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三——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时期（三） 　　 　　不久，省委以原来的皖西北的红军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全军3000余人。组成后立即奔赴皖西北，一路东征西讨，不断取得胜利，极大的鼓舞了皖西北边区群众的斗志。道委也在此时组建皖西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吴保才，先后组建三个游击师、一个战斗营和一个游击队，共2000人。在道委领导下，游击师在外线的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所到之处，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积极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扭转了皖西北根据地的混乱局面，到1933年3、4月间，皖西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有改观。 　　4月，红二十八军奉省委之命，返回鄂东北编入红二十五军，仅留下二二四团一个营在皖西。郭述申立即提出组建一支主力红军，同皖西的地方部队合编，组建了红八十二师，下设两个团，共1000余人，这是皖西北道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主力红军。皖西北道区经常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几乎天天有战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八十二师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主要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边区的内外同敌人周旋，寻机歼敌，使敌人疲于奔命，而红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在5、6月间，接连打胜仗不但歼灭了敌人，而且缴获了敌人的大量物资。7月初，郭述申率领红八十二师转战鄂东北，在麻城的莲花山一带，同红二十五军协同作战，将敌人的所谓“钢三团”、“铁四团”全部击溃，击毙敌旅长郭子权。战后郭述申率红八十二师胜利返回皖西北，人民振奋，士气高涨。 　　在主力红军的积极作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皖西北边区又逐渐得到了恢复。边区除了赤南、赤城两县外，又扩展到六安、霍山、固始等县的部分区域。皖西北道委机关设在赤南县的集镇汤家汇，成为皖西北的中心区域。道委下设三个县委：赤城、赤南、六霍县委。又相继建立了工、青、妇等群众组织。4月初，在汤家汇召开了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赤南 、赤城、六安等地的各界和红军代表300余人。郭述申在大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选举产生了道区苏维埃。道委和道区苏维埃相继成立后，加强了统一领导，制定了恢复和重建根据地的方针，极大的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皖西北根据地历经磨难之后又开始复苏，但是等待它大发展的正是由于道委坚持了正确的斗争。 　　6月，蒋介石抽调1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皖西北周边地区聚集了5个正规师和2个独立旅的兵力，还有3、4个县的地主民团也出动助威，狂呼“民尽匪尽”，“斩草除根”，要彻底摧毁皖西北根据地。道委领导边区军民展开反“围剿”的斗争，红军采取以外线游击和集中主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战略，打击敌人，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切断进驻根据地的敌人的军需供应。8月初，红军得知敌人用53双毛排，满载军需物资，由史河而上，运往金寨。道委集中了红八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师的兵力，连夜赶往梅立、大龚岭埋伏。毛排一到，战斗打响，利用夜战的有利条件，击毙伤敌400余人，俘虏敌人100余人，缴获毛排所运送的全部军用物资，军民仅将物资运输到根据地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次战斗不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还给根据地军民送来了急需的粮食和多种物资，红八十二师愈战愈勇，愈战愈强，使敌军闻风丧胆。 　　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面对围剿的大批敌军，采取内线作战、坚守每一寸土地，结果遭到重创。9月，反“围剿”作战失利之后，省委书记沈泽民怀着沉痛的心情给郭述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七里坪战役的经过和红二十五军损失情况。当沈泽民来到了皖西北的南溪时，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使他既感欣慰又含愧疚的心理。他又多次同郭述申长谈七里坪和红二十五军失利的情况，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失误，但此时沈泽民的思想依旧在左倾的包围之中。郭述申在晚年对他的评价是既公允又十分中肯。他认为沈泽民在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工作中“有功有过”，当全党在错误路线的统治下，“他不过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缺乏经验而造成的失误，也是当时那种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经验不足，脱离实际，缺乏领导经验的一面，也有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但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人。他虽然曾经支持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但他在执行中有抵制，也有批评，敢于同张国焘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更难能可贵的是，沈泽民同志从不文过饰非，而勇于承担责任。他对自己的错误一经认识了，就毫不犹豫地进行坦诚的自我批评。”“综观他短暂的一生，不失为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党和革命事业一派赤诚，忠贞不渝，不愧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郭述申从沈泽民的错误中感悟到领导人指导思想的正确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在指挥战争中正确的军事方针的重要，又从他的品德和作风中领会到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尚而坦荡品质。 　　敌人得悉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急忙调遣兵力，准备从四面包围根据地，以便达到彻底摧毁的目的。由于鄂豫皖省委仍然没有摆脱“左”的影响，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错误口号，沿用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因此在进行皖西北中心区域保卫战时，虽然军民英勇作战，终因指导方针有误，敌我力量悬殊而失利。9月底，红二十五军西返鄂东北。 　　10月11日，郭述申在南溪的吕家大院主持召开道委会议，分析了皖西北所面临的严重局势，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组建新的二十八军，将八十二师和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时，由于敌人的分割，而未能返回鄂东北的一个师，合编建成红二十八军，军长由转移阻隔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担任、政委由郭述申兼任，全军2300余人。会议制定了红军不打消耗战，不硬拚，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的行动方针。红二十八军组建后，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在徐海东英勇机智的指挥下和根据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在5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逐步摆脱了被动局面，皖西北根据地又有起色。 　　这一时期郭述申与徐海东在领导皖西北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两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相互支持，尽管条件艰苦、敌情险恶，但是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愉快。不久，郭述申得了重病，全部的领导重担都压在了徐海东身上。郭述申躺在担架上每天随部队行动，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有时爬山越岭，尤其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需要宿营时，因为根据地的房屋全被敌人烧毁，徐海东总是要为他找一处断墙残壁，塔一个草棚子为他遮挡。郭述申怕拖累大家，屡次要求把他放在老百姓家中养病。徐海东坚决不同意，他知道当时的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把战友放在老百姓家中必定是凶多吉少，坚持要战士轮流抬着郭述申跟随部队转移。直到两个多月后，郭述申才痊愈。他们二人的深厚友谊就是在战斗中结成的。其实他们二人不是一种类型的人，郭述申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沉稳，温文尔雅；徐海东是烧窑工人，为人耿直，做事雷厉风行。可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把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敌人的分割，这一时期皖西北道委同省委失去了联系，省委偏听了关于皖西工作的不实之词，批评道委专“以打粮为事”，“不发展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不扩大红军等，“犯了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于1934年4月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不久，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了皖西。得知真情后，肯定了道委和红二十八军的成绩，表扬皖西北道委“能够积极领导红二十八军，于最近时期中给了皖西北方面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等，也向党中央作了纠正。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由郭述申兼任军政治部主任。省委决定郭述申继续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皖西北道委经过战争的洗礼，重建后，在政治上，不再执行张国焘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抵制了肃反扩大化，人心安定，积极投入根据地的建设。在经济上，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发展农业，发展小工业，造纸、熬盐、织布等业的兴起，解决了吃、穿、用的问题。由于关心群众生活，妥善安排生产，提高了党和红军的威望，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郭述申任道委书记期间，皖西北虽经敌人的多次大规模的“围剿”和无数次的洗劫，这块根据地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得到了巩固。主要原因是道委领导重视武装建设，认识到武装是根据地的支柱，没有武装就没有根据地，当时道委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组建了三个游击师，组建红二十七军和红八十二师等；还向红二十五军不断的输送和补充兵源。其次是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建立健全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积极领导群众分粮分田，在战斗的环境里，军民携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尽量的减轻农民的负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执行正确的军事方针，皖西北在军事方针上是从当时的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外线迂回和内外线结合的灵活的战略方针，这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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