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郭村保卫战 　　进人郭村 　　我带一团和四团两个营回到吴家桥地区，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成立了江都县人民政府，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农民长期被地租和高利贷绑得透不过气来，我们一搞减租减息，抗战热情进发了，一下子就把军民关系推向一个高潮。 　　吴家桥的工作部署好后，正要过江去向陈毅同志汇报皖东之行，主要想谈一下少奇同志交代的任务，并向他请示如何执行这一任务。谁知日伪军对吴家桥地区进行“扫荡”，我就走不成了。 　　五月十七日，日伪军五百多人一下子扑向吴家桥。由于我军在这里驻守时间较长，挖有野战工事，日伪军三个冲锋也没有冲进来。从拂晓打到中午，敌我双方都没有吃上饭，这在我军是经常的事，而日伪军却提不起劲头，攻势就不如上午猛了。下午，我军反攻，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一路追击，追到大桥。日伪军继续向仙女庙据点逃窜，被我军包围在离仙女庙五里路的一个小村庄里，激战终夜，歼敌大部，我军伤亡也不少。那时，要消灭整股鬼子兵不那么容易，而且我军刚从皖东过来，部队还很疲劳，再打下去也未必能解决这股敌人，仙女庙距扬州只有三十公里，扬州之敌可能来援，我军就撤出了战斗。我军撤了，日伪军也赶紧逃回仙女庙据点。 　　这一仗打了一天一夜，几乎把日本鬼子全歼，是这一地区抗战以业最激烈的一仗。在这之前，一团刚到苏北，阴历大年三十（一九四。年二月七日）拂晓，日寇“扫荡”大桥地区，也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闻风而逃，一退三十多里，我军则一个反击，追到仙女庙附近，粉碎了日寇“扫荡”。从此新四军名扬苏北，苏北人民把新四军叫作“四老爷”、“四将军”。但五月的吴家桥一仗，歼敌更多，影响也更大。 　　那天，下大雨。鬼子搬运尸体去火化，搬了一整夜。我军则连夜转移到靠近宜陵的地方休息，部队有的还没有住上房子，在各处躲雨。我们在那里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日军受了我军重创之后，可能再次集结兵力向我军进行报复性“扫荡”，而吴家桥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决定通过宜陵友军颜秀五的关系，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地区休整待机。 　　吴家桥地区的北面就是通扬河，从扬州经仙女庙、宜陵到泰州，除扬州、仙女庙是日寇据点外，其余的都是李明扬、李长江部队控制的地区。我军驻在通扬河以南，南临长江的吴家桥地区，东西三十佘里，南北二十余里，如果日伪军数千人来“扫荡”报复，我军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难得回旋机动。宜陵是李明扬、李长江部第二纵队颜秀五的防地，颜秀五与我军关系较好，惠浴宇同志一直以同乡关系在做他的工作。我们向颜秀五提出：我军打了一天一夜，很疲劳。扬州是敌军旅团部，近在咫尺，这次吃了大亏，必然要进行报复，我们就不能回吴家桥了，想借你们一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休整部队。宜陵靠沂扬州较近，颜秀五部队都知道这场激战，都清楚鬼子用了一百多副担架抬伤兵到扬州城去的事。颜秀五开始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向李长江报告。李长江却下命令制止，他表示，不仅不能让挺进纵队到通扬河以北地区，而且说：“如果挺纵要通宜陵的话，就打。”命令颜秀五部架起机枪，封锁通扬河上的桥梁。颜秀五不得不向我们表示：李副总指挥不同意，因为“这是我们的防地，你们不能来。”他还留有余地，没有讲你们如果强行通过，我们一定要打的话。 　　我们还是决心跳到通扬河以北的郭村去。为什么要选郭村这个地方呢？一来这里比较安全。二来郭村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建立了党支部，领导青年抗日救国团，搞过春荒分粮斗斗争，还掌握了自卫队武装，群众基础好。三来这地方是三角地带：西边十里外，是鬼子高邮、绍伯据点；北方十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三旅；东边离泰州二十多里，南边是宜陵塘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区；正好是日伪、韩顽、两李三股势力的结合部，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这里积极打击日伪，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搞减租减息，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决心一下，部队吃了中午饭以后，就以战斗姿态向宜陵前进。因为过通扬河北去必须经宜陵镇上的大桥，颜秀五部队派人来交涉。我们前卫部队说：我们和颜司令接过头，答应让我们通过的，怎么又变卦了呢？吴家桥是弹丸之地，我们和鬼子打了一天一夜的硬仗，总要有个休息的地方，还是请你们谅解!颜秀五部队看到我们以战斗姿态前进，没有敢打。我们从宜陵街上通过，颜部士兵站在街道两边看。老百姓听说这是和鬼子打了一天一夜的部队，也争着出来围观。我们就这样转移到郭村。 　　且说“两李” 　　当时苏北国民党军队有三股力量。其中力量最大的是韩德勤，他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主席兼江苏省保安司令，归他指挥的有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还有十个保安旅，上面提到的张星炳就是保安三旅旅长。韩军号称十万，实际上只有五万余人，各方面简称他为“省韩”。其次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属部队，九个纵队，总兵力号称三万，实际上也只有两万多人，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总指挥部放在泰州，各方面简称他们为“泰州两李”。