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自菲律宾归来 　　 　　家庭 　　一九一四年五月，我诞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上。 　　我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有房二间，地五分，家中一向穷困，加上农村破产，生计无着，新婚几个月后，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开始做苦工，以后做小买卖。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可以算得上小康水平。 　　菲律宾华裔很多，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所以叫“三宝颜”。据明史记载：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吕宋（即菲律宾的一部分）不返，生育子孙。 　　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这也是当时华侨中常见的现象，即在家乡结婚以后，又在侨居国当地婚娶，所以我有两个母亲，我的生母是菲律宾人。 　　大概是长期受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受西方影响较深。比方说，菲律宾就不像旧中国那样。“四世同堂”，而是小家庭制，而且妇女与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我父亲和我生母就是各开一个小店，各自独立经营。我母亲有一片椰林，父亲从母亲的椰林买来椰子打油出售，并兼营杂货。母亲开的是米店，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是有文化的妇女，英语很好，来往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她还教我学了一年英语，所以后来我回国上学英文课就很轻松。我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母亲却特别疼爱我，可是我五岁便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音信断绝，一直到解放后，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病故了，母亲依然经营小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高血压症，家计重担由我的没有出嫁的大妹妹主持。五十年代初，突然收到大妹妹的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我能借笔钱给她。这封信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是福建省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我要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我来负担养家的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可是没有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我生母在一九六五年病故，听说参加送葬的有一百多人。据家人说：母亲为人正直，在当地华侨中很受尊重。 　　我一家兄弟妹妹九个。大哥叶启迪，是家乡的母亲收养的；二哥启存，大我两岁，从小一起长大，和我一起回国，一起读书，又一起参加革命，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是老三，原名启亨；我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启东幼年时由我二哥带回国读书，解放前夕又回菲律宾，解放后回来上大学，一直在福建工作；其他几个弟妹是在我回国后出生的，过去一直没有见过，我国和菲律宾建交后，三个弟弟才回国相聚，已经都是上年纪的人了。 　　我这个华侨家庭，过去叫作“海外关系”，有一段时间受“左”的影响，甚至我的女儿在六十年代初要报考大学机密专业，招生的人也要调查她的海外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关系更是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证。现在想起来还好笑。其实华侨大多是非常爱国的，虽然封建王朝视华侨为“化外顽民”，后来国力日弱，华人在海外受尽歧视压迫，但总是对祖国怀着赤子之心，祖祖辈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我父亲就是这样，从小教育我们不要忘记家乡，不要忘记祖国。他经常对我说：“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我刚刚五岁，父亲就带我和二哥回祖国读书。 　　 　　童年 　　一九一九年，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垵乡。 　　故乡距闽南古城泉州一天路程，虽然山清水秀，但是人多地少，是个穷乡僻壤。几百年来，不断有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家乡人性格慄悍、豪爽。明末清初南安出过两个人物：郑成功和洪承畴，一忠一奸，南安人总是以他们的经历来教育后代。 　　父亲回到家乡才一个月，就被土匪“绑票”了，好不容易赎回来，就匆忙离乡出国，以后就再不敢回来。从此，我们兄弟俩就由家乡的母亲抚养。 　　家乡的母亲娘家姓谢，嫁到叶家后一直没有随父亲出国，留在故乡苦撑家业。华侨往往在海外和故乡各维持一个家庭，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叶落归根”的缘故吧。她没有生育过，我和二哥回到家乡，她就把我们当亲生儿子一样来抚养，所以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以后我参加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主意，十分惊慌，也不知道解放军的首长叶飞就是她的儿子。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军进军抵达泉州，我才把母亲接来，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我就是启亨，叶飞就是我”。她才惊喜交集。以后她到福州和我同住。母亲的晚年总算享了几年清福，一九六三年病故，没有跟我一起遭十年动乱的罪。 　　