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8号馆文选__传奇

西安事变爆发的同一天，距离西安千里之遥的兰州也发生了扣押中央军军政大员的事变，史称兰州事变。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挥者就是张学良的得力干将于学忠。 　　 　　耻于与蒋介石为伍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蓬莱人，出生军人世家，父亲曾在张作霖服役过的毅军当兵。于学忠子承父业， 1908年进入陆军速成学堂，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凭着自己的聪明、努力，从士兵开始一路做到吴佩孚的直军军长。 　　1926年，广州的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吴佩孚的直军在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几十万的部队灰飞烟灭，唯有于学忠部队的建制还算完整。吴佩孚被打得无处可逃，跑到于学忠的部队。当吴佩孚来到于学忠军部门口时，于学忠亲自率领手下六个师长在门口迎接，态度一如以往，令如丧家犬的吴佩孚感动不已。 　　大势已去，吴佩孚希望于学忠能与他一起入川，依附四川军阀杨森。于学忠说：“四川境内军阀林立，地少人多，养活不了这么多部队。再说官兵们背井离乡，时间久了难免人心思变，怕到时候部队不稳。四川，最好不去。” 　　吴佩孚觉得于学忠说得也有道理，便说：“这样吧，我只带卫队去四川，你就不要去了。但有一些散落的部队总得有人带。我把这些部队交给你。 ” 　　于学忠摇摇头说：“感谢大帅的知遇之恩，只是这仗打得让人伤心，我已决定回蓬莱老家，部队就让别人带吧。 ” 　　吴佩孚劝说道：“你还未满四十，正宜进取，岂可萌生退意？我就把这支队伍交给你了！这些部队非你莫属，别人谁也不给。你能自立最好，如果不能自立，可以投奔张学良，但无论如何不能去投奔蒋介石。蒋介石见利忘义，你若投了他，将来我再也不和你见面了。 ” 　　吴佩孚入川后，于学忠得到吴佩孚的散落部队，实力更加强大。引得各路豪强纷纷注目，都想把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时间，于学忠驻地高朋满座。 　　最先到来的是唐生智的特使姚荐楠。唐生智是在军阀混战中成长起来的小军阀，此时已归属蒋介石。当姚荐楠说明来意后，于学忠说：“我若要南附，何苦等到今天？ ” 　　接着，蒋介石的特使陈干同直接出马。一见面，陈干同就夸奖于学忠忠贞能干，蒋介石如何欣赏云云。说罢，拿出一张蒋介石的委任状，任命于学忠为某军军长。于学忠也不答话，出手把委任状一撕两半。陈干同只得悻悻而去。 　　事后，于学忠说：“大帅入川前叮嘱我，无论如何不能去投蒋介石，像他那种见利忘义之人，我是耻于与之为伍的。 ” 　　 　　与张学良一见如故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派于学忠曾经的参谋周光烈，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于学忠，商谈改编之事。 　　于学忠本来想归隐乡间，但又觉得，自己这么一撒手离开部队，丢下几万人不管，实在对不起吴佩孚的知遇之恩。接到张学良的信后，于学忠想起吴佩孚临走前的叮嘱，便决定去北京，为部队寻找出路。 　　于学忠到北京后，到中南海怀仁堂见到了张作霖。张作霖很坦率地说：“我和令尊当年都在田庄台宋老帅（宋庆）大营当差，我们相处得很好。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于学忠表示：“部队正在向皖北集结，我请求大帅把部队收编过来，我在一旁协助。完事后，我回山东老家，军队尽交大帅统领。”张作霖说：“我今日并不缺乏这两三师的人，要你过来，是看中你的才能、为人。以后这些部队还是你来带，所有待遇，服装、军饷、军械和奉军都一样。”于学忠见张作霖真心挽留，大为感动，表示“以后任凭大帅调用。”张作霖高兴地说：“那好，你以后就归张军团长（张学良）指挥。” 　　第二天，于学忠去北京西单文昌胡同面见张学良。张学良告诉于学忠，奉军的军饷发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人数实发，一种是由主官包干。一般的军官，喜欢主官包干这种方式，因为发多发少自己说了算，有油水可捞。可于学忠却说，我的部队按人数实发。仅这一件事就使张学良对于学忠刮目相看。 　　两人这次见面，没有谈多长时间，但却一见如故，互相欣赏。从此，于学忠成为张学良手下一员忠心耿耿的干将，随张学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26万东北军给于17万 　　张学良生前常说：“我最主要的两个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 ”90岁寿辰时，张学良见了故人，还不胜感慨地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他把总共26万的东北军整编成四个军。其中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领一个军，总计9万人，余下的17万人全都交由于学忠率领。 　　出国前，张学良担心多给于学忠部队会引起其他人不满，便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了一次会。