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东京抗日 　　东进决策 　　一九三九年五月，江南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稻苗茁壮，新竹翠绿，一片生机勃勃。五月四日这天，第四军六团干部战士情绪格外欢快，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出发到江南东路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所谓东路地区，是指常州以东宁沪（当时叫京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它交通方便，经济文化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在大举进犯华北的同时，以重兵占领了这个地区。而在南京、上海沦陷后，江南地区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热望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领导抗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即电示新四军项英同志（即第一个“五四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的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并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一九三九年二月间，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会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还指示新四军要实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二月间，陈毅同志到军部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回来后就命令我们六团准备向东作战。他在交代任务时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枪、款。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不对！有了这些，才好抗日嘛!”他详细解释了这三条，又说：“还要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后，他确定我们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出征，并亲自到部队作了鼓舞人心的动员。为了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我改名为叶琛，副团长吴焜改为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为汪明，政治主任刘松青改为刘飞。我们一面派人到东路去侦察、联络，一面给部队发齐了夏装。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等第二天早晨出发了。 　　刚刚吃过晚饭，支队部打来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我去。我放下电话，立即跨马向一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溧阳县水西村奔去。十多里地，一会就赶到了。当我走进陈司令员的住房吋，看见屋内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抽着烟。见我进来，他用手指指旁边的竹凳，一句话也没说。我坐下后，他仍是一言不发。我心里一沉，问道：“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他还是不说话，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给我。电报是项英同志发给陈毅同志的，内容是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 　　看过电报，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但事关重大，就没有说话，也抽起烟来。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先慢后快，越走越快。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突然坐下来问我：“你看怎么样？”我一时不明白他问的“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他见我没吭声，又“呼”地站起来，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踱几步，在一张竹凳上坐下来。一会儿，他猛地站到我面前，问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我立即回答：“你问这个呀！我们有把握，不会被消灭。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追问了一句：“噢！你有把握？” 　　“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敢给你立军令状!” 　　他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行动！” 　　我站起身，又问：“那个‘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怎么办？” 　　“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这不是你们的事。”说着他用右手拍拍胸脯：“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又指指我：“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夜袭浒墅关 　　从支队部回来，我让部队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小时出发。