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一青少年时期（二） 　　 　　 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之策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任帝国主义宰割，保持封建统治和维护落后传统、拒绝进步的中国，这个中国掌握军政大权，在中国人民面前十分霸道；另一方面又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向封建统治冲击，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追求进步的中国，这部分的力量还非常微弱。很多的志士仁人在后一部分力量的鼓舞下，在努力的探索拯救中国的良方，郭树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入武昌高师的。 　　武昌高师在校长张继熙的领导下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实行男女合校，倡导民主，改善管理制度，聘用留学生任课等进步措施。郭树勋在武昌高师学习三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后期间，国民党左派积极活跃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很多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也聚集在这里，在有利的政治氛围和进步的思想影响下，他也在寻求最佳的救国之策。 　　一进大学郭树勋就把视野放在新文化新思潮上，如饥似渴地追寻新思想，尤其是经过与北京、南京进步人士的接触，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新的潮流，他的学习方法就和一般学生有所不同。当时死读书和读死书的现象在社会和武昌高师里都很严重，大多数学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郭树勋没有把自己捆绑在书斋里，而是利用各种渠道，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吸取新的营养。首先勇敢地打破常规，走出书斋奔向阅览室，从进步的报刊上获取新的思想。走出书斋在当时就意味着变革，意味着革新。当时的书斋是禁锢人头脑的场所，学生只能按照教师和书本所指引的内容去死记硬背，不能越雷池一步，走出书斋，意味着冲破禁锢，这在当时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思想活跃的学生是极少数，整个学校虽然有所改进，但仍是阻力重重，大部分的学生思想十分保守，抱着封建传统不放，而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也在学校内流传，有倡导教育救国的，有提倡科学救国的，莫衷一是。郭树勋在这种情况下，极力想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高师的阅览室就成为他探究新思想的场所。这里有当时出版的各种进步书刊杂志，因为来这里看书的人很少，他可以尽情的浏览。这种行为引起一些学生的不满，在有些人的眼里，阅读进步书刊是离经叛道的行为。郭树勋不顾种种议论，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用在阅览室了，翻阅报刊杂志就是在这时养成的习惯。有些同学经常讥笑他，认为他中了邪说的迷惑，走进了旁门左道。郭树勋不顾这些讽刺，依然照看不误，当时出版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杂志对他影响极大，不仅引起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且激发他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中要献身的渴望，在某种程度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走向。总之，在这段时间里，他通过接触进步书刊、接触进步人士，经过他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他的思想明显地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从农业救国到教育救国又到拥护新三民主义，是他不懈地寻求新的救国良方的思想发展轨迹。 　　郭树勋在追求新思想时，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一面不断地扩大视野，一面实践新的思想。经过学习和实践的探索，逐渐对“农业救国”的思想产生了怀疑，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没有自主的权力，政府又是站在地主一边，农民自己也摆脱不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救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自然要超出“农业救国”的范畴。当时又把视线转移到“教育救国”的学说上来，觉得发展教育比发展农业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是更直接的改变社会落后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思想从他当时的状态中还只是处在探索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观念。可是，重视教育却成了他一生的理念。 　　1923年初，英文系同学刘昌绪送来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郭树勋一口气读完，热血沸腾，尤其是看到号召青年到群众中去，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群众中去这无疑是一把打开他思想视野的钥匙。郭树勋决定利用假期，到家乡办一个暑期学校，做点群众的文化启蒙工作。一方面响应青年团的号召，做点实事；另一方面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联系了一些同学克服了种种困难，因为是白手起家，一无所有，校址、经费、生员、课本等等，什么都是经过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穷学生的努力奋斗得来的，还连续办了三个暑期，每期都有100多名学生，一期比一期都更具特色。