我幼年还乡后不久，就被送去读书，先上了半年私塾，念的是《三字经》。那时我还不会家乡的方言，上课什么也听不懂，只见先生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不觉嘻嘻笑起来。这下可闯了祸，先生拿起竹板戒尺打我手心……小孩学说话很容易，大约两三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家乡话，还学会读写一些汉字。 　　第二年，进了深鞍乡完全小学。那个年代，这是一种“新式教育”了。当时的完小还很稀罕，毕业后就像考上秀才一般，有人到家中报喜：“贵府少爷讳××县完全小学第×名毕业……”家里要给来人赏钱，放鞭炮，宴请四邻。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第一次大革命的时代，福建沿海开放较早，新思潮的传播较快。我不清楚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南安县革命活动的历史，只是知道在我读高小的时候，南安县已经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和农民协会等组织。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开始主要是在海外活动的，是得到华侨大力支持的。他和广东、福建沿海的三合会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南安县很早就有国民党组织并不奇怪。我读书的当年，这个小学有的教师比较进步，是国民党左派，经常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使我从小就受民主、革命、正义、平等、真诚、无畏、牺牲……这些清新而又美好的观念的感染。我还记得那时还参加过游行，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我开始获得革命思想的启蒙，是在读高小的时候。有位数学教师叶骥才，是国民党左派，很喜欢我们弟兄俩。那时我们两兄弟功课很好，每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我俩轮流占去，叶骥才老师和我们很亲近，经常给我们讲解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位叶老师，是我幼年时代思想上的启蒙者，现已退休住在上海，我到上海时常去看望他。 　　一九二五年我高小毕业了，正赶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也涉及到海外的家庭，父亲写信回来说：家里经济困难，只能供一人升学，另一个要回菲律宾帮他经商。叶骥才老师知道这事后，找到我母亲说：“你这两个儿子都是高材生，中途辍学太可惜了，你们是小康人家，还是让两兄弟都继续升学为好。”母亲一向盼望我们两兄弟读书上进，便同意了，又写信给父亲。叶老师自己也给父亲和我生母写了恳切的长信劝说，终于打动了父亲，同意我两兄弟一起去考中学。 　　 　　第二章 踏上革命征途 　　走向革命之路 　　叶老师建议我们到厦门去投考中山中学。那时厦门有两所中山中学，厦门港中山中学是左派办的。鼓浪屿的中山中学是右派办的。我那时已经大略懂得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了，当时左派和右派在闽南的斗争很激烈，公开在报纸上争论。叶老师是左派，以前在厦门读过书，那里有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也都是左派，所以他介绍我们兄弟去考厦门港中山中学，并托他的朋友照顾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的朋友里就有中共秘密党员。 　　我们的功课底子好，到厦门中山中学考取了插班生，就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我上英文课很轻松，因为过去学过，读《模范英语读本》第二册就基本没有什么生词。其它的功课也不大费力。我在课外有时间就看课外书，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和进步书刊。小学时喜欢看三国、水浒，中学时受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作品影响较深，鲁讯的作品也看，但恐怕是太年轻的缘故，不大懂。 　　那时我们也经常传看一些革命的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向导》是我最喜欢看的刊物，也看《共产党宣言》等共产主义运动的普及读物，但当时还看不懂，比较易懂的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点。大革命时期，这些书刊在厦门是可以公开出售的。因为家里寄来的学费不多，我们兄弟俩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书，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都要上一趟书店。 　　厦门是个海滨城市，在鸦片战争后就是“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是中外交往较多的城市，交通便利，当时就有定期班轮到上海、香港。文化也比较发达，思想很活跃。我在这里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大革命的高潮，各种思潮涌进这个小岛，革命气氛很浓厚。当时我接触要好的同学、朋友都是倾向左派的，还有叶老师介绍的左派的“大朋友”，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对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关系很大。 　　互相传看进步书刊，一起议论时事政治，这是那时进步青年的风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时的情景确实是这样。有段时间我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和诗歌。没想到“文革”中，造反派从旧报纸上找到了我写的两首诗，作为我“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派”的罪证。专案组甚至把这些罪证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后觉得好笑，对他们说：“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是这个味道嘛!” 　　