时间是五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全团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向东路地区挺进。 　　走在行军的行列里，我反复想着所了解到的东路地区的情况。那里，日军的兵力很强大。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只有一小部分，而且很分散。更多的是地方武装和面目不清的杂牌部队，以及反共的军统特务组织的忠义救国军……想到这些，我更感到此去责任重大，觉得肩上沉甸甸的。 　　拂晓时分，部队在常州附近越过宁沪铁路，天明后与梅光迪的部队会合。这是梅光迪拉起来的一支地方部队，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上海党派何克希同志去担任副司令。何和新四军取得联系后，陈毅同志又加派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工作。胡发坚同志牺牲后，又派徐绪奎同志去。我们这次向东作战，就是打的这支部队的旗号。梅光迪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他们看到六团到来，很高兴，立即和我们会合，继续东进。不久到达无锡梅村，和强学曾的游击队会师，并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到来，送水送粮，充当向导，介绍情况。特别是广大群众，看到我们着装整齐，纪律严明，猜测我们是新四军，盼望我们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是由于我们打的是“江抗”的旗号，而“江抗”是常州的地方部队。在这一带不为人知，因此对我们能不能打胜仗还存有疑虑。为了鼓舞士气，树立群众的抗日信心，扩大“江抗”的影响，我们和地方党组织商量，决定在这里打一仗，目标就选在宁沪线上的浒墅关车站。 　　浒墅关车站，是日军在沪宁铁路中段的重要据点，所以我们决定第一仗在这里打。据点里有地方党的“内线”。侦察员去看了地形，弄清了日军的情况后，我们就决定夜袭。 　　六月二十四日黄昏，全团集结在梅村外的稻田里。我进行简短的动员后，部队就乘着夜色奔向浒墅关。雨后泥泞，战士们一步一滑地走在洒满迷蒙月色的田间小径上，偶尔可以看到村舍里的零星灯火，听到稀落的狗吠声。十二点多钟，部队到达距浒墅关半里路的地方。台头看去，浒墅关死一般寂静。探照灯眨着苍白疲倦的眼睛。一面巨大的太阳旗在房顶有气无力地飘摇着，格外刺眼。我按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开始攻击。 　　首先上去的是突击队。他们以隐蔽的动作迅速搞掉了敌哨兵，接着摸到敌人的兵房。在“江抗”到来之前，从来没有人敢来动他们，因此，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杀进来，都在睡大觉呢。就在突击队摸到敌兵房的同时，攻击部队也冲上去，把一排排手榴弹扔进了窗口。随着隆隆的爆炸，敌兵乱作一团。当他们从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人拼命向外逃窜。这时我们的机枪响了，步枪也瞄准射击，一串串子弹射向敌人，打得兵房起火，日军惊慌狂叫。另一处，我军炸毁了铁路桥。一时间，熊熊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机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宣告着我们的胜利和日军的惨败。 　　三点多钟，战斗就结束了。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前后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歼了这里的日军。还使铁路停止通车三天。上海和香港的一些中外报纸，发表了消息，刊登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关于这次战斗的通讯。从此“江抗”的旗帜打出去了，曰军大为震惊，广大人民欢欣鼓舞。 　　建立阳澄湖抗日根据地 　　浒墅关战斗后，“江抗”乘胜继续向东发展，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边，我们与常熟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民抗”部队取得联系，在湖上的集散地东塘寺一带初步建立了根据地。 　　七月的阳澄湖，苇叶青青，稻谷飘香，是鱼虾正肥的季节，渔民的汽船、木船在湖面上往来不断。但我所注意的却是无边无沿的芦苇荡。 　　这儿港汊星罗，水网密布，颇象《水浒》里描写的梁山泊。当地同志介绍说，这芦苇荡里的地形十分复杂，没有人带路根本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也出不来。听着，看着，我想到陈司令员关于“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觉得阳澄湖及其周围地区就是一个建立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 　　群众告诉我们说，在这里行军作战都可以坐船。我们一试，果然很方便，一只汽船能拖十几条木船。河汊四通八达，两边都是芦苇荡，在岸上一般看不到，十分隐蔽。日军无人带路，只能在一些主干线上耀武扬威，不敢到河汊里来。这样，我们的天地就广阔了。不但夜间，白天也可以活动。有时几条汽船拖着一长溜木船，浩浩荡荡，像一支机械化舰队，好不威风。如果遇上日军的“扫荡”，有利时就狠狠打一下，搞它个措手不及；不利时就转身躲进芦苇荡。敌人想进进不去，想打打不着，气得直朝湖里乱放枪，我们则在一边看热闹。日军虽然在伪军的配合下，经常进行频繁残酷的“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有利地形，选好机会，给予沉重的打击，使敌人的一次次“扫荡”都以损兵折将的惨败而告终。 　　由于我们在这里初步站稳了脚跟，地方党公开活动了。他们和部队一起，深入到埠港村浜中去，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抗日团体。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各乡各县都很快建立起自卫队、农救会、青救会和妇救会。这些组织都是抗日的骨干。他们配合部队反击日军的“扫荡”，打击和袭扰敌人，传递情报，救护伤病员，筹集粮食，赶做军鞋，十分活跃。至此，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带，初步建立起了以阳澄湖东塘寺为中心的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离开了这里，留下作战处长夏光同志带三十几个伤病员在这里养伤。