第三是税警团，江苏省税警团的总团长陈泰运，四个团兵力，四五千人，武器精良，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是宋子文创建的嫡系部队。从政治上来分析：“省韩”是蒋介石嫡系，韩德勤当过五十二师师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属于反共顽固派。陈泰运是黄埔一期，而且是军统核心组织“复兴社”的成员，他虽并未被重用，但因是何应钦同乡而被宋子文、孔祥熙任用，曾遭韩德勤软禁过，和韩矛盾大，可争取中立。“两李”是苏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第一，资格老，李明扬是反袁起义军中的同盟会员，北伐战争时期的第三军师长、副军长；第二，实力强，全盛时期收编过十一个纵队(相当于旅)；第三，后台硬，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历史渊源；所以“两李”在苏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定号召力，地方实力派都唯其马首是瞻，在政治上属中间派。苏北实力主要是“省韩”和“两李”。 　　李明扬、李长江和韩德勤虽然都是国民党，并有隶属关系，矛盾却很深刻。李明扬虽然资格老，可是官运不通，靠了桂系的支持才弄到了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的番号，屈居韩德勤之下。而韩德勤一任省主席，就把李明扬、李长江原任的江苏省保安正、副处长(即正、副保安司令)的位置抢了过去，自己兼任处长，李守维当了副处长。保安处长有权节制和组建各保安旅，油水不小，一朝被夺，两李自然怀恨在心。韩德勤还垄断饷弹供给，尅扣侵吞，又暗里派人打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所属部队，一心想分化、控制两李部队。但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争权夺利，只要威胁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会反目无情的。 　　虽然并称“两李”，李明扬和李长江还是有区别的。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人共事过。陈毅同志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向李明扬致意后，李明扬很受感动，后来还得意地夸口说：“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朱德字)会招待我的。”李明扬阅历多，交游广，处事也留有后路。李长江则起自行伍，匪气较重；任省保安处副处长时，手握实权，积极“清剿”苏北红十四军，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和李明扬的关系也很微妙，年轻时本是李明扬的卫士，凭着血气之勇，江湖义气，升得很快。抗战以来，他把持帮会，广收徒弟，结拜金兰，招收游杂，“鲁苏皖”的部队大部是李长江的。他之所以拥戴李明扬为总指挥，是要借老资格为招牌，靠旧关系得资助，撑立门户，充实军力。两李为求发展，四方周旋，到处拉关系。因此，当时泰州政治情况复杂，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日本和汪伪特务也是两李指挥部的座上客。两李的部属来自各方，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纵队司令丁聚堂、二纵队司令颜秀五、六纵队司令陈才福都是李长江的结拜兄弟。三纵队司令张公任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四纵队司令陈中柱是黄埔军校出身。其中，陈中柱、陈才福相当反动。陈才福是上海滩上的流氓，当过土匪，又当过“包打听”(上海租界巡捕房的便衣侦探)，心狠手辣，他的部下也大多是横行不法的亡命之徒。丁聚堂的队伍是由扬泰沿线的大刀会组成的地主武装，但战斗力薄弱。张公任虽属CC系统，但他部下的八支队支队长陈玉生是共产党员，队伍也是受共产党影响组织起来的抗日进步武装。二纵队司令颜秀五，海洲人，结伙贩过私盐，喜欢讲江湖义气，早年在上海还曾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关系，经过惠浴宇同志做工作，靠拢我军，是我军对两李进行工作的联系人之一。他部下的五支队有个四大队，是上海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启东抗日义勇军改编成的，有党支部，大队长王澄就是共产党员。 　　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和对苏北力量对比的分析，提出：了“击敌、联李、孤韩”的发展苏北的策略方针。 　　“联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韩德勤，正如陈毅同志所说：两李如与省韩联合，力量强大，我们吃不消，也就很难完成；发展苏北的任务；如果两李站在我们一边或暂时保持中立，我们就能同韩德勤作最后的较量，也就能在苏北完成抗日、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族任务。 　　早在一九三九年初，陈毅同志就通过管文蔚、惠浴宇同志的关系，与两李达成谅解，商定以江都县的大桥、吴家桥为挺进纵队的活动范围。八月，经过惠浴宇同志以同乡关系做了 　　颜秀五的工作，陈毅同志与两李直接联系，数月之内，三进泰州与两李会晤。陈毅同志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报告中提到：一九三九年冬，他乘代李部从江南运送十万发子弹到江北的便利再进泰州。”两李待以上宾之礼，召集部队讲话，以蒋、韩反共密件告我，自谓不反共，并商定时机助我东进，慰劳我军万元，再拟送三百名干部到我处受训。”这事，项英同志在十二月十日也向中央报告：“最近陈毅到泰州与二李会晤，所谈甚好，李主张：陈部东进到启东、海门、如皋、东台一线，他可接济经济，挂他的番号，并拨一部武装归陈指挥。”陈毅同志还从我部战利品中挑选了三十支三八式日本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一匹好马，备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给李明扬送了一把曰军指挥刀。 　　