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二——在京汉路南段区和河南工作时期（一）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残酷镇压革命，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地主也伺机反攻倒算，欺压农民，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中央于1927年在汉口举行“八七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广大地区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各地尤其是两湖地区，为了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残酷镇压，党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高举起武装起义大旗，集结群众，恢复革命力量，创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寻找新的出路。 　　 　　 在京汉路南段开展革命活动 　　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影响和策动下，于7月15日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立即作应急部署，将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干部尽快疏散，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仍留在原地坚持斗争。郭树勋因没有暴露身份，留在省农民协会继续从事农民工作。不久，国民党提出改组农协，成立改组委员会，他被指定为改组委员，时间不长，就强迫改组委员会发表反共宣言。经请示省委，郭树勋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改组农民协会的宣言后，秘密离开了省农协。8月初 ，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不久郭树勋被任命为京汉路南段区特委书记。 　　湖北省委根据当时的白色恐怖的局面和便于贯彻秋收暴动的意图，将湖北省分成七个工作区，即武汉、鄂南、鄂中、鄂东、鄂西、鄂北、京汉路，都分别成立了特委。其中的京汉路南段区管辖应山、孝感、安陆、云梦、黄陂、应城六县。京汉路南段区是铁路沿线，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也是敌人极为重视和敏感的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搞武装暴动困难是很大的。省委书记罗亦农约见郭树勋时，只说明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党中央的秋收暴动的意图，口号是：暴动起来打倒国民党，打倒反动的国民政府，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建立工农政府，建立工农革命军。郭树勋这时是个23岁的青年，只有满腔热情，恨不得马上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后，立即赶到家乡孝感，在城关镇北池的家中建立了特委的秘密联络点，为了使这个联络点发挥更大的作用，郭树勋动员了父亲郭秀夫和两个姐姐郭鸿勋、雁勋，都为保护这个联络点尽过力。郭树勋先同党员颜光第、黄明钦、卫祖圣等取得了联系，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在孝感地区展开了革命活动。 　　郭树勋此时把主要精力放到应山县，因为按预定计划应山县是武装起义的指挥中心。到应山后，首先找到地下党的联络点曹源兴药铺，同联络员曹冰清接了头，安排了住处就全身心的投入了工作。先后在城关镇、广水、应山南乡、柴家岗等地秘密活动，调查了农协组织的存在状况、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情况，了解到农民协会的干部多数已被迫离散，党的组织也已不存在，原有的枪支有的被收缴，有的被藏匿，要在应山组织武装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又了解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装备和动向等，更加难以实现起义的意图。又到黄陂、广水等地继续了解情况，从实地考察之后，觉得广水一带的条件稍好于应山，打算把指挥地点由应山移至15公里以外的广水镇，准备在这里先发动小规模的骚动，为武装起义打好基础。郭树勋随即将他了解到的应山、孝感、广水、黄陂等地的情况和他个人的意见如实地向省委报告，并请求再派1、2名有军事经验的干部来共同开展工作。 　　9月12日，接省委来信，省委认为应山既然还有少量党员也还有点枪支，因此指示特委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大暴动。同意当前可以开始搞些小规模的骚动，把各县的武装有组织的集中起来，出奇不备的杀土豪劣绅，组织农民抗捐抗税，破坏交通、邮电等系统。强调当前抓好宣传工作，要使群众明白，只有实行土地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武汉国民政府，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郭树勋等看到省委指示信后，领会到省委指示的中心就是，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薄弱，但只要把宣传工作搞好，群众明白了利害关系，就能不顾一切的打倒地主和国民党的军队。可是实际情况是敌我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群众害怕的心理并未消除，这一切也不是用言语就能消除得了的。