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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军人物志__叶飞纪念馆
共和国将帅园中国红军人物志

叶飞回忆录(驰骋大江南北)第21、22章

叶飞

  
第二十一章天目山反顽

  
发展苏浙皖,迎接大反攻

  车桥战役以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宝应地区。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党校和军区整风队,集中大批干部开展整风运动,并组织大生产、整训部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攻做思想物质准备。
  这时,苏联红军开展强大攻势,德国法西斯已面临总崩溃,布加勒斯特、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相继解放;法国地下武装力量解放了巴黎;美、英军队占领了布鲁塞尔。在太平洋上,美军向菲律宾进攻,并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在中国战场上,日寇遭受我解放区军民猛烈打击,处境日益危殆,但为了挽救其败亡命运,一面大举进犯湖南、广西,企图打通朝鲜至马来西亚的陆上交通;一面以进犯浙赣铁路的一部兵力转向东南沿海进攻,占领温州、福州等地,企图制止美军登陆,谋求沿岸和海上交通的安全。而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排斥异己、坐待胜利的政策,在日寇进攻下,百万大军一触即溃,八个月损兵六十万,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日军长驱直人我国西南腹地,东南沿海港口也全部丧失。
  根据上述情况,党中央确定发展东南、华南各省敌后抗战,准备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和迎接战略反攻。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央军委决定派王震、王首道同志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湘粤桂边,依托五岭山脉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逐步与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打通与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准备配合盟军作战。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给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要求“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华中在西进发展河南、南下发展东南的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
  华中局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于十月九日确定了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方针和部署,提出:“浙东部队应向天台、临海以南发展,与坚持浙南的龙跃部队打通联系;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工作中心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宁)杭国道伸向天目山周围,以便越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联系,造成连接苏浙的战略形势。”
  鉴于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中央要我带领一个主力旅渡江南下,会合十六旅,恢复六师,由我任六师师长,担任南进任务。粟裕同志请求由他亲自率领部队南进。十月二十三日,华中局同意粟裕同志率一个旅首批南下,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同志南下发展苏浙,我留苏中主持工作。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又电告华中局,粟裕同志南下后,要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和全浙。十一月十二日,粟裕同志到达新四军军部,同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等拟定了发展东南的具体部署,上报中央,提出由粟裕同志先率一个旅及党政干部三百余人向下,会合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的前进阵地,然后与浙东部队打通联系,控制会稽山;分兵一部进占象山敌后,再进温州地区,相机由浙入闽。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部署。
  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少奇、陈毅同志从延安致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分析了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形势,并强调指出:新四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顽军外,均应在战略反攻开始时南渡长江,实现“破敌、收京、人沪”,在广大江南地区大发展。除将主力逐步南调外,应进一步加强江北各根据地建设,使之成为坚强的战略后方。
  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同志率一师师部和七团及三百多名地方干部,由苏北仪征过江,穿越宁沪铁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到达浙江长兴仰峰芥,与十六旅旅部会合。另特一团、特四团由三旅旅长陶勇同志率领,由扬泰地区渡江,经丹北到达长兴地区。以十六旅为第一纵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陶旅为第三纵队,执行南下任务,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控制全浙江,相机向南发展;浙南游击队向瓯江以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福建党领导的游击队向福建沿海敌后发展。