大革命时期，厦门左派力量最集中的地方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中山中学。这三个学校是当时我们党的据点，教师、学生中都有党员、团员。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罗明，闽西苏区创建人之一的郭滴人等，都在集美学校读过书。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福建的反革命政变，也是“四一二”那天首先从厦门开始，这几个学校就是重点。我们中山中学的高中学生杨坡树是共青团员、厦门学生会的主席，就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国民党在厦门到处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了美丽的鹭岛。我们厦门中山中学也被强行封闭。 　　学校被封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转学到厦门的省立第十三中学，这是厦门唯一的省立中学，就是现在厦门一中的前身。 　　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更加坚定了走革命的路。虽然这时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模糊的，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没有把我吓住，反而使我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了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因为当时被国民觉杀害的共产党人中的很多人我都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坚决革命，很纯洁、正直的青年。这时，我才坚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下定决心走革命的路。那时我才十四岁，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当然，也有一些人被白色恐怖吓倒了，对革命消极了，有的跑到南洋去了。“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当时厦门党团组织遭到破坏，但火种依然存在，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十三中学有个数学教师就是中共省委的秘书长，他从我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我的情况，就注意到我。那时我开始参加一些秘密活动，由于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入团的年龄，算是外围的成员吧，跟着团员们一起出去散发传单，贴标语…… 　　到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福州、厦门的党团组织开始恢复。那时我虚岁十五，勉强够入团的年龄了，当时厦门的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介绍我加入“C．Y．”(即共青团的简称)，并交给我入团后的第一个任务：在十三中学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很快我就介绍了我二哥启存和同学郭礽疆入团，并建立了支部，选举我任支部书记。 　　我们这个团支部主要是做学生工作，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青年。刚入团，浑身是劲，东奔西走，充满热情。这年冬天，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问我中学毕业后的打算。那时十三中是四年制，我已读完，再加一年预料，就可以考大学。叶贵煌告诉我：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和个人素质，组织上打算培养我，但这就要脱离学校，脱离家庭，放弃升学，完全转入地下。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满腔革命热忱，确实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便回答说：只要是组织需要，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并说服了二哥，不参加即将来临的毕业考试，不要文凭了，并且给家乡和国外的父母去信说：中学毕业了，和朋友到日本留学，由朋友负担学费，家里就不要再寄钱了。这当然都是假的，只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的。现在来看，实际是“三脱离”：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社会，只和革命同志来往，这些往往导致脱离群众的结果。其实，和家庭、社会保持联系，对从事革命工作会更有利一些，当时却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我们党那时确实还在幼年时期，很多做法都是很“左”的、幼稚的。 　　不久，我参加了团省委在厦门开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地下工作者，主要是讲授秘密工作的纪律和具体的活动方法，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概是因为我在处理家庭和个人问题上的坚决态度，所以把我送到这个训练班培养。这是我参加革命一直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脱产”学习。训练班结束以后，就被分配担任厦门区委书记。 　　我的中学时期，正是第一次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的动荡年代，也是这个动荡的年代，使我开始成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从此终生献身于革命事业。回首当年，我依然怀念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我感谢带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我青少年时代的启蒙者和同志们。 　　 　　二哥启存 　　每当忆及我的青少年时代，总是很怀念我的二哥启存。