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黄桥 　　东进!东进 　　郭村保卫战胜利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苏北问匪题了。陈毅同志于七月五日致电中央并新四军军部、中原局：“两李进攻已被击退，要求停战。我们意见：击敌、联李、孤韩为和平基础条件，使两李能为我们领导下的力量，使省韩、两李破裂。” 　　韩德勤在进攻郭村失败后，就煽动当时还在兴化城的李明扬，可以发给李明扬一笔“剿共”特别经费，还可以支援一批弹药，八十九军还可以出动助战。 　　李明扬举棋不定：是俯首听命于韩德勤的摆布，还是和新四军讲和呢？中间势力总是有空可钻，何况，新四军方面以前还有一些交往呢。他决定连夜赶回泰州再作决定。 　　李明扬回到泰州，就接到朱克靖同志带来的陈毅书信和一首诗，信固情真，诗更意切。这诗就是《陈毅诗词选集》中的《送友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 　　停骖问战意如何? 　　 词婉情真再致书。 　　军令今当斩马谡， 　　歧途何事泣朱杨? 　　 仲连智免蹈东海， 　　武穆冤成走传车。 　　凭君寄语强梁辈， 　　磨擦自我慎厥初。 　　诗中既用了斩马谡的例子，警告李明扬如果再打下去，丢师失地，难逃一“斩”；又望李明扬不要彷徨，如杨朱歧途哭泣而返；劝说他学鲁仲连保持中间力量，而不要像岳飞蒙冤身亡。在我军释放被俘人员，归还缴获的部分枪支，放弃占领地区，停止进攻泰州等一系列的政策感召下，李明扬终于摆脱了痛苦的抉择，还是走左右逢源的老路以保存自己。 　　这就是郭村战后，能与两李言和、趁机东进的历史背景。接着，我军又让出郭村、塘头、宜陵，并把吴家桥、大桥一带的三十里老防区及每月税收五万元一起让给两李，进一步巩固了与两李的团结合作关系。 　　七月八日，粟裕同志率领江南指挥部及老二团、新六团，在江南西塔山地区，击溃了顾祝同、冷欣所部的进攻，渡江北上，到达吴家桥地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下辖第一团(原新四军老六团)、第四团(原挺纵四团)、第五团(王澄起义部队)；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下辖第二团(原新四军老二团)、第六团(原江抗新六团)、第九团(原江抗二团)；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下辖第三团(原苏皖支队)、第七团(原挺纵二团)、第八团(由挺纵、江都游击队和苏皖支队一个连组成)。全部共七千余人，数量虽不大，但统一了指挥，部队面貌一新。 　　江南主力北上以后，苏北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蒋介石、韩德勤绝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顽我之间将有一次决战，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指挥部参谋处提出了向北和向东的两个方案。向北，就是北进兴化，直捣韩德勤老巢。理由是：郭村向北就是韩德勤地区，张星炳保三旅驻地，我军直接从郭村向张星炳进行反击，直趋兴化。但是我们挺进纵队的领导同志都不赞成，熟悉苏北情况的同志也不赞成。虽然消灭张星炳旅是有把握的，但韩德勤必出兵打我，向北是水网地区，既宽且深的河道密如棋盘格，部队行动必须船只，难以展开，更难于迂回包抄打运动战和歼灭战，对我军不利。而且很快就和韩德勤主力作战，对于刚在江北会师立足未稳的我军来说，准备也不够充分。这个计划只有八路军南下到兴化附近，打下兴化即与八路军会师时才可实施。当时八路军南下部队才过陇海铁路，相距过远，时机不成熟。向东，东进黄桥。理由是：第一，黄桥处于泰州、泰兴、如皋、靖江之间，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可以控制四县，并可向南通、海门、启东发展，我军控制这一地区后，就可与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而且切断了韩德勤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盘踞黄桥一带的何克谦部保安四旅，是一支土匪游杂部队，建制上属于韩德勤，实际独立为王。该部一贯勾结敌伪，猖狂反共，特别是对黄桥地区的人民苛捐杂税，绑票勒索，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有的军官赌红了眼，用拉出了弦的手榴弹向当铺当银元。有个团长应地方士绅招待宴饮，团长的马弁却钻进后房强奸了士绅的女儿。这支队伍如被消灭，数县群众和绅商无不拍手称快。如果知道我军东进，肯定会派人来敦请哩。第三，黄桥地区是农民暴动中建立红十四军的地方，革命影响较大；抗战初期，上海党又派人来进行活动，组建了工委和县委，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青年建国团，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开辟黄桥，韩德勤由于何克谦是他忌恨的野马，未必全力支援；待我军建立黄桥根据地后，他必不能坐视，如远道来攻，李明扬则隔河观火，我军就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可以进行顺利的决战了。以上的向北、向东两案相比，当然就没有争论地认为东进黄桥为最佳。 　　陈毅同志把这一决心于七月十四日报新四军军部转报中央和重庆周恩来同志：“决定整顿一周，向东挺进”，“在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建立根据地，以黄桥为中心。” 　　于是，苏北新四军唱起“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一响亮的战歌。 　　 　　胡服方案 　　一九四0年七月二十日，胡服与邓子恢同志联名致电陈毅并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并致彭、项、叶、黄，这一长电首先阐明了他们关于华中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析比较了大别山、伏牛山、苏北这三个地区的利弊，指出苏北最利于我发展，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中华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 　　少奇同志提出了有关下一步作战计划的意见。这些意见气魄很大，在军政双胜方面也考虑周到，但在斗争策略、发展方式和战役组织上与陈毅同志的打算不大相同。 　　少奇同志的计划是：陈毅所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让韩李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讲攻时。我军“以逸待劳，严阵以待，最好在他来攻三五天之内我不作大出击，在原地则应准备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衅自彼开”；在军事上则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进行决战。少奇同志准备组织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四、五支队作数百里大迂回，“以便在东台及其以南击溃韩李主力”，“赶走韩德勤，最好李明扬也同时赶走。” 　　可以想见，这样一场决战，规模巨大，是半塔集保卫战的发展和扩大，也是少奇同志指示我回苏北后进行战斗的发展和扩大。如获胜利，则将一举而囊括苏北。果能如此，则华中局面就可以立即打开，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计划就可以获得决定性进展。 　　胡服方案应该说是完全符合中央的路线方针的。陈毅和粟裕等同志研究后，对他们原来拟定的苏北作战计划作了两个关键性的决策： 　　第一，“独立布置发展苏北工作。”陈毅同志根据长期作战的经验，也根据郭村战斗中待援不得的情况，深感到日伪顽的阻挠和铁道、公路、河川、湖泊的阻隔下，不能把远道增援作为战役部署的基点，而应“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以独立作战为原则”。这就不可能采取“一气打到底”的办法，而是“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巩固发展”，“采取逐步跃进的姿态”。 　　第二，团结争取两李。胡服方案显然是根据郭村两李围攻的行动来估计，两李会与韩德勤配合向我进攻，因之说“让韩李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把李明扬也“同时赶走”。但郭村战斗之后，经过一系列工作，已经消除了两李与韩德勤配合向我进攻的可能性，韩德勤也就不可能越过两李防区向我进攻。因而，陈毅同志密电上报说：“只要我们今后争取得法，两李有由中立可争取进一步。同时，韩部之中间分子更有倾向我们的可能。” 　　事实很清楚，这并不是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分歧。任何具体战役、战斗都可能有多种方案，当然其中有最佳方案，最佳方案的施行取得胜利，并不说明其它方案是一无可取的，或就是错误的。 　　七月二十三日，苏北指挥部仍维持原议，并电告中央、新四军军部和中原局，开始东进黄桥。 　　 　　扎根黄桥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在塘头整编了部队，在一个地主花园里，开了连以上干部的动员大会。