这时环境已趋险恶，梅光迪叛变当了汉奸。日军一次次进行野蛮的“扫荡”。但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不但养好了伤，夏光同志还以他们为骨干，配合当地抗日武装，又组织了一支新的“江抗”，继续在苏常太地区坚持斗争。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成一支拥有六个支队的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了东路抗日根据地。所以后来谭震林同志到那里去的时候，只带一些干部，没有带部队。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 　　编写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东路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 　　火烧虹桥飞机场 　　有一支赞颂新四军的歌谣唱道： 　　军号响，哒哒嘀，新四军，打游击。 　　今日东，明日西；今曰散，明日聚； 　　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打仓库，缴武器；打汽车，夺军衣；打汽艇，有穿吃。 　　日寇当了运输队，老百姓个个笑嘻嘻。 　　“江抗”就是这样。在苏常太地区，我们神出鬼没，纵横驰骋，袭据点，反“扫荡”，打得日本侵略军和汉奸部队魂飞胆丧。每打一仗，不但消灭了敌人，而且能缴获大批武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这里丢下大批武器，我们也收缴了一部分。这样，我们不但武器增多了，而且都是新式的。“江抗”开始东进时，武器陈旧落后，到这时，都换上一色新的三八式、捷克式。每个班都装备了轻机枪，每个连都有重机枪。武器缺乏的困难解决了，甚至枪还比人多。 　　“江抗”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也逐渐知道“江抗”就是新四军。因此许多青年积极参军，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纷纷前来投奔“江抗”。短短几个月时间，部队的数量就大大增加。到了十月，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已有六千多人。六团东进时不到七百人（有一个营留在皖南军部），此时已发展到二千多人。其他部队也发展很快。战斗力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那一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参加部队后，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有不少经过锻炼，成为优秀的军事、政工干部。 　　随着部队的发展，我们适时地进行了扩编。把整个“江抗”编为四路：六团为二路；梅光迪的部队为三路；无锡地方部队为四路；常熟的“民抗”为五路。这样一来，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了起来。这时的“江抗”武器精良，士气旺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强。 　　我们在苏常太地区初步建立根据地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影响，决定派吴焜、何克希同志带领二路一个支队和三路一部分约一个兵团的兵力，向上海近郊挺进。他们日夜兼程，连续行军作战，渡过浏河，抵达嘉定地区，与当地党组织和吕炳奎部取得联系。尔后继续挺进，渡过苏州河，在青浦的观音堂地区与顾复生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会合。随后，我也赶到那里。 　　青浦地区的群众基础相当好，我军在那里隐蔽活动了一段时间，日伪军都没有发觉。有一天，上海近郊的数百名日伪军大摇大摆地出来“扫荡”，接近了我军驻地。我们决定打它个措手不及，就命令二路主力配合当地武装出击，将日伪军击溃。日伪军受到打击后，拼命往上海虹桥机场方向逃跑。支队长廖政国同志率部追击逃敌，一口气追了六十余里，天黑后到达上海虹桥机场。他们趁着夜暗，把伪警察和办事人员关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冲进机场，看到停着四架飞机。这时，机场四周碉堡里的日军打开探照灯开枪射击。廖政国命令部队打开汽油桶，把汽油浇在飞机上，再将一支支火把扔上去，顿时火光冲天，四架飞机全部燃烧起来。我军便趁机撤了回来。 　　这一仗的影响相当大，上海的老百姓以为新四军要进攻上海了，有的群众还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第二天，上海出版的《导报》、《译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士林西报》等都作了报道，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导报》主笔陈同生同志不得不撤离上海，转到“江抗”工作。曰军因为搞不清情况，第二天仍没有动静。直到第三天，才出动一个联队，配一部分骑兵，“扫荡”了一天。这时我们已顺利转移，日军毫无所得。 　　撤离东路 　　东路地区有一支武装，名叫“忠义救国军”，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它网罗了特务、流氓、封建把头和反动军官，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地里与日军勾结，搜刮人民，杀害我党地方干部，打击抗日游击武装。我们东进之前，他们就并吞和歼灭了一些受我党影响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并杀害了江阴县一支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承寿根等。我们来到后曾派人去联系过，争取团结他们一起抗日。但他们坚持反动立场，不但不抗日，还公开配合曰军打我们的部队。一次，我们刚进到一个名叫黄土塘的镇子，六百多名日伪军就冲了进来。狭路相逢，仗打得很激烈。我们凭着人熟地熟，和日伪军战斗一天，打死打伤大部敌人。正当我们继续扩大战果之时，身后却响起激烈的枪声。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日军的援兵，后来才发现是“忠义救国军”。