后来，据陈毅同志向中央军委报告中说：挺纵利用两李进步的机会，大做两李部下的争取工作，用拜弟兄等方式(当时只决定可在中上层军官中发展秘密的特别党员)。事机不密，引起两李反感，同时罗炳辉又在洪泽湖西解决了盛子瑾(两李部下)。省韩即进行挑拨，甚至引诱两李使用武力反共。陈毅同志又于是年冬派代表过江，致两李密函，承认解决盛子瑾不当，说明挺纵与两李部下交往系共同合作，图谋东进，共谋发展，绝未违反双方上层的约定，绝不是分化其部队。并劝告两李勿受省韩挑拨，说：蒋、顾、韩过去“剿共”时代是拿杂色部队作牺牲，抗战时代亦复如此，现在发动反共战争亦如此，不要中其传统政策的毒计。结果两李表示谅解，又申明不受省韩利用。这样，陈毅同志才能调我们西开，驰援半塔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三月。据郭述申同志所写《刘少奇同志在淮南》一文所述：这年二月七日到十二日新四军五支队政治工作会议后不久，“在半塔集消灭了企图与我对抗的国民党盛子瑾部队，迫使盛部二千余人缴枪。”三月四日国民党军李品仙部向我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三月二十一日韩德勤向我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其附近地区发起进攻，由此看来，半塔集消灭盛子瑾部是淮南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一部分。盛子瑾是地方实力派，属于两李部下的中间势力，所谓“中间”，也就是摇摆于进步也反动势力之间，所以盛部在反共高潮中与我对抗是不奇怪的。 　　同样，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飞：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并用，“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何况两李和所属各部也是大有差别的。 　　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顾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 　　挺纵到郭村以后，就开展民运工作，减租减息，委任区长，扩大自卫队，主要向北发展，向西打击日伪。郭村向北二十里，就是韩德勤部保三旅张星炳的地界，我们向北发展，就把两李甩在侧后，顶到韩德勤的面前，准备他来进攻。对两李，我们一再派人谈判、解释、做工作，谁知发起向我们挺纵进攻的倒不是韩德勤部队，而是两李! 　　黑云压顶 　　从全国形势来看郭村战斗，就会看得清楚了。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失败后，就把磨擦重心转移到华中。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伯、李品仙进攻豫东、皖东，顾祝同、冷欣进攻皖南、苏南，韩德勤则全力进攻苏北的新四军。韩德勤的打算是：由他出兵乘隙进攻淮南路东新四军五支队，同时策动两李进攻挺进纵队。两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也都蠢蠢欲动，陈才福、陈中柱经常向李长江要求把挺进纵队赶走。陈才福说：“新四军一共才两千人，我去大叫三声也把他们叫垮了!”陈毅同志亲去泰州，稳住两李，我才得以率部驰援半塔集，打垮了韩德勤的反共进攻。 　　五月十七日我们进入郭村后，李长江多次派人索要郭村。六月下旬，李长江竟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我们将情况分别电告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和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 　　胡服同志给我们复电，并给项英、陈毅报中央：“目前你们在苏北的任务是在冲突前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即使顽固派已向你们开枪，最初还应去信，力求合作打日本。”并重申：“……由于你们积极活动，顽固派必然迟早会向你们进攻，你们要准备与选择适当的地形位置，能够固定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个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 　　陈毅同志与给我们复电，指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尽量避免与两李冲突，不能避免也要尽量拖，以待江南主力打退冷欣进攻后北渡长江，抑止战端；中策是如果避免冲突或拖延不了，要打，退到吴家桥打，那里背靠长江，可以机动；下策是在郭村打，易受四面包围，态势不利，并指示派出代表到泰州谈判，以争取时间。 　　我把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找来，给他看了陈毅同志的来电。我说：“现在不是我们要打，而是他们先打到我们大门边。内战不利于抗战，顽固派死也不懂这条道理。现在陶勇同志的苏皖支队尚未到达，陈老总和老二团还未过江，你还是到泰州去谈判，把陈司令员给他们的电报转去，说清由于我军疲劳尚未恢复，要求再让我军在郭村驻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返回吴家桥地区，让苏北人民了解我们内求团结、一致抗战的城意。”当时大家都年轻，火气不小，都说：“谈什么，谈会有什么结果!”我说：“能多争取几天时间，对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益的，时间对我们非常有用。”陈同生同志和调查科科长周山同志一起前往泰州。李长江却气势汹汹地吼道：“你们是天兵天将也不过二三千人，我们鲁苏皖的部队就是豆腐渣，也有七八十大堆，也要胀破老母猪的肚皮的!’’他把形势估计错了，竟然把陈同生、周山扣留起来。我们不得不准备抵抗李长江的军事进攻了。 　　我们研究后，电报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郭村地形较好，吴家桥是一线七里长庄，不易坚守，还是在郭村迎战较为有利。 　　