陈毅同志作了动员报告，他激昂慷慨地说：我们这次东进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必须争取胜利。如若失败了，就只好下长江喝水；只有胜利了，整个苏北的局面才能打开。大家要下最大的决心，必须打败敌人。当时，形势确实十分险恶，七千之众面对敌伪和十万顽军，而且宜陵、塘头又交给了两李，根本不能西返。 　　当时，非但是宜陵、塘头、郭村交给了两李，以后又将大桥、吴家桥的老防区让给两李接管。这一地区每月税收五万元。就像有人认为两李是中间派，只能团结，不能斗争，打上门来也不能还手，否则就会把中间派打跑了这种片面性一样；还有一种片面性认为陈老总搞统战老是自己吃亏。这后一种片面性主要是目光短浅，看不到“予中间派以实利”，也就换取了顺利东进，而且为以后各保安旅团都纷纷派代表来联络打下基础。 　　七月二十五日出发东进，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军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巷口、缪湾两李防区时，李军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以掩盖韩德勤耳目，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接到保四旅何克谦的报告：发现“新四军自宣家堡东侵，张公任部已撤走”。韩德勤亲自打电话给李明扬，问是否有新四军大举东进？人数多少？为什么不加阻拦？李明扬答曰：有此事，缪湾一带正在激战，据报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等等。并请求“副总座”即予补充弹药。 　　韩德勤绝没有料到我军会放弃既得地区而全师东进，就命令何克谦保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泰运税警总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军对何克谦、陈泰运两部决定采取不同对策。对陈泰运以惩戒，目的在于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磨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对何克谦则予以歼灭。遂以第二纵队为左路，保障侧翼；第三纵队迂回，断敌退路；第一纵队为右路，直取黄桥。 　　我二纵队行至北新街以南时，陈泰运部已进到薛家垡、北新街一带。指挥部命令二纵队调头北上，击溃陈泰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战后，我方如数遣返了俘虏，还主动送还了部分枪支。陈泰运大喜过望。这个陈泰运，刚刚由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苏鲁战区设计委员、北伐时代的老共产党员黄逸峰同志从兴化软禁中营救出来，“奉命用兵”，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正中下怀，表示愿与我军共同抗日。而对我军来说，陈泰运驻曲塘，在黄桥以北，正好作为与省韩之间缓冲地带，便于我军集中全力歼灭何克谦部。 　　何克谦不知死活杀向前来，正好是你来打我，我师出有名。二纵队攻击黄桥以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三纵队迂回，攻取搬经，截断何克谦退路；我纵队直捣黄桥，攻击该镇及其以南地区。经七月二十八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任务。我军于二十九日凌晨解放黄桥。此战歼灭何克谦主力两千余人，何部特务团四百余人在陈宗保同志率领下起义，编为新四旅第一团。 　　部队在黄桥镇稍事休整后，就进至如皋、如西地区。一团乘胜攻克靖江东北的西来庵镇日军据点，四团攻克孤山伪军据点，积极准备反击日伪军“扫荡”和反顽军磨擦的战场，以及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从黄桥溃散之敌，散布农村为恶，扰乱农村社会治安，各团分散进剿，俘获人枪很多，人民得以安居生产。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而且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寇。八月初，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恢复了黄桥周围四个区的行政工作，由一纵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兼任主任，开始收税征粮，解决部队供应，粉碎国民党想从财政上、给养上卡死我们的阴谋。八月下旬，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陈同生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由惠浴宇、陈同生、梁灵光、刘万里同志分任县长。 　　为加速根据地的建设，准备韩德勤进攻，苏北指挥部、军分会于八月二十日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磨擦的胜利。”并对上述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任务。这样，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逐步开展起来。 　　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抗日民主施政纲领、“二五减租”法令和群众团体组织法。当“二五减租”的口号提出后，引起了苏北社会的反响：地主阶级听了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宣传，害怕“变相共产”、“慢性革命”；广大农民希望实行当年红十四军时的“打土豪分田地”，认为“二五减租”不解渴。我们一面以各种方式向农民、地主士绅解释减租法令，一面组织群众成立农抗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为培养军政干部，成立了苏北军政干校，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开办党员训练班，训练提高新党员；出版《抗敌报》(苏北版)；成立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我军也得到了扩大，单是八月份就扩充新兵一千二百名以上。主力扩大了，地方武装也建立了，通如靖泰行政委员会警卫队二百多人，如皋县二百多人，靖江县一百多人，泰兴县五六十人，区里也建立了二三十人的武装组织。 　　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最快的速度建设得初具规模了。 　　 　　联床夜话 　　回头来说当年难忘的一夜。 　　陈老总的指挥所设在老叶庄。我军把何克谦的进攻击溃，粟裕同志随二纵队亲临前线。应该说：一切顺利，胜局已定。这里已近江海平原，入夜凉爽宜人，陈老总把我找去秉烛谈心。 　　陈毅同志沉重地说：“你那个六团不简单，土地革命锻炼出来的，党的精华啊!这些老战士九死一生，斗争经验丰富，一个人将来都可带一个连或一个营。把这样的部队同国民党拼掉了，我们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哪!” 　　我想不到一开始他就如此严肃，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我理解陈老总对郭村之战还有话跟我说，但此战也不是我冒失到不计后果而打起来的，未免感到委屈。当时就把半塔集驰援，少奇同志面授机宜，如何决定转移到郭村，以及后来决心保卫郭村及作战情况一一细说。 　　陈毅同志听我汇报到少奇同志关于当前全国形势和华中特点的分析，他很有力地“呣”了一声。一说到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陈毅同志很动感情，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抽。当我说到少奇同志分析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时，陈毅同志深有同感地说：“新四军到江南已经迟了，武装都给‘忠救’抓去了，苏北也给韩德勤、李明扬抓到手里，我们不得不在反磨擦中求得发展。苏北我军力量单薄，我这才下决心把兵力集中到苏北，这才有放手发展的条件。” 　　我一听此话，就觉得陈毅同志和少奇同志对于“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早有具体打算，一九三八年就派挺进纵队过江控制江北江都县的嘶马、大桥一带狭长地区，作为向江北发展的桥头阵地。 　　陈毅同志轻轻吁了一口气，说：“郭村打起来，叶飞啊，我真着急啊!” 　　我告诉陈毅同志，当时我们到郭村，是把两李甩到侧后，准备韩德勤向我进攻，哪知道反而是两李来攻! 　　陈老总笑了：“韩德勤学会了蒋介石的一手了，拿杂牌军打先锋。两败俱伤，他就可得渔翁之利嘛。” 　　陈老总弄清楚了胡服并没有叫我打两李，我也不愿打两李，既然逼上门来了，是应该打的。打胜了，形势很好；打过头了，就要坏大事。他根据中央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决定不打泰州的方案，对两李打了又拉。 　　陈毅同志突然问：“你为什么说江南是机会主义路线?” 　　我愣了。 　　