从省委领导来说，主观上是要组织起大的武装暴动，来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但是不顾实际情况、不从实际出发，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客观情况是京汉路沿线不同于深山，又是国民党严加控制的地区；而革命力量不但分散而且已经无力还击，要武器没有武器，要人也没有一定的人力。可是上级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郭树勋在接到省委指示以后，只能积极准备暴动。以柴家岗为中心，秘密组织了一支农民游击队，发展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城区的一个小学教员入党，还有几个农民入党，虽然是坚决的革命者，但人数毕竟太少，而且枪支严重短缺。令人最为担忧的是应山有国民党地方驻军100多人，有3、40只枪，还有地方的地主民团等武装，实力仍然相差悬殊。郭树勋及时把上述情况报告省委。省委发来指示，要特委在枪杀土豪劣绅中、在袭扰驻军中解决枪支问题；要本是地下党员的县长尽快改换旗帜；要广水的铁路工人尽可能的破坏铁路交通；要把向广大农民进行政治宣传重视起来，以尽快的实现暴动。省委指示信刚到，风云突变，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三十军1400余人开到了应山，抢先缴了县城驻军的枪械，使特委解决地方驻军枪支的计划落空。只好再向省委报告计划不能实现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提出取消这次的计划，把今后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以发动农民和组织力量为基点，恢复农村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建立农民游击队，铲除土豪劣绅。这些意见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可是这个报告却未引起省委的重视，反而认为郭树勋这个特委书记，难以独立完成暴动的任务，随即派邓雅声接替郭树勋任特委书记一职，郭树勋仍留在特委工作。 　　郭树勋早在来到京汉路南段区之前就已经同邓雅声相识了，后来邓雅声也调来南段区任特委委员，两人共事极为和谐。邓是湖北黄梅县人，比郭树勋年长两岁，1925年入党，从事农民运动。他们第一次相识是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邓被选为湖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郭为教育部长。在“7·15”反革命事变的前夕，为了使农民协会的干部认清形势，如何应对革命所面临的突发事件，省农民协会和武昌、汉阳、夏口三县的农协执委开联席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由郭树勋主持、由邓代表省农协作的政治报告，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革命失败以后邓雅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9月，省委派他来到京汉路南段区任特委委员，10月，接替郭任京汉路南段区特委书记，两人在一起共事，团结合作，有共同的语言。有一次两人在应山县的深山中夜行，谈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工作的艰巨性，谈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尽管当前形势险恶，个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对未来都还是充满了信心，两个人的共同认识，加深了两人的友谊。特委在他们二人共同努力下，工作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很有起色。11月，黄麻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特委领导农民小股武装，在卫家店将京汉路破坏，又趁机偷袭了东篁店火车站，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为稳定黄麻起义的成果，起了一定的作用。 　　1928年初，湖北省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春节期间，邓雅声在参加汉口铁路饭店三楼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关进国民党武汉卫戍区司令部的监狱。国民党当局动用了邓的同乡关系国民党的一个军政要员，对他一再劝降，遭到邓的严辞拒绝，于2月19日英勇牺牲，年仅26岁。战友的牺牲令郭树勋悲痛欲绝，他是非常敬重邓的为人和品德的。1977年，他已81岁的高龄，亲自到黄梅县“专程偿宿愿，白首吊英灵”。饱含激情写下了《怀念邓雅声同志四首》的五言诗，是这样评价邓的：“赤胆山河壮，忠魂生死轻”；“浩气乾坤满，从容饮弹人”。1988年，邓牺牲60周年时，又撰文《赤胆山河壮浩气满乾坤》来纪念他的亲密战友邓雅声。 　　邓雅声牺牲后，国民党大肆搜捕革命者，又发出通缉令，郭树勋也在通缉之中，这时特委和省委已经失去联系，家里也呆不住了，他不得已在3月间，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一直没有接上关系。这时他的父亲也因为他是个革命者而受到了牵连，被关进了监狱，后经全县各界人士的力保才得以释放。他的大哥为了应变，找了关系在新加坡为他暂时躲避通缉而做了准备。但是郭树勋执着地寻找党的组织，没有听从家人的安排。到夏初时，他偶然地遇到武师大同学江子鳞，通过江的联系才接上了组织关系。他暂时留居上海，并被安排在中央举办的短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组织上派他到河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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