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8号馆文选__纪念

感谢杨瀚（杨虎城之孙）。此为6月1日上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张学良将军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发言。 　　 　　------- 　　 　　十年前，百岁老人张学良将军在美国走完了他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生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此前，两年间，在张闾衡大姐的精心安排下，我曾两次到夏威夷看望了他。以了我父亲杨拯民生前未能与张将军见最后一面的遗愿，希望为张杨两家的神奇交往画上个句号。没成想，由此使我走上了研究杨虎城、研究西安事变的道路。通过这十年的努力，我对西安事变、对祖父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张将军是一位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对有错、有功有过、一生充满传奇，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英雄。 　　 　　纵观他被软禁前的政治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虽出生于战乱，可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成长。皇姑屯事件前，在其父精心培养下成长，父亲被害后，过早地承担起历史重任。特点是，少年得志、风流倜傥、进取求新、家仇国恨。 　　 　　2、与蒋介石结盟至东北军入陕之前。心想抗日却为“领袖”背负不抵抗的骂名，绑在“先安内”的战车上不能“攘外”。特点是，苦恼、彷徨、求索。 　　 　　3.结交杨虎城、结盟共产党，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特点是，勇气、牺牲。 　　 　　一、少年得志进取求新 　　 　　110年前，张将军出生在一辆马车上，当时叫“小喜子”，后改叫 “小六子”。随着其父张作霖的身份的改变，“小六子”也有了新的名字：大名张学良、字汉卿，寓意是“学张良、为汉家卿相”。 　　 　　他在蒙学之时，已拥有了优异生活和良好教育的环境。在名儒专师启蒙的下，传统中国文化烙印逐渐潜默于童稚之心。而民初以后，列强辱华的纷乱现实，幼年生活的动荡、由贫到富的巨变经历，又使得这位少年产生了追求新生事物的强烈欲望。在众星捧月的环境里，形成了聪明、敏捷、任性、自负、不断追求的思想方法和放荡不羁的性格。 　　 　　作为“东北王”的长公子，他有条件接触、了解当时各种先进知识和哲学思想，有机会交往当时代表各种思想和政治倾向的社会人物。同时，优越的生活又使他成了追求享乐的花花公子。于是，丰富的知识和积极的思想追求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同存于一体、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和西方的价值观混容于一身。民族意识和父亲的期望又使他认识到理智与责任的重量。这应该是青少年时的张学良不同于其他“纨绔子弟”，形成既能有“荒唐浪漫、任情放荡、无所不为”，又有“忠义豪爽、国家至上”的社会实践之双重行为表现的内在原因。 　　 　　从他15岁早婚开始，家庭和社会责任就压在了他稚嫩的肩上。不到20岁已成了少将军衔的高级军官。当时正是国家的多事之秋。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必须进行选择，要从他的价值取向中取舍扬弃，自我否定而后得出正确的抉择。他：14岁参加反袁世凯卖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且表现出众；20岁，以少将之身，力主军制改革，试图使奉军摆脱了旧军队的陋习；21岁，指挥其新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英勇作战，使东北军在石门寨一战扭转败局。 “少帅”治军初见成效；22岁，提倡教育、力倡西学和整军经武，创立东北大学和奉军航空学校；23岁，指挥二次直奉战争山海关一线主攻，打败直军主力，“少帅”一举扬名；24岁升中将，26岁升上将。看到连年内战，民不聊生，使少帅”思想剧变，大胆公开提出“息兵罢战”，“不忍糜烂地方”的主张。 　　 　　27岁，“皇姑屯事件”发生，子承父业成了主政东北、统帅三军的奉系军阀首领。他牢记国仇家恨，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威逼利诱面前，他毅然与南京政府合作，实行“东北易帜”。28岁，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为维护统一、实施新政。大力发展教育，兴办工商业，试图实业救国。29岁，反对内战，武装干预“中原大战”，发表“巧电”，维护中央。他派20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使得反蒋联军失败。同年，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虚名炙手，可谓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这15年间，张学良亲历了常人所无法经历的社会政治、军事大变革，承受了家族、民族、国家所赋予的重任。从这段历程不难看出，在张学良的思想成长和价值取向中，爱国、御辱、是其主线，是他努力的主方向。但他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社会实践；一切地位都来源于继承。因此，他政治上养成了依赖、盲从的习惯与惰性。他说：“父亲在靠父亲，父亲不在靠大哥。”他把自己的爱国、振兴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与他结义的蒋介石身上了。 　　 　　二、国恨家仇苦闷彷徨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炮击并占领东北军北大营进而占领沈阳。根据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系列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奉行了“不抵抗主义”。 　　 　　此时的张学良，从感情和利益上他是应该抵抗和收复失地的。但由于他开始对日本侵略的误判，后又要从政治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维护“领袖”的形象。他只能说一些“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现正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之类的话。对来向他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他又说出：“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是：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由此可见其内心所受的煎熬！由于“国联”的纵容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变本加厉。不到四个月，锦州失守。东北军退到了关内，东三省沦陷，举国哗然。少帅丢了自己的祖基地、东北军成了丧家之众。 　　 　　他想要用抗战的实际行动洗刷“不抵抗将军”的奇耻大辱，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一方面，他支持组织抗日的义勇军、支持马占山的抗日。另一方面，他公然对抗蒋介石的特使汪精卫要他“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的阴谋。他积极联络各方，力主热河抗战。但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剿共”，面对张学良的请战，只好做做姿态，让张学良自己去抗战。1933年2月23日，因日军进攻而起的热河抗战终于打响了。但由于南京政府并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支持，阎锡山也是阳奉阴违，不服调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日军的128个骑兵就占领了承德城。这样，尽管张学良做了很大努力，但仅仅十天，热河失守。 　　 　　“不抵抗”失去了东北，指挥热河抗战又遭失败，国内舆论大哗。南京政府为了推卸责任，摆脱困境，在蒋介石“当前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两人中间谁离开这小船好呢？”