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反投降 反伪化 　　讨伐李长江 　　一九四0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一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疯狂“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英、美则由奉行绥靖政策转变为援助国民党抗日。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大举反共时机已到，恣意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紧接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我正在盐城参加华中局召开的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听到皖南军部遭到国民党军的进攻，十分气愤，也非常担心。我在增援半塔集时，刘少奇同志给我看过有关军部北移的来往电报，总感到要出事情，果然在北移途中，遭到了国民党背信弃义的进攻。在会议期间，少奇、陈毅同志不断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华中局和皖南军部的来往电报，让我们了解事态的进展。记得，于挺军长在一月十日电告中央军委：“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极为悲壮，令人忧虑。叶挺军长在一月十一日又有电报说：“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过了两天，即一月十三日，围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通电称：“已歼灭新四军七千余人，奉令对新四军应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与会同志极为气愤，纷纷找少奇、陈毅同志，请他们建议中央进行反击。有人还具体建议：我们苏北包围韩德勤，山东包围国民党的省主席沈鸿烈，迫使顽固派对皖南军部停止军事行动。实际上，为时已晚，皖南部队除约二千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在军事上坚决进行自卫，在政治上层开猛烈反攻，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阴谋。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一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我任副师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一纵编为第一旅，我兼任旅长、政委，张藩任参谋长，吉洛任政治部主任。二纵编为第二旅，王必成任旅长，刘培善任政委，杜屏任参谋长，陈时夫任政治部主任。三纵编为第三旅，陶勇任旅长，刘先胜任政委，张震东任参谋长，卢胜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侵占苏中的日寇是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七师团一部，以后又增调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全部。伪军数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敌伪势力只控制浦口、六合、仪征、扬州、泰兴、靖江、南通、海门、启东、如皋等点线和沿江一带。苏中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有韩德勤残部，龟缩在曹甸、安丰、兴化西北一带；张星炳的保安三旅在溱潼、仇湖地区；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大部在江都、泰州地区；陈泰运的税警总团活动于姜埝、曲塘地区。与此反共高潮之际，中国抗战形势逆转，“曲线救国”的理论出笼，日、伪、顽沆瀣一气，进行反共大合唱。苏中的突出事件就是李长江公开投降。 　　李长江是江苏的地头蛇，抗战以来受到韩德勤的歧视、排斥，克扣经费，分化他的部属等等的巧取豪夺，早想“改换门庭”。据李明扬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汪精卫从香港逃来上海，准备筹建伪政府时，就曾亲笔致函两李劝降。大汉奸周佛海的《周佛海日记》中记载：李长江曾派代表去上海和汪伪商谈投降之事。可见这是早有勾搭的，现在有人著文论证李长江是被迫投敌云云，实在不知是从哪些材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江苏文史资料选辑》所载《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一文中，概括介绍此事说：“李部早有投敌之心，但与韩德勤还要保持一定联系。一九四0年三月，李长江就曾派代表往上海与汪精卫勾结，并与汪精卫、周佛海谈判该部降日投汪条件。为了达到诱使李长江参加汪伪集团的目的，周佛海当即答应委任李长江为军长，待该部全部声明投汪后，再授该部为集团军名义。当时李长江向日伪提出补充该部枪支弹药作为条件，但因数量过大，未得日方同意。汪精卫为了诱使该部投敌，一九四0年十月，派缪斌往泰州与李谈判劝降。这个缪斌，当过北伐军的二师党代表，蒋介石的亲信，实际上是个封建腐化分子，抗战后投敌，任新民会的指导部部长。因为缪斌当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厅长时，李长江是省保安处第四团团长，素有来往。缪斌经过三个多月的诱降活动，终于使李长江率部分官兵投汪。