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1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传来了大姐去天津逝世的消息。对我来说她是突然地悄悄离去的，我们并没有告别，没有互诉心里话呀！有时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大姐林枫了，这不是真的。“亢进呵！”她青年时代的这一呼号，还在我心里激荡着！ 　　 对大姐的无尽的思念缠绵不断地萦绕在我心头。我深切地怀念她，她对我自少年时起的成长倾住的关怀和心血很多很多，从生活能力，习惯作风到社会世事和人生道理，大姐都给我指点，我从她获得启蒙的教益。 　　一、 　　当我还幼稚年少时，我心目中的大姐是一个蓬勃朝气和一身正骨的纯洁青年。她的举止是那么超凡脱俗，常有新思想的火花闪光，新风尚的洒脱表现。这些都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她是我心目中的青春偶像，心里暗想，长大以后要像大姐那样。 　　我小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姐已是河南省城开封女中的高中学生了，而且是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的生活充满着火一般的激情，她的思想，言谈、兴趣、爱好，甚至他的衣着服饰等细节，都充满着努力冲出旧的女性的樊笼而积极向上的活力。她穿着朴素的湖蓝色开口翻领衫，黑色裙子，走路轻快，矫健有神，好象有许多事情等着她去做。 　　每当寒暑假大姐就要从省城学校回家来住整个假期。这也是我盼望的最快活的日子。大姐喜欢唱歌，口琴吹的又挺好。她常教我们唱进步歌曲，像《新女性》、《大路歌》、《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都是那时大姐唱的。大姐不仅教唱，而且更进一步讲解歌词的意义，不论在夏夜的庭院或冬季的炉旁，我们的歌声给家里带来了不少乐趣和青春朝气。 　　上世纪30年代我们小县城里还没有电影院。大姐在省城开封看过不少电影，她就把进步电影故事一个个地讲给我们听、例如《渔光曲》、《夜半歌声》、《风云儿女》、《桃李劫》等等。她讲这些故事，生动而富有感情，我们听得也神弛入迷，于不知不觉中，更是了解到一些社会世事，懂得了一些人生哲理。 　　在寒暑假期的有限的日子里，大姐将更多的心血用在我们读书上面。进步的文学读物和初级社会科学知识书籍，她都给我们读过。像《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裱》这些世界名著都是大姐买给我读的。有一次，她为了特定的目的，专门为我带回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青年读物，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名叫什么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书的最后附有一纸《读者问答页》。内容都是启发青年思考社会、时事、人生等方面的基本常识问题。我把书看完后，大姐就将后面的问题一个个念给我听，让我作出思考，尔后她将我的回答一一写在问题栏内，再让我写上自己的名字投邮寄到了上海生活书店。过了一些时日，我竟然收到生活书店给我寄赠的一本书。完全可以想象到，一个刚读初中的女孩，第一次看到大信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而且是从上海寄过来的，那种心情该会是怎样的，在兴奋之余，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大姐就是把我一步步地领颍引到读书的大千世界，我开始学会了自己找书来读，不管是懂得的还是读不大懂得，我都拿来读。先是《朱毛传》、《活跃的肤施》、（肤施即延安），接着又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何干之等人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也还有关于辨证唯物主义的译著，虽然觉得深奥难懂，也在专心硬啃。大姐的引导和这些启迪心智的书，使我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我从少年时起在人生道路上少有困惑和彷徨，大姐的引路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大姐对我的关爱远不止这些，许多生活的细微方面都倾注了姐妹之间的关注深情，大姐教我怎样削铅笔，既不断铅心又削的细长，不乱抛撒笔上削下的木屑和铅粉末；洗衣服时怎样洗才节约肥皂又洗的干净；教我包饺子，怎样能合拢又不会开口破肚；她亲手为我剪裁缝制了一件她身穿的那种开口翻领衫，这是我的第一件新式开口服装，给我带来新颖和有精神的感受。我的第一支自来水钢笔是大姐节约自己的生活费买来送给我的。