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云亭是我大叔，（我父亲与他是叔伯兄弟）。1931年，他在栾师读书时，因为在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后他被滦县驱除出境，回到家乡丰润县刘家营村。 　　在此期间，他主要是在村里的小学校活动，白天在学校看书报，与学校的老师关系很好。当时的两位老师，一个是梁万砣，另一个是谷清泉。 　　晚上到了掌灯时，就开始办夜校，夜校的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以扫盲为主课。谷云亭和小学老师一起做教员，完全是义务教学，一点儿报酬都没有。夜校一般是九点钟下课。 　　下课后要留下八、九个人，我们这些人通常活动到半夜一、两点钟。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听谷云亭讲课，内容是：社会发展史、科学知识、宣传无神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也教我们唱歌，歌词中有“国难当头，中华儿女要有民族气节……”。 　　1933年初，农历正月初四那天，村里来了一辆马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穿着皮鞋带着眼镜。当时我和村里其他孩子在村口玩，那人走过来问我们：“谷云亭住在哪儿？”孩子们回答：“住在后街。”我当时就给他指了一条远道，自己抄近道跑回家了。把来人的情况告诉云亭大叔。后来才知道，那人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接云亭去上学。从那时起我们直到1936年才见面。 　　1935年至1936年期间，冀东地区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街道上常看到张贴的宣传画，把共产党画成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怪物，画上还写着“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如洪水猛兽一般”。参加共产党有杀头、祸灭九族的危险。 　　1935年开平暴动失败后，特委把联络工作交给了我。当时我是冀东特委的三个交通员之一，化名谷福或徐珍。1936年冀东特委总的关系在迁西县西庄魏春波家。刘家营有个特委的联络站，负责传送信件和接待住宿。在此期间我曾经去唐山给云亭送过信。 　　1938年“五一节”前，我给云亭送信，他告诉我，想办法弄一辆车来。几天后，我就从家乡找了一辆马车，那天上马车的有：谷云亭、李尚武、常云卿、史克敏、钱伯达等，钱伯达是眼镜店的店员，其他的几人都是开滦医院的医生、护士。我们车上还放了许多药品。马车最后到达丰润县王官营，在那里建立了复生药房。 　　 云亭、李尚武等人在复生药房期间，以出诊的名义常常下乡，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发动群众，同时为穷苦农民治病送药。活动范围达到几十个村庄，并在有些村里建立党组织，埋下革命的种子。与此同时也做一些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像王官营的张克轩、下水路的高某某、田各庄的王仁俊、王祝卿等。这些无党派人士，受到抗日爱国教育，都在抗战期间资助过抗日游击队。云亭在这些上层无党派人士中，威信非常高。 　　暴动后复生药房的全部药品、器材都无偿移交了部队的后方卫生所。这些药品的来源是药房创始人集体积攒的。其中云亭出得最多，他卖了家里的十三亩地共六百多元，又加上他平时攒的薪水节余；史克敏出了300多元。合计一千多元钱。在药房移交部队时，李运昌司令员要作价还钱，但是云亭执意不要。所以后方卫生所同志们常说：“谷云亭是我们的大东家”。 　　这是“大东家”代号的来历之一。另一个来历是因为云亭家劳动力少，同村邻居刘长春在他家帮工并管家。冀东大暴动前期，云亭领导的部队从14人，发展到93人。暴动的前三天，部队在山沟里待命。这九十多人的口粮，全是云亭的弟弟谷振铭和刘长春用牲口从家里驮去的。后来刘长春也参加了暴动，并说是大东家（云亭）动员他参加的。从此“大东家”的代号就叫响了。 　　暴动时，冀东抗日联军司令是李运昌，司令部下设梯队、纵队、大队、中队。当时谷云亭任梯队的政治主任（即政委）。他在队伍中的威信很高。一些人因名利思想闹情绪，只要做工作时一提到谷云亭，闹情绪的人就哑口无言了，觉得如果和他一比，就显得自己的境界太低了。部队分配给云亭的马，他很少骑。不是让给伤员，就是让老弱病号骑。虽然云亭从小就身体瘦弱，且又是学生出身，但是在暴动时，他带头吃苦，任劳任怨。那是正值夏季，天天下雨，他和大家一起泥里滚水里趟。衣服淋湿了，脱下来拧一拧又继续穿上。衣服上的虱子多得用笤帚往下扫。袜子由于长期行军早已掉了底。那时除了一身虱子两脚泡以外，一无所有。 　　他身为梯队主任，从来没有架子，对战友直爽、中肯、亲密无间。他作战勇敢，在攻打古冶镇时，日寇从火车上、炮楼里用机枪扫射。子弹很密，我们的战士只能匍匐前进。当时的战士大都是农民，初次上战场。有些人见状害怕了，不敢向前进。云亭一面作动员，一面自己带头冲在前面。 　　在暴动过程中，攻打平西时我们失败了。敌人冲散了我们的队伍。到了蓟县，我们纵队有八、九个人和其他各纵队散下来的人汇合在一起，大约有一百多人。大家一致推选谷云亭主任负责管理这支队伍。云亭给大家讲了话，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团结在一起去找大部队。 　　就在大家集合起来继续行军的过程中，碰到两个背枪的人，他们声称前面村里住着“李司令”。大家以为是李运昌同志，就跟着进了村。进村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李司令”是个土匪头子，专门收缴暴动队伍的枪。他们知道云亭是领头的，就请谷主任吃饭，其实是将他软禁了。把谷主任与大家隔离开来，准备夜晚动手收拾我们。当时我为了保护云亭与他形影不离。入夜后，云亭借出来解手的机会，与刘玉芳碰头并商量好，半夜跑出土匪窝，然后到玉田县彩亭桥集合。 　　后半夜，我们在出来的路上，又遇到惊险，碰上了日本鬼子和伪军。伪军问我们：“哪个部队的？”我们急中生智回答：“苏州部队！”鬼子信以为真，还说：“慢慢地”。就这样又躲过一劫。 　　第二天早上，我们分别赶到彩亭桥。集合时，大家发现不仅原来队伍的人都到齐了，还从土匪那里争取过来二十多人。我们的抗日队伍进一步扩大了。 　　 　　注：徐珍（原名谷福堂），1915年出生，刘家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河北省邢台专属专员。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已去世。 　　本文与1989年元月11日由徐珍口述，谷梅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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