日军则同意给予子弹二十五万发，并授予第一集团军名义，以李长江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李长江即在泰州宣布投敌。……该部投敌后仍驻泰州地区，专门进攻我苏中地区新四军。缪斌诱使李长江投敌有功，汪精卫委任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立法院副院长。” 　　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日军命令其独立混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等旅团，在扬州、高邮、南通、如皋等地集结，计划在李长江投敌后趁势大规模“扫荡”。 　　我军获悉李长江准备投降后，即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研究对策。政治方面，确定在李长江尚未公开投敌前，仍通过交涉和“帮助他解决困难”等办法，尽量予以争取；同时，把李长江可能公开投敌及勾结日伪向我军进攻的阴谋，向根据地军民公布，进行反投降斗争的动员，对地主士绅阶层进行反投降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在军事上，分析了我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日军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已调至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并侵占了黄桥镇，企图在策动李长江投降后，进攻海安、东台等地，威胁我军军部和苏中、苏北根据地；国民党汤恩伯部对豫皖苏边区的进攻迫在眉睫；韩德勤部为策应汤恩伯部东进，纠集盘踞在洪泽湖的顽匪，窃据了皖东北根据地，并准备在日伪军发动进攻时，以其在苏北的残部从背后袭击我军。据此，我军的部署是：第四师全部坚持豫皖苏边区，准备抵抗汤恩伯部的进犯；第二师主力抗击李品仙部进犯，坚持淮南津浦路西阵地；第三师主力在盐阜、淮海区监视韩德勤部，并以一部兵力恢复与加强皖东北根据地；我一师主力在苏中适当地点隐蔽集结，在对李长江争取无效时，坚决发起讨伐战役。 　　二月十三日，李长江率六个纵队一万多人公开投敌。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向我军通报了李长江已投敌的情况。李长江在泰州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李明扬率千余人离开泰州，继续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的名义，活动于泰州以北唐家甸子一带。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和四月的日伪军对该部两次“扫荡”中，纵队司令陈中柱阵亡，三个支队被击溃，损失很大。我军为团结和支援李明扬共同抗日，通过“联抗”部队给予物资支援，并表示慰问。以后，韩德勤逃离江苏后，国民党政府委任李明扬为江苏特别行政区主任、长江下游挺进军司令。我军始终以友军对待，支持他抗战到底。这是后话。在当时来说，李长江是国民党在华中敌后部队中第一个公开投敌的，对抗战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但国民党重庆当局对此噤若寒蝉。为了坚持抗战，保卫苏北根据地，坚决打击投降派，我军顺应民心，由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于二月十八日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刘炎为政委，着“迅率所部歼灭李逆”。 　　此时，我一师主力隐蔽集结于海安以西地区。一团驻胡家集、大小白米，二团驻曲塘以南。一月上旬刚获悉皖南事变的噩耗，现在又传来李长江叛变投敌的消息，部队上下无比义愤。 　　我率一旅和保安特务团以及苏北指挥部独立支队为左路，也是先头部队，先攻克姜埝，再扫清泰州城东、城南的外围阵地，为中路担任主攻泰州城的二旅打开通道，然后协同攻打泰州城，并向扬州、泰兴方向警戒。三旅为右路，由泰州城北向南进攻。二月十八日晚，我一团首先攻取姜埝，然后从苏陈庄横扫大小仲家院等据点，休息吃干粮后，接着又继续前进至寺巷口以北。二团由东向西急进，拔除白马庙、塘湾等据点，即转人防御地域。独立支队也从苏陈庄打到大泗庄、塘湾、口岸一线。十九日黄昏，攻城部队进入阵地发起攻击，二十日凌晨攻下泰州城。李长江弃城向西逃窜，我军分途发起追击。 　　李长江投敌是背着部队进行的，突然间宣布当伪军，部队混乱，士气低落。战争中，没有正义就没有战斗力，他的部队也感到当伪军抬不起头，一打就垮。记得有这样一个插曲：有个侦察员，名叫陈永兴，闽东出来的老战士，身材魁伟，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从姜埝到泰州的公路上侦察敌情，一马平川，车轮飞驶，竟然没有发现李长江部队的哨兵，径直冲进了苏陈庄。苏陈庄的庄头空地上。李长江部丁聚堂的一个团正在集合，几百人你呼我喊，担子、骡马、辎重……乱糟糟地挤来拥去。陈永兴发现自己单人匹马闯到敌人堆里来了，前进不行，后退不可，忽然看见有个穿黄呢子军装的正在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就跳下车把此人抓住，掏出手榴弹，打下弦线，大喝：“快下命令叫部队缴枪，否则，你死我也死!”此人吓坏了，乖乖地下令把枪堆在空场上，集合起四五百人跟着陈永兴走了……陈永兴以后在一团二营六连当排长，在车桥战役的芦家滩战斗中与日寇白刃格斗中英勇牺牲。苏中军区政治部出版的反映车桥战役英雄故事集《英雄王子青》中，就有写陈永兴的纪念文章，文中就有他只身俘敌一个团的事迹。 　　此役，俘获叛军人枪四千余，缴获弹药、粮秣和医药等许多物资，并争取李部两个支队战场反正。 　　日寇得知泰州城被我军攻克，立即出动。