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时认识了谷云亭同志，当时他任党校六部副主任。由于林枫同志的关系，曾与云亭同志有过几次接触。见面虽少，却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1949年河北省委成立时，云亭同志调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管妇女工作。继而我调河北省妇联工作，参加省妇委，这样，与云亭同志的工作关系就多了。1952年我调天津市妇联工作。1958年省、市合并后，云亭同志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分工领导妇联工作，我当时是市妇联主任、党组书记，所以，一直在云亭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在长达十余年的工作接触中，我对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领导。 　　一、关心重视妇女工作 　　他对妇联工作从来都是认真研究思考，决不敷衍。他经常听取妇联的工作汇报；每年在市委常委会上，他都力争安排讨论妇联的工作，以加强市委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对妇联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树立的典型，他都亲自批转并让在党刊《天津工作》上发表，以促进和提高各级党委对妇女工作的认识和重视，切实实现中央提倡的“全党做妇女工作”的要求。对妇联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他都积极认真地帮助解决。如1963年，一位市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对妇女工作有些不正常的看法，曾多次提出：“妇女工作不需要那么多的干部，工作可以抓得虚些，妇联挂个牌子就行了。基层妇联（指城市街道）可以纳入街道办事处之内，不必形成一个系统来抓”。由于他的这些指示，使妇联内部的思想一度比较混乱。我当时正在参加城市“四清”，在机关主持工作的张化四同志顶不住了，多次找我反映妇联干部情绪所受影响，不安心工作了，要求我向市委汇报。我向云亭同志报告了这些情况，他很重视。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妇联工作时，他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天津妇联工作是有成绩的，并且己取得了一些经验，工作做得比较好，也得到全国妇联的好评。至于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我们市委、市政府可以指出来，帮助他们尽快克服。但妇联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的这席话，对于扭转妇联工作的被动地位们，对于从事妇女工作的许多同志来讲，都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每当回想起这个情景，心里总是十分激动。 　　对儿童工作，云亭同志也是很关心的，他利用各种机会、场合大力宣传。1958年，大批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投身到社会劳动中去，各街道一大批托幼园所应运而生。由于缺乏经验，一时业业务工作跟不上，出现了一些矛盾，经费也发生困难，群众中议论纷纷。面对这种“办好了就上，办不好就垮”的局面，云亭同志找我们商议。他坚决的指出；“一定要把这批托幼园所坚持下去，它关系到广大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大问题。尽管有困难，但要想方设法克服。如尽快提高保教人员的业务水平，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经费逐渐实行独立核算，自给自足。”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制订了培训保教人员和天津市街道园所工作条例，大力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直到现在，街道托幼园所仍然是天津市托幼园所系统中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为解决庞大女职工的后顾之忧，保证婴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工作严谨，实事求是 　　云亭同志有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真正运用于指导实践，他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58年全国搞人民公社化，这股风也刮进了天津市，城市里也搞起了人民公社。大家的头脑都比较发热。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河北区鸿顺里作为共产主义的雏型来抓。一家一户的小房被拆掉了，建成了“共产主义大院”，盖起了“共产主义大楼”，提出了“人人共生产，户户无闲人”的口号，实现“生产、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真是鼓噪一时。许多省、市的代表来津参观学习，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来视察。为此，天津日报准备发社论，曾多次请示主管街道工作的云亭同志。但他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他对报社提出的“共产主义大楼”、“共产主义萌芽”这些标题都不同意。他说：“咱们不要吹牛，要实实在在的做些工作。如果这样子就叫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的标准也太低了，革命还有什么奔头”，又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这些现在都不具备，何况鸿顺里的经验能否站得住，能否坚持，能否推广，还有待于进一步考查，所以叫‘共产主义大楼’我不同意，只能叫‘社会主义之家’吧！”现在回想起来，云亭同志凭着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这种大轰大嗡的做法进行了抵制，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另一件事是1959年全国妇联指示各省、市妇联，要求在城市街道中搞妇幼工作“一条龙”，从孩子出生到上学全由街道包起来，要建产院—妇幼保健院—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一条长龙”。这在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办到，硬建起来也是主观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我当时并不冷静，也想在天津搞个试点。我们向云亭同志汇报后，他明确指示我们：“这样搞是不切实际的，咱们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谁有条件谁搞，咱们不搞。” 　　