自来水钢笔，在当时小县城的初中学生中大都还没有使用，小巧精致，而且免除了写几个字就要蘸墨水的麻烦……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微小事，但我感受到，大姐的着眼点是：培养生活能力和办事效率，养成良好的习惯作风和生活情趣，对于一个人也是十分重要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另一件使我永记不忘的细小往事——大姐亲手缝制的一只绣花枕头。枕头上不是常见的花花绿绿的花朵蝶凤鸳鸯之类，而是在雪白的布面上用亮兰色的丝线锈着三个大字：“亢进呵！”加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我虽然还年幼，但一映入眼帘当时就被这三个字所感动，在内心里发生了强烈的震撼。这是她发自内心的呐喊，是对她身边与她同命运姐妹的召唤。大大的惊叹号可以震动山河，大姐刚毅、不妥协、奋进、追求真理的精神全融进这三个字和一个惊叹号之中了。我踏入革命队伍后的化名，就是用了三个字中的头一个字。 　　 二、 　　“一二?九”运动前夕，大姐在县城开封女中读高中。她是最早振臂发出抗日呼喊的强者之一。她们走上街头，走向工厂农村，走到广大民众中间演说，号召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共同抗日。可是这些活动在当时是犯禁的。学校当局对抗日进步学生施压打击，学运领头人成了闹学潮的危险分子被开除了学籍。大姐是其中之一。 　　大姐被开除后回到了家里，在我们小县城里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和纷纷议论。一个年纪轻轻的女高中生一时间成了公众人物。 　　母亲没有进过学堂，是一位淑德贤惠的家庭妇女。她深知女儿不会做坏事，可心里总有一个抹不去的疑惑。她偷偷地向父亲说出内心藏着的话：“一个学生被学校开除了，是不是跟一个媳妇被婆家‘休’了一样，是不光彩、丢面子的事？”父亲是读书人，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读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后投身教育事业，不从事政治活动。但他深厚的民主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并不褪色。父亲对母亲开导说：“不，不是那么回事。学生运动中被开除的学生都是好样的。他们所作所为是正当的、爱国的行动。”母亲消除了为女儿的担心和忧虑。 　　大姐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是幸福的，家庭也培养了大姐斗邪恶的精神勇气。她得到了父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受到妹妹们的钦佩和尊敬。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还相当严重。按传统封建伦理的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的父母亲生养了四个女儿，没有生男孩子。这在我们家乡小县城里就成了被“好事人”关注的问题。曾有不少父亲的亲友、同事劝父亲娶妾生子。父亲思想开明，从不理睬封建世俗那一套。母亲是个自尊好强的人，虽然从不表示自惭自馁，但这种封建势力对于母亲来说确实是个巨大的阴影。作为家中长女的大姐，全心爱着父母亲，懂得为家庭分忧，时时存着敢于与封建礼教抗争的勇气。这样的事果然落到了大姐的手里。有一次，父亲厌烦地将一位老朽大谈传宗接代劝父亲纳妾生子的信丢在书桌上。大姐看到了，十分气愤，当即挥毫做答，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信纸。这信，既不失晚辈应有的礼貌，又义正辞严的批驳了他的腐朽封建思想，指出他的不道德行为。信尾，堂堂正正地写上大姐的名字，注明是父亲的长女。她把信给我们看了，我们姐妹们都大大的舒了口郁气。大姐时常贴心懂事地宽慰母亲，说：“妈妈，你不用理睬一些人的闲言废语，我们姐妹四个，个个都会为你们争气。”“争气”是我们姐妹自幼懂得自觉前进的动力。 　　大姐是个闲不住的人，她不愿虚度时光，总是在学习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事情。父亲在一所高级师范学校做教师，教语文课，为了多挣钱养家，供弟妹和女儿们上学，他承担了许多的课时，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家里还要整夜批改学生的作文，工作繁重苦累。大姐看在眼里，十分心疼爸爸，她决定为爸爸分担一些工作——批改学生作文。于是，她在父亲到学校去上班之后，悄悄地坐到父亲的书桌前，抽出一些作文本子，模仿父亲的笔体批改学生作文，改过之后插进已经修改过的一摞本子中间。大姐的行动，使我不免为之捏一把汗，如果被学生发现了的话怎么办？然而，居然平安无事，并无任何反响。大姐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大胆地批改高级师范学生的作文，竟没有被发现，也就说明她的批改已为那些学生所认可。我先前的担心是多余的，这时只有打心里佩服大姐做事的自信心和能力了。 　　 