陈毅同志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怎么没有回复我的电报呢？有气？” 　　我说：“当然有气。” 　　事情是这样的：增援半塔集回来，我向纵队和特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以后，不久就收到陈毅同志一份电报，措辞严厉，责问我从半塔集回来后为什么说江南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我回答：陈毅同志怎样反对中央？我接到电报，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从说起；也有点窝火，怎么弄出这样的事情来了呢？电报中很难说清，准备过江当面向陈老总汇报。但去江南一趟来回要十天半个月，日寇“扫荡”，李长江挑衅，不可能离开这么长时间，战事一起，也就顾不上了，也没有回电报说明此事。现在当面开门见山谈，我就乘此机会说：“我传达胡服同志的指示讲得很清楚，他说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同志不同的。他还说，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陈老总深有感触地说：“我是两个合法，两个非法!为了求得革命事业的发展，常常要合法掩护非法。” 　　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东进要用江抗的招牌，北上要用挺纵的名义。我也不得不先后改名“叶琛”、“聂扬”，向三战区请长假，另外编个新六团。即使这样，对项英同志还冒“非法”风险。我知道陈老总是煞费苦心的。 　　陈老总有点激动，他说：“江南没有委派县长，这并不是执行皖南的指示，也不是我陈毅不敢这样做!” 　　我了解陈老总的脾气，敢作敢为。他既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又深思熟虑，处事周详。 　　陈老总深深地吸了两口烟，平静下来了。他说：“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茅山地区就建立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抗敌总会，这是半政权性质。打开扬中后，项英同志要我们接受国民党派来的县长，韩德勤派来一个，冷欣也派来一个。我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吓走了，成立了我们的扬中办事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嘛。” 　　陈毅同志是很严格的。他从不在下级面前讲新四军领导的路线错误，也不讲他与项英之间的矛盾。我在东进之前有一点感觉，但也不好细问。如今，他知道我了解一些情况，才如此敞开胸怀。 　　陈老总吐了一口烟，看着烟圈散去，吁了口气说：“现在好了，可以和中央直接通报了。” 　　我看着陈老总，为他感到高兴，但也有点怅惘，想起了他给我的那份电报…… 　　陈老总好象知道我想些什么，宽慰地说：“有人打了你的小报告，说你这样说那样讲的。我到郭村以后已经弄清楚了，你不仅政治上没有错误，组织上也没有错误，事情清楚了，也就完了。你呐，也不要问是哪个人打的小报告了。” 　　我知道，陈老总很注意党内团结，即使我问，他也不会告诉我的，我也没有去问。 　　深夜，我留下与陈老总联床共眠。秋风习习，静无人声，我却心潮起伏，久久不能人睡。 　　老叶庄夜谈，我汇报胡服指示以及我从半塔集回来后的一切做法，不但解除了陈毅同志对我的误会，无意中，也加深了陈毅同志对少奇同志的了解。以后，我有机会读到陈毅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深刻诚挚的发言，其中讲到刘少奇同志时，他说：“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时……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对全局解决了重大的问题。一件事是进行了反磨擦，号召新四军及全党进行了自卫战争，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反对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是把华中新四军中一部分干部，甚至很多同志对顽固派精神上的屈服，不敢反抗，不敢向他们开枪，动摇犹豫，怕破坏统一战线，又怕打不赢，从精神上解放了。把放在自己身上的包袱放了下来，就自由了。这样就敢打顽固派，一打即能胜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有些人怕打顽固派，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怕国民党军队多，新四军弱小，怕打不赢。少奇同志南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鼓了鼓气，一定要打，非打不行，而且一定要打赢。现在讲起来很简单，很容易解决，但那时临到这个问题时，可就脑子发烧，睡不着觉，不能解决，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因而精神上解除了武装。” 　　陈毅同志还说，少奇同志做的另一件主要事情是：“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里就不摘抄了。 　　少奇同志对陈老总也是信服的，八月二日致电陈毅并报毛、朱、王的电文中，明确地提出：“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中，评价苏南工作时说：“我军在苏南活动最久，且在陈毅同志领导之下，自始即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敌后建立根据地与发展抗日武装部队的方针；因此，我军在苏南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不断地打击日寇的战斗中，在群众中建立了很好的信仰，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皆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又由下而上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苏南各阶层人民直到现在是拥护我军的，或对我军表同情。” 　　老叶庄陈老总与我联床夜话，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这确实是共产党人胸怀坦白赤诚相见，同志间的深厚友谊。 　　 　　营溪战斗 　　韩德勤对我军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迅猛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他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策划向我军进攻；但为试探我军虚实，又故作姿态地派代表与我军谈判，表面上与我军拟定防区，省韩、两李与我军“三方各守原防，努力抗战，一切纠纷，静候上峰处理”，并约定“韩部驻守海安、曲塘、姜埝一线不南下，新四军东进部队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进。” 　　陈毅、粟裕同志判断韩德勤实是缓兵之计，待其主力集中后，必然对我军发起突然袭击。 　　果然，韩德勤在蒋介石、顾祝同的命令下，开始了军事行动。八月二十三日，在东台召开了三天军事会议，韩德勤认为：北面的八路军兵力强大，西面新四军四、五支队“兵力亦厚”，“且湖泊不易作战”，南面新四军陈毅部兵力较少，充其量不过三五千人，如以主力进击，必可收效。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方针，先集中主力消灭或驱逐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逐歼八路军黄克诚部。八月三十一日，韩德勤于东台副总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要求各部“向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歼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特派李总指挥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军长守维、李副总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进剿指挥官，陈指挥官泰运为副指挥官，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进剿军指挥官，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 　　八月三十一日，陈毅同志根据情况急剧变化，致电中央，并报胡服、叶挺、项英，力主“八路军部队应迅速南下，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一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配合我们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另一方面，他也下决心“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少奇同志积极支持这一意见，他与邓子恢同志于七月三日致电陈、粟，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就有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九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但是，从八月中旬起，苏北、皖东发大水，交通受阻。