  我接替粟裕同志担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和苏中军区司令员,着手以原一旅旅部为基础,组建一师兼苏中军区领导机关。
  不久,中央又来电示:为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已带一个旅南进外,决定再派第二梯队南下,军部准备移驻皖南,组成江南大营向东南大发展。具体部署是:第二梯队一路,由我率一师一个主力旅继续南下天日山,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由此而南下浙南,进入闽浙赣老苏区;一路由谭震林同志率二师主力南下皖南,由此面向皖浙赣老苏区发展;打开局面后,新四军军部南移皖南,由陈毅同志从陕北回来主持,也就是当年中央苏区的局面了。苏中、淮南部队南下后,黄克诚同志的第三师接替苏中和淮南。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苏浙军区,粟裕同志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政治委员。但是,谭震林同志始终未到任,这是由于形势有了变化,任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日寇由于德国法西斯即将溃灭,太平洋战场上的败绩,中国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的威胁,蒋介石在美国支撑下一时诱降无效,不得不收缩兵力,先后撤出了南宁、柳州、福州以及新昌、兰溪等地。中央指示:暂缓执行上述计划,谭震林同志和我都暂缓率部南下。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示苏浙军区:在敌打通浙赣铁路以前,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应以巩固现地为主,深入农村,整训、扩大部队,随时准备反击反共顽固派可能的进攻,准备将来大举跃进。二十八日,毛主席又指示华中局:“粟裕占莫干山后,应巩固现地,如顽来攻,则反击之。”
  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虽然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但对于抗日人民和新四军、八路军却是如狼如虎,视机反噬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主力大部在日寇进攻浙赣铁路、占领浙江沿海时向闽北、江西逃跑,但仍留一部主力和地方武装控制天目山地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曰,第三战区指令其苏浙皖挺进军,出动第二十八军和“忠义救国军”所属五个团,向我军进攻,激战于孝丰地区,被我军击退。这就是浙西第一次孝丰反顽战役。
  三月一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又以十二个团的兵力向我苏浙军区部队进攻,占我孝丰城外围白水湾、报福寺等阵地,企图夺取孝丰城,又被我击退,战史称为浙西第二次孝丰反顽战役。
  很明显,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决不会就此罢休,必然要出动更大兵力来从我军手中夺取天目山这块逼向上海、南京的重要阵地。栗裕同志打电报向党中央建议:第一、二次浙西孝丰反顽战役,由于兵力不够未能歼敌。如果有三个旅,就可操胜券。建议由我率苏中一个主力旅南下。粟裕同志这一电报,同时报了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
  苏中区党委陈丕显等领导同志都持不同意见,认为苏中部队主力,王必成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冬率第二旅南下,粟裕、陶勇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冬率第三旅南下,如果我再带一主力旅南下,苏中就没有主力部队了,这对苏中斗争是极为不利的。
  我当时很犹豫。陈丕显等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一旅如再南下,苏中地区就没有骨干,对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不利;从长远来看,对战略反攻也不利。但是,粟裕同志的意见也是有道理的,打起仗来,只有两个旅,两次孝丰战役都未能歼敌,如再增加一个旅那就不同了。粟裕同志要我向中央表态同意南下,又使我很为难。
  为了支援粟裕同志,我考虑再三决定南下。那时我没有预见到抗日战争结束会如此迅速,苏中地区已比较稳定,没有什么仗打,而苏浙方面可以大发展,但需要再增加兵力。我也考虑了苏中的具体问题,经过交换意见讨论决定了具体部署。一是军区领导班子:以陈丕显同志担任区党委书记兼任军区政委,他主要精力是领导地方党政工作,因此我推荐姬鹏飞同志由四分区调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可以作为阿丕同志的有力助手。以管文蔚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我推荐胡炳云同志、张藩同志任副司令员,并由张藩同志兼参谋长,以协助:管文蔚同志。第二,军区领导机构刚刚组建,不宜再动,确定:全部留在苏中不动。第三,原定带走一个主力旅,我提出由老六团部分基干组成的特三团留在苏中,使苏中保有骨干武装,南下部队除一团外,另有特二团和一个地方团。这样安排以后,苏中的领导同志同意我率部南下,即将以上部署电报中央和华中局。
  中央军委于三月十一日复电同意我率部南下天日山。这由一团、特二团和江高独立团组成的旅,番号为第一师教导旅,旅长廖政国、政委韦一平。金明、章蕴等同志带领地方干部二三百人随军南下。四月七日从丹北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四月二十三日先头部队到达长兴地区与苏浙军区会合。第一师教导旅改称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
  我被任命为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党中央原确定成立苏浙中央分局,因为要领导苏南区党委、浙东区党委和浙西地委。粟裕同志感到局面还没有打开,向党中央建议先建立苏浙区党委。党中央同意这一建议,浙东、苏南、浙西均属苏浙区党委领导,粟裕同志任书记,我和金明同志任副书记。
  