我们两兄弟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同睡一床，同坐一张书桌。进中学后还在同一个班级，后来又一起入团，一同做地下工作。由于我们少小离家，举目无亲，更是相依为命。 　　但我们俩的个性大不相同，二哥好静，性格内向。记得小时候，我和他争吵打架，明明是我先惹他的，但我先去告状，母亲却护着我而惩罚他。打架归打架，我俩还是形影不离。回国上学以后，他不爱活动，也不交朋友，和我不一样，是个死读书的人。比如说我们同桌，他就一直不知道坐在前后左右的同学的名字。他单纯、耿直，嫉恶如仇。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进步思想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强烈的正义感。我们当时交往的都是进步的、很正派的青年，大家都很单纯，我们都把党团组织看得很神圣，是地上少见，天上才有的，这一点，二哥比我更突出。 　　一九二八年冬，我从训练班结业后不久，就被任命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二哥是团省委宣传干事。那时党团组织均已转入地下，租房子“住机关”，要调女同志来假扮夫妻，以便掩入耳目。这时的干部很年轻，最大的也就二十多岁，青年男女长期住在一起，产生了感情，往往假夫妻成了真的。和二哥住一个机关的团省委宣传部长就是这种情况，可这事给二哥撞破，他非常气愤，认为是肮脏的事，跟我说：他们这样乱搞，哪像个革命者。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和国民党差不多，因此对整个团组织感到失望。我当时也说服不了他，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团组织，从厦门跑回菲律宾家里去了。二十年代时，中国党和外国党的关系是互相承认的，所以，二哥到菲律宾后，大概思想通了，又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了。 　　一九三0年七月，我在厦门被捕，写信给家中，和家里恢复了联系，希望家里救济。在菲律宾的二哥知道后，连忙回国营救我。我又通过二哥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也就同时接上了党的关系。后来我刑满出狱时，组织上也是派他来接我住到机关，可以看出组织上对他是信任的。 　　我出狱后，在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因为已经暴露身份，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被调到福州工作，从此和二哥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和二哥一直没有通信，到解放后才打听到，启存以后担任过南安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安(溪)、南(安)、永(春)游击区红色游击队，一九三五年被捕，在家乡壮烈牺牲。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二哥这段时间的详情。解放后，他被安葬在家乡的烈士陵园。 　　 　　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八年底，我从省委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结业后，就被派去从事工人运动。 　　厦门开发早，当时也算得上是福建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是海员和码头工人，还有两个罐头厂，是机械化生产，出的罐头商标是“水仙花”牌，一直到现在，还用这个牌子，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名气。当时，党在码头工人中的工作较有基础，其次是海员，罐头厂工作基础较差，我便到罐头厂去做工人工作。 　　罐头厂有个黄色工会，这是公开的，合法的。我去了以后，设法组织赤色工会，但那时正处在革命低潮，工作很难开展，只好先打进黄色工会，当了个不领薪金的书记。我是学生出身，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虽然住在工人宿舍里，但和工人打交道总是觉得隔了一层，这时还缺乏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建立了团支部。记得发展的团员里，有位闽西龙岩的青年工人，名字忘了，后来他参加了闽西的红军游击队。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厦门市委改组为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书记。团组织也作了相应的改组，厦门团市委改组为团省委，厦门建立团区委，实际就是团市委，我担任团区委书记。到下半年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团代会上，我又被选为团省委委员、团省委宣传部长。 　　这时，党团和工会的各级组织，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白色恐怖的考验，已经从严重的破坏中开始恢复。一九二九年冬，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工代表大会，我作为福建省的青工代表前去参加。这时我第一次到中央参加全国性的会议，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 　　全国青工代表大会的会场记得是在慕尔鸣路(现名茂名路)的一所公寓里，大约三十多个代表挤在一个屋里开会。代表们分散居住，当年我刚十六岁，是最年轻的两个代表之一。这时期党已转入地下，在白色恐佈中开会，感到这才有革命气息。 　　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项英同志。项英同志是当时党的政治局委员，全总的党团书记，也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我们这些青工代表对这位我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十分崇敬，他的英勇的斗争经历大家都是熟知的。新四军建立以后，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虽然他在新四军的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我认为：这并不会抹杀他作为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为中国的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非常认真地听了项英同志在大会了的报告，至今还印象深刻。