三、 　　大姐和其他被开除的同学，后来不久就被开封的一所私立学校—北仓女中接纳，入该校继续学习。北仓女中在河南省是一所有名的开明学校。学校里民主自由空气浓厚，思想活跃。它的创办人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马辑武先生。马先生亲作校长。学校聘请了多位思想进步的教师，例如楚图南（解放后曾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主席）、冯素陶（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瑞阶（国家一级画家）等。学校里师生关系密切，课堂上传道授业以外，老师与学生在课外有活跃的思想交流。以上几位教师的名字就是当年我听大姐讲过的，她还把与老师交往中得到教益也讲给我听。例如，大姐曾对我讲过素陶先生的教子之道。他给孩子讲“布衣暖，菜根甜”，用大人穿过的旧衣服给孩子改做衣裳，等等。北仓女中这样的环境，培养出众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她们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革命和建设中做贡献，成为中坚力量。大姐在这儿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是骨干分子，参与卧轨赴南京请愿活，之后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大姐在开封女中高中毕业。 　　正当大姐准备投考大学之际，发生了“七七事变”。事变只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借口，形式很快就明朗了，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 ，在这种形势下，大姐放弃了北上北平、南下武汉考大学的计划，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活动。她与我县的一位北平大学经济系学生陈方澜在家乡汲县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宣传和组织抗日活动的小小的中心。 　　首先是走进学校。当时我正在汲县女子中学读初中。有一天，学校的布告栏前挤满了同学在观看公告。不知是什么公告吸引了那么多的人，我紧赶几步走前去看。原来是署着大姐名字的她亲手书写的一篇《告姐妹书》。她洋溢着满腔激情向校园里的同学姐妹们呼吁，不要把自己关闭在课堂里、闺房内，要放眼看看日寇大举侵略中国的现实，心怀祖国，关怀国家的前途命运。抗日人人有责，青年学生尤应争先。这个文告，不，应当说是向姐妹们倾吐心声的信，犹如在一池平静的湖水内投进了一颗石子，激起了不大不小的层层涟漪。校园内学生们的心动了，议论纷纷。接着，大姐通过学校又组织了一些援助抗日的实际活动，例如：卷纱布、绷带、做口罩，学习怎样救伤员和防空的知识，写抗日宣传标语，等等。一时间，人们谈论抗日、参与抗日活动热气腾腾，抗日宣传标语在我们小县城里到处张贴出来，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大姐也下农村宣传抗日。她有时还带着我同去。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走到近郊一户人家，门虚掩着。大姐一边敲门，一边高声问道：“家里有人吗？”一位年轻妇女怀抱着孩子应声从屋里走出来，说：“家里没人呐。”大姐笑了，说：“大嫂，怎么能说家里没人呢？我们女人不是人吗？”一句话就把关系拉近了。那位妇女也乐了，连声说：“是啊！是啊！”她让我们进屋里去坐。当时幼稚的我，在走进陌生人家时，心理原本有着一种生怯感，这时也完全释然了。大姐在简单的寒暄询问了大嫂家里的情况后，就直入主题，问她知不知道已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事，告诉她小日本想灭亡我中国，如不奋起抵抗，当亡国奴任人宰割，儿孙也要遭殃。我们中国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每个人，包括家庭妇女，都有可做的事。那妇女频频点头，说过去只知道围着锅台转，今天心里才开了窍。这是一项拉家常式的抗日宣传。平凡的话语说到了这位妇女的心里。我们告别时，村妇送出家门，送到巷口，一再说：“有空，再来呀！”这就是大姐早期深入群众的实践活动，也该是她日后长期从事群众工作的一个良好的准备吧！ 　　四、 　　日本侵略者1937年在卢沟桥点燃起战火后，很快就把侵略的魔掌伸向全中国，成为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中。满怀爱国热情的大姐，决定不再上大学继续学业，她矢志抗日，投笔从戎，1938年大姐辞别双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她的职业革命生涯。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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