第三次孝丰战役

  国际形势正在激剧变化。四月三十曰柏林解放,五月八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五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三月十六日美军攻占琉璜岛,六月二十二日美军攻占冲绳岛。德国法西斯溃灭了,日本军国主义也在走向崩溃……
  国民党顽固派在干什么呢?五月中旬,日伪出动十个团的兵力,并和顽军秘密勾结,向苏南江宁、茅山地区“扫荡”;又从杭州、湖州等地集中兵力,向莫干山、天日山地区进扰。国民党第三战区乘机调集十四个主力师,企图歼灭我苏浙军区主力于天日山地区。五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以一个师进到富春江以北地区,企图切断天目山与金(华)萧(山)地区的联系;以另一个师向孝丰进扰。杭嘉湖地区的顽军则向莫干山地区蠢动。
  开始,我军没有发觉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部署,决定由我率领四纵队渡过富春江,会合二纵队,打通浙西与浙东的联系。以王必成纵队、陶勇纵队担任掩护,统一归我指挥。五月十九日,十一支队顺利南渡富春江。我率领三个纵队主力由新登地区出发,向富春江新登地区攻击前进。六月二日,攻占新登县城,十支队准备南渡富春江。第二天,顽军猛攻新登,王必成纵队主力在新登与敌激战。
  中午,该纵主力团团长刘别生同志,为了坚守虎山阵地,亲临前线指挥,率部展开白刃肉搏,多次击退顽军的反扑,不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在新登密山脚下。
  此时从俘获文件和俘虏口供中获悉: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已大举向我进攻,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右翼兵团为突击一、二纵队共九营,七十九师全部,指挥官为突击纵队副司令官胡琪三;中路兵团为二十八军(欠五十二师)及“忠救军”,指挥官为二十八军军长陶柳;左翼兵团为五十二师、三十三旅及一四六师的一个团,指挥官是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司令兼江南行署主任刘秉哲。其进攻部署为:第一阶段占领临安及天目山;第二阶段占领孝丰,尔后突击纵队深入莫干山地区,五十二师深入郎(溪)广(德)地区,企图将我军歼灭于孝丰地区或驱逐我军回江北。
  六月四日下午,我召集王必成、陶勇、廖政国三位纵队司令员开会,研究是否在这一地区决战?王必成同志由于刘别生同志的牺牲,情绪十分激动,力主就地决战。我则认为新登远离根据地,在此地仓促应战,极为不利,天目山区从来缺粮,依靠宁国地区输入,国民党军切断粮道后,粮荒十分严重,人民群从已开始吃青苗;我军粮食靠苏南供应,时常发生断炊现象,此地距离根据地有三天路程,补给不上,难以持续作战。进攻的顽军大多系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在皖南事变中是充当主要打手的;突击纵队按英国军队编制。纵队下属营,每营一千人,英式装备,据说原拟赴缅甸作战的,所以称为国际突击纵队。突击纵队是五月间专程调来进攻天目山区的。因此从兵力上、装备上、补给上我军均处于劣势。而更重要的,我军对顽军的具体位置不清,顽军弱点尚未暴露
  出来,仓促应战,没有把握。认为诱敌深入到孝丰地区决战为有利。
  但那时王必成同志正在气头上,陶勇同志比较冷静。我和陶勇同志交换了意见,他同意我的意见。王必成同志情绪稳定下来后,也同意我的意见,一致同意:诱敌深入,诱敌进至根据地腹部孝丰地区,暴露了顽军在进攻中的弱点,再行歼敌。
  当时,苏浙军区司令部驻在孝丰城附近的吴家道。我们取得一致意见,下定决心诱敌深入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用电报报告栗裕同志,决定以一个纵队担任节节抗击敌人三天,诱敌深入孝丰地区进行决战,请速部署战场。
  六月四日夜间,我军主动撤出新登。六月八日,我军又主动撤出临安。
  粟裕同志电报华中局后,决定待顽军深入到孝丰地区时寻机决战。并疏散孝丰地区后方机关,部署战场。
  