他在会上说：“我走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大元帅的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中央交给我们河北这块地盘，就交给孝侯（于学忠）负责。多给孝侯一些队伍的目的，就是要往他身上压担子，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住河北省。 ” 　　东北军将领如云，为何张学良偏偏把大部分军队交给这个外来的于学忠呢？当时不仅东北军内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外人也同样感到惊诧。 　　 张学良出国考察时，遇到一个名叫杨毓珣的人。他问张学良：“你出国前对东北军都安置好了吗？ ”张学良回答说：“都安置好了”。杨又问：“你对于学忠安置好了吗？ ”杨此话的潜台词就是，你把东北军交给于学忠一个外来人能放心吗？ 　　张学良说：“你不要看错于学忠，他是我最信任的人，将来收拾东北军后事的只有他。 ”言下之意，对于学忠，我张学良还是非常放心的，在出国这段时间，并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于学忠同牟中珩闲谈中说：“张副司令出国后，东北军许多将领对张副司令左右的官员们都冷淡下来了，等张副司令回来了，他们对张副司令左右的人，又亲热起来。我与他们不同，我在张副司令出国后，对他左右的人仍然如旧地亲热，未曾冷淡过。现在张副司令回国，我对他左右的人依然如旧，以前不冷，现在也用不着再热。 ” 　　西安事变后的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送行的有杨虎城和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在飞机起飞前一刻，张学良交给于学忠一张16开的白纸，上面写着：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廖、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二十五日 　　 　　这个命令中所说的虎臣就是杨虎城，孝侯就是于学忠。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张学良又一次把东北军托付给了于学忠。张学良为何对于学忠如此信任呢？ 　　当时有人说，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是于学忠的女儿；也有人说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大舅子；还有人说张学良和于学忠名字中都有一个“学”字，所以张学良特别喜欢于学忠。其实这些说法全不对。张学良把东北军托付给于学忠纯粹出于信任，因为他知道于学忠的人品，知道于学忠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背叛他。 　　 　　身边带着张学良七匹马 　　张学良被囚禁后，他的东西一直由副官赵新华保管。张学良留下的物品中，有樟木箱40多个，柳条包40多件。这些箱包装的多是张学良收藏的古字画，还有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送的两支手枪，一支镶金，一支镶银。 　　张学良归期无望，有人提出要瓜分这些物品。于学忠知道后，派人将这些物品保护起来，严令：谁敢动这些财物，格杀勿论。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于学忠保护张学良的战马。张学良戎马一生，最喜欢的就是战马，一旦发现好的战马，就会不惜重金购买。在西安时期，张学良共有八匹战马，马厩就设在西安城的东城门楼下。 　　八匹马中，张学良最喜欢的是“盖西北”和“干草黄”。“盖西北”四尺多高，7岁口。西北军阀马鸿逵说：“这匹马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还能跑800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 ” 　　蒋介石到西安后，听说“盖西北”的大名，心血来潮搞了一次车、马比赛。路线是从西安到华山附近的华阴站，全长100公里。蒋介石和张学良乘火车从西安出发的同时，张学良的副官张海山骑着“盖西北”出发。结果“盖西北”先到终点。蒋介石等一帮军政大员惊呼：“盖西北”果然名不虚传！ 　　 “干草黄”是张学良为迎接十世班禅大师，在青海牧区挑选的。这匹马浑身毛色金黄，像穿了一件金光闪闪的黄缎子，被牧民视为宝马。张学良要买，牧民不卖，说，宝马只能拿黄金换。于是，张学良用黄金买下这匹宝马。买回来后，又专门为它配备了鎏金马镫。“干草黄”是张学良的至爱，于学忠便把这匹马单独交给郭维城，叮嘱郭好好保护看管，将来完好无损地交还给张学良。 　　1942年反扫荡时候，郭维城被日本人包围在一个悬崖边上。突围时，“干草黄”从悬崖上摔了下去。郭维城赶到山下的时候，“干草黄”嘴里吐着血沫，已经站不起来了。兽医说：“这马满嘴是血，说明内脏摔坏了，没法治了。”这时，日寇的枪声渐渐逼近，大家催促郭维城：“快走吧，没办法了。你不要舍不得了。”郭维城只好含泪丢下“干草黄”。多年后，郭维城见到于学忠，还一再就“干草黄”之死向于学忠表示歉意。 　　其余七匹马，于学忠一直带在身边，不许任何人骑，包括他自己。他曾经说，就是把这些马喂老养死，也不能骑。 　　 　　放鞭迎解放 　　西安事变后，于学忠率领的东北军被调往安徽驻扎。抗战爆发后，于学忠又率军北上山东，深入到日军的后方开辟敌后战场。 　　