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8号馆文选__传奇

(1936年12月13日) 　　张主任委员学良于十三日下午五时，召集总部全体职员训话，兹录原词如次： 　　董参谋长，诸位同志： 　　这几天因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诸位讲话，结果未能腾出时间。方才又令诸位等好些时间，很觉得对不起。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瞭，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 　　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的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话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那里，更不能对他所说我的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 　　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如不是因为我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作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曾扩情有两句诗，大意说华山虽然高，其奈四围被阴霾笼罩着。这种情形，正像说蒋委员长被人包围着一样。 　　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不通，只好采第三种办法。采行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于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招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明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像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的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采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检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惩处!我实在不能那样作。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只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我们考查这次事件，和蒋委员长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事实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第二，特务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情报只能供参考，不能完全听信。过去蒋委员长太重视情报，而蒋委员长所得的情报，可以说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试想根据这种情报，去决定政策主张，焉有不错误之理? 　　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本人因工作忙，目前不能常到部。总部事情由董参谋长多负责，希望各位都切遵董参谋长的指导。至于诸位有什么意见，请用书面报告我，我当很虚心的酌为采纳。 　　[陕西省档案馆藏：《东望》第六卷第六期，陆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1936年12月20日出版。]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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