反共迷梦破灭于孝丰城下

  就在顽军北犯之时,日寇除向茅山地区“扫荡”外,六月二、三日向安吉东南线坑桥进攻,并将该地完全烧毁;赶筑宣长公路,以封锁广德、泗安、安吉、长兴之线,并不断派部队向东亭湖一带骚扰,企图切断我苏南、浙西的联系。
  当时的情势,如果不击退顽军的进攻,一种可能是处于敌顽夹攻之下,后果不堪设想;一种可能是被顽军击破于天目山北。除掉击退顽军进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哀兵必胜!我军决心集中兵力在孝丰附近组织新的战役,求歼进犯顽军一部,以粉碎其进攻。
  这一段时间内,苏浙军区集中了可能集中的兵力进行第三次孝丰反顽战役,以两个团守备孝丰城,以七个团为突击部队隐蔽集结于孝丰西北地区,伺机实施有力突击。
  顽军向孝丰地区深入。开始,那个前敌总指挥李觉还是比较谨慎的,再三告诫各部:“不要受诱上当,丛林深谷,容易埋伏,务必严密搜索敌情。”然而,他们算来算去,优势总在他们手里。更何况从六月十三日开始,天目山地区的我方后方机关、仓库和医院,陆续撤退。加之,顽三十三旅进占我临安县城时,也未遭到我军打击。于是,刘秉哲等人从种种迹象判断,新四军必然是“溃退”,于六月十六曰、十七日连电李觉,一面建议,一面命令,五十二师急不可待地提前行动了。李觉也坐不住了,报告说:“二十五军集团军据各部报称,十八日止,东西天目山已无敌踪,扫荡之战,于焉告终。”带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奔向孝丰城来了。
  六月十八日,顽三十三旅为了抢头功,采用了旧军队中的惯伎谎报军情,宣称它已夺取了孝丰城。五十二师师长张乃鑫连忙派他的谍报队长去孝丰城联系。正好,给我军抓住了,连人带信件送到苏浙军区前敌指挥部来。顽军竟然长驱直入,分散冒进了!顽军的意图和部署清楚了。
  六月十九日,五十二师孤军突出,由小白店和西圩市之间向孝丰西北扑来;而其它部队只进到孝丰东南的港口地区。两个兵团之间,东西相距约二十公里。
  至此,我各个歼灭顽军的战机已经出现了。
  六月十九日夜,以第四纵队担任迂回,首先向顽军左兵团突击,以一、三两纵队突击其中右路之敌。指战员斗志昂扬,响亮地提出“歼灭五十二师,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复仇”,奋勇向前。经过一昼夜激战,一举歼灭五十二师。而奉命驰援的二十八军和“忠义救国军”,均因多次遭我打击,慑于被歼,未敢轻进。
  此战,借助夜幕,聚歼骄横之敌,战斗较为顺利。
  在我军围歼左兵团之际,中、右路顽军已经赶到,向我孝丰城东南、以东和东北之外围阵地猛攻,并企图抢占五峰山制高点。我军已先敌抢占。于是,南坡是国民党军向上抢山头,我军立即展开火力,把南坡的国民党军打得屁滚尿流,迫使顽军主力陷于孝丰城东南不利地区。
  我军歼灭顽军左兵团之后,立即迅速调转兵力。六月二十一日晚,我一纵队经大竹杆、山坞迂回切断了顽军退路;三纵队经孝丰东北向顽军右翼迂回;四纵队则向孝丰城正南之顽军突击,将顽军右兵团紧紧包围压缩在孝丰城南之草明山(当地群众称为茅头山)至港口、白水湾的狭小山谷地区之内。二十二日夜,围歼战开始。我一纵队一部由顽突击一纵、七十九师和突击二纵之间的接合部潜入山村隐蔽,至二十三时伏兵齐出;同时以一、三纵队四个团兵力穿插分割,切断了敌七十九师与突击二纵的联系。经连续一昼夜强攻,七十九师与突击一纵伤亡惨重,胡琪三慌忙下令撤退,连夜向临安方向逃窜。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四纵队从虎岭关插到孝丰,对大茅头山发起总攻,全歼了号称“王牌军”的突击二纵。逃窜中的七十九师和突击一纵的残余部队,被我切成几段,实施多路突击,逐股歼灭。但因我军连续苦战,体力不支,仅追击至黄湖镇附近,顽右兵团的少数残余部队在混乱中向南溃逃。
  是役,毙伤顽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突击一纵队司令胡旭旰以下三千六百余名,俘顽军官兵二千八百八十七人,缴获山炮一门、战防炮一门、迫击炮十五门、轻重机枪一百二十一挺、步枪千余枝。
  至此,浙西第三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彻底粉碎了顽军聚歼我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我新四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为坚持孝丰、莫干山、杭嘉湖敌后新区,打通同浙东联系,并进一步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运动战的一次锻炼