抗战胜利后，于学忠率一个警卫连迁居重庆江北县回兴乡黄葛坪，门前挂上“苏鲁战区司令部”牌子。 1946年内战爆发，山东战场战事激烈。此时，蒋介石想到了于学忠。于学忠是山东人，抗战期间又一直战斗在山东，从哪方面来说，由于学忠来统率山东的国民党军队都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命令下来后，于学忠却拒绝上任，继续在黄葛坪逍遥。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派飞机接于学忠去台湾，于学忠躲而不见。当时，黄葛坪一带乱兵出没，于学忠调集200余支枪，配足子弹，发给黄葛坪一带群众，保乡境平安。于学忠亲率乡民，并约法三章：“凡溃逃败兵，走大路的不打，不烧不抢的不打，不奸淫妇女的不打”。使路过的败兵，不敢胡作非为。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进驻重庆。于学忠点起鞭炮，亲赴重庆慰劳解放军。随后，他又将前些日子散发给乡民的枪支弹药收回，连同自己携带多年的两支手枪全部送交重庆市军管会。 　　 　　终生遗憾难见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曾派人做过于学忠的工作，希望他能率部队起义。于学忠思考再三，婉言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后，子女问过他：“听说共产党许诺，起义后将给你安排远高于你当时的职位，蒋介石对你态度又那么坏，你为什么不起义？ ” 　　于学忠叹了一口气，说：“我何尝不想起义？可张副司令被蒋介石扣押，当时我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半躺在躺椅上，做出腰痛的样子，明显在提醒我，你们作乱，把我的腰摔得现在还疼。蒋介石满面怒色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扣押张汉卿？我就看你们东北军红不红！你们东北军如果红了，我就杀张汉卿！’当时，东北军十之八九在我手里，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就等于绑住我的手脚，东北军如果投了红军，张副司令就完了。所以，为了张副司令，我不能起义。 ” 　　抗美援朝后期，中央组织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毛主席提议于学忠担任慰问团团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于学忠传达了毛主席的提议。对于于学忠来说，一个前国民党高级军官，能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出任慰问团团长，可以说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再说，于学忠戎马一生，各路军阀都见过，各种阵仗都打过，真想看看能战胜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志愿军。但考虑到自己担任团长去朝鲜，消息在报纸上一公布，肯定会刺激到台湾的蒋介石，怕对张学良不利，所以就拒绝了。 　　1964年，于学忠因患肝癌住进了北京医院。老部下郭维城来看望他，于学忠拉着郭维城的手说：“我最佩服张副司令，他忠诚公正，明敏干练，无私无畏，说到做到，他的品行是学不来的。他待人宽厚，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别是他彻底无私的爱国精神千古垂范，令人敬服。作为他的部下，我一辈子不能忘记他，违背他，他让我去死我就去死。我个人对蒋介石的恩怨不说，仅张副司令被长期扣押这件事，我对蒋是极痛恨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自食其言，怎么都不放副司令出来，真是岂有此理！我说，只要放副司令出来，我于学忠甘愿解除兵权，削职为民，归隐田园，永不出头，我心甘情愿，绝无二话。这是西安事变后我亲口对蒋介石讲过的话，你们都知道。但是蒋介石就是不放他。我还提出用东北军的抗日战功来换张副司令的自由，要大家团结起来，多打胜仗，东北军的抗日功劳越大，张副司令恢复自由的可能性越大。东北军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最后蒋介石还是把东北军全部瓦解消灭了，结果也没放副司令。 ” 　　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于学忠伤感地说：“我这辈子死不足惜，但有一件很大的憾事，就是我年龄大了，又得了重病，恐怕见不到副司令了。可是我想这辈子他还有恢复自由的可能，虽然天眼难开，蒋介石不会开恩赦免，但蒋介石不可能长生不老，总有一天故去，国家也有统一的希望，到那时候副司令便可恢复自由。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你还年轻，你可以见到他的，到时候替我向副司令转致问候，也就了却我一生的心愿！ ” 　　郭维城劝他说：“好好养病，我们一起等张汉公回来。 ” 　　于学忠笑笑说：“希望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了！ ” 　　 　　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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