陈毅同志很快来电指示，语气坚决：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吴家桥若不好守，万不得巳时则暂时退回江南，与江南部队会合，然后卷土重来。 　　这是第三次来电了，我连夜召集挺纵和苏北特委的领导同志联席开会，后来又把团以上干部找来一起讨论。苏北特委的正、副书记韦一平、惠浴宇同志都表示：郭村党的群众基础好，新四军来了以后，已公开建立政权，减租减息，搞红了，被迫放弃，必受反共部队摧残，太痛苦。挺纵参谋长张藩、政治部主任吉洛同志与团的干部都认为在郭村打有胜利把握，退守吴家桥则不利。这时，李长江在保三旅张星炳的配合下，调动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总兵力达十三个团，向郭村进逼。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吴家桥和苏南我军的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由东对我；张星炳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纪一带，妄图歼灭我挺纵于郭村地区。会上，张藩同志说：这时我军脱离郭村既设阵地，仓促转移，并非善策；南有长江和两李阵地，西有运河、邵伯湖，再加日寇封锁，我军向江边转移，如果两李部队追击不舍，我军就很被动。一直讨论到半夜，各方面的利弊强弱都分析到了，不但对两李，还对郭村北面的保安三旅作了估计。管文蔚同志情况熟悉，认为张星炳固然反动，但很狡猾，不会为两李火中取栗。两李各纵队也不一致，真正反动并有战斗力的不过是陈中柱、陈才福的部队。 　　大家都同意保卫郭村。 　　可是陈司令员三次电示不同意固守郭村，怎么向他交代呢？抗命专擅，干系本就不小，万一打不好，部队大受损失，那就不得了！我沉思很久，掂量半天，下决心说：“既然大家都认为在这里打有把握，那好，就下决心在这里打。对陈司令员，我负责好了。陈司令员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在这里，而且他只到过吴家桥，没有到过郭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群众条件、敌情。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的向陈司令员负责！问党负责！” 　　于是我们复电陈毅同志，仍然坚持保卫郭村。陈毅同志争得一面命令陶勇同志火速增援郭村，一面电告我们：他在“六月二十八日便衣渡江，一切候我到时再议……” 　　正在这时，陈玉生来电告急。李长江准备向郭村我军进攻之前，企图先以四个支队解决陈玉生支队。那时，陈玉生同志的共产党员身份已是路人皆知了。陈部驻泰兴县的虾蟆圩地区，他的来电是要把部队拉过来，就是说要起义，否则就要给李长江吃掉了。我看事情急迫，一面报告江南指挥部，一面电告陈玉生，同意他们起义，我派部队前去接应。陈玉生告急，不增援不行，去的兵力少了、弱了，也不行。我估计两李之所以敢先解决陈玉生，是因为陈部名义上总是他们的部队，吃吃掉不吃掉，政治风险不大；如果得手，再转过头来配合韩德勤打郭村。当时情况瞬息变化，决心很难下。要保卫郭村，就很难分兵增援陈玉生，郭村兵力减弱，非常危险；不派兵去增援，陈玉生部队很可能被李长江解决，陈玉生部队实际上已是我党领导控制的，不能坐视不救。如何才能既增援陈玉生起义，又不影响保卫郭村呢？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考虑，最后才决定派出挺纵四团去增援，留下主力一团及特务营共四个营兵守郭村。我有意暴露我亲自率部队去增援陈玉生，下午我骑着人们熟知的白马率四团由郭村出发，黄昏在塘头附近渡过通扬河。入夜，四团从吴家桥地区向东急进增援陈玉生，我却又秘密地由原路悄悄回到郭村。我所以有意让李长江知道，是判断他们必然会估计我带去的是主力一团，就不敢对陈玉生动手了；万一郭村打起来，实际上我和一团都在郭村，也不要紧。 　　真是阴差阳错，李长江果然根据我已离开郭村的情况认为：第一，挺纵分兵了；第二，叶飞率主力已离开郭村，郭村兵力空虚，这是攻打郭村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突然改变部署，决定先打郭村，然后再解决陈玉生部队。加上陈同生又扣在他手里，他自以为时机到了，再也不想做那个“中间派”了。 　　李明扬这位总指挥如何动作呢？到兴化“开会”去了。他在进攻郭村前夕避到兴化，看来用意颇深，一是不愿意亲自出马打新四军；二是留有余地，万一“副总座”出师不利，也可转圜。应该说，对这场武装冲突，他内心是充满矛盾的。韩德勤的险恶用心，他洞若观火；可是蒋、顾、韩一再施加压力，不对新四军动武就交不了官差；而对李长江的飞扬跋扈，也心有不满。看来，这位总指挥既想打，又想置身事外；既不希望大胜，更不愿大败。他还是宁愿苏北有力量不大的新四军存在，那样，在韩德勤、李长江面前，他还可以把两面讨好的角色唱下去，不至于被人冷落在台下。 　　李长江披挂停当，就杀气腾腾地围攻郭村了。 　　午夜报惊 　　六月二十七日午夜十二时许，我已经上床睡了，值班参谋把我叫醒说：“泰州城里出来一个女同志，一定要见你。” 　　我赶紧起床，见到一位浑身湿透，头发滴水，穿着白色旗袍的少女。她自我介绍是颜秀五纵队政训处的政训员李欣 　　(即郑少仪)，也是这个纵队直属队共产党秘密支部的书记。从二十四日起，她每天都要到泰州去观察情况，打听消息，然后报告泰州地下县委书记陈扬同志，并派人转告郭村。今天上午她到泰州后，就感到情况异常，满街是士兵买这买那，北斗宫留守处的一个勤务兵告诉她：“城里的部队昨天发晌了，我们也快发了。”那时候的旧军队欠饷是经常的，发饷就意味着要打仗了。她赶到县委秘密联络点，县委交给她一份重要情报，是李长江围攻郭村的部署，要她找人送到郭村去。她一想，现在要赶快弄清楚两李部队进攻的确切时间，也要核实一下情报。好在她熟人多，匆匆地到泰山寺、雨声寺等司令部找熟人打听，发现他们今天都要开赴郭村前线，并且得知：丁聚堂的一纵队到宜陵，陈中柱的六纵队到塘头，陈才福的四纵队到横档铺。李长江调兵遣将，包围郭村，攻击已迫在眉睫；新四军派到泰州的谈判代表陈同生等同志，已被李长江扣留起来……等等消息。有个靠山很硬的政训员还炫耀他已得到消息：明天佛晓就要发起进攻。军情紧急！