  战后,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的工作方针是:深入巩固苏南工作,开辟敌后敌后的新区,休整主力,掌握敌顽矛盾,避免单纯顽我决战。为贯彻这一方针,决定进占天目山。因为如果再占天目山,有如下的不利:
  第一,主力大部仍将与顽军主力对峙,无法安心休整;而部队自新登至孝丰连续战斗一个月,极度疲劳,伤亡也很大,极需好好休整。
  第二,主力大部如仍控制天日山,则粮食供应甚难,势必要由苏南供应;果如此,则苏南又将陷入供应战争的各项工作,无法以全力进行深入巩固,不便发动秋收群众运动,打下深厚的工作基础。
  第三,将影响以适当力量挺进敌后之敌后的开辟工作。
  因此,于七月上旬开始分兵:一纵队全部回苏南就食休整;二纵队开至宁国东北、宣城东南之桥头、柏垫地区,并拟派一个团进入宣芜铁路以南地区,以打通与皖南的联系;四纵队控制浙西,逐步打通浙东联系。
  第三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确是被打痛了,从现在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陆军第五十二师三十四年六月于浙西孝丰附近剿匪之役战斗详报》中有这么一段评述:“查这次苏浙皖边区奸匪(按:这是顽固分子对我军一贯的污蔑称谓)之啸聚及蠢动,较之二十九年冬新四军在皖南之抗命迥不相同(按:指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本师前此两次,均参与此役,深浅自知,其此次所凭藉的实力,较之过去江西时代固无逊色。然与二十九年相比较,则其素质、装备、战斗力及战斗方式等更有显著的进步。故吾人今日对当面奸匪,更宜刮目相看,未可掉以轻心,如再估计过低,或竟颟顸应付,将为无可补偿之损失。”
  浙西三次反顽战役,特别是第三次,是苏中黄桥决战以来的大规模运动战。规模、双方使用的兵力、战争的残酷程度,都大致相同。这对于我军从游击战转变到进行大兵团运动战,作了准备。
  