韩德勤为了“先南后北”，实行南攻北守，又焚烧船只，加强对运河、旧黄河、射阳河等水道的封锁。因而，四、五支队及黄克诚部难以完成任务。少奇同志就建议陈、粟“准备两星期至一个月的独立作战”，“在开始时，只进行防御战，不作大的出击，而向全国发出呼吁，以争取我之政治理由。” 　　九月三日，韩德勤开始进攻。以两李、陈泰运及保三旅编成的右翼军，在姜埝附近集结完毕；以八十九军的一一七师、独立六旅、保一旅组成的左翼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完毕；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攻击前进。这个战斗部署由陈泰运透露给我们了。 　　右翼军两李和陈泰运部在我军有效争取下，进展迟缓；左翼军是进攻主力，大胆冒进。陈毅同志的意图是歼其左翼军，因一一七师是省韩主力，拟集中一、二、三纵队全部兵力，采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分割围歼的战术。他对我们说，不是一一七师到古溪就打，还要引诱他深入一点。古溪正好在黄桥、曲塘的中间，相距各二十余里，要是把一一七师再放过十里，脱离他们后方，离曲塘就有四十里了，如果到了古溪就打他，后路不容易切断，也就不容易歼敌。 　　九月五日，保安一旅占领了营溪。同一天，一一七师打到古溪北面，随即猛攻古溪，炮弹在古溪镇上到处爆炸。古溪有我军的医院、修械所，也都挨了炮弹。如果我军还要向后撤退十里，古溪的坛坛罐罐就得大搬家，就得组织群众扶老携幼地转移。 　　那时，部队士气正高，求战心切。二、三纵队比一纵队还想打，他们一路打来，虽然也抓了几百人枪，但那是杂牌军、老爷枪，远远没有吃饱。我们这些指挥员习惯进攻，只要手上有几支能打能冲的部队，就不甘心老是“挨打”。粟裕同志是前敌指挥，随二纵队行动。 　　我们部队才集结，还没有展开，粟裕同志就召集王必成、陶勇和我去研究出击问题。我估计是王必成同志发起的，撺掇粟裕同志立即出击。粟裕同志问我们的意见，三个司令员没有一个反对的，大家都嗷嗷叫，要出击，都说不要再退了，就出击，有把握。 　　商量结果，出击部署是：五日夜，以一纵队为迂回部队首先攻克营溪，先解决保一旅，然后向西迂回到一一七师和独立旅的后面，以切断韩军主力的退路；二纵和三纵则于六日拂晓一同从古溪正面出击，准备在前后夹击中，歼灭韩军主力四个团。 　　粟裕同志把大家的强烈愿望和具体部署报告了陈毅同志。陈老总“哼”了一声，问道：“能够切断古溪敌军退路吗？”粟裕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陈老总又反复询问了一会，最后说：“那好吧，你们这么有把握嘛!” 　　按照部署，我一纵攻打营溪，一举歼灭了保安一旅的两个团，马上打扫战场，调整组织，吃饭喝水，继续前进。可是拂晓抵达预定地区时，一一七师等部只留下尾巴了。因为营溪被我军攻克后，八十九军参谋长郭心冬就慌了，准备后撤。拂晓时我军进攻开始，他用少数部队火力掩护，主力很快撤走了。这下，由于我军反击过早，没有让他进占古溪，再放他十里，他后方较近，我穿插不断，追击不及，让他缩回去了。正面进攻的部队缴获人枪也不多，我军没有完成歼灭韩军主力的任务。十里之差，竟成了大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胜仗，我们一纵就歼灭了顽军两个团，以后释放这些被俘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的民族大义，使保一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成为以后一度合作的基础。而且，韩德勤的主力部队气势汹汹而来，狼狈不堪而逃，黄桥人民欢欣鼓舞。陈毅同志来到雅周庄的前敌指挥所，我们三个纵队司令员以为打了胜仗，高高兴兴地去见他，他却脸孔铁板，火气比我在郭村见到时还要大，把我们吓坏了。陈老总倒是不骂人，只是说：“有把握，有把握，包打，好，包到哪里去了？叫你们不要急，把他放进来再打，硬不干。看，你们打得好吗？还不是放跑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一声不吭。他想了一想，又说：“好吧，也是我同意了的，没得话说了，接受教训吧!” 　　现在想来，诱敌深入等战法，连没有听过炮声的学生也能够写篇论文，说个一二三的，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鱼儿进网啦，总想赶快扳起来，能耐心，可得有军事修养啊!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古溪我们的冒失，；也可能没有黄桥决战时韩军的冒进；没有我们在古溪的教训，也就没有黄桥决战时的诱敌深入。研究历史如果孤立地看一点，肯定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我们几个冒失鬼没有打好，却使我们有不少长进，我们才真正懂得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门学问。 　　 　　姜埝战斗前后 　　古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军的一次试探性进攻。他在受挫之后，改为“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当过汉奸的反动家伙张少华的保安九旅进驻原税警总团防地区姜埝，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通道，并挟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企图逐渐压缩我军于沿江狭窄地区，勾引日伪军对我合击。 　　在古溪战斗同时，天长、六合两地日军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人。九月五日，日寇攻占皖东地区和津浦路东我中心地区的马家集、竹镇、半塔集、汊涧等地，与韩军的进攻遥相呼应。 　　张少华虽然是“反正”的伪军，但和日寇仍互派代表，明来暗去。他的部队来往于长江两岸，由日寇派兵护送，在江南经常袭击我军，难怪与日军配合如此紧密了。他所盘踞的姜埝本来是陈泰运的驻地，加之监视两李，陈、李对张少华也视为眼中钉。张少华一到姜埝，就杀害我军地方武装十余人，对绅商绑票敲诈，罪行遍地，加之粮食禁运影响人民生活，因此，他们纷纷请求我军讨伐张部。 　　九月十三日，我二、三纵队围攻姜埝，二纵队主攻，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二纵队以“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砍断电网，从碉堡丛中猛插进去，首先打掉了张少华的司令部，经一昼夜激战，一举解放姜埝，歼敌千余。 　　陈毅、粟裕同志根据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决心集中兵力于黄桥附近，在八路军南下的战略配合下，作独立迎战韩军的准备。为保持政治上的主动，我军再次发动士绅向韩德勤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埝”，妄图混淆视听，制造进攻新借口。为了揭露韩德勤的这一骗局，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姜埝召开军民代表大会上，陈毅同志慷慨陈词，断然表示，为了团结抗日，愿意退出姜埝，并一再呼吁和平：“新四军进驻黄桥以来，对省韩曾作极大让步，屡次致电省方，希望能够和平，大家团结一致。古溪战斗，我军停止追击，放回俘虏。可省方竟将我军十几人杀害。此次我军攻打姜埝，再教训省方一次，仍然希望得到和平。如果省方以为我们力量不足而退出姜埝，仍旧进攻，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为祸为福，只好以将来的事实作证明。”这得到了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黄桥朱履先就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埝，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苏北人民共弃!” 　　九月三十日，我军撤出姜埝，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来接防。李明扬喜出望外，因为“金姜埝、银曲塘”是苏北富饶地区，财政收人多，我军又主动送给陈泰运一百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加深了与李、陈的矛盾。两李和陈泰运再次表示愿意中立。韩德勤却视我军退出姜埝为软弱可欺，进一步提出无理要求：“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才可进行谈判。”各界人士闻讯后无不愤然，海安的韩国钧也怒骂韩德勤：“小子无义。天必殛之!” 　　韩国钧是海安人，当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清末拨贡，当过知县，民国初年任安徽省民政长，又当过江苏省省长，在苏北上层人士中威望很高，韩德勤统治集团的不少重要人物给这位老人送过“门生”帖子。