她赶回彭家庄驻地，又得知情况确是不一般，晚上的口令换了，太阳快下山了，新口令还没有发下来；向乡保长摊派的民夫，规定晚饭后一事实上要集中……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下决心自己把情报送到郭村，天黑后，她脱下军装，换上旗袍，混出岗哨，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避开李长江部队驻扎的村庄，在田埂上东弯西转，过了七八道河汉，十八里路竟然转了半夜，终于来到郭村东面大河边，叫应了对岸摆渡的老乡，把她撑过河，被我军的哨兵抓住了，于是见到了值班科长彭德清同志…… 　　李长江要来进攻，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前天两李的参谋长许少顿来郭村谈判，以责问我军筑阵战备的手段，要求看我军的工事。这引起我们警惕，既来侦察，定会进攻。当时郭村防御工事尚未完全构筑好，许少顿走后，我们军民齐动手。抢修工事。现在弄清楚敌人的部署，弄清楚敌人发起攻击的时间，这非常重要。十二点钟知道，十二点半下命令，赶快吃饭，四点钟以前全部进人防御阵地，准备迎击敌人。我常说：郑少仪是有功的。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只身深夜潜来郭村送情报，使我们赢得了好几个钟头的宝贵时间，真不容易。 　　二十八日拂晓，李长江部队进攻的枪炮声果然打响了，这姑娘还酣睡未醒，她太劳累了。 　　保卫郭村 　　郭村的地形确比吴家桥好，吴家桥是七里长庄，摆成狭长一条线，不好守；而郭村三个庄子呈三角形，东边向泰州，是水网地带，北边张星炳部所占，也是水网地带，西边是运河、邵伯湖，不利于部队运动，只有南面和西南面是开阔地，利于部队固守。我纵确定保卫郭村以后，根据胡服同志固守一个星期的要求，进行了部署：将在吴家桥地区的后方机关、医院分散到农村群众中去隐蔽，将随部队到达郭村的地方机关、后方机关全部集中郭村；在郭村构筑工事，设置防御阵地；由于全部：只有一团和纵队特务营合计四个营的兵力，一团全部担任防御，北面以一个营防御张星炳进攻，两个营在南面、东面防御李长江进攻，纵队控制特务营为机动兵力。根据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针对李长江各部政治态度不同，配合不会十分协调，张星炳攻击不会十分积极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以阵地前的短促突击，击退敌人进攻，稳定郭村阵地。 　　李长江为什么选择六月二十八日向郭村我军发动进进呢？ 　　以后查明，六月二十八日韩德勤发出电令：“决将该匪军就江都两泰各县境内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除授予八十九军等部武装进攻我军的任务外，电令规定：“着李总指挥（明扬）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队并泰州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境内各匪军一鼓而歼灭之。”可见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是韩德勤反共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长江部先后到达蓝家桥、白塔河、杨家桥、庄家桥、吴家侨、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对郭村的包围态势。六月二十八日拂晓战斗打响后，可以看出敌军部署和郑少仪送来的情报一致。李长江部队的来势很猛。郭村西南面是旱地，一片坟包，便于敌军接近。果然，陈中柱一个纵队从那个方向猛扑过来，来势汹汹。这里我军只有一个加强连，李长江部队逼近我军阵地，子弹打到了驻在村西端的特委机关。我在阵地上，从望远镜中看到：李长江部队正以密集队形向我阵地扑来，在我军密集手榴弹反击下仍是蜂拥而上。我判断很可能这是李军主攻方向，立即命令特务营出击。在炽烈的火力掩护下。特务营一个猛烈的反冲击，将李军击溃。一小时后，特务营押着两百多俘虏胜利归来。从俘虏中一查，果然是陈中柱的部队。陈才福部从东南方向来犯，也被我军以反冲锋击退。其余各部李军气焰稍敛。激战至黄昏，李军仍不死心，倾全力占了郭村外面的小庄子，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在我短促反击下，歼其两个大队。这一天李军的总攻，共动用了十三个支队(团)。 　　二十九日拂晓，李长江发动第二次总攻。进攻的重点改在南面，战斗开始就很激烈。据俘虏说，李长江下了死命令，要陈中柱、陈才福坚决拿下郭村，并且对部队许愿，打下郭村，放假二天。旧军队的所谓“放假”，就是任凭奸淫掳掠。这就更激起我军民的无比愤怒，斗志愈加旺盛。郭村人民冒着炮火直接支援战斗，纵队司令部侦察连连部驻地的房东全家上了战场，由老大爷领着，男女老少五口，扛着锄头钉耙，一上阵地就帮着修战壕，劝说他们下去也无效。年轻人偷跑到战场与战士一起作战，老奶奶送来麦饼、猪肉……部队也打得特别顽强和勇敢。教导队队长蒋鹤林亲自端起机枪向突破了前沿阵地的敌军猛扫，硬把那些兵痞压了下去，自己也身负重伤，高呼口号，壮烈牺牲。一团参谋长廖政国正患疟疾，发烧四十多度，躺着昏昏沉沉的，听到枪声紧密，越打越近，硬撑着爬起来，抱病带领部队出击，把李长江部队打得抱头鼠窜。激战终日，终于把李长江部队击退到离郭村二里路的王家庄。 　　三十日，比较平静。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熟悉李长江的草包脾气，程咬金三斧头，只要挡住他前三斧就好办。他连续两天拂晓进攻，吃了苦头，会不会改在夜间攻击呢？夜战是我军特长，对手一般说不会采用这一战法，但郭村我军兵力薄弱，防御空隙大，李长江也就有可能在夜间将他的第三斧砍来。北面张星炳那里估计不会有积极动作；西南、南面都已经攻过，连续碰壁；东边还没有攻过，这个方向是个空隙，水网地带，由颜秀五二纵队担任进攻，颜部攻得不积极，我们防得也不严密，李长江很可能选择这里乘虚而人。根据这个判断，我加强了东边的防御，派廖政国同志带一个营去，夜间派出游动哨，发现李长江部队正在运动，我即主动出击，短兵相接，把进攻之敌逐出数里以外，李长江的进攻尚未形成就被粉碎了。 　　此时，突然收到少奇同志六月二十九日来电：八路军五纵队因日寇“扫荡”不能如期赶到，新四军五支队也因大刀会所阻，无法增援。我一看，急得浑身冒冷汗！江南我军正在遭受冷欣的进攻，一时过不了江。惠浴宇同志带了一个连去接陈毅同志，但被隔在新老洲。千斤重担全部压在我身上了！ 　　