如皋、南通之敌北上攻占我海安、东台，向西攻我曲塘、姜埝。扬州的日寇最为猖狂，在二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千余日军，纠集李长江部四千余人，向泰州蜂拥而来。 　　我二团顽强阻击，打得十分英勇；一团以全力配合二团打援，从侧翼反击。鏖战正烈，韩德勤却趁火打劫，派兵攻击我北宋庄、大邹庄，占领洪家桥，向我凤谷村进犯。 　　预定的讨李作战目的基本达到，于二十一日发表《新四军通告》，申明我军毅然讨逆，“证明我军绝不因重庆当局取消本军番号之无理命令，而稍变本军抗战保卫人民之初衷；证明重庆当局宣布本军‘叛变’为莫须有之谰言。”同时呼吁：“为根绝以后国军投敌叛国之事不再发生，各界同胞应一致要求重庆当局放弃反共政策”，团结抗日。当天，我军主动撤出泰州，按预定计划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斗争。 　　任何漂亮的谎言也无法掩盖蒋介石在抗战相持阶段消极避战的丑行。国民党当局在李长江叛国投敌事件后，不仅丝毫没有改变其反共政策，反而愈益默许这种“曲线救国”的汉奸行为，因而叛国投敌事件撞踵而来，愈演愈烈，出现了“降将如毛，降官如潮”的逆流。仅在苏北地区，继李长江之后。又有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八旅旅长杨仲华、国民党八十九军一一七师参谋长潘干臣、国民党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湘图、国民党江苏省保安二旅旅长徐继泰……等相继投敌。华中地区的伪军绝大部分是由国民党投降部队编成的，这是铁写的历史，谁也更改不了的。 　　反投降斗争一直是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任务，抗击伪军也是新四军打击日寇以外的艰巨任务。 　　开展伪军工作 　　由于华中国民党军的投敌，伪军激剧增加。苏中伪军三万五千余，居华中各战略区首位；三分区一万三千余，又居苏中首位。这些伪军成为日军“以华制华”阴谋的工具，成为反共的鹰犬和炮灰，以便日军逐步抽出兵力投入太平洋战争。但日军以少数人统治数倍的伪军，不得不采取分化政策，利用伪军之间的矛盾以便驾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为强化对伪军的统治，企图整编伪军，日伪矛盾更形突出。陈毅同志在分析形势时说：“敌人驱遣伪军以攻我，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则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并一再指出，如果能在军事上制服伪军，在政治上控制伪军，就等于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陈毅同志对苏中的伪军工作也作过多次指示，他强调指出：苏中伪军最多，要坚持苏中抗战，应将伪军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苏中党政军领导先后多次派出惠浴宇、朱克靖、黄逸峰、夏征农等人，去做李长江、颜秀五、杨仲华的工作；颜秀五也一直和我们保持着接触。 　　在苏中地区，三分区伪军数量最大，李长江的伪第一集团军，除伪二十六师两个团在溱潼、时埝，属二分区外，全部在我三分区。伪二十四师在泰州以南，伪二十五师在姜埝周围，伪二十六师在曲塘、溱潼一带，伪二十七师随集团军司令部驻泰州，伪独立十旅在黄桥、季家市一线，伪独立十一旅在古溪、蒋垛一线。还有属于伪一方面军任援道的暂十九师蔡鑫元部在泰兴一线，属于伪第二集团军杨仲华的三十四师田铁夫部在如皋一带。这些部队在投敌前大多与我军有过接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他们进行工作，实际上是过去对友军工作的继续。 　　一九四一年日伪对苏中秋季“扫荡”结束后，汪伪军委会即在泰州成立苏北行营，以臧卓为主任，统一指挥苏北军政。伪苏北行营成立后，加紧整编李长江部，同时扶植杨仲华的发展。杨仲华部曾由四个师扩充到九个师、四个独立旅，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又将杨仲华部整编为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八月间索性逮捕了杨仲华，取消集团军司令部，直属行营指挥。同时将李长江部缩编为二团制的师，取消旅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下旬，汪伪军委会取消第一集团军，将李长江调任伪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副院长。苏北伪军统一编为第五集团军，委派积极反共的项致庄为司令，促使苏北伪军摆脱李长江的控制。这一改编，引起伪军的强烈反抗，日伪间、伪伪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些矛盾，是可以达到争取与瓦解伪军这一目的的。 　　当时，三地委有敌工委员会，朱克靖、陈玉生同志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一旅、三分区政治部设有敌工科，科长盛华同志。敌工部门包括对日军和对伪军的两方面工作。对伪军工作，主要是利用与李长江部队交往时的关系开展上中下层各种工作，竭力与上层人士交往，晓以民族大义，陈明利害，指出前途；派一批可靠干部打人伪军内部，用秘密委任方式订立秘密反正协定，个别发展组织。一些派进伪军去的干部，采取多种方法与伪军官兵交朋友，进行民族气节教育。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一些伪军改变了态度，暗中为抗日军民提供情报，购买军工器材、药品，保护交通运输，掩护干部来往。 　　当然，我们对于伪军方针不仅是拉，而是又打又拉。有时以打为主，以拉为辅；有时以拉为主，以打为辅。对顽固的则打，对动摇的则拉。