象这样的一位老先生，争取他的同情赞助是十分重要的，但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九四0年春，陈毅同志到泰州城时，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与韩国钧通信后，互赠对联，渐增交谊。 　　朱履先，黄桥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他率三十四标在南京响应，后又参加反张勋复辟，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阅兵典礼时的阅兵总指挥。这时虽然归隐，但在通如靖泰一带，发言还是颇有份量的。 　　陈毅同志一到黄桥，就拜访了朱履先。两人性格都很豪爽，交浅而能言深。朱履先老人得知国民党当局竟然不发给新四军一个铜板军饷，怀着义愤之情，出面并带头在绅商中募集捐款六万元给新四军，并积极向我军建议开征田赋。朱履先又致函韩国钧，为陈毅同志作了介绍，陈毅同志亦附函致意。很快得到韩国钧的反应，表示愿意“筹划进行”从中调解，合力对外，不使内部磨擦。 　　我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陈毅同志的文韬武略，书棋风流，使韩国钧、朱履先倾倒不已。由韩国钧领衔，加上朱履先和当地绅士胡显伯、黄辟尘、吴云山等二十五人，致电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黄炎培，转致吴稚晖、钮永建、叶楚伧、冷通、江问渔、夏敬民、余井塘、洪兰友等江苏籍人士，并“恳转委员长钧鉴”。第一个电报控诉苏北十数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日惟排斥异己，活埋青年，虐待人民，内战不休，“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息战停争，或派要员莅苏，挽救危局。”第二个电报则是专门控诉粮食封锁禁运和韩军贩粮资敌的，口气也很激愤。意思很明显，韩德勤不行，请另“派要员莅苏”。 　　当我军一退再退，而韩德勤竟然出动大军，狂呼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以致韩国钧老先生气极，不禁深深喟叹：“大敌当前，犹拥兵内战，自然民心厌恶，士卒离心，以骄矜之将，遇必死之师，焉有不败之理!”顽固派失掉民心，失败在等着韩德勤了! 　　 　　黄桥鏖战(上) 　　黄桥决战在军事上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常把真理绝对化。毛主席的军事指导思想，歼灭敌人必须以多胜少，需要三倍、四倍，甚至五倍以上的兵力。孙子也说，“十则围之”，要超过敌人十倍才能包围。而黄桥决战，韩军十万，我军一万；战场上呢，韩军二万五千多主力，我则全军不足一万! 　　是不是以少胜多就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是以弱胜强就不符合自古以来的兵法呢？ 　　并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列举了鲁齐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大战。而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之。” 　　陈毅同志是从我军南昌起义失败后，从实战中锻炼出军事才能，习惯于长期战争中的“以弱胜强”，在黄桥决战中得到了充分发挥。陈毅同志在黄桥决战前后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得到中央表扬的，至今人人赞誉，而他在黄桥决战的军事成就却被淹没了。黄桥决战是陈毅同志军事上的杰作，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典范。 　　与陈老总在姜埝召开军民代表大会的同时，韩德勤在东台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黄桥的计划。他以为我军撤出姜埝是“匪胆已寒”，“不敢与我作战”。于是在九月三十日，韩德勤密令：“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韩德勤部署了三路大军：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为右路军，约一万二千余人，攻击我军黄桥以西防线，并掩护中路军的进攻；左路军由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的大部组成，约七千人，攻击我军黄桥东南地区防线，牵制我军防御兵力；中路军是进攻的主力，兵力约一万五千人，以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为左翼，向黄桥东面的加力、分界攻击，独立六旅为右翼，攻击黄桥北面，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大部、军部直属队及炮兵为中坚，由营溪南下，攻击黄桥东北。韩德勤共组织了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的兵力，发起黄桥战斗。同时，日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沿江韩军也劫走了船只，以断绝我军退路。 　　我军仅七千余人，兵力悬殊太大，还要分兵防御可能配合进攻的泰兴等地的日军，形势十分严重。 　　为迟缓韩德勤的进攻，中央于十月二日致电周恩来同志：“韩德勤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的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少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致电陈毅、黄克诚同志，认为苏北目前确不应向韩采取严重的进攻行动，而应完全站在自卫立场，对陈毅部的增援如无中央明令南下，就以到达阜宁、益林之线为止。而陈、粟目前的作战方针“还应是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在胜利后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言和，冲突可暂时停止。” 　　陈毅同志与粟裕、钟期光、王必成、陶勇等和我在内的有关同志，经过反复商量，苏北军分委数度集体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立解决韩德勤的方针。就是说，在八路军及四、五支队的配合下(这种战略配合是非常必要的，陈毅同志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时曾表示热忱的感谢)，并不固守两星期待援，而是以“独立作战为原则。韩如三路或两路来，坚决各个击破之。”(陈毅于九月下旬致毛、朱、王电)这“各个击破”就不仅是“打破重围”，而是要歼韩军主力了。因为多方争取了两个月的决战战机终于到来，按照陈毅同志和苏北军分委的意愿，即使援军不能到达(如胡服所料，赴援“事实上决不会快的”)，也非歼韩军主力不可。事实上，韩德勤提出的是“决一死战”，我军提出“决战”，双方都很明确。我们很清楚：韩德勤主力全部来了，胜败在此一仗，如果打赢了，就解决了苏北问题，如果打不赢，再也无处可退。韩德勤也清楚：要未“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喝水”，要么“苏北垂危”。他的“追剿令”写得很清楚：“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政治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 　　我军退出姜埝后，已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有利地位：第一，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我军的忍让求全的态度，贏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第二，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在韩我之间中立的可能性；第三，我军能够缩短战线，及时集中兵力，处于进行自卫反击的有利地位。我军虽然人数较少，但军事素质却不是顽军能比拟的，被迫自卫，背水作战，“哀兵必胜”。当然，除了上述条件外，要取得战役的胜利，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是抗战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反磨擦战斗，如何对付顽固派如此规模的进攻呢? 　　当时有三种作战方案： 　　一种是给予韩军重大杀伤后，暂时撤出黄桥，乘顽军追击时，再集中兵力歼其一部。优点是兵力集中，便于机动，诱敌深入根据地腹部歼敌，这是红军一贯战法。但是，该地区北有运盐河，东有串场河，西有泰州到口岸的运粮河，南有长江，并有泰兴城、靖江城等日寇大据点，回旋余地甚小。而且我军撤出黄桥，非但影响民心、士气，对中间派也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是全力死守黄桥，待韩军进攻失败后再出击。这个方案是有道理的，黄桥西南面有日寇大据点，北面省韩来攻，腹背受敌，此种战法可以应付敌顽夹攻的严重局面。