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一青少年时期（三） 　　 　　 在进步活动中锻炼成长 　　 　　郭树勋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后，决心把思想变成行动，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把自己锤炼得更加坚实。在武昌高师的三年，是他极其活跃的三年，参加了很多的进步活动，尤其是积极参加反帝和反封建的活动，既锻炼了他的工作能力，又促进他思考更多的问题，这些活动可以说是促进他政治上成熟的开始。 　　1923年1月，“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在清华演讲人生观问题，公开宣扬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自由意志，在社会上掀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郭树勋极为关注这场争论，从中领悟到宣传科学的重要，于是尽自己的所能，把部分同学组织起来做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于是在武昌高师发起组织《生物学会》；在武昌的《江声日报》的副刊上，开辟《生物周刊》专栏，亲自担任主编，宣传科学知识，他自己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尤其是《植树与人生》、《细菌谈》等，至今都有积极影响。但是他从社会的现状出发，认识到仅限于科学的宣传还是不够的。 　　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公益活动。郭树勋在武昌高师的优秀表现，获得了大部分学生的拥戴，1924年2月，他以高票当选武昌高师学生会的负责人。高师的学生会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有优良的民主传统，在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期的学生会经过他们的努力，不仅推动学生参加文体活动，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还非常重视课外活动，组织各种演讲，尤其在促进学生走出书斋，关心社会政治、关心群众疾苦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7月，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多个群众团体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主要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随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武汉地区也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的组织，在它的号召下，各个学校和团体也相继成立。武昌高师建立该组织后，郭树勋立即参加，并参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宣传活动。 　　冬季，武昌高师更名为武昌大学，不久又改为武昌师范大学，省政府将学生爱戴的校长张继熙撤换，学生不满意省政府委派的校长，郭树勋和学生会的其他负责人率领请愿学生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迫使省长肖耀南收回成命，由学生会聘请。学生会决定到北京和上海聘请校长，郭树勋作为学生代表同另一名代表先到上海聘请张子高为校长，未果，又转道北京，到教育部交涉，聘请了老同盟会会员石瑛出任校长。这件事锻炼了郭树勋的胆量和毅力，为了全校的大局，不遗余力的实现最好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军阀的统治，尽早的实现民主政治，在1923年7月第一次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问题的主张，这个号召得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支持，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4年11月，中共又重申召开国民会议，建议目前急速在北京召开预备会议。这个建议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于是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郭树勋被选为湖北省代表，于1925年3月，同何恐、刘蔚如等湖北代表到达北京，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会上郭树勋代表湖北省提出《反对段执政借款金法郎》提案，还对这个提案作了说明。郭树勋在参加这个会议时，使他清醒的认识到，阻力还是很大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革命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 　　正值此时，孙中山逝世，郭树勋在北京参加了追悼活动，更进一步了解新三民主义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他回到武昌后，正值湖北省党部组织全省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中，组织学生会发起武汉教育界大、中学校的师生数千人在武昌烈士祠堂举行追悼活动，广泛地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自己也深受教育，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反帝和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 　　6月，武师大学生会邀请胡适演讲，由郭树勋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胡适在讲演中要青年以读书为本，要以德国的歌德为榜样，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会议结束前，郭树勋以主持人的身份，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已有名气的胡适教授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青年学生既要读书；又要过问国家大事，读书正是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因此国家的现状我们每一个青年学子都要关心。 　　郭树勋参加这一系列活动，使他对社会、对政治的认识有所提高，尤其是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力和承受力，为他后来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成长过程中的小曲折 　　 　　郭树勋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随着党的年幼而幼稚，随着党的成熟而成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时的党还是处于幼年时期。各地在发展党团员的工作中也存在幼稚的痕迹。郭树勋的入团就是一个极草率的实例。在1922年的5月的一天，由同乡李国琛拉着到南京高师的一个教室里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去晚了，会议已近尾声，郭树勋还没有弄明白是什么会议，就宣布散会。走出会场后，李国琛说：“今天咱们参加的是青年团的会议，青年团组织比读书会要好，我已经介绍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了。”郭树勋当时听后一头雾水，不知道青年团是个什么组织，为什么比读书会好，参加这个组织有什么积极意义，就这样在精神准备不足，认识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成了一名青年团员。入团以后，一直没有人再找他联系，到1923年上半年，突然同学刘昌绪找郭树勋说：“你在南京加入了青年团，今后同我联系。”他也没有讲今后怎么联系，就走了。在这段时间里，刘昌绪对他帮助最大是给郭树勋送来一本《中国青年》叫他阅读，这本杂志确实给郭树勋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在召开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时，郭树勋参加了共产党的党团会议。此外没有经常的和正规的组织生活，这当然同党组织还是处于秘密状态有关。 　　1923年初，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联合的方针，11月，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早已在武汉地区从事共产党党务工作的董必武，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湖北省党部的筹备工作，后又任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这时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是执行新三民主义的。在此期间，也就是1924年秋，郭树勋由钱介磐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左派。钱又名亦石，也曾是武昌高师的学生，比郭大15岁，这时钱介磐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国共合作时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长。郭树勋加入国民党以后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在省党部兼任宣传委员会的委员。钱后来成为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郭树勋对钱的为人和学识很是佩服。 　　1925年春，郭树勋刚从北京参加完国民会议促成会回到武师大不久，刘昌绪告知他，赶快办理由团转党的手续。郭树勋成为共产党员以后，虽然参加了很多的进步活动，有些是党领导的活动，但是对党的了解是很肤浅的，尤其对党的性质、党的章程都知之甚少，对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更不清楚。而当时郭树勋接触的共产党员对他影响不大，有些党员还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如当时同他一起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两个代表，其中之一的何恐就是共产党员，他经常不参加会议，反而在这期间到处游玩嬉乐，甚至于还谈论逛妓院的事，给郭树勋的印象极坏。而另一代表刘蔚如是国民党员，其表现同何完全相反，一心投入会议上。这两个人的反差这么大，也是他后来提出退党的一个原因。退党的问题，从主观来说主要是觉悟不够，正如郭树勋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但当时还没有成熟到要求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程度，组织上虽然参加了党，但思想上是被动的，认识上是模糊的。” 　　退党的直接原因，是毕业在即，面临毕业和就业的问题，因此想多一些时间读书，因为社会活动多而学习时间少，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只能减少社会活动。1925年暑假开学后，课程较紧，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思想上主要考虑的是毕业后个人就业的问题。由于在大学的三年时间里，参加社会活动较多，书读的少了，必须抓紧时间把功课补上，为毕业和就业创造条件。为了解决社会活动多和学习时间少的矛盾，就产生了少参加或不参加党的活动的想法。是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还是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经过思想斗争和考虑，在思想上的倾向是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因为思想上分辨不清两党有什么区别，觉得在反帝和反封建上都差不多；另外从自己接触过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相比较，觉得国民党员比共产党员还要好些，实际上他接触的国民党员如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都是共产党员，只是党还没有公开，他不知道而已。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季，向党组织提出退党的请求。他当时毕竟才21岁，经历的不多，也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可是他一生都在从这个决定上寻找教训。他后来说：“当时我只具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没有共产主义( 马列主义)的觉悟，政治上只满足于做一个国民党左派”。又说：“在当时看，是一个青年的政治选择问题，现在看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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