尤其是把办学的重点放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方面，注重同当时的政治运动相结合，都是很有见地的行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期因为是刚刚创办，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合理的学校领导机构和教学科目的设置上，对学生则以补习文化课程为主。第二期正是国共合作之后的大好时机，虽然还是以补习文化课程为主，但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新思想为重点，经常讲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完成改革社会政治的能力和使命”的人。第三期则是同当时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结合。“五卅”前夕，武高生物学系的学生正在庐山采集标本，忽然传来“五卅”惨案的消息，郭树勋与同学们立即中断标本的采集，回到学校。不料学校已提前放假。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五卅”运动，他回到了家乡孝感，开办了第三期暑期学校。在这一期突出了反帝爱国宣传，把宣传工作从学生开始一直做到社会，不仅对学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而且把反帝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推向社会，学生组织多次讲演会，上街游行示威，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罪行，这在孝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郭树勋的反帝行动，传遍了孝感县城，令过去经常和郭树勋用英语聊天的传教士也躲的无影无踪了。 　　三期暑期学校的开办，不但冲击了孝感教育界的陈腐和落后的局面，也为社会改革吹进了强劲春风，最为突出的是推动了孝感地区中共和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和活跃，有些革命烈士就是出在这个学校。郭树勋后来说：“办这三期补习学校，对我一生有积极影响”，对我“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有很深的影响”。 　　为了发展教育，为教育办点实事，他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呼吁各界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1924年3月写的《对于庚款用途的意见》，提出要“把庚款退回的全部，都用在我们的根本大计上面”，其中的“大部分用在农民的教育上”，建议用这笔钱“在各省设立农科大学一所”；“补助各省原有之初级师范学校”；“各县组织乡村学校特别视察委员会”等。1925年12月，写了《孝感教育的根本运动》一文，他根据孝感教育的实际问题，列举了教育经费的不足和不足的原因，教师生活的极度困难和对教育的严重影响，因此孝感要重视教育，就要扩充经费，改良教师待遇，整顿学校内容，洗刷历年积弊。只有这样孝感的教育才有希望。这两篇文章当时都公开发表，前一篇发表在《现代评论》，后一篇发表在《澴铎》杂志上。 　　他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虽然得到有志人士的重视，但是没有得到孝感和有关部门的呼应，为此他要身体力行，自己来办教育。鉴于孝感全县没有一所中学，于1924年秋，经过努力真的创办起一所中学，取名为孝感中学。在父兄的帮助下，他利用父亲在小河溪镇教学的方便条件，由父亲任校长，教师请一些同学帮助，一切筹备就绪，到县政府申请立案，未获批准，这个中学因缺乏经费只坚持了半年就夭折了。这种经历对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无形中也是一个打击。 　　这时的郭树勋并不满足于现状，仍在不断的探求，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逐渐影响着他。他如饥似渴的寻求新的思想，很多的著名共产党人的演讲，只要是他知道的他都去听，在武昌洪山听林育南（1921年加入共产党）讲话；听陈潭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 ）讲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听李大钊（共产党的创始人）讲演，第一次听说马克思主义是观察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提法，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讲话使他感到既新鲜又有号召力，但还不能完全理解，又引导他继续追求和思考、探究一些新思想和新问题。 　　这时发生了对他思想触动最大的一件事。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在校内爆发的一场革命派和醒狮派的争论。革命派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一方，以陈潭秋、李汉俊、任开国等为代表；另一方以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为代表，有余家菊、李璜、陈启天等人。事情的缘由是由于醒狮派不满意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他们反对联俄、联共的政策，尤其反对国共合作 ，于是提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进行破坏，这个口号的实质是把苏联当成外部敌人，把共产党当成内部敌人。因为这个口号有一定的迷惑性，使一些思想模糊的学生分辨不出真伪，革命派必须据理力争，揭穿其反对新三民主义的实质。两派形成尖锐的对立，各自宣传自己的观点，最终是以进步的一派大获全胜，他们以有力的理论和有据的事实，驳倒了对方的观点，揭发了其恶毒的实质，不但教育了大部分学生，而且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个争论对郭树勋以极大的启发，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新三民主义是救国的良方，今后不但积极拥护反帝和反封建的主张而且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它；还使他懂得了在政治活动中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来武装自己，此后他更加注重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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