驻泰县蒋垛、古溪一线的伪军独立十九旅孔瑞五经常在河西“扫荡”，抓壮丁，抢钱粮，为非作歹。一九四二年九月，东夏庄一仗，歼其百余人，生俘伪营长以下五十余人。孔瑞五亲率伪军九百余下乡“扫荡”时，在缪家埭遭我军伏击，又被毙伤八十余人，被俘六百余人，孔瑞五本人也被击伤，狼狈逃窜。孔瑞五被打痛后，多次恳求与我方谈判，我方同意。我方代表对孔伪代表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后，提出几点要求：不得增设据点；不得让鬼子进驻据点；不得伤害我政府工作人员；不准残害抗日烈、军属；敌伪军联合“扫荡”时必须事先通报我方。并限制伪军只能在据点五华里内活动。孔瑞五不得不接受上述条款。 　　一九四二年，四地委交给三地委一个伪军关系，因为伪军调防，所以把关系转到这边来。这就是驻如(皋)黄(桥)线的伪三十四师副师长兼一三五团团长施亚夫。施亚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以后失掉关系，抗战开始拉起一股武装，接上了党的关系。施很早就想把部队拉到新四军来，组织决定他暂缓起义，在敌人堡垒里发挥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对苏中地区实行“清乡”。所谓“清乡”，就是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由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控制，全面推行伪化。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汪伪“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筹备处”在苏州成立，拟定《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总纲》；同时，日军任命六十一师团长小林信男为苏北清乡地区最高指挥官，强化伪军，以一万六千余的优势兵力，以及苏南调来五个清乡大队，三个警察大队和大批特工、行政人员随军，确定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开始清乡，以我苏中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对三分区则实行“清剿”；第一步军事清乡两个月，第二步政治清乡四个月。施亚夫所在的伪三十四师，担任“清乡”外围封锁任务，他以副师长身份参加了部署“清乡”的机密会议。会议刚结束，三地委就收到了他送来的全部有关情报和“清乡”计划、方案。我们转报上级党委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华中局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苏中和四分区、三分区作好反“清乡”的准备工作。施亚夫送来的情报对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是起了作用的。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按照三地委敌工分委的决定，施亚夫在加力镇率部反正，受到热情接待，召开了欢迎大会。反正部队编为苏北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施亚夫为司令。 　　施亚夫的反正，在伪军中引起强烈反响。二十四日，驻季家市伪十九师连长吴日升带领全连反正；二十五日，驻鞠顾庄伪十九师营长龚永嘉率全营反正；二月七日，驻石庄伪三十四师营长薛仁杰率二百余人反正。此外，芹湖、搬经、石庄、蒋家埭、分界、广陵镇、毗卢寺、新镇市、生祠堂等据点，都有小股伪军投诚。在一、二两个月中，反正伪军总计两千余人。 　　苏中地区还多方面开展日军工作。区党委曾出版日文报纸，三地委也印刷日文宣传品，由敌占区的地下党员秘密散发或张贴。在日军据点周围唱日语歌曲，战场日语喊话。对待日军俘虏，政治上教育，生活上优待。对待日军战场遗骸，有时集体送还。还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支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开辟边沿区工作 　　伪化与反伪化的斗争主要在敌我之间的边沿区比较尖锐。根据一九四二年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材料，三分区总面积为一万九千平方里，我占区为三千八百四十平方里，敌占区大约相等，边沿区则占一万一千五百平方里。我方要变边沿区为巩固的根据地，并且推向敌占区的边沿，压缩敌占区；敌方则企图把边沿区变为伪化区，扩大敌占区，缩小抗日根据地。我军在反伪化开辟边沿区中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复杂而又巧妙的斗争。 　　这里要介绍一下陈玉生同志。陈玉生同志于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失掉了组织关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拉起了一支游击队，要个名义，就依附于李明扬、李长江部队，当个支队长。苏北特委解决了他的党籍问题，并向陈部派去干部。郭村战斗时，战场起义，随后任苏中行署保安司令。以后，一旅兼苏中三分区司令部，我兼一旅旅长、政委，陈玉生同志任三分区司令员，合署办公。我俩关系很好，他也心情舒畅，没有感到兵权被剥夺了的不正常情绪。我认为，他是不错的，是个好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的妻子杨桂芳同志却瞎捣鼓了：你算什么司令？空头司令！兵权都搞掉了！这当然就有点影响了。我把这情况报告了陈老总，陈老总出了个点子：“你把红帽子给杨桂芳套上!”陈老总又把王于耕同志找去，交给她一个任务，要她把杨桂芳发展入党。