  
第二十二章撤离江南前后

  
胜利带来了新的矛盾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曰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十日,日寇被迫发出投降书。
  一场激烈的斗争展开了。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而蒋介石来夺取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声明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八月十日到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曰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和东北将领吕正操、万毅、张学思各部迅速深入东北。八月十一曰,蒋介石竟然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汉奸“切实负日寇的军事力量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十二日,麦司克阿瑟居然恬不知耻地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蒋介石感到有个硬后台了,明日张胆地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任援道为国民党南京先遣军司令官……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指出蒋介石的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坚决拒绝。八月十五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总司令名义,致电美、英、苏三国,声明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接到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后,立即向华中各地的日伪军送出通牒,令其限期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并派出代表就近与新四军各部接洽投降事宜,同时,公布了江苏省主席黄克诚、浙江省主席叶飞、安微省主席罗炳辉、上海市市长刘长胜、南京市市长粟裕等名单,下达了《关于进入城市与交通要道后的工作指示》。苏浙军区奉命以一纵队攻取南京,三纵队进攻无锡、苏州,四纵队配合上海工人起义,接管上海。同时根据延安总部命令,发出《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通告有关接收京、沪、杭、甬沿线各地日军投降事宜。
  日本投降前,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编练了三十五个美械师。日本乞降消息公布后,美军除两个师在上海、青岛、天津登陆外,又派出大量飞机、军舰,把西南大后方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运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徐州、济南、天津、北平、张家口、山海关、包头、太原、郑州、洛阳等二十四个重要城市及交通枢纽。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了蒋、日、伪合流,中国人民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夺取上海”的插曲

  德国法西斯溃灭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是必然的;但是在什么时候,谁也不是巫师,谁也不能预言哪月哪日。日本投降,对我们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但投降之快,也出我们意料之外。
  七月下旬,苏浙军区决定派四纵队再次南下,二渡富春江,与浙东第二纵队会合,扫除浙江中部浙赣铁路两侧敌伪势力,然后大举跃进,连接浙南,以实现党中央打开东南局面的战略意图。此时,十二支队已地方化,同地方部队结合,分编为吴兴、武(康)德(清)、临(安)余(杭)三个支队,担负坚持和发展杭嘉湖、莫干山地区的任务。四纵队率十、十一支队于八月一日上午,在地方党的接应下渡过富春江。傍晚,十一支队在芳泉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激战多时,将敌打退,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多名。八月二日,二纵队三支队支队长蔡群帆同志率领一大队,和金萧支队支队长彭林同志率领该支队一部,与第四纵队在富阳大章村附近胜利会合。
  会师以后,金萧支队和地方武装随十支队向金(华)义(乌)浦(江)地区进军。八月六日,在诸暨西部马剑歼灭“忠救军”两个营后,分四路进入浦江县,攻占中余、浦江、黄宅,进至义乌的后宅。十二日晚,十支队二营在支队长陈挺同志率领下远途奔袭,攻下浙赣铁路上的曹宅市。这样,四纵队初步完成南进任务,并准备越浙赣路东进东阳,然后发起会稽山战役,打通与浙南的联系。与此同时,十一支队在萧山、富阳两县攻歼伪军和土顽据点,扩展根据地。
  十四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意料之中的,真的到来了,又感到有点突然。人民欢腾起来,四处放起了爆竹,敲起了锣鼓……
  我接到紧急任务:率领四纵队主力横渡太湖,配合上海地下军的起义,任命我为上海起义军总指挥,武装解放上海市。当时告诉我:刘长胜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执一、张承宗、陈祥生,还有淞沪支队政委陈伟达同志任委员。据说以工人为主体的地下军已有几万人,已经占领新义铁工厂等,亟待主力部队前去。已经要上船了,刚好党中央来电,停止了这一行动。事后知道,上海地下军若干万,只是个估计数字,以后撤到郊区青浦观音堂大约三百余人。当然,还有不少同志如知名的工人领袖汤桂芬、范小凤、朱品芳等留在市区坚持斗争。现在看来,以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军力量,上海地下党的力量,采取工人起义和我军外援的方式来解决上海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张承宗同志的回忆录《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一文中说:“九日凌晨,华中局通知刘长胜同志和我去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央的电报,中央明确指出: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不能继续打下去,将很快投降。为此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要城工部立即派干部回上海,发动群众,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对此,饶漱石进行了解释,说陈祥生已在上海,组织了十万工人等等。刘长胜同志和我都没有应声,但不相信陈祥生所谎报的一套。”党中央及时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八月十日,陈毅同志电示苏浙军区:“江南方面应立即有计划地分路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间太湖西岸各地和浙西敌后各县,创造一整片农村局面,作为迎接内战,坚持斗争的基地。”根据这一指示,苏浙军区停止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攻,部队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迅速就地发展,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八月发表了《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的通电》和《新四军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命令京沪、沪杭、沪杭甬沿线各日伪立即向我缴械投降。
  苏浙军区我军集中力量,不顾蒋介石指示日伪军拒不向我投降的乱令,发起大反攻。从八月十六日起,先后收复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郎溪、广德、高淳、宜兴等十个县城和苏南、浙北大小一百余处集镇。浙东的第二纵队也拔除了宁波外围的鄞江桥、西城桥、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墩胜山等三十余伪军据点。该部淞沪支队还逼近上海西火车站,攻人北新泾及大团镇。第四纵队则奉命从金华近郊出发,昼夜兼程,横渡富春江,跨越浙西大地,向北急进……
  