项英同志在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当前的斗争策略，他特别强调了青年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工会中应当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有条件可以组织青年小组。” 　　会议讨论了青工工作，认为党的六大决议中关于“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白色恐怖虽是厉害，然而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以求脱离秘密状态，所以，工作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要随机应变。此外又可想法创造出某种合适的、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自修社、戏剧社、互济会等……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中所需要的。” 　　我虽然刚开始做青工工作，但从自己的实践中，感到这些观点确实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当时党内因为缺乏经验，有很多幼稚的“左”的倾向，例如不愿意去利用黄色工会，搞关门主义，越搞越狭窄，结果脱离群众。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也是这样，本来是群众团体，但却生怕人家不知道是“赤色”的，结果，国民党抓到就杀，就没有人敢来参加了。共青团更是有“第二党”的味道，“先锋主义”比党组织还“左”……结果是地下工作不断遭到破坏、挫折，真是严酷的教训。当年我们这些革命青年，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者”。 　　一九三0年，我到团省委工作后，一九三0年上半年到晋江、福州巡视工作，有幸见到了著名的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我在学生时代就十分景仰恽代英同志，喜欢读他的文章，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同他交谈，感到非常荣幸。当时，他代表中央在福州巡视工作，找我谈话。我知道他学问渊博，又是中央领导，但见到他的外表却十分朴实，平易近人。他教导我：团的工作不能脱离群众，团的干部要群众化，当前的斗争目标不能脱离群众要求。谈话中，他循循善诱，非常亲切，真所谓“如沐春雨，如坐春风”。这是我第一次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感到我们党有这样优秀的领导，确实是革命青年的楷模。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就听说恽代英同志回上海后被捕，第二年（一九三一年）四月壮烈牺牲。我和恽代英同志见面后回到厦门也被捕入狱。 　　 　　第三章 在斗争里成长 　　 　　狱中 　　一九三0年七月，我在厦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我这次被捕和当年哄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有关。关于这次事件，解放后高云览同志专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后来又拍成电影，当然这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了。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劫狱行动，但大致的情况是清楚的。 　　当时在厦门狱中关押了共产党人四十余名，其中有的是省、市、县的骨干，如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必笙等同志。一九三0年五月，得到消息说要把这批政治犯押解福州，福建省委决定组成“破狱委员会”进行营救，由省委书记罗明主持，由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同志率特工队负责伺机劫狱。这次劫狱行动非常成功，准备周密，行动果断，里应外合，指挥有方，整个劫狱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干脆利落。等到大批军警赶到，全体人员已坐船扬帆离去。 　　这次劫狱成功轰动一时。当时厦门岛属思明县，监狱就在县政府里，警戒森严，岛上还有大批驻军和警察，共产党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神出鬼没，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厦门的几家报纸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赫然刊登。外地和海外报纸也争相转载，上海的《申报》还发表详细长篇连载。厦门劫狱成功当时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有力地显示了我们党的力量，打击了反动气焰，同时解救了大批党的骨干，后来这些同志大多分配到闽西苏区和闽南各地工作。 　　劫狱事件发生不久，我在福州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回厦门代理团省委书记（原团省委书记到上海汇报工作），并要我选调干部加强团省委的工作。七月初，我回到厦门，并带了两名干部，一是福州团市委书记陈之枢，一是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准备到团省委工作。到厦门后都住在团省委的一个机关。 　　厦门劫狱成功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搜捕。这时我们住的机关已为敌人注意，不安全，决定搬家，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暂时住下，采取了应变措施，让原来住在这里的同志搬走，并清理了文件及其他东西。我们对房东说，早先住在这里的人是回家探亲，我们是他的朋友，来厦门上学，暂时借他的房子住。房东见我们像文质彬彬的青年学生，便相信了。我们还先编好一套口供，以应付意外。果然，敌人很快便来搜捕，但没有搜到证据，要抓的人也不在，于是，把我们当做“嫌疑犯”抓去交差。 　　