正在此时，陈毅同志急电调来增援的苏皖支队，由陶勇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寇封锁线，日夜兼程二百里，到达了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对北面张星炳部的防御任务。这样，郭村我军增至七个营的兵力，形势有所缓和。 　　战斗的第四天，也就是七月一日，我和陶勇、管文蔚、韦一平、张藩、吉洛等同志开会研究，认为八路军五纵队和新四军五支队已不可能来援，江南部队也一时来不了，如果仍按原定部署固守待援，旷日持久，如韩德勤投入主力参战，前无救兵，后无退路。万一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们已有七个营兵力了，可以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局部反攻，打破被包围的局面。遂决定由一团乔信明团长、刘先胜政委率领两个营，向扬泰线出击，趁李军后方空虚之际，直取宜陵，撕开缺口，打通与吴家桥地区的联系。一团两个营连夜出发，插入李军后方，以坚决勇猛的动作一举攻下重镇宜陵，横扫敌阵，歼灭李长江部队三个支队(团)部。 　　这时，陈玉生同志率部起义，在四团接应下，到达了吴家侨地区，控制了江南江北的交通要道。王澄、姚力等同志也在泰州北面的港口率领李军五支队四大队和重机枪连暴动成功，逮捕了反动的支队长陈生东，进入郭村。这样我军兵力就相当于五个团了。非但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且打破了李长江的包围，郭村到宜陵到吴家桥连成一片，使江南部队能够顺利北上，北上之后也有了集结基地。 　　李长江损兵折将，头破血流，一气之下，从泰州城跑到了前线。七月二日拂晓，李长江亲率高级军官指挥部队向郭村发起猛攻。我们除留少数部队监视和抗击张星炳、颜秀五两部外，全力反击。在李长江亲自督战下，李军的攻击气焰重起，整团整营的兵力猛扑上来，逼近我军阵地。我一团一营不断反击，但一进入开阔地就遭到李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廖政国同志抱病上阵，带着部队冲出圩子，展开了白刃战。苏皖支队将张星炳部的进攻击退后，由参谋长张震东率领一个营；从另一个方向向李长江部队侧击。刺刀撞击声里，李军的攻势被打垮了。李长江三次总攻，被歼三个团，击溃十个团，对郭村的包围被粉碎了。 　　清理战俘中，发现了反共骁将陈中柱，衣衫破碎，狼狈不堪。 　　战局大变，攻守易势，李长江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本人仓皇逃回泰州城。陈玉生部队和四团由吴家桥开回郭村，我军全部集结在郭村、宜陵之线。 　　有理有节 　　七月三日，惠浴宇同志把陈毅同志从新老洲接到郭村，纵队和特委的负责人都去迎接他。我们以为打了胜仗，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他骑在马上气鼓鼓的。我想：咦，怎么回事？ 　　陈老总下了马，我向他敬了礼，伸出手去，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呣，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纵队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部署反攻，陈司令员也出席了。会议决定发起全面反击，攻取塘头。陈毅同志也主张一不做，二不休，扩大战果，打下塘头。一则塘头是产米区，税收多；二则塘头控制着我军东进必经的大河。全面反击的部署是：以陈玉生、王澄部队留守郭村；以一团一个营控制宜陵，两个营和四团正面进攻塘头；以苏皖支队迂回到离泰州城西七里的九尺沟，切断塘头李军归路。我请陈毅同志作指示。陈毅同志说：“很好，就这么办吧。不过，不准打进泰州城，要留有余地。我们还是‘灭敌、联李、孤韩’的方针。两李是地方势力，争取他们中立，完全是可能的。李长江发动进攻，稍于惩治是必要的，现在他已经碰破了头，得到了教训，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其和我军合作抗日则更为重要。只有这样。对抗战，对开辟苏北根据地才是有利的。” 　　于是我纵队和苏皖支队分路出击，一举夺取塘头，俘虏李部官兵近两千，直逼泰州城下，先头部队占领了位于九尺沟的泰州城外的碾米场。 　　陈毅同志明确规定追击不准越过九尺沟，但是枪炮声从尔南方向逐渐移向正东，从郭村出发迂回九尺沟的苏皖支队的追击方向上，枪声越来越远。陈毅同志曾三进泰州，熟悉地理位置。他刚刚进屋子去，忽然又跑了出来，脸色严峻地对我说：“不对头，不对头，这枪声好像已经过了面粉厂！叶飞，你听，怎么搞的？” 　　“命令上规定得清清楚楚嘛！”我说。 　　“命令不保险噢，你赶快去处理。” 　　“我马上派参谋去。” 　　陈司令员虎着脸说：“不行，你自己去，骑马去！传我的命令：谁没有我的命令进了泰州城，我杀谁的头!” 　　我飞马赶去，到了九尺沟一看，果然有人过了河，是苏皖支队的一个连。我找到陶勇同志，对他说：“你们部队过了河啦！陈司令发脾气啦！”谁都怕陈司令员发脾气，陶勇同志一看是我去传达命令，可见陈老总的脾气发大了，一面说：“进城是不敢的噢!”一面叫号兵吹号调兵。果然，过了河的部队乖乖地回来了。 　　陈毅同志派出新四军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同志到泰州和两李谈判。朱克靖同志在北伐战争时期曾经担任国民党革命第二军党代表，李明扬任第三军副军长，两人交谊颇深。朱克靖到泰州，李明扬也从兴化赶回收拾残局。朱克靖同志代表陈毅同志表明诚意：为顾全大局，“不打泰州是尊重友军及老前辈”，希望两李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推动抗战。陈毅同志又亲自给李明扬通电话，再次表明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重修旧好。李明扬对此求之不得，连忙放出挺纵谈判代表陈同生、周山同志，赔礼道歉，派专使陪送回挺纵。陈毅同志又应李明扬要求，释放李军俘虏七百余人，发还部分缴获枪支，再次表明新四军的诚意；并要求李明扬团结抗日，如果将来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时，两李应保持中立。李明扬对此一一答应。 　　