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河南省卫辉市城里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父亲教我长大要上学读书，一生靠自己生活才不受欺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并向华北地区狂轰滥炸。当时我刚高小毕业，为了求自身的解放，也为了增长知识，将来报效国家，与亲戚结伴到开封考上了北仓女子中学。 　　 北仓女中是个私立中学，在当时是比较闻名的。她有优良校风和好的学习成绩。校长马戢武是位开明，治学严谨的好校长，校中师生无隔阂，生活朴素，纪律严明，更重要的是经常不断地请来有真才实学，思想进步的教师。她不惧怕当局的压力，也善于与当时反动政府周旋。我的姑姑先我两年就学于此，给我良好的印象。在我一九三一年考入北仓女中读书的四、五年间，看到马校长当时五十多岁，治学态度十分严格，他请教员的态度是不分党派，只要他认为谁能把学生教好，就请谁来。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他放弃公立学校的优厚待遇，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到这个规模小、条件差、困难重重的私立女中来。他热心于女子教育，同时他认为：私立学校少一些官方辖制才能有所作为。他是老同盟会员，厌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在河南省教育界有许多朋友，在社会上很有威望。他十分关心学生的体育成绩，北仓的体育在省里也是第一流。他曾经选聘德才兼备的楚图南、冯素陶、柯仲平、罗绳五、李炳之、谢瑞陛、曾次亮等思想进步和共产党员的教师。在这样的教学土垠中不正适宜于革命种籽的成长吗？它早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危拱之大姐就曾是中国革命中享有盛誉的一代女杰呀！ 　　 北仓女中校风好，艰苦朴素，校服是白布（或蓝色布）上衣，黑布裙，不许擦脂粉或戴其他装饰品。学生自己管伙食，自己洗衣缝被等，一律住校严格管理，刻苦学习。校方克服困难购进哲学、社会科学和初浅的马列书籍，进步刊物杂志等组织学生开展读书会、出壁报、演抗日剧和名剧《日出》《雷雨》等。记得在演话剧《东北的一角》中我还扮演“喜多大将”哩！ 　　一九三四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开封省立女子高中。校长鲁鸿瑾及不少教师曾为北京师大毕业的高才生，她（他）们朝气蓬勃，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专心致志地办学。记得校歌中：“自由平等为我力争，日新又新古圣盘铭。斩荆棘，披草，贵任莫与竟。毁桎梏，破樊笼，现代新女性。目的真美善，群策群力行，精神智仁勇，自治共兴荣。” 　　在紧张的学习中，我们又请代数教师王仲之为我们八人的世界语小组教世界语。这中间既是组长又是学生会主任的陆冬年和我等六人是当时的学生会委员，同时还开展“新文字”运动（即汉子拉丁化）。这些学习与当时的学生运动结合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到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我上高二，当局无故将女校长鲁鸿瑾撤职，派来个国民党复兴社的朱某任校长。当时的教员渐渐地讲起反动东西，如马太福音几章几节……更可恨的是突然在一个秋风扫落叶的夜晚，朱勾结开封市国民党谍报处无故逮捕了省立女中四位进步教师。次日学生会的同学质问朱校长，他流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并说：“你们念书去吧，此事不用你们管！”同时学生中的奸细分子也表现出胜利的姿态，要厨房作“喜面”吃。我们学生会和广大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学校当局和全校师生积极营救四位老师。校长仍是持冷酷态度，于是我们就发起赶走朱××的斗争。此时正是十一月的下旬，我们串联全校同学，在一天两堂晚自习的中间晚八点打铃时，大家每人手持童子军棍或其他可以找到的“武器”，冲上校长楼去捉拿他讲理。这些姑娘们第一次发出怒吼，气势磅礴，俨然是一支天真可爱的“娘子军”啊，这吼声惊来了市里三个区的众多的警察。他们跑步进校，进校后就对天鸣枪，包围了整个校园。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有些害怕，但大家手拉着手，臂挽着臂，心里想着要营救四位进步的好老师时，什么也就不怕了！ 　　当我们重重叠叠围困着校长办公室时，校长将其门紧闭吓成了一团，那时还有一个教育厅的人也在校长办公室内，从玻璃门窗处看得清清楚楚。警察赶到校办门口，我们喊口号，并砸坏了那里的钟表什物，同时有的同学愤怒中砸碎了显微镜等教学设备。持续斗争了一个小时，十几名警察闯出一条小路把朱校长和那个教育厅的人背走，钻进门口汽车里跑了。 　　我们坚守阵地，在校园斗争了两天两夜。教育局来人宣布学校受共党煽动，高初中全部解散，并宣布将学生会主席陆冬年、赵家英与我等十一名学生会委员统统开除学籍。 　　我们被赶出校园，走上街头，在那寒风冷雨中看到开封男一中的同学们，也正蜷躯在商店门口，比比皆是啊！ 　　 一九三五年，正是东北三省沦亡四年之后，蒋介石又与日寇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大地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不去打日本，却派出大批军警用枪炮对准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这样更激发了知识青年的反蒋抗日的斗志。 　　被学校开除后，我在开封同学家稍事停留，得知当时北京同学来信讲：“一二九”学生运动已在京开始行动，我因已没有学校可上，只好迅速回家乡，参加那里的运动。在家乡的几个中学也有熟人，就参加他们的行列，请愿、卧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的斗争也很激烈。全国爱国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学生们冒着危险和严寒，跑到火车站，爬上火车一连几天几夜愤怒的要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说理去！ 　　 寒假在不平静中渡过，我们这十一位被开封女中开除的同学（除个别去北京转学外），被母校北仓女中全部接收了，当时楚图南、冯素陶同志两位老共产党员在北仓女中任教，冯先生第一堂作文课让我们自命题，我写了《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文受到老师的赞扬。 　　回到母校的一年中，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更加嚣张。我们又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援绥斗争中我们成立了军训队，孟平当队长，我当副队长，准备学好本领奔赴绥远前线，为此请体育教师娄先生教我们军事课，出抗日壁报，高唱抗日歌曲。如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作主人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终于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逼蒋抗日，在西安以东的华清池武装兵谏，逼蒋抗日，威震九州的“西安事变”，真是大快人心啊！ 　　 就在此时我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斗争中更加努力，要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一九三七年暑期我高中毕业了。当时北京的几所大学都在武汉招生，美丽的珞珈山没有吸引住我，考试完毕，没等发榜我就想参加革命去。当时看到长江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军舰蠢蠢欲动，我们这个“东亚病夫”的中国，如果打不走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当亡国奴。我决心暂且放下读书生活，“担负起国家的兴亡”，先去打日本。当时天真的估计，有二年时间就够了，两年后再去上大学也不晚呢！谁知一连苦打了八年。 　　“一二九”学生运动已过去六十年了，当时的小青年现已都年过古稀，回忆过去峥嵘岁月，展望未来祖国昌盛，不胜欣慰之至。

原文1996年7月 发表于中共天津市卫生局委员会编辑出版《血与火的洗礼》  浏览：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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