被捕后最初的三四个月，我们被押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提审了几次。由于在搜查时没有抄到任何证据，加上我们三人按事先约好的口供，一口咬定是到厦门来读书，暂时借住朋友的房子。军法处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就把我们移解思明法院（当时厦门属思明县）。 　　到了法院，对我们就比较有利了。当时的惯例政治犯在军法处不经审判就被枪决，一旦移交法院，就是表明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由于我们在被捕前做了准备，搜查时没有搜到证据，口供也没有漏洞，我们心里有数，在法庭上就一再提出：“说我们危害民国到底有什么证据？”法官是厦门人，普通话讲得不好，我们装作不懂普通话，只会说本地土话，法官只好和我们讲闽南土话。我们故意装作是年轻不问政治的青年学生，以此作一种斗争策略，在法庭上进行斗争。就这样一直拖到年底，法院发现实在找不到什么线索。军法处搞不出名堂，才移交法院审理，在法庭上我们继续采取这个斗争策略，加上当时法律规定不到十八岁不能判刑，按道理就应当释放了。但是反动法庭搞不出什么名堂，也不愿轻易放过，所以就按“危害民国治安罪”中最轻的一条，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们一年徒刑。 　　判决后，就把我们由拘留所送到监狱中服刑。由于当时刚发生过劫狱事件，我们几个“共产党嫌疑犯”便被投入死囚牢监禁。 　　死囚牢完全是石砌的，铁窗铁门，非常坚固，里面阴森森的。死囚牢里的犯人都是些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或二十年以上徒刑的重犯，大多是些亡命之徒，监狱里从来就是黑幕重重，每间牢房都有所谓“犯人头”横行霸道，死囚号的“犯人头”更是残暴，其他犯人都要侍候他，家里送来的东西要给他一半，不给就整你。但奇怪的是，这些亡命之徒对政治犯却很尊重，不敢欺负。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而共产党人专和“官府作对”，宁死不屈，比他们更勇敢，加上又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这几个“共产党嫌疑犯”在牢中就颇受他们的尊敬和优待。时间长了，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也不错，他们便和我们谈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这对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来说，长了不少社会知识，等于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拥挤阴湿的牢房，石板地铺上稻草就是床，吃的是霉米烂菜，我们的身体便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特别是和我同年的陈举同志，在狱中患上肺痨病，更受折磨。我们三人在厦门都是举目无亲，无人来探视，送东西，我看这样下去不堪设想，便下决心和家里人联系，以取得救助。我设法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说：到日本留学两年，回到厦门后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当作政治犯逮捕，关在监狱。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我的二哥启存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来探望。 　　二哥回国后和组织联系上了。他来探监，使我们终于和组织有了直接联系。菲律宾家庭每月都寄一些钱来给我们零用，我的二哥每星期来探视一次，这给我们三人解决了大问题。二哥送来的东西所包上的报纸，都有一些重要消息。 　　二哥还带来了我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就有菲律宾领事馆，这就对我很有利，因为领事馆可以要求引渡我。父母亲得知我被捕消息后十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这时我已判决，刑期不长，我想到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 　　一年半的狱中生活终于熬过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很少有同志能逃过这一关，大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都牺牲了，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举同志也病死在狱中，我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由于在狱中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所以我出狱那天，组织上派我的二哥接我们到机关去住。一星期后，转告我，因我在厦门已经“红”了，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分配我去福州担任团市委书记。但没想到几十年后，在“文革”中，坐过牢却成为我的罪证。那时凡是坐过牢的都被怀疑是叛徒，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如果共产党人被捕后都是毫无气节，都会叛变自首，那么这样的党怎么还能算是光荣伟大的呢?怎么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呢?这确实是对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的极大污蔑。当然，叛徒是有的，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之枢，后来就叛变了革命，但毕竟是个别的。 　　 　　出狱之后 　　一九三一年底，我刑满出狱后，在团省委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左右，便调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也随我去福州任团中心市委的组织部长。 　　由于这年三月，福建省委机关在厦门遭到破坏，七月间吋央指示不再恢复省委，决定建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南、闽东和闽中各县的工作，团的组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我调到福州工作时，党的中心市委书记是蔡协民同志．