有关郭村战斗的评说 　　郭村保卫战迄今将近半个世纪了，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有人说：郭村战斗不该打。 　　到底该不该打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将磨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一九四0年春以后，华中的反共风云日紧，磨擦事件纷至沓来。三月，韩德勤自恃兵力雄厚，在皖东进攻江北指挥部；六月，又奉蒋介石之命发动反共进攻，“决将该匪军就江都两泰各县境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李长江是奉韩德勤电令进攻我军的，我军不论在郭村或吴家桥，都在“包围而歼灭之”的范围之内。我军退避江南又如何呢？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只是蒋介石策划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同时从南、北、西三路向新四军大举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苏南，冷欣指挥四十师、六十三师等部围攻我军，江南指挥部被迫退到溧武公路以北。六月十五日，李长江即将进攻郭村之际，陈毅同志决定率主力渡江北移，而冷欣紧迫，袭击我军；十八日，我军奋起还击，于西塔山地区歼其两个团，余部溃逃。江南我军尚且被迫北上，挺纵如义退避江南，失去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地带，重楫江北时，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势必严重影响江南主力转移苏北的方针。 　　李长江进攻郭村之前，先要解决陈玉生支队，这是不能不接援解救的。苏北我党领导的武装，如瞿犊王进部队、陈文部队已遭顽固派并吞，党组织被破坏，领导人惨遭杀害，殷鉴不远，不能再蹈前车之覆！ 　　我军发现李长江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后，曾派代表去泰州谈判，接待李军参谋长来郭村视察……等等。都是为了尽量避免武装冲突，至少争取拖延时日，以待陈毅同志率江南部队搜江北来。但李长江挑起战火的决心已下，扣留代表，部署进攻。不仅冲突避免不了，拖延也拖延不下去。我军是被动的受攻击的一方，李长江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打上门来了，不打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坚决自卫。所以，郭村保卫战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挨打后该不该自卫的问题，如果从这方面考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有人说：两李是中间派，不该打。 　　上面已经说过，郭村战斗是自卫。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对待中间派是否只能团结不能斗争？其实，中央军委《关于付待中间派方针的指示》（一九四0年五月四日）说得很清楚：“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言归于好”。“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对其一部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 　　我军进驻郭村，虽然这是两李地盘，但处于两李侧后，原思避开两李，直接顶到韩德勤的下巴颏下，省韩来攻则粉碎之。李长江来攻，并不在乎郭村弹丸之地，而是在省韩唆使下，自恃强大，背信弃义，妄图在我江南主力北渡之前，解决陈玉生、玉澄两部，消灭挺纵，确是“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中间派是摇摆于进步势力与顽固派势力之间的中间势力，可能为我争取，也可能摆向顽固派。对待他们，“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能一切斗争否认团结，而是综合两方面的政策”，从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从退让中求求团结则团结亡。“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这是团结；“坚决打击，作为警告”，这是斗争；“中途妥协，言归于好”，这是经过斗争后取得的新的团结。我军自卫，这是“有理”；“对其一部给以坚决打击”，这是“有利”；“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这是“有节”。事实证明，对李长江的“警告”是有作用的，黄桥决战中两李中立，也包含这一因素，他们在挺纵一个团的面前还打了败仗，何况江南主力都已北来，不得不慎重考虑后果。陈毅同志决定不攻泰州城，是很英明的，又给予两李一定好处，做到了“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否则两李无路可走，就把他们推到省韩那里去了。 　　中间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个“五四指示”就提出：“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就两李内部来说，李明扬和李长江不一样，张公任和陈中柱不一样，颜秀五和陈才福更不一样。对这些人和他们的部队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形而上学。例如张公任，属CC系，但他支持抗日，对我军态度较好；陈中柱与陈泰运同属黄埔系，前者反共坚决，后者则摇摆。而且中间派也和任何事物一样，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化、重行组合。李长江后来就由中间派转化为投降派，公开投敌，我军方针也就“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有人说：郭村之战风险太大。 　　郭村之战确是冒了很大风险，不仅是冒孤军作战的风险，又分兵援救陈玉生的风险。 　　