那工作可也不好做，要她从江湖义气一套接受共产主义，要她承认党纲党章，难哪！但是，经过不断地宣传党的思想，不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基本上具备党员条件了，就由王于耕同志介绍她入党。杨桂芳同志人党后的确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就派她到陈宗保那个团任副团长。上面已说过了，陈团是黄桥战斗时起义的何克谦部，当地武装。杨桂芳确是飒爽英姿，腰里插两支驳壳枪，骑着高头大马，老百姓叫她“杨团长”，部队也服她。这支部队经过改编整顿，成了党绝对领导下的、坚决抗战的坚强武装。 　　陈玉生同志和李长江部队的上层下层都有过交往，有些本地部队的头头脑脑也比较熟悉，这些部队投敌成了伪军以后，三地委研究，确定通过陈玉生的关系开展伪军工作，成立敌工分会时由他担任副主任。 　　陈玉生同志是泰兴人，过去的社会基础主要在泰兴附近。当时的苏中三分区包括泰州、泰兴、靖江、如西，也都是陈玉生同志有影响的地区，他在三分区工作是起了作用的。开辟边沿区工作，群众工作不能公开进行，而这些地方又常常被流氓地痞所控制。这些流氓地痞往往又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对象。搞好了，他们可以给我们送情报，掩护秘密工作，成为对我有利的积极因素；搞坏了，破坏性极大，甚至使我们没有办法插足那些地方。这些流氓无产者的特点是不相信组织，只相信结拜兄弟和江湖义气，帮会在他们中间有很大势力，“老头子”有左右他们的力量。陈玉生同志拉部队的时候，就利用了这一点，开香堂，收徒弟，成为他们的“老头子”，在这些人中间有一定“威望”。我们为了开辟边沿区、敌伪区的工作，争取这批流氓地痞不滑到敌人一边去，研究办法争取他们。议来议去，觉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陈玉生重新开香堂收徒弟。这比我们做工作要省事得多，而且效果也好。陈玉生同志开始不同意这样干。他说，过去是不得已，搞了开香堂、拜把子这一套，现在怎么能再搞这些名堂；过去的那些关系也不过相互利用，不来往了。我们说服了他。我们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不敢作主，又报告了华中局，华中局批准了。陈玉生开香堂收徒弟，也是很严格的，名单要经组织上审查的。我们利用这形式，强调集中制；利用旧帮会宣扬忠孝仁义为宗旨，发挥为忠于国家，孝于民族，守信于民主政府与新四军；利用旧帮会帮规严厉的特点，规定奖惩，特别强调凡叛变投敌者，得由会众制裁。用这个办法控制根据地内和边缘地区已经存在的流氓势力，不是去发展它，而是利用它伸向敌占区。摆香堂，场面大，香烛满堂，烟雾弥漫，一次就有上千人给陈玉生送帖子，称弟子门生。收徒弟，确实起了作用，非但边沿区的工作能开辟了，而且把工作做到据点里。好多伪军头目都是李长江的部下，也有陈玉生的熟人，甚至是“把兄弟”，泰兴城里伪军暂十九师师长蔡鑫元就是当年和他结义金兰过的。许多据点的伪维持会长就是陈玉生的徒弟。有了这些徒子徒孙、把兄把弟，情报就特别灵。我们的侦察人员也能进出据点，取情报，抓坏人。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苏中三分区，据点林立，敌伪军数量大，“扫荡”频繁，“清剿”残酷，我军坚持得比较好，一条经验就是伪军工作做得好。我的第一个女孩出生时，正碰上鬼子“扫荡”，怎么办呢？总要有个安顿的地方呀！就把我爱人送到黄桥附近季家市据点旁二里路的地方，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住下来。我穿着便衣，带着两三个人去看她们母女俩，也没有发生事情。从三分区的西来镇到张黄港，再由张黄港上下去上海的轮船，是很好的交通线，我们去上海采购书籍、药品和无线电器材，上海来参军的知识分子、工人和青年学生都由这条交通线来去，李亚农、阿英等同志来根据地就是走的这一路。这条路线比较保险，路过西来镇时，甚至可以在维持会长开的旅馆里住上一宿。伪军工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有些人就不明白中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斗争方法的灵活性。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中年轻的红卫兵了，解放以后，陈玉生夫妻俩就给整得够呛，关了几年。证明这是组织决定的，证明这是华中局批准的，证明陈玉生收的徒弟名单也是组织上看过的，不行，谁证明也不行！一直告到陈老总那里，问题才得到解决！他们就是不懂，这是斗争的需要嘛! 　　 江南反“清乡”中，敌人曾利用流氓给我们以极大损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二日，苏中区党委专门发了《关于反“清乡”斗争中掌握青红帮的指示信》，要“以分区为单位，由我们决定一有威望的熟悉青红帮的同志作为领袖，成为统一领导的中心，以统治分区流氓首领，使原有各首领对之绝对服从，在党内确定指导这一工作的专门干部。”这就是从三分区的上述经验总结出来的。 　　 　　第十七章反“扫荡” 　　相持阶段的基本斗争形式：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三月，苏中军区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抗日战争第二阶段一一相持阶段在苏中地区的开始。 　　三月十九日，华中局正式划定苏中区范围：东台、兴化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面积约二万余平方公里。其中，我统治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七，敌占区约占百分之三十二，友军占百分之三，游击区约占百分之十七。人口约八百一十七万人，其中我解放区约五百一十余万人。苏中分为四个行政区，相应地成立了军区和军分区。