蔡协民同志找我谈话时问我办了转党手续没有？我当时还大明白，认为团委书记都是同级党委的委员，还办什么转党手续呢？蔡协民同志就告诉我，立三路线结束后，恢复党、团、工、群，规定没有办过转党手续的团员都要重新履行转党手续，这样，蔡协民同志就作为我转党的介绍人。不久，蔡协民同志调回厦门，他的工作由陶铸同志继任。 　　蔡协民同志的革命经验非常丰富，早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湖南搞农民运动，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又随朱德、陈毅同志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时才调到地方工作，先后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军委书记、福建中心市委书记，后来遭受王明路线打击，批判斗爭后被派到采石工人中工作，实际是罚劳役。一九三四年四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在漳州英勇就义。我和蔡协民同志共事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这位我党我军优秀的领导干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州团的工作是有基础的。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团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受严重打击，但在一九二八年后又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开始恢复党和团的组织。到我接任团中心市委书记的时候，在连江、福清和以福安为中涯的闽东地区均已建立了团组织，福州五六个中学中，茶叶工人、人力车、造纸等行业以及闽江的搬运工人中都有团支部。我到福州工作后，整顿了人力车工人的支部，又发展了锯木、印刷等几个支部，记得人力车支部就有一个同志参加了市委的领导。 　　当时在福州，团的工作最有基础的是在学校学生中，福州省立一高就是比较活跃的，这个学校贫寒学生较多，后来出了不少干部，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就是在这个学校入团的。英华中学的学生富裕家庭的较多，但也建立了团支部。后来担任过闽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福州办事处主任的王助同志就是在英华中学入团，后来由我介绍入党的，是名很优秀的学生出身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此外，育英女中、福州一中、格致中学、法政学校也先后建立了团支部。记得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就是福州一中的学生。当时有个特点，进步学生一般都是高材生，因为他们读书多，思想活跃，知识面广，又关心时事，容易接受革命影响，所以后来许多人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九一八”事变后，福州的党团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青年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城区各学校广泛建立了宣传队，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一九三二年春’福州几个学校在西湖开化寺联合举行爱国宣传大会，并演出抗日戏剧。这时，驻福州的日本领事和日本军舰“北上”号的颇长无理撕毁会场的抗日标语，并掏出手枪威胁学生，激起学生公愤，打伤了日舰长。各校学生还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北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除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外，还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助会等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相当活跃。但是，当时提出的一些宣传动员群众的口号是脱离群众的。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提出爱国主义的抗日救亡的口号是很能广泛动员群众的，而我们却偏偏要采取共产国际的立场，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要反帝大同盟开展反帝拥苏运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结果，反帝拥苏的口号不但不能形成群众运动，甚至使我们不能在群众中公开活动，倒是群众自己提出的抗日救亡的口号能为各阶层广大群众所接受、拥护，因而也就能够形成有声有色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至于赤色互助会的活动，本来在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就有群众自己组织的社会性的互助团体，当然不带什么革命色彩，但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引起当局的注意而合法存在。这是社会上相当流行的群众性的互助组织。偏偏当时党的“左”倾情绪，认为它是灰色团体，没有革命意义，因此不去参加，自己关起门来组织互济会，还要特别在它上面安上“赤色”两个字，即赤色互济会，变成一个狭隘的“左”倾的群众小圈子里的团体，结果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活动，只能做一些救济和营救因革命被捕受难的同志的工作了。这些，都是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影响。 　　我在福州工作不到一年，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我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闽东巡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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