但以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困难较多，最多只能击溃顽军而不能歼其全力。这样就会同前一方案一样，都会大大增加中间势力参战攻击我军的可能性。这样就不能决战，使苏北问题长期拖下去，于我不利。 　　陈毅同志主张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案。不是以主要兵力守黄桥，而是以少数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坚守黄桥，吸引、迟滞、消灭敌人，主要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则置于侧翼机动位置，当敌人遭我军大量杀伤后，择其一路歼灭之，并继续扩大战果，以求全胜。对中间势力稳定其中立；对日寇据点则大胆不管，只派少数侦察部队进行监视。有人担心：这样是否有风险?陈毅同志分析：当顽军大举进攻时，日寇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与向我军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战胜了，苏北大局就定了，我们就可大发展；如果失败了，那就算了。”他是充满必胜信心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战后，俘获的顽一一七师参谋长称赞说：出其意外! 　　根据这一方案，具体部署是：一、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二纵队派出主力老二团的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一纵队派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三纵队全部人员不足两千，用于防守。当时，我考虑三纵兵力少，担当如此艰巨任务，确有困难，所以提出由一纵队抽一个团增强防守黄桥的力量。陈毅同志认为这会削弱突击力量。粟裕同志提出自己坐镇黄桥，陈毅同志同意了。陈毅同志的指挥所则放在黄桥镇西北十二里的严徐庄，指挥全局。 　　当时，管文蔚同志奉陈毅同志之命去见李明扬，李表示“严守中立”。陈毅同志听了汇报之后说：“我们打胜仗，他不会动；我们打败了，他就会来抢黄桥了。我们一定要打好第一仗，才能稳定他的中立。”在部署战斗时，又派朱克靖、黄逸峰同志到泰州“报聘”，安抚两李，并时刻警惕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方面及日伪方面派来的说客。陈泰运、各保安旅团也都派了人去。这就稳住了左右两路约一万七千人的兵力，使得我军能集中全部力量对付敌中路军的进攻。 　　根据一定要打好第一仗的考虑，选择独立六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支部队是韩德勤所属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按一般的战斗原则先打弱敌，这战先打独立六旅这支劲旅，可收出奇制胜之功。如果首战歼灭了独立六旅，对于拉开两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中间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该旅是韩军中路的右翼，把它消灭后，就把韩军的中路打开了缺口，可以实现对韩军的包围与迂回；主力首战被歼，必给韩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妄动。所以，首先歼灭独立六旅，将会对战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 　　首歼独立六旅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一纵在增援半塔集时就打过它，把它冲得落花流水，听说打这支部队，指战员的信心很足；其次，独立六旅只三千多人，不象八十九军两个师那么庞大，战斗不致于拖延太久而影响下一步；再次，独立六旅两侧按韩德勤的作战计划规定，由两李、陈泰运的部队列阵前进为掩护，由于李、陈已和我们有密约，我军可以埋伏在他们两路之间，背李、陈而击翁达。 　　问题在于选择适当的攻击时机了。 　　韩德勤出师不利，九月三十日暴雨，部队行动不了，而且参差不齐，七零八落。十月三日，雨过天晴，才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十月四日攻城，战幕拉开。 　　八十九军扑上来了，攻打黄桥。翁达比较有经验，被我一纵揍过一次了，独立六旅迟迟不上。四日上午，黄桥前沿工事以东三百米处的小焦庄失守。经过一个上午的争夺，黄桥东部的发电厂在中午时分也被韩顽军攻占。有些地方，顽军已突破了镇边的河沟，手榴弹都甩到了黄桥的街头。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个弹丸之地上来了。四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而李长江的佛堂里，南京来的“和尚”，兴化来的“参议”，进进出出，空气紧张。陈才福的土匪部队竟然在我西北方向打家劫舍，开始骚扰…… 　　我冒雨到阵地上巡视。正是青纱帐起，便于接近大路观察。四日下午两点左右，正当黄桥东门争夺战愈演愈烈，我军阵地一片烟火之时，翁达率领他的独立六旅出来了。我在青纱帐里看得清楚，这部队一路纵队前进，每人一顶笠帽，完全是旅次行军的架势，好不逍遥!大概翁达正得意哩，让八十九军打了头阵，“乘人两伤，后发制胜”，蛮以为新四军主力已在黄桥以东拼得焦头烂额，正是他直人北门，攫取头功的大好时机哩。前队过去，翁达和几个高级幕僚骑着几匹高头大马，在本队前头由大批卫队簇拥而行。它的一字长蛇，正好让我军切断围歼! 　　我立即电话报告陈毅同志：独立六旅在我枪口下踽踽南行，毫无戒备，正是在运动中加以歼击的绝好机会。我建议不要等他攻到黄桥北门，立即出击，把他切成几段，一举歼灭该敌。 　　陈毅同志说：“能不能再放近一点？会不会太早？” 　　我说：“过去一个团了，现在在过本队……” 　　陈毅果断地说：“一定要看清楚，等独立六旅全部脱离高桥，再出击!” 　　我说：“从行军队形的间隔判断，后卫该出高桥了。” 　　陈毅同志立即批准我的建议，命令二纵队配合一纵出击，首歼翁旅。他大声说：“那就出击!注意，照单全收，一个人也不要放他跑掉!” 　　我立即命令一团分三个箭头，直插独立六旅的腹部，四团打其前卫，五团打其后卫。顿时，把这条长蛇的躯干斩成几段。独立六旅在局部被歼以后，收缩到土墩和独立家屋固守，其后卫团还猛扑高桥，企图打开退路。我五团已先机占领高桥，一场血战，把该部十八团打了下去。一团团长乔信明同志看准顽军中有一大群挎皮包、拎箱子的军官拥着骑马的头头奔跑，断定是旅部，立即率领一营扑去。接着，二营插向敌阵，和三营配合，攻歼大股大股顽军。全团三个营分三路插向敌军第十六团。独立六旅首尾被攻，展开不及，被我军一个猛冲，乱作一团。 　　翁达发现我军向他进攻时，相距只有一里许，只好率领乱糟糟的旅部奔进一个村庄，声嘶力竭地命令架设电台，摇机员却连人带机不知去向。翁达气急败坏地命令通信军官，带着卫士、传令兵找李守维求援。其他部队也溃退到两个村庄里。我一纵把这三个庄子团团围住…… 　　二纵队赶到高桥，独立六旅已经过完，没有打上，就机动灵活地插到南边去了。这样，我纵迂回包抄的部队和二纵插到路东的部队，把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的联系切断了。 　　八时许，陈毅同志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战况。我报告说：“正把独立六旅围在三个村子里。”他说：“很好。”又问和王必成联系上没有？我报告说：他向南插，迂回过去了。 　　十时许，陈毅同志再次亲自打来电话。这时二纵队已到八十九军后面，发现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的三四九旅三个团正向东南兼程急进。陈毅同志问十二点以前能不能解决战斗？我说，可以，没有多少敌人了，十二点以前完全可以解决一，陈毅同志立即交代我：解决战斗后，队伍马上集结，作为二纵队的第二梯队，向南迂回包围，消灭八十九军。我报告说：俘虏、缴获都很多。他说：打扫战场，收容伤员，你们不要管，总部派人去。消灭敌人后，部队立即出发。 　　一团向我报告：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看来是自杀的，身边有一件绣有“翁达”名字的风雨衣…… 　　 　　黄桥鏖战(下) 　　独立六旅被歼后，韩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就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担任黄桥守卫任务的三纵队，战斗异常激烈。八十九军的三十三师猛攻黄桥东门，陶勇同志指挥部队连续击退韩军进攻。东门阵地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李守维亲率军部和一一七师三四九旅向黄桥急进途中，得知独立六旅被我军围歼，不但不去救翁达，反而在黄桥东北十来里的野屋基停留下来，紧急构筑工事。 　　根据指挥部部署，我二纵队于四日夜，插入三四九旅和八十九军预备队的空隙，经过八字桥，赶向如(皋)黄(桥)公路上的分界地区，切断韩军退路。一纵队根据战斗结束先后，在午夜之前，依次出发，向东穿插，绕过分界以北。一、二纵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配合三纵出击，首先歼灭三十三师主力。 　　