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第一旅兼第三军分区。三分区三月下旬于泰州县雅周庄成立。 　　刘少奇、陈毅同志在给苏中地区领导人的指示信中说：“过去顽固派集中力量对我进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敌，现在由三角斗争形势转变为对日直接斗争的形势了。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成为我军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务。”这是“更直接，更严重的抗日任务”。五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的华中局也指示苏中，要发动群众坚持长期抗战，保卫根据地。 　　苏中地区的日军是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原属于第十一师团。自一九三八年进到镇江、廾阳后，即担任镇(江)丹(阳)铁道警备任务。以后，十一师团调回日本，这个旅团留在镇丹地区，改为警备旅团。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为接应李长江叛国投敌调来苏中，并改为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无联队编制，直接辖五个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这支日军是我军与之在苏南、苏中地区交战达四年之久的“老对头”，旅团部驻泰州。伪军有第一集团军李长江部、第二集团军杨仲华部、一方面军任援道部，新老伪军达三万五千余人。敌伪还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凭借优势的兵力、火力和交通的便利，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 　　一九四一年一月出动三千余日伪军占领黄桥，并向黄桥以南地区“扫荡”，新四军也由此开始东进以后的第一次反“扫荡”，接着，二月十八日，日军为接应李长江投日，对苏中进行第二次“扫荡”，分别从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据点同时出动，侵占海安、东台、安丰、曲塘、姜埝等城镇，又在我军撤出泰州后，占领泰州。未及一个月，日寇又进行了第三次“扫荡”。一九四一年四月的这次“扫荡”规模较大，日寇称之为七路“扫荡”。我们拟定了以黄桥为中心，在其四周选择新建据点为攻击目标，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来粉碎敌伪“扫荡”的作战计划。敌伪军向顾高庄、古溪、蒋垛、雅周庄一带“扫荡”时，我以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袭扰，与敌纠缠，使“扫荡”进展缓慢，并派三团和独立支队伪装主力，张扬其事地向孤山、老庄头等地发起攻击。这时，我率在两泰地区隐蔽待机的一、二团突然出现在泰(兴)黄(桥)公路上，包围了姚家岱、石海两个据点。 　　四月十七日，我一团围歼姚家岱之敌：日寇一个中队和二百名左右的伪军一。此战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三十余人，生俘日军三名．开创厂苏中抗日根据地生俘日军的纪录，而且全歼伪军、二团也顺利全歼石梅伪军三百余人。 　　此战锻炼丁地方武装和根据地人民。泰州、泰兴、靖江三个县的警卫团，在根据地初建的形势下，发展很快，这时大约已有四千人的规模。因收编的多，成份不纯，时间又短，内部并不稳定，但经过反“扫荡”的锻炼，部队精干了，成份纯洁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经过反“扫荡”，也学会了坚壁清野、分散转移等一套，对新四军的斗争胜利有了信心。同时，也大大地坚定了广大群众坚持敌后的信心。 　　调动敌人，粉碎盐城大“扫荡” 　　当我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日寇就加紧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占领苏中、苏北。那一段时间里，投降危机甚嚣尘上，南京群丑公开宣扬要“完成皖变未竟反共之功”。日寇头目也毫不隐讳地狂妄夸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一九四一年夏季，对苏北盐城、阜宁地区进行了大“扫荡”。 　　我军军部对日军大“扫荡”的动向早有察觉。在六月三日发出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指示说：综合我军地区之日军动态，日军已开始向本军地区大举“扫荡”。须知日军“扫荡”本年不可免。着重指出，敌寇此次“扫荡”不限于局部某一地区，即不是局部地区之“扫荡”，对此认识不足，必然会上当。因此，在军事部署上要求各战略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相互配合。指示还指明了反“扫荡”的战术原则：敌之战术，系采取分进合击之惯伎；我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应争取有利时机，实施较大兵力之突击，粉碎日寇的疯狂“扫荡”。 　　敌人为了发动这次攻势作战，调整了长江北岸沿江一带和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七月上旬，日军以第十五师团、第十七师团、第十一旅团各一部，接替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在长江北岸和运河沿线的各据点上的防务。