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三——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时期（四） 　　 　　抵制肃反扩大化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想方设法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一方面用公开发动战争的方法，围剿红军；另一方面用阴谋手法派人打进革命队伍内部来进行破坏，因此共产党在一定时期进行肃清反革命的活动也是必要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党和政府密切注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使当时“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感叹“消息不灵”，极易“措置失当”。但是肃反要正确的进行，要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执行正确的肃反政策；还必须有优秀的领导干部，能坚持调查研究，讲求实事求是，有公正的心态和个人的优秀品质，才能使肃反不走弯路。而王明路线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把苏联的一套错误的肃反政策带到中国来，把党内的不同意见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予以混淆，把路线分歧当成敌我矛盾，必然制造出一大批冤假错案。自从张国焘出任鄂豫皖分局书记以后，他既坚决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实行肃反扩大化；又具有恶劣的个人品质，权欲心重，且集大权于一身，当时他是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借此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肃反正是他达到个人目的可以利用的手段。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肃反扩大化把有不同意见的视为异己，予以打击和排除。谁持不同意见，或者不同意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都被扣以“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的大帽子，轻则撤职、劳改，重则杀头。郭述申亲眼目睹了他的战友和同志，被错杀在肃反扩大化的屠刀之下。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鄂豫皖省委也积极贯彻了错误的肃反政策，提出“肃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加紧肃反”，“消灭内部敌人”。于是在很多地区执行了肃反扩大化的政策，错杀了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郭述申在皖西北地区领导的肃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在地方武装和党与苏维埃机关中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执行错误的肃反政策。1933年4月20日，省委给道委的指示信中，对皖西北道委横加指责，说肃反“还没有发动”，因此“各方面工作中表现出来公开的反革命的活动是很多的”，警告道委“必须严格注意这种放松肃反工作的危险”，责令道委要“严密深刻”的审问反革命分子，“找出反革命组织”。在省委的督导下，鄂东北道区开展肃反，并采取“逼供信”的手段，使肃反出现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很多在鄂东北地区工作的红军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杀被抓。而郭述申在接到省委4月20日的来信后，仍然不为所动，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乱来”。在肃反中没有搞“逼供信”，也没有乱捕、乱杀人，使张国焘和省委的一些领导很不满意。在6月下旬，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时，省委一位负责人对他说，在鄂东北道区开展肃反时，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干部胡明正指控为“反革命”，已被枪杀，胡的妻子夏玉华此时正在皖西北道区工作，夏也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也是反革命，你们迅速将夏就地处决。郭述申了解夏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此时任第三路游击师政治部主任。他回皖西北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展开调查，了解夏在皖西北工作积极，没有发现有任何反革命的问题。郭述申冒着杀头的危险抵制了省委的指示，使夏幸免遇难。郭述申个人因此受到省委的严厉指责为严重右倾，犯了“极恶劣的自由主义”，和“不容许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郭述申没有因为自己受到批判而沮丧，反而更尽自己的所能去保护干部，但他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1934年8月，省委派一位常委到皖西北道区检查工作，实际是想在皖西北地区加紧肃反工作。他到皖西北以后，一不深入了解情况，二不调查研究。抛开地方干部，自己大搞“逼供信”，一名副营长在逼供下则胡说乱咬，说道区苏维埃主席兼游击总司令吴保才、红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赤城县委书记高开文、赤南县保卫局长曾照瑞等都是“反革命”。这位常委将这些口供视为开展肃反的突破口，全然不作调查就信以为真，责令道委立即逮捕他们。郭述申以道委书记的身份同其据理力争，说肃反不能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罪，而且我们和这些同志在恶劣环境里，共同战斗多年，是了解他们的，他们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干部，不可能是反革命，坚决抵制了这一错误决定。这位常委虽然被说的哑口无言，但仍然给郭述申扣大帽子，反而诬蔑他是“严重右倾，肃反不积极”。吴、江、高、曾等人的性命在当时是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在郭述申被撤职后，仍然都被枪杀了。省委书记对皖西方面肃反情况的汇报偏听偏信，也指责郭述申没有执行肃反政策，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扣上是“机会主义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的大帽子。 　　1934年9月，省委召开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专项批判郭述申，指责他的罪名有三：“没有执行扩大红军、肃反、整理地方武装、改造苏维埃的任务”；没有“迅速执行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的指示”；关于“红二十七军畏缩逃跑，丢掉群众”和郭述申“完全投降于反革命刘士奇意志之下”问题。对郭述申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有些完全是扑风捉影的，有些是臆断捏造的。比如指责郭述申没有执行扩大红军的任务，说他“没有扩大一个红军战士”；“对扩大红军的动员是消极”的，都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皖西北道委不仅重视红军的发展，而且是按照由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行的。他们是从发展和加强各路游击师做起，主力红军与地方部队密切配合，在一定条件下，把红军的一部分分散到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加强地方部队，条件成熟时再把地方部队编入主力部队。在皖西北建立了三个各路游击师，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二师，这些部队都曾经把整团、整师编入到红二十五军，对增强鄂豫皖边区主力部队，起了重大作用。之所以这样指责郭述申，根源就在于肃反问题上，由于皖西北道委没有在地方武装和党与苏维埃机关中搞肃反扩大化，更排斥肃反中“逼供信“的作法，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人。这样势必影响省委错误的肃反政策的执行，因此大张旗鼓的无中生有的批判了郭述申。会议上对郭述申横加指责，什么“缺乏残酷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什么“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机会主义的动摇”，什么“对工农出身的实际做了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事情的吴保才、江求顺、高开文、曾照瑞等，也以为是老干部姑息留恋”、“只看到刘德利打仗勇敢而认为他是好干部”等等。刘德利曾担任过红八十二师师长，在受诬陷时，郭述申曾保护过他。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武断地说：这样作的结果“造成了反革命派统治党与苏维埃及武装的严重局面”，因此省委决定，鉴于郭述申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撤销其省委常委和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并责令郭述申向全党“申明自己的错误”，降级使用，调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不久又调到二二四团任政治处主任。据郭述申后来的回忆，如果他不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话，可能也早被种种罪名而杀了头。 　　郭述申为了保护干部，遭到了撤销职务的处分，但他始终不悔。他之所以敢于坚持真理，不怕杀头，就因为他有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才有极大的勇气抵制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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