在“忠救”的配合下，日军义疯狂地反扑过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日军打垮了，“忠救”也被消灭一部分。 　　“忠义救国军”公开反共，配合日军妄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仍不死心。黄土塘战斗后，“忠救”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我军。第一天，“江抗”二路和三路投入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忠救”伤亡很大。第二天，王必成同志带领新四军第二团赶来增援。我们研究了敌我态势，决定发起总攻。当时我们占着优势，完全有把握消灭“忠救”。可是这时陈司令员来了电报，要我们停止进攻，向西撤退。 　　我和王必成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仍然想在拂晓时总攻，并给陈司令员发了请战的电报。半夜时分，陈司令员回了电报，严令我们停止攻击，立即西撤与他会合。于是我们命令部队连夜撤出战斗，向西转移。 　　不久，我们就到达武进县的西石桥和陈司令员会合。他看到雄赳赳的队伍，全新的武器装备，脸上堆满笑容。我向他报告说：“我们完成了你交代的任务。”他爽朗地说：“有人说你们会被消灭，这不是壮大了嘛！他五心不定，早晚输个干干净净！”我问他：“你为什么让我们撤回来？”他压低声音说：“别有意见啰！告诉你吧，要你率部队北渡长江，到苏北去打开新的抗日局面。我们以后也要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早就指示新四军军部离开皖南，向江北转移。可是项英同志强调有困难，一直不执行。陈毅同志清楚地认识到，新四军应下决心向北发展，主力过江，早点打开苏北局面，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合。这样就可以建立巩固的连成一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从这个大局出发，他建议由自己率领江南部队过江北上，把军部迁到苏南茅山根据地。项英同志仍不同意此方案，陈毅同志只得先派我部渡江。 　　一听说有新的任务，我高兴地笑了。陈司令员看着部队，扬扬手说：“你们吃饱了，兄弟部队还很困难呢。叶飞呀，你们要照顾大局啊!”当即决定从我们团调出五十多挺轻重机枪给江南的部队。一天，陈司令员来我们部队，看到列队时摆出来的武器，就说：“你们还有这么多哇!”然后转过脸问我：“你们现在还有多少轻机枪？”我回答：“大概一个班还有一挺。”他惊喜地说：“啊！每个班还有一挺哪！现在皖南部队还没有机枪呢。再调！一个连留六挺轻机枪，一个营留两挺重机枪，其余的统统调走!”结果又调走了五十几挺。其实，第二次调走后，每个班还是保持了一挺。原来，廖政国同志耍了个“滑头”，他把机枪零件拆开，用麻布包起来，让炊事班挑着，因此每个连打了三挺的“埋伏”。 　　一九三九年底，我们到达扬中，随后跨过长江到达江都吴家桥地区，和管文蔚部会合，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 　　 　　第十二章渡过长江向北发展 　　扬中整编，彻底党化 　　一九三九年十月，我率“江抗”主力西撤到达丹北地区，陈毅同志来部队视察，向我交代由六团担任向北发展的重要任务，决定与挺进纵队合编，“彻底党化挺纵”，执行向苏北发展的任务。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也一一作了交代。我带着六团，渡过长江，到达扬中，与挺纵会合。一九四0年的新春，就是在长江中的扬中这个小岛上渡过的。过了新年，第二天即由扬中北渡到达江都、吴家桥地区。 　　“挺进纵队”原是苏南丹(阳)北抗日自卫团，由我党早期党员（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管文蔚等同志领导组建的。一九三八年七月，新四军到达苏南敌后，该部和新四军取得联系，陈毅同志将丹北抗日自卫团改番号为新四军丹阳游击纵队；九月，我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带一批军政干部，加强这支队伍，正式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同志任司令员，老红军干部郭猛、张福前(张震东)同志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郭猛同志调任扬中办事处主任后，由龙树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龙树林同志在反“扫荡”中牺牲后，由陈时夫同志接任。 　　我部与管部合编后，仍沿袭新四军挺进纵队番号。管文蔚同志仍任司令员，我改名聂扬，任副司令员，张藩同志任参谋长，吉洛(姬鹏飞)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团：一团即新四军老六团，乔信明同志任团长，刘先胜同志任政委；二团由“江抗”各部编成，徐绪奎同志任团长，何克希同志任政委；三团为挺纵的一支队和四支队，梅嘉生同志任团长，李一平同志任政委；四团为挺纵的二支队和三支队，韦永义同志任团长，刘文学同志任政委。纵队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我任书记。一九四0年三月，江南指挥部又派梅嘉生率两个营西进，编人苏皖支队。挺进纵队直接指挥的部队为一团、四团和纵队特务营。 　　“党化”，就是要使这支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一切建军制度。 　　原挺进纵队是由丹阳地区的地方自卫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新四军一支队的直接指挥下，成长和建设起来的。它在两年多的战斗锻炼中有很大提高，建立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是一支队指挥下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这支部队成份复杂，没有主力骨干。老六团和这支部队合编的任务，就是彻底党化这支部队，它成为一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主力部队。 　　“党化”，首先是干部的“党化”。要提高部队的素质，决定在干部，首先要提高干部的素质。在整编中，原团、营干部调皖南军教导大队学习，连、排干部由纵队办教导大队集训。从一团抽调一些干部作为四团的骨干，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部队训练，亦如六团在皖南练兵一样，首先抓正规作风养成．