然后，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集结于东台、兴化、射阳一带，由旅团长南浦襄吉出任前敌指挥官，指挥日伪军一万七千人，倾巢出犯，兵分四路：东台一路，兴化一路，射阳一路，陈家洋一路。七月二十曰同时出动，向盐城合击。 　　开始，敌伪军约有少量增加，由如皋、海安、安丰、富安、李堡等据点出动，“扫荡”我苏中二分区。另外，南通、海门、启东等据点敌伪军以原有兵力出动，“扫荡”我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地带。而敌寇唯独在我三分区没有增兵，为什么？很使我踌躇。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南浦发动对我苏中的全面“扫荡”，由于兵力不足而作罢；二是南浦的目标不是苏中二分区，也不是苏中四分区，而是向北用兵，攻我军部，所以不在南部的三分区“扫荡”。 　　果然，北犯盐城的敌伪军二十日当天就占我盐城，继而进犯上岗、伍佑、刘庄、白驹、南洋岸、阜宁、东沟、益林、湖垛等地。当时正是雨季，河水大涨，日寇汽艇在水网区猖狂活动，非常便利。盐阜地区的我三师部队跳出外围。我军的一些机关，特别是在湖垛周围的后方机关，情况十分紧急。华中鲁艺的一批同志遭受敌寇袭击，著名作家丘东平、戏剧家许晴等同志英勇牺牲。 　　正当我军与日伪军在阜宁东沟激战之际，龟缩在曹甸、泾口一隅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勒，竟然出动部队猖狂地攻我益林阵地，陷我军于腹背受击的危境。 　　军部在盐阜区有我军主力第三师的掩护，本来是可以放心的，但从战报上看，军部终究是大机关，不大适应游击环境，有点狼狈。我们一旅的几个领导人有点着急了。确实担心，老军部给国民党搞掉了，新军部再受损失怎么行!我们研究，支援军部反“扫荡”最有效的办法是只有根据军部《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相互配合，攻其所必救，也就是古兵法说的：“围魏救赵”。 　　我们一旅的几个领导人认为：既然看到军部那边紧急，怎能不加支援？怎能各顾各的，无所作为？在战争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形势紧急而必要时，不能坐等上级指示，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善于主动地把握局势，特别是敌人沿江各据点的兵力都抽调向北“扫荡”去了，兵力空虚，更是可乘之机。因此，一致决定，在三分区主动发起进攻，以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调动敌人。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二两个团的兵力，便选择了古溪这个敌伪军中心据点，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古溪有伪军一个团兵力，一千余人。它靠近黄桥，能触动鬼子，有使它回兵的可能。我们一面部署战斗，准备晚上七时发起攻击；一面报告军部、师部。谁知下午五时，师部来了复电，不同意我旅攻击古溪的战斗行动，主要理由是：攻坚不利，易遭受重大伤亡，且未必能攻下据点。曹甸已有前车之覆，当有殷鉴!这一下使我很为难。根据古溪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反复权衡，是有把握可以攻取的。此仗应该打!还有，当时“扫荡”军部的敌伪军，大部分是从我们三分区调去的。无所动作，不去牵制敌人，不能为配合军部反“扫荡”的胜利打几仗，当然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不顾大局。如果按原定方案打古溪，军部当然是高兴的；但也不能越过师部的指挥。师部不同意，要我们不要轻率，万一打不下呢？我考虑一下，觉得听听下面意见为好，就召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来开会。那时的一团团长已是王萱春，政委是曾如清；二团团长是廖政国，政委是李一平(吕平)。他们一看电报也愣了，都看我的态度，问我怎么办？我说：“上级主要怕我们攻不下来，伤亡一大堆，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样一点穿，大家便讲开了，叙述他们如何派人到据点侦察，如何勘察地形，突击队放哪里，二梯队在何处，突破口选择的位置……等等，总之都说：“有把握”，“没问题”。于是我说：“如果确实有把握，就打；只要打下来，就没有不执行上级命令这事了。如果打不下来，就有事了……”大家说：“打!”于是就具体研究攻击部署。有时候，逼得紧一些是大有好处的，上级不同意打嘛，那就研究得特别细致，设想得特别周到，打得也特别认真，唯恐有漏洞，决心非打赢不可；如果打不下来，责任就大了，麻烦事就来了。实际上，我有数，我侦察过，打下这据点是有把握的。果然一举突破，两个小时就解决战斗，全歼伪军一个团，伪团长在逃跑时落水毙命，而我军伤亡不到一百人。 　　打下古溪，我即集中全分区地方武装四面出击。我一旅主力乘胜进攻黄桥，黄桥敌人赶紧向泰兴城撤。我们占领黄桥后，一路追击，并扬言要打泰兴城。追击路上，两个主力团，加上地方武装、民兵，浩浩荡荡，横扫三分区内各敌伪据点。敌伪军闻风丧胆，我军乘胜收复季家市、加力、孤山、石庄等地。处于长江之滨的敌伪重要据点天生桥，亦被我泰兴独立团奔袭攻克，威逼长江交通线。至此，三分区敌伪据点大部被我占领。我一旅主力乘胜包围了泰兴城，占领四关。泰兴城敌伪向南浦告急，但南浦旅团继续“扫荡”我盐阜地区，仍不为我在三分区的进攻所调动。我们即以分区武装接替继续围困泰兴城，一旅主力向南浦旅团部所在地泰州城进逼，三面包围之。南浦襄吉这才不得不从盐阜区南撤，回援泰州。这样，军部就解围了。 　　陈毅、少奇同志对我一旅指战员英勇善战，在敌后积极主动进攻，牵制、调动敌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获得全胜，非常高兴。他们直接发来了电报，向一旅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并予嘉奖。 　　