撤离江南,开始新的斗争

  就在此时,党中央向各战略区发来八月十一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具体部署了任务:“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特别向江南等地指出:“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决定》说:“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比科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斯比科危险,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斯比科,这个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占领军司令,趁着德寇败退,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和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之中。浙东游击纵队文工团曾据此编写和演出了活报剧《哀希腊》,借以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警惕“斯比科危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接着,却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在此之前,我们从新华社电讯里得知: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曰、二十三日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在八月二十七日,和我们接到“通知”的同时,也为此到了延安。和国民党谈判,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何况抗战八年就谈了八年,有什么结果?大家耽心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忧心忡忡地说:“蒋介石是个大流氓,什么花样耍不出来!毛主席一天不回延安,我们一天睡不着觉!”至于那个赫尔利,大家都不相信他,报纸上早就登过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他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宣称不和共产党合作等等帝国主义滥调,不是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反动政客吗?而美军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也说过,如果我党不派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坦率得多么可爱!这不是可能存在的“斯比科危险”吗?确使一些同志想不通了。
  以后知道,斯大林也致电我党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在当时形势下,由于我党和广大人民坚决的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即使谈判没有结果,也可使我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于被动。既要谈判,就要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有基本对策。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九月十六日,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全国内战危机虽然较大,但和平局面也有可能,你们苏南、浙东、皖南三地区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的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道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九月二十日,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所以,苏浙军区在《双十协定》公布之前,就即部署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北撤苏中地区。
  九月二十二日华中局电示:“粟率一、三纵王陶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率四纵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之后。”粟裕同志即率军区、区党委机关和一、三纵队从常州与奔牛之间越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到达苏中泰兴。我则率四纵队策应和掩护二纵队(即浙东游击纵队)北撤。
  四纵队从浙东金华地区赶回来后,即西去杭、嘉、湖,全力歼灭伪军第三十四师田铁夫部。这个田铁夫在苏中时曾和我军拉过关系,我们也以“同情军”的形式争取过他。这人草莽出身,民族气节差,不到两个月就叛变投敌。中国军阀混战中有不成文的惯例,排长拉队伍来就当连长,连长就升营长,田铁夫也就由国民党军的旅长到日伪那里当师长去了。日本鬼子还是很“鬼”的,把他调开“窝”,来到浙江,也就是把他的根子拔了,不得不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皇军”了。十支队和他可是老对手了,在海安时一起驻防,田铁夫投敌后长期交锋。这次在杭嘉湖地区,从九月九日到十五日,新镇、石琢、善琏……直至田铁夫的师部所在地一一双林,被我军一一打下,彻底歼灭了田铁夫所部。