军容风纪，队列动作，军人礼节，作息制度，这决不是形式宅义的东西，它表现了一支队伍的精神面貌。有位老军人说过：从部队的步伐里可以测知这支部队的士气。这有一定道理。自由散漫，士气不振，部队的行进步伐必然零零落落，参差不齐；训练有素，士气高昂，部队的行进步伐，必然整整齐齐，坚定有力。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的执行尤为重要，保证部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保证部队的令行禁止。经过严格的军政训练，提高了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此外，还整顿和建立了一套正规的部队供给制度（包括财务制度）。 　　正像陈毅同志所说：“建军是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斗争。”挺纵的“党化”是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 　　经过整编和训练，挺纵四团走上了革命化正规化的道路，由地方部队改造和训练成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正规部队，成为苏北我军的主力团之一。在发展苏北的历次战斗中，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百尺竿头，再上一步 　　挺纵一团(新四军老六团)在吴家桥进行了第三次大练兵。这时的一团经过苏南东进作战之后，战斗力提高了，装备大为改善，部队面貌大为改变，已成为一支劲旅。在此基础上，在吴家桥进行了一次难得的练兵，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在皖南集中整编后，进行了第一次练兵，已在上文详述。这一次的严格整训，打下了由红军游击队改造成为一支正规部队的基础。 　　进入苏南敌后，在东进之前，在茅山地区又进行了第二次练兵。这次整训大约一个月，是在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次的练兵主要是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总结半年来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为东进抗日做准备的，着重训练对曰作战。罗炳辉同志出身行伍，身经百战，作战练兵经验丰富，军事技术和战术都好。本人又是出名的神枪手，每天练习射击，从不间断，对部队训练也很严格。训练打麻雀战时，亲自示范，对部队影响很大。 　　吴家桥整训，时间比较长，有二三个月的时间。这时的部队既有打鬼子的游击战经验，也有反“磨擦”的运动战的经验。经历了平原水网地带的作战，在东路河汊湖泊行动时，常是数十条船只鱼贯而行，一遇情况，立即投人作战，这都是我们前所没有的经验。这次练兵，总结了在东路作战的经验教训，集训干部，训练部队。 　　执行发展苏北的任务，要在三角斗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既要对日寇作战，又要打反“磨擦”仗。对日寇作战主要是游击战，但有时也要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而打“磨擦”仗，则主要是运动战。在东路的反“磨擦”战中，双方都动用二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培养了部队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作风。一团在吴家桥练兵主要是解决提高打运动仗的作战能力的问题。干部中主要解决组织指挥问题，正面突破和穿插、迂回包围，火力与兵力的配合，运动道路的选择，运动队形……等。战士除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外，还进行利用地形地物、战术技术合练，反复练习，反复运用。 　　这次练兵使挺纵一团既能打游击战，又能打运动战，既能在反“扫荡”中与日军作战，又能在反“磨擦”中与顽军作战；在创建苏北根据地和以后的坚持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主力部队的作用。 　　同时，在挺纵各部队中抓紧基本政治教育，针对部队农民成份多的特点，编写了政治教材《农民与革命》，系统地通俗地具体地阐述了农民与革命，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农民的现状和前途，农民与抗日，农民与中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革命战争本质上是农民战争，等等，这样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来教育干部和战士。军队政治工作主要是引导、启发农民战士的革命热情，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转化为无产阶级斗士。 　　万事俱备，只等东风 　　陈毅同志向我交代渡江北上任务时说：“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是执行中央、毛主席一九三八年‘五四指示’的具体化。向北发展，就是发展苏北。中央有明确的指示，苏北问题解决后，可以背靠山东八路军，依托江河湖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陈毅同志爽朗地笑着，豪气十足地说：“苏北那地方，我真是朝思暮想呐!叶飞啊，你先去，把落脚之地弄得扎实些。我再把江南主力带过江，大干一场，弄它十万人枪!” 　　陈毅同志不但“朝思暮想”，而且早就苦心经营，巧作安排了。 　　要向北发展，必须突破长江天险。陈毅同志反复考虑：长江之中的扬中县南岸接近宁沪线上的丹阳，北岸邻接李明扬驻地泰州，是一块理想的渡江跳板；拿下扬中、新老洲，再在南北两岸各取一块桥头阵地，部队就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经济上也可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 　　那时，国民党的游杂部队贾长富团盘踞扬中县，这个所谓“国军”，实际上是由长江帮匪、地痞和国民党军南京战役溃散官兵组成的土匪部队，无恶不作。这部队，挂着顽固反共分子江苏省保安九旅旅长张少华的招牌，在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的怂恿下，积极反共，残杀抗日进步青年。扬中人民纷纷派人过江，请求新四军讨伐。