陈毅、少奇同志同时还指示我们：要当心回头敌人的进攻。我们也已得知南浦率部南来，等他离泰州城还有半天路程时，就撤了泰州、泰兴之围，使南浦扑了空。我军主力向根据地腹地古溪、营溪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应敌。南浦旅团由泰州出发向东“扫荡”，企图寻我主力决战凸我旅就与他进行“蘑菇战术”，待南浦旅团东进至古溪、营溪附近，于夜间以急行军向西，转至敌背后，奔袭泰兴、黄桥之间的敌据点姚家岱，并一举攻克，歼敌一个小队。南浦旅团闻讯，又从东向西追击我军。我军待敌迫近，又于夜间由姚家岱急行军向南，经靖江地区，东返我根据地腹部南部集结。南浦旅团两次扑空，只得撤回老巢泰州城。至此，南浦旅团由盐阜区南撤，转移兵力，对我三分区的“扫荡”也被粉碎了。 　　这种“蘑菇战术”，敌人固然疲于奔命，我们也是很疲劳的，部队疲劳得一路行军，一路睡觉，连牲口也磕磕撞撞的。走到靖江地区一座桥上，“扑通”一声，我和骑的马一起掉到河里了，实在太疲劳了，哪怕睡十几分钟都是好的。不过不这样就不行，要摆脱敌人呀，要制造战机呀！后来，陈老总赞扬这样的做法，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是从战争中摸索出来的，也可以说给鬼子逼出来的。他说：过去中央苏区也是这样搞的，这种战法一定要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才行。有时，我们与鬼子只隔三五里路，甚至擦肩而过，但敌人毫无发觉。这次反“扫荡”给少奇同志也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他去延安之前，找我个别谈话时就提到郭村战斗和这一仗。 　　此次敌人对盐阜区大“扫荡”，自七月十八日开始，至八月二十日，历时一月零二天，始告结束。九月十七日，新华通讯社发表新四军发言人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发言人说：此次苏北反“扫荡”，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收复阜宁、东沟。八月七日，五路反攻盐城地区，收复湖垛、大中集、上岗诸重镇，使敌得于北而失之于南，转瞬间，得之于北者，亦不能全部保持。致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发言人公布了此次反“扫荡”(包括南、北线)的我军战果：我军与敌作战一百三十五次，毙、伤、俘敌伪军三千八百七十三人(其中日军伤亡一千一百人，生俘日军官兵十五人，伪军官兵一千零七十四人)，击沉敌汽艇十三艘，缴获平射炮两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步枪三千三百二十四枝、子弹两万余发。发言人说：敌军“扫荡”之主要目的是歼我军部，而今“我军部仍巍然屹立在敌后，不可动摇”，“敌伪之伎俩窘矣”! 　　日寇的报复“扫荡” 　　日寇夏季大“扫荡”失败之后，经过精心筹划，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旬对我三分区发动了报复性“扫荡”。很可能南浦认为：不征服三分区，他就不可能在苏北逞威。 　　这时，我旅二、三团正由张藩副旅长率领去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同情区”，掌握在我手里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些地方部队。 　　敌伪乘我主力较少的机会，兵分三路而来，着重“扫荡”如西县，合围点为芦港、高明庄一带，企图聚歼我旅部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弄清敌人这一意图后，先避开敌军“扫荡”之锋芒，显示了一下目标，然后急速转移到如皋以南隐蔽，以地方武装同敌伪军周旋，疲劳敌人，并假设目标吸引敌人合围，使敌伪军连连扑空，疲惫不堪。我判断敌伪军的“扫荡”已趋尾声，待其各自返回据点时，便率一团悄悄运动到靠近高明庄东北的白家湾附近隐蔽集结待机，密切注视各路敌伪军的转移方向，寻找弱点。终于找到了，撤向黄桥的那一路，有鬼子一百余人，伪军五百余人，由日军加藤大队长率领，由于疲劳，也由于轻敌，行动比较拖沓。我一看另两路日军已过去，正好抓住这一路，决心歼击它!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我在一团指挥所，直接命令该团三营出击。日军见我来势凶猛，且战且退，企图占领高明庄里一批比较坚固的砖房固守待援。我一团一营一个连和特务连占据高明庄西、北野外，然后派一营和二营分别从南和北两面迂回上去，留出西北口子不包围。伪军一看不妙，抢先夺路逃跑，被我军歼灭三百余名于西北口子上。战至十五日凌晨，加藤被击伤，击毙日寇八九十人。加藤只得带着残兵狼狈溃逃了。 　　苏中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是很频繁的，一般一二千兵力的区域性“扫荡”，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全区性“扫荡”一两个月一次。敌伪军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仅一九四一年，苏中范围内就增加了二百多处，而三分区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增修公路十几条，增设据点四十余处，把我初建的抗日根据地分割开来，使我大部队活动困难，形成大面积的拉锯战，斗争十分艰苦。苏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也是对这一民族战争胜利作了很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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