  四纵队在双林战役后,集中长兴待命。不日,接到军区命令,准备派十一支队插向海盐澉浦,接应二纵队渡钱塘江北上。但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二十八军和四十九军正向天目山区推进,前锋已进至武康、德清,因此,十一支队停止向澉浦前进,四纵队全力阻击国民党军东进,以掩护二纵队北上。
  九月底,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向北蠢动。二十八日,中央和华中局电告:顾祝同近日积极布置进攻天目山我军。而事实上,六十四师已经和我浙西部队接触,只是惧怕我军反击,未敢贸然前进。
  浙东我军却遭到国民党军的无耻拦击了。第三战区顾祝同企图歼灭我浙东游击纵队于钱塘江口,仅澉浦至松江一线,封锁与进攻我军的就有三个师十一个团之众。浙东我军一部曾在澉浦被困,英勇战斗,终于击破国民党军的封锁。九月三十日,我浙东先头部队由杭州湾北渡。国民党军一二四师由杭州北上,七十九师一部由松江南开硖石,妄图合击;同时七十军又尾追。十月二日,向我军合围,激战终日。国民党反动派气势逼人,向新闻界发布讲话:企图“聚歼”尚未渡江的我部于浦滨。形势确实严重,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华中局也于十月三日电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揭露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积极进攻消灭我军的两面派阴谋,以激起人民的公愤。”浙东我军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十月四日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至澉浦登陆,但遭到国民党军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亲自指挥的三面包同。浙东我军向国民党军再三呼吁:我军根据国共谈判,让出浙东解放区北撤,希望让路。国民党军一贯以为我军呼吁为软弱,反而施行狂轰滥炸。浙东我军被迫作夺路突围之战。下午一时,战斗最为激烈,其中制高点扇子峰之攻夺战达六次之多。血战十六小时,浙东我军始打开血路突出重围。我军英勇抗日的勇士竟伤亡二百一十三名,殊堪痛心!
  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干部大队渡过钱塘江口之后,我就开始率领四纵队经宜兴、溧水、句容等地,渡江至泰兴地区。我到黄桥刚住下,值班参谋就向我报告,四纵队司政后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队和十支队两个连所乘坐的轮船在长江里沉没了。我走到外面一看,黑夜茫茫,措手无策!赶紧动员当地干部、船工尽力抢救。当时很多同志总认为是日伪特务或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几经调查,弄清楚商船老板并无歹意,七日七夜运载我军北渡,轮机损坏,此次又由于超载而发生事故。据说“文化大革命”中,镇江地区作为一件重大事件作调查的,最后也是这个结论。这一事故给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上面提到的澉浦之战伤亡是二百一十三人,而这条轮船沉没牺牲竟达八百人!其中有四纵队政委韦一平、苏南二分区行政专员李建模、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诚、宣传科长王一、副科长司徒扬等同志。韦一平同志是海南岛人,早年参加右江起义,随红七军转战到达湘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以后,韦一平同志任苏北特委书记,与惠浴宇等同志一起,在苏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级党委,扩大党的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对开辟苏中根据地是立了功勋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却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李建模同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常熟“民抗”的创始人之一,对江南抗日战争的发动和坚持是有贡献的。吴志诚、王一同志都是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王一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在上海法政学院新闻专修科学习后,由上海党输送来新四军。记得郭村战斗时,他编印油印小报。自编自刻自印自发,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喜称他的外号为“好消息”;后来小报象个样子了,人家又叫他“王老板”,是个出色的宣传家。司徒扬在文艺上造诣很深,新四军中流传颇广的《四季风车歌》、《打大仗》、《黄海渔民曲》等歌词都是他的作品。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仍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抗日战争胜利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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