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旬，陈毅同志派挺进纵队为民除害，第一次进攻扬中时，贾长富早已撤走；一九三九年一月，第二次攻打，全歼贾团，解放扬中。同时，挺进纵队的一个支队又在长江北岸控制了江都境内的嘶马、大桥一带狭长地区。 　　项英同志老是强调“江南特殊性”。江南当然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反共政策。除了皖中国民党第五战区和苏南、皖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反动进攻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命令“讨伐”新四军挺进纵队，限期夺回扬中和扬泰沿江地区。但是，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加之新四军威名慑人，“两李”又与我军有所默契而观望不前，其他部队也就观望不前。 　　韩德勤见军事“讨伐”不成，便施展政治阴谋，一方面要求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限期将挺进纵队撤出扬中；一方面采取分散瓦解办法，不惜重金，收买挺纵二支队长方钧。这个方钧，原是反动军官，杀害过红军人员，上海沦陷后带领残部逃到丹阳，到江北后，竟然另立山头，自封为“长江九省游击总指挥”，杀害我军派去的部。但是，三战区的无理要求，陈毅同志婉言拒绝了；渡江协助挺纵解决方钧叛变，控制了江都、大桥、嘶马地区，韩德勤的反共迷梦破灭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军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同志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以及所辖地区的地方武装。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有十三万发子弹无法从江南运到江北，李明扬亲笔致函陈毅司令员，要求协助护送。十一月十一日，陈毅同志派第四团团长陶勇同志、政委卢胜同志率团部及第二营协助护送。完成任务后，即以“苏皖支队”名义，进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 　　十一月底，我率六团渡江，在扬中与挺纵会合。这一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纠集海、陆、空军三千余人对扬中进行大规模“扫荡”。挺纵预先接到情报，遂全部渡江到江北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进行军政训练。 　　一九四四年三月，梅嘉生同志率两个营西进，编人苏皖支队，陶勇、梅嘉生同志分任正、副司令员。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声势大振。他们在皖东站住了脚跟，沟通了与我军第四、五支队的联系。 　　这样，我军就控制了扬州以东，泰州以西和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形成了随时可以东进海安、东台、如皋、南通，北上高邮、兴化、宝应、盐城的有利形势，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准备了有利条件。 　　上面所述是军事上的安排。在统一战线方面，陈毅同志也有安排，做了不少工作。陈毅同志交代向北发展任务时，还告诉我：泰州李明扬、李长江是苏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足我方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中间力量，争取他们的中立，是解决为；北问题的关键。并说：两李与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矛盾比较尖锐，对我军比较友好，曾表示过愿意帮助我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陈毅同志具体交代我说：“两李的上层工作由我来做，加上管文蔚、朱克靖；两李部队的中下层工作由你们做，和他们交朋友。” 　　到了吴家桥地区后，对两李部队的中下层工作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做过白区秘密工作，当过新闻记者、报纸总；编辑，社会经验丰富，经常由他与两李部下的纵队长、支队长：进行接触。必要时，我也出面来往应酬，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增进友谊。交往比较密切的是李部二纵队司令颜秀五部和陈玉生部。 　　当时，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组织的部队，借用了两李的番号：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开始时三纵队司令张公任曾承诺陈部“听点不听调”，意思是名义上属于他，实际上他不指挥这支部队。以后，两李发觉陈玉生是共产党员，就派他带部队到江南，通过新四军地区到三战区去领取弹药。完成任务后，李明扬就要陈部驻于通扬河以南靠近新四军的地区。我们到吴家桥后，就成为邻居了。张公任的三纵队是在南通、海门地区发展起来的，官兵大多是那个地区人，张公任调任后，由启东人陆洲舫接任。陆洲舫通过陈玉生来拉关系，我们也通过陈玉生做他的工作。陆洲肪这人，船户出身，很重江湖义气，与连云港到长江口的“海霸子”(海匪)颇有交往，抗战以后拉队伍时，陆部就有不少“海上弟兄”。我与陆洲舫接触以后，感到这人直爽，有抗日热情，易于交往，他有点文化，好像是个中学生，与我说得也投机。来往几次以后，陆洲舫通过陈玉生向我表示：要与我们俩“义结金兰”。我说：“拜把兄弟这套把戏意思不大。”陈玉生说：“他们就相信这一套，什么党呀派呀，他们不相信，相信异姓兄弟胜一家。他们脑子里只有关云长，没有马克思。”我为这事，专门打了报告，得到了陈毅同志的批准。结拜兄弟时，没有什么仪式，由他们准备了大红帖子，上面印着“义结金兰”、“生死同心”之类的字样，写上各人的姓名、出生年月，相互交换。据陈玉生同志回忆：三人之中，我的年纪最小，但陆、陈两人推我为老大。结拜兄弟之后，别无异样，但是关系确实大不相同，更亲近更密切了，无话不说。我军东进直到海边，海边就是启东、海门，何况陆洲舫对海上很熟悉。陆洲舫呢，觉得两李对他并不信任，有东归之意。谁知李长江听到一点风声后，就要逮捕陆洲肪，张公任回去重任纵队司令。幸亏有人通风报信，陆洲肪连夜逃到江南，绕道上海，回到启东。陈玉生部则被东调泰兴蛤蟆圩地区。据说因为此事，两李对我军表示不满，认为是挖他们的“墙脚”。