的“暗示”下，张学良通电下野。 　　 　　残酷的现实和内心的痛苦使他一度精神萎靡。但他无法放弃爱国抗日、收复东三省的决心。自1935年5月始，蒋介石将东北军陆续调入西北，准备让其围剿消灭红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西安张学良结交了杨虎城，竟然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张少帅多年来存在并坚守的价值取向，走上了“联共逼蒋抗日”的道路。 　　 　　三、张杨联手取义舍生 　　 　　与张学良将军的经历截然不同，祖父杨虎城出身贫苦农家，15岁父亲遭清廷杀害，16岁组织起农民反清组织“中秋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投身革命军直接参加革命、反袁称帝和护法战争。他追随、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4年，孙中山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为支援北伐，他领导西安军民坚守西安古城八个月，拖住北洋军的后退，在国民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27年，在蒋介石“清党”、在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他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密切关系。1930年后，他在主政陕西省时，坚持新三民主义、公开任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释放政治犯。曾秘密释放了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并赠与其枪支经费。 　　 　　“9.18”事变后的第五天他就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人民书”坚决要求抗战。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活动都纳入进抗日的目标下，试图将西北地区建成抗日的可靠基地。他努力兴修水利、发展交通、兴医制药、大办教育，使陕西出现了民国以来最安定的繁荣局面，也为西安事变奠定了厚重的社会基础。 　　 　　1933年红军进入陕南时，他与红四方面军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建立秘密交通线，帮助红军，进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 　　 　　1934年9月，他针对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提出“屏绝一切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政治主张，这也就是张学良说他的，政治上“很时髦”。 　　 　　1935年，东北军进入陕西，客观上改变杨虎城的政治、军事规划。为了实现“屏绝内战、以图救亡”的宏图大略，杨虎城认真分析了张学良的情况。认为张学良主观上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杨、张在抗日这个基础上能够实现联合。于是他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 　　 　　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不到三个月，东北军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当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对张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金被置之不理时，张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前线的用意，用他的话“这叫一斧两砍”，一砍共产党，二砍东北军，他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杨虎城对此时的张学良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怀。在南京期间，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后来，杨虎城再次拜访张学良。张将军第二天即赴上海，秘密会见了与共产党有密切来往的杜重远、抗联领袖李杜将军、以及共产党的朋友孙夫人宋庆龄。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爱国抗日的学生运动，他不仅重用了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还解救了被逮捕的学生。接着，通过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见到了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而与周恩来在肤施会面并秘密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逼蒋抗日的共识。 　　 　　1936年的春季一天，祖父从张学良的家中回来后对秘书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此后的半年里，张、杨互相配合开始了改造军队、训练干部、创办刊物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等一系列行动。同时又发生了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等一系列事件。当时的西安已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大好局面，为“西安事变”奠定了政治基础，这种形势使蒋介石大为担心。1936年10月，他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急忙来到了西安。他要亲自了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心是否稳定？还能不能继续打内战？张学良亲笔写下这段回忆：“良从洛阳归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钧座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谈时良对钧座曾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达到停止内战促钧座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钧座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 　　 　　这就是“兵谏”的最初提出。 　　 　　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当时名声显赫、生活优越、位高权重的二位将军，难道不知道他们“把天捅了个窟窿”之后将有什么命运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知道，而且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将失去已有的一切，甚至生命。但这些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比较，他们认为很值得。 　　 　　他们是抱定誓死如归的决心，发动了西安事变。 　　 　　必须指出，这场被称为“历史的拐点”的伟大事件，使中华民族停止了十年的国共之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经八年，迎来了日本的投降。然而他们所付出的，却是失去自己自由、自己及亲人宝贵生命的惨痛代价！发动和领导这场伟大事变的张杨二将军因此被称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他们应受到全民族的万世敬仰！ 　　 　　谨以此纪念张将军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孙琳 整理） 　　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浏览：149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6/3 19: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