会见到云亭同志的情况。那时市委己不能正常工作，我已多次被‘揪斗’，没有办法找云亭同志，也不能同别的同志谈话。有一次在体育馆开批斗会，会前，几个红卫兵把我推进一间小屋子里，我看见云亭同志已坐在那里。他更加消瘦了，但神态还是那样泰然自若。红卫兵们进进出出，我趁他们都不在屋里，赶紧问云亭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理解？云亭同志明白了我指的是什么，他说：我和你一样不理解。我问：没有办法找领导了，也没有办法集体讨论，遭到这种问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谁也不用找了，就靠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凭自己的党性决定言行吧，不是说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吗？” 　　 　　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 　　197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任天津市委书记。在接受兼任市委组织部长、全市落实政策总负责人的工作时他表示，工作需要他兼职，他就兼职干，按党的原则去办，但别人不能乱干扰。十年动乱后的烂摊子，积案如山，许多领导干部长年没有适当的工作，同时许多工作又没有懂行的人去做。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错必究，夜以继日地解决文革遗留下来的大量冤假错案，积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挑起了超负荷的重担。他要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让更多的同志早日恢复工作，这就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沙小泉同志在她的文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最后一次见到云亭同志是在1978年初，当时已打倒‘四人帮’一年多了，但天津仍是解学恭捂着盖子。我在北京有机会见到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天津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希望天津的同志们自己努力争取解决天津的问题，中央是会支持的。他问我，云亭同志身体好吗？要我向云亭同志转告他对他的问候，并把他的话告诉云亭同志。 我到天津后赶紧把这一情况详细告诉了云亭同志。云亭同志听后郑重地说：我明白了。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处境很困难啊！然后他又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明白了，我努力争取。” 　　 过度沉重的工作负担终于压垮了父亲，1978年初夏他在和一个干部谈话中突发脑溢血倒下了......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父亲在他的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始终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努力学习践行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一生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襟怀坦荡的高尚品德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方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前，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韧不拔、满怀信心地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参考文献： 　　1.《谷云亭》安岗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年 　　2.《中共七大轶事》李蓉，人民出版社 2009年 　　3.《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湛玉梅、罗平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 　　4.《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党校教育史研究组，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 　　5.《延安中央党校生活琐忆》陈野萍，《红岩春秋》2007年第2期 　　6.《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党校》陈模，中共党史资料 2008年第2期 　　7.《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中央党校》王仲清，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5年第6期 　　 　　 　　（原文在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刊《民族魂》杂志2020年第1、2期刊载） 　　 　　 2020年2月27日 于天津

原文2020年3月 发表于《民族魂》2020年第1期、2期  浏览：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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