五日上午八时，我率一纵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在距离野屋基七八里处的独立家屋设下指挥所，立即与二纵取得联系，查明敌情，勘察地形，组织进攻。于此同时，命令部队休息待命，不进庄子，露天休息，争取睡眠两小时，恢复体力，以利再战。 　　二纵已于拂晓开始攻击小二房庄的三十三师，并与三纵取得联系，战斗正酣。 　　正在此时，只听得野屋基方向枪声绵密。原来是李守维得知翁旅被歼，三十三师又正被我二、三纵围攻中，知道情况不妙，即率一一七师企图向东逃窜。正在此时，四团团长廖政国同志带着部队来到野屋基附近的小村庄，忽然发现桑树林里人马杂乱，不象我军。他立刻派二营营长焦勇同志去搜索。一下子就抓到了十几个俘虏，其中一个竟是八十九军军部的副官。当时，两军都在不断变更部署，我军上下都不知道八十九军军部正在野屋基。这一审问，便查明了他们统率机关的位置。焦勇问道：“李守维呢？他在不在野屋基?”俘虏说：“也在。”焦勇马上报告廖政国，并且建议趁李守维不知道我军已到他的侧背，猛一下捣烂他的军部，活捉李守维!廖政国是何等样人，胆大包天的!大腿一拍，立即采取断然行动，一面派人找纵队部报告，一面就指挥部队突然向野屋基进攻。 　　枪炮一响，一团也立即投入战斗。 　　于是四团从东南面，一团从东北面，向野屋基进攻。随后，五团也从三里庄向东插去，向东南方向攻击，这一下把八十九军军部打得大乱。 　　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李守维慌乱一阵后，还想作困兽挣扎，组织火力拼命抗击我军进攻。我军在野屋基东北的土坝上，顶住了大部队顽军的突击。李守维甚至组织敢死队，一手快慢机，一手大砍刀，和我军肉搏拼杀。韩军要突围，子弹箱反正带不走，机枪真如急雨一般扫射。四团五连长马飞云左臂的伤口里不偏不差地射进了二颗子弹。一团政治处主任曾如清的军挎包上穿了两个子弹洞，又一颗子弹把军帽帽沿穿了个洞，帽子被掀落在地，居然没有伤及皮肉，真是靠马克思保佑!据指挥部告诉我，二纵攻打三十三师也十分激烈。所以陈毅同志战后向中央报告说：“拼刺刀七八次”，“空前恶战”。 　　我赶到一团指挥所，一团长乔信明同志看到我来了，立即带着警卫员赶到第一线去了。 　　黄昏，在前沿开了个小会，乔信明、廖政国一致同意，趁着夜幕来临，进行近迫作业，挖到距野屋基二百米时，发起攻击。 　　半夜以后，我军突进野屋基，逐屋争夺，战斗更加激烈。二时许，李守维终于顶不住了，带着军部向北突围。他们溜到挖尺沟河边，只有一座小木桥，人马挤成一堆，木桥边沿断了，人马纷纷落水。我军在北面警戒的一团三营立即开火，顽军又向西边突。李守维的军部躲避在小周庄后靠河边的窑里，一面仓促组织火力掩护，一面驱赶士兵下水，企图泅水过河。我一团三营追到河边，向泅渡的韩军猛烈开火。李守维骑着马仓皇逃窜，在人马践踏中，抢先过河逃命，因躯体肥重，连人带马淹死在挖尺沟河中。 　　顽军不善夜战，加上建制已乱，好象一群没头苍蝇到处奔跑。我纵队指挥所刚从野外坟包丛中移到村头小屋，架起电台，点上蜡烛，打开地图，便听得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探头一看，黑压压的尽是人影。急忙吹灭烛火，奔出屋外。我和张藩同志带着指挥人员及电台竟和突围败军混到一起了。我们一看他们是乌合之众，便命令司号长把顽军带到河对面我担架连方向去。司号长一声高喊：“弟兄们，不准乱跑，跟我来!”顽军乖乖地跟着过桥。担架连一下抓俘虏五百多人。 　　李守维的三四九旅不愧是李守维的嫡系，李守维把他们丢了以后，他们仍在野屋基拼死抵抗。我一纵发挥白刃肉搏特长，终于将他们压倒。溃散之敌，陷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一片“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呼喊的感召下，纷纷缴枪投降。 　　至此，韩军主力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消灭殆尽，其余如保安十旅、保安三旅、保安五旅之大部也被我军消灭。 　　粟裕同志看清海安是个军事要冲之地，是个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就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和海安以西韩军的联系，而如果省韩急调生力军来固守海安，我就不易攻克了。那么，黄桥决战就没有取得战略上的全胜。他抓住刚从江南过来的老四团三营(舒雨旺营)等部队，要他们“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舒雨旺等率部队马不停蹄，占领海安。 　　十月十日，八路军进抵盐城，新四军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便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场以北通向刘庄的桥头胜利会师了。 　　这是华中创建苏北根据地的胜利，也是南北两支红色队伍胜利发展的成果! 　　 　　战争奇观 　　四十年代初，在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上展开的黄桥决战，出现了一个奇观：韩“主席”在与我们大战，他的部下和日军却在看热闹。 　　韩军与我军激战，上面已经作了介绍。 　　抗日战争期间，难道日寇能“观战”吗?如果了解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那时，汪精卫以国民党名义，已经“国府还都”，蒋介石也正和日寇勾搭，“曲线救国”论甚嚣尘上，如果说日寇希望亲自出马，消灭我军和抗日力量，还不如说他们更希望借顽固派之手“剿灭”抗日力量更为合算。当然，日寇也是精于计算的。黄桥周围的伪军都在据点里集合待命，大小头目在碉堡顶上用望远镜观望。泰兴的日军一部也前出到黄桥以西二十三公里的姚家岱观战待机。 　　至于“中间派”力量更是积极了，有些人还准备“捞一把”哩!可能他们比日寇的精神还要紧张。李明扬守在电话机旁，按时听取战况汇报。李长江派出当副官的亲侄子，带了参谋和传令骑兵为联络人员，驻在严徐庄陈毅同志指挥所附近村落，随时飞骑报告战况。陈泰运在运盐河堤上设立联络点，经常转报黄桥消息，有些尚未参战的保安旅旅长也不断打来电话询问军情，查明虚实，以定他们的进退。 　　我们如果打败了，看着吧，无数恶狼都会立即扑将过来的。 　　第一，我们没有打败，而且全歼了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第二，陈毅同志给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晓以民族大义；第三，对新四军的威力还是畏惧的，特别是李长江所部和薛承宗保一旅，伤口还没有愈合哩! 　　当然，他们的态度是根据战况的发展而转移的。 　　且说李明扬，他明明向管文蔚表示“中立”，然而在十月四日下午听说黄桥吃紧时，就闭门不出，谢绝见我军代表，逼走好友朱克靖了。听到独立六旅被歼后，却又要朱克靖打电话探听虚实。那电话正好是王于畊同志接的，一听朱克靖询问，知道李明扬就在旁边，泰然回答道：“家里很好。人都出去了，刚才陈司令员来了命令，叫我们准备打扫战场，收容俘虏。”朱克靖同志问：“陈司令员怎么样?”王于畊同志说：“很好。昨天下午我看他在打篮球。”这是确实的，翁达被围以后，陈老总确实投了几下篮，以示庆祝。朱克靖又问：“江南的部队来了没有?”王于畊说：“来了，有的已经打出去了，有的正从这里过哩!”这当然也是真的，只是国民党军方面的情报是江南来了“两个团”，实际上只是两个营。战局急转直下，李明扬也就吃了“定心丸”了。 　　那个李长江呢，居然钻进佛堂里去念经了。南京来的“和尚”，兴化来的“参议”，进进出出。他在大伦庄的前线指挥所里，几位纵队司令颜秀五、丁聚堂、陈中柱、陈才福摆开八仙桌叉麻将，准备韩、我双方两败俱伤，坐收渔利；更准备我军败退，好先抢占黄桥。翁达被歼，这几位司令从麻将桌旁直跳起来，把桌子上的蜡烛也碰倒了。陈才福怒斥报信者是“造谣”，“胡说八道”。颜秀五、丁聚堂则认为有此可能，新四军是厉害的，碰不得。那位当过我军俘虏的陈中柱，满腔怨恨地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新四军的伤亡也不会小罗!”不管怎么说，韩德勤败了，他们也没有油水可捞了，继续打麻将吧。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朱、王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与主要经验》的电文中，总结了十条经验： 　　(一)我们始终遵照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 　　(二)我们首先击破了党内凡国民党军黄埔生皆顽固派的过左估计，同时纠正战斗开始即统战终结的观念，坚持政治前行、军事后行的原则，对顽固派应一面拉、一面打，先拉后打，先打后拉，均应活泼运用，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 　　(三)予中立派以实利，不至独吞，主张蚕食渐进，反对鲸吞冒进。 　　(四)充分调查对方情况，每一个集团它都有一个基本利益和中心要求，不要轻易去违犯它。 　　(五)充分利用问候、送礼、写信及许多私人关系，同时知道统战对象的人事关系是很重要的。 　　(六)态度谦虚，措词和平，讲礼貌。打了仗还要做到拉，向他们说服。他们最要面子，无论如何不伤他的面子，不能答应的事不要马上拒绝，推下去过后自然不提。 　　(七)上层联络应有下层配合，但不能盲动，两李部下两团反正是如此。 　　(八)如作战缴得武器，立即退还一部分，向其讲和，每每得到成功，对于顽固派欺骗的部队最有效用。 　　(九)苏北对统战的缺点在于我们部队不能普遍了解上述策略，许多自高自大、狭隘、贪小利的观点仍然存在，仍须作深入教育。 　　(十)现在两李与税警团有联合组织中间集团向我分肥之形势，同时又有受蒋、顾贿买继续省韩反共的可能，但尚有进一步与我合作的可能。