惠浴宇同志告诉我，他到新老洲接到陈毅同志时，郭村战斗已经打响，陈毅同志急得跳脚骂娘，当然除了埋怨胡服，就是骂我了，骂我冒失鬼，初生之犊不畏虎，还说：这下好啦，就你叶飞和管文蔚能逃出来，就叫我收容啦……等等。 　　我一直等陈老总批评我，然而，他在干部会上讲话都是表扬。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好，我那么违抗他的命令，换了别人那还了得。但陈毅同志却是只要你做得对，他就不会见怪，所以我敢对抗他。所以，他一进郭村的那句话，也很清楚，意思是说本来要大骂一顿，现在打了胜仗，有理了，还能批评你们？ 　　部队出击之后，我去看陈毅同志。他正写好一首歌词，随手递给我。那歌词题名《保卫郭村》笔名：绛夫。 　　六月二十八，炮火沸腾， 　　顽固派十路进攻包围郭村 　　想断绝人民的生命， 　　想歼灭抗战的孤军。 　　顽固派三次总进攻， 　　冲不破军民合作的血肉长肉长城。 　　顽固派反动的大“扫荡”， 　　激起了反共营垒的起义革命。 　　孤军怒吼了，转守为攻， 　　顽固派被打得豕突狼奔。 　　孤军英勇，领导坚强， 　　是胜利的核心。 　　军民团结，友军起义， 　　是胜利的保证。 　　反共阴谋，又被粉碎，曰寇胆落，汪派震惊。 　　我们保卫了郭村， 　　创造了苏北的光明。 　　我们保卫了郭村， 　　我们更要大无畏的前进， 　　前进，前进，向前进! 　　陈毅同志非常严肃地说：“叶飞同志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仗虽然打胜了，可是叫作不可为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你再不能这样冒险了。危险哪，如果打不赢，你全军覆没!你懂不懂?” 　　我说：“我懂!” 　　“你什么时候懂的？” 　　我说：“接到胡服同志二十九日电报，我是一身冷汗，手都发麻啦！援军来不了，只能完全靠自己解决战斗了。”我想，你就狠狠地批评我吧！这不能怪少奇同志，当时中央决定要建立华中根据地，他就为完成这个任务到华中来的。要建立华中根据地，必须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才能打成一片。而解决苏北问题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再也不能延误了。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他的指示。 　　郭村保卫战的最大风险是孤军作战，孤立无援。华中敌后处于敌顽我三角斗争中，而我方处于劣势，关山阻隔，封锁重重，兄弟部队能否来援，来援部队能否按时到达，把握都是不大的，真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每战都要有独立作战的把握。郭村之战预计固守一星期就可有援军到达，是讲得太绝对了，也是执行得太机械了。还是陶勇同志星夜兼程来援，否则更为艰险。郭村我军如果打败了，甚至全军覆没，江南部队过不来，堵在铁路以北、长江以南那个狭小地区，将陷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陈毅同志着急也就着急在这里，生气业就生气在这里。 　　其次是救援陈玉生时，冒了分兵的危险。郭村本来兵力不多，加上分兵，偏偏李长江此时来攻，风险更大。但陈玉生那是不能不救的，否则就要被李长江消灭。而且陈玉生部的基础在泰兴，对以后的东进黄桥和苏中三分区的斗争都起了一定作用。 　　战斗总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何况我们也有克服不利因素的条件，那就是陈毅同志所作歌词中写的：“孤军英勇”、“领导坚强”、“军民团结”、“友军起义”。除了这四点，还应加上一点：苏皖支队及时来援。 　　有人说：郭村之战战役战斗上是打胜了，战略上却不是胜利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并没有理解陈毅同志讲话的实质。当吋的战略任务是向苏北发展，建立华中根据地。少奇同志说：“发展华中，开辟苏北，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且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以一九四0年五月四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怆、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因此，陈毅同志于郭村战斗刚结束的七月九日给中央的电报说：“此次战斗证明，历来对两李上层争取，积极发展其中、下层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将大桥巩固南北，以便向天长、扬中、仪征地区发展，打通西路，转而东进的路线亦是对的。在八天战斗中，两李以强大兵力企图歼灭我军，管叶部以攻势防御，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得到大的成功。目前，江南一支队已渡江会合，江南指挥部已陆续渡江，造成我军争取苏北发展的良好环境。 　　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发展苏北，任何战役战斗必须服从这个战略任务。没有郭村战斗的胜利，江南部队过江以后，光是吴家桥弹丸之地，无法集结，无法休整，给养困难，很难立脚。郭村战斗打赢了，打开了局面，从宜陵到塘头都占领了，把郭村地区和吴家桥地区连成一片，陈毅同志称之为“我军对苏北之进攻出发地”，“奠定了站稳苏北脚跟的开始”。事实证明，郭村战斗是东进序曲，是黄桥决战的前奏。 　　解放后，郭村战斗拍成了电影，片名就叫《东进序曲》。这部电影拍得挺生动，刘少奇同志还特地请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观看这部影片，并向他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国党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一个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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