当时，不少街道公社搞了民办食堂，有的还搞“吃饭不要钱”的试点，到处办主食、副食花样展览品尝活动，请云亭同志参加。他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一次也没有出席过。 　　关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云亭同志并不反对，但是有他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有一次，市妇联几位主任去向他汇报工作，当谈到“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现，以便尽快地使广大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时，云亭同志说：“这个问题要认真考虑，现阶段的家庭作用还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也不是妇联组织所能单独承担的小任务，这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国家能够安排劳动力的多少，也还有个工资再分配的问题，涉及的面很广，牵扯的事很多。家务劳动可以逐步走向社会化，以解决一些妇女的就业问题，减轻职业妇女的负担。但现在一下子由社会包起来，一下子就化了，根本行不通。” 　　正是因为云亭同志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因此他能洞察一些问题的本质。他善于思考，工作作风严谨，从不说大话，从不赶浪头，认真踏实地为党的工作埋头苦干。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三、关心妇女干部，关心党的工作 　　云亭同志一贯重视培养选拔妇女干部。他主张各级领导都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参加领导工作。他希望妇女干部能在艰苦的环境里勇挑重担，接受考验，增长才干。1950年，我从妇联调到河北省通县县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就是云亭同志分配去的。临行前，他亲自找我谈话，叮咛我要珍惜时光，抓紧锻炼，不要怕困难。所以，五十年代河北省贯彻中央妇女参政的形势是很好的。 　　最最使我难忘的是1966年 “文革”开始后，市委调我到中学文革办公室工作。当时形势很乱，市委己转入地下状态工作，会议多是在夜间举行。市委和各级领导干部随时都有受冲击被揪斗的可能。万恶的“一月风暴”刮进了市委大院后，形势更加恶化，市委及各部门工作很快陷入瘫痪状态，什么工作都无法开展，乌云密布了整个天津上空。我当时工作起来已非常困难，心中很乱，预感着有一种危险在向我逼近。一天晚上，云亭同志找到了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央文革已把天津市委定成万、张反革命集团的黑市委，他们说张淮三是叛徒。你的目标不小，你要心中有数，要独立思考，要经得起考验，党是了解你的，天总会亮的。”我听后哭了，我明白最严峻的时刻到了，大难临头了。市委瘫痪了，机关造反了，家也被冲乱了，我的前途凶险莫测。离开云亭同志时我流着泪，但心中感到热烘烘的。在这种危急关头，云亭同志还关心着我，爱护着我，这是多么真挚的革命友谊啊！在那身陷囹圄让人回忆起来都感到齿冷的日子里，我所以能挺住，能熬过来，全凭着一种信念，党是相信和了解我的，群众是相信和了解我的。 　　1972年以后，我的情况有些好转。根据我的要求，允许我到北京治病，并同意我就地安排工作。于是，我被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革委会任常委。1973年云亭同志恢复一部分工作后到北京开会，我去看望他时，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云亭同志却鼓励我说：“咱们这些老同志己经失去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现在要抓紧为党为人民工作，不论分配什么职务都要认真的做，拼命的做，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这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境界，完全没有自我，心中只有革命，只有工作。后来我听说云亭同志恢复市委书记职务后，对“文革”中受迫害的同志的政治前途和工作安排非常关心，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不顾个人的健康和疲劳、日以继夜地和干部谈话，审查申诉材料，使许多长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很快解决。冯毅和张琪两位同志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 　　原天津市妇联干部孟士光同志的爱人冯毅同志系抗战初期的老干部，文革前在市委文教部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并开除出党下放劳动，后从“五七”干校转到南郊插队落户，曾多次要求复查他的问题，都被拒绝。云亭同志恢复市委书记并兼任组织部长之职后，冯毅又一次写了申诉材料并附上给云亭同志的亲启信。发信三天后听说云亭同志突然生病住院了，他很担心云亭同志未来得及审阅他的材料就病倒了。没想到，很快市委组织部来人找冯毅谈话，并得知云亭同志在他的材料上批示“尽快落实”。冯毅的问题终于在云亭同志的关怀下很快得到解决。冯毅同志及其全家都被云亭同志这种不顾自己病痛、只争朝夕的为党工作，对同志负责的崇高品德所深深感动。 　　原市委街道工作办公室主任张琪同志“文革”中也被定成叛徒，开除党籍，下放到汉洁农场劳动改造。汉沽区委曾多次把张琪的问题上报市委组织部，均如石沉大海，1977年，张琪从报上看到云亭同志复出的消息后，非常兴奋，马上给云亭同志写信，要求平反，要求工作。事隔不久，市委组织部派专人赴汉沽了解他的情况，很快下发了平反的文件，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工作。拖了十年的悬案，终于在云亭同志的重视下得到了落实。后来得知云亭同志在处理积案时，坚持当天阅批，不等到明天。云亭同志这种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实事求是，雷厉风行的工作精神，使许多老同志永记不忘。 　　没想到1973年的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云亭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竟如晴天霹雳，我又一次落泪痛哭了。党非常需要云亭同志这样的好干部，我们非常需要云亭同志这样的好领导，他却离我们去了，永远的去了，我万分悲痛。 　　云亭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那种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德；严以律己，一身正气的形象；为革命奋斗一生，为党的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我终身学习。 　　永远怀念您，云亭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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