中心决定在我们，反对目前即向两李开刀，仍然力争其进步，再同走一段路程。此外，韩德勤残部及各保安旅长，亦按中央争取友军建立外围军的办法在做工作。 　　 　　巩固胜利 　　遵照中央指示，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进一步揭露蒋介石、韩德勤的反共阴谋，我军与韩国钧、李明扬商定，在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但是，韩德勤却要求我军让出东台，并要把会议改在泰州召开。 　　陈毅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后，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曲塘召开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由韩国钧、李明扬主持，黄逸峰为东道主。陈泰运、朱履先、吴云山、各保安旅、地方绅士和八县代表、我军代表共三十余人参加。因韩德勤拒派代表出席，改为谈话会。会议决定苏北各部队团结抗日的临时办法四项和基本改造苏北局面办法八项。陈毅同志在会上发言说：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进行必要改革，立即计划出动抗战。他还说：新四军顾全和平大局，已竭尽智能，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负责。韩国钧、李明扬在会上也发了言，主张调停，共同抗日救国。韩国钧以八十四岁高龄自始至终与会主持，毫无倦意。老人对这次和议条件及通电异常重视，要大家都在记录上亲笔签名，要李明扬单独发电给蒋介石，并要他当众起稿，由老人转发重庆。最后，由韩国钧、李明扬联名发出通电，呼吁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国共大团结，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 　　黄桥决战前，李明扬、陈泰运等提出由黄逸峰出面领导一支部队。陈毅同志和苏北指挥部为消除李、陈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我军与李、陈之间建立缓冲地带，由黄逸峰同志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面，组织一支我党领导的、担任统战任务的外围军队，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苏鲁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一九四0年十月十日，经苏北指挥部批准，“联抗”司令部在曲塘正式成立。部队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保安一旅各派一个连组成，收编了白米、曲塘两个常备中队，吸收了一批爱国青年参军，编为四个大队。刘少奇同志曾对“联抗”连以上党员干部作过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外围军队的作用，肯定这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创造，并用实际经验指出，山西“新军”和苏中“联抗”是存在于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的党的外围军队。“联抗”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于特定的地区，去完成主力一时尚不能完成的特定任务。陈毅同志给“联抗”讲话时，明确地说：“你们名义上不是新四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的一部分。要以新四军的标准来改造部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持统一战线。要实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所以“联抗”是黄桥决战胜利后的产物，名义上不属于任何一方，实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它的任务是继续争取李、陈，做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担任监视和相机进剿顽敌的任务。以后，李长江投敌，陈泰运部队大部分顽化或伪化，保三旅被消灭，“联抗”完成了历史任务，一九四四年十月正式隶属于新四军，归苏中三分区建制。 　　一九四0年十一月七日，刘少奇、黄克诚、曾山同志先后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陈丕显等同志一起研究了苏北的形势和任务。少奇同志指示，要建立能得到群众认可的合法政权，就要群众自己来选举，不可能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或委派，只要用参议会的办法，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选出政权机构，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按照这一意见，十一月十五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出席会议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十四个县的代表，共三百八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七十二人，占五分之一弱。大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自此以后，如皋县、泰东县、泰兴县、如西县相继召开了参政会，建立了民主政权，开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为了保卫和巩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八路军、新四军已经会师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十月十七日，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召开。会上，由少奇同志宣布中央军委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叶挺来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又以汤恩伯、李品仙部三十万大军压向华中，李品仙叫嚣“交还”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要新四军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十一月，皖东一带桂军麇集，声言增援苏北，其先头七个团占领津浦路的中心地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一一二师霍守义部队以“武装调停磨擦”为由，从山东南下进至淮阴苏家嘴一带。韩德勤会同一一二师先后攻占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并有继续扩张之势。 　　为了击退蒋介石对华中的大举进攻，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总指挥部决心争取先机，发起曹甸战役，歼灭韩军残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我军集中主力十个团，分三路由东向西攻击前进。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起战役，相继攻占了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方的包围。十二月十三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总攻曹甸韩德勤的主力所在地，十五日突破其前沿阵地，重创韩军。由于曹甸工事坚固，新四军、八路军初次配合作战，又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的经验，战斗准备也不够充分，因此曹甸屡攻未克，部队伤亡较大，不得不撤出战斗。曹甸战役历时十八天，歼韩军八千余人，又一次削弱了反共势力，缩小了反共阵地。韩德勤从此一蹶不振，蛰居一隅，再也没有力量与我军较量了。 　　曹甸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决定将部队分散，协助地方党政机构接收各县政权，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开展统战工作。一纵队部署于靖江、泰兴、泰县、如西地区，二纵队部署于东台、兴化、盐东地区，三纵队部署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 　　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发展和巩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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