陈毅同志为此进行了解释。至于那个陆洲肪，回到启东后又拉起一支队伍，有时陆地，有时海上，半是军，半是匪。一九四0年十月底，陶勇同志带三纵队到“通知海启”建立根据地，又与陆洲舫取得联络，改编了他的部队。可算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个插曲。 　　当时苏北的地方党领导机构：一是江北特委，是江苏省委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派遣唐守愚、陈伟达、吴佐成三同志组成的，率领一批干部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开展工作，以后发展到崇明县。一是苏北特委，是由新四军派干部组成的，在江都、高邮、泰县、泰兴、靖江一带开展工作。书记是韦一平同志，副书记是惠浴宇同志。 　　苏北特委在新四军武装掩护下工作，带有半公开性质。特委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建立与发展中共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成立群众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培训骨干力量。 　　一九三九年春，苏北特委在大桥附近办起了长江军政学校，吸收进步青年，培养骨干力量，并从中选择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为各地建党作准备。当地群众把军政学校称之为政治队。 　　同年秋天，苏北特委在江都的吴家桥举办党员培训班，下分泰兴、如皋、高邮、扬中、江都五个组，时间为两个月。主要训练内容有党的基本知识、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主要是培养、提高新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今后大规模发展党的组织准备骨干。 　　江北特委和苏北特委的艰苦工作，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做了组织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何时来呢？ 　　 　　第十三章 驰援半塔集 　　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内出现了投降逆流。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于十二月公开投敌，这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的指示。这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反共”的具体政策。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年三月达到了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把进攻八路军失败率投降日军接受伪职的柴恩波的叛国行为称作“施行曲线救国”。从此，“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成为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依据。 　　华北顽固派对我军的进攻，除了柴恩波外，还有张荫梧部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我军干部战士百余人。秦启荣于三月至八月，在山东一再制造磨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杀害我军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制造著名的“平江惨案”。十二月后，反共进攻愈演烈，阎锡山在山西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击边区属地宁县、镇远等县城，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一九四0年初，蒋介石还调遣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 　　中共中央为保持抗日阵地和打退投降反共逆流，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五中全会，指出在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月，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毛泽东同志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我华北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绥德警备区赶走了专事磨擦反共的何绍南部。一九四0年三月又消灭了进攻太行区的朱怀冰部三个师。从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不会甘心于华北反共磨擦中的严重失败，必将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央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陷新四军于危境。”“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对于华中武装磨擦中我方的策略作了如下指示：“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持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追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向苏北发展。”并且警告说：“在华中为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被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果然，蒋介石一面在江南向我新四军实施政治压迫和军事逼进外，还亲自策划国民党军令部制定了《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提出“第二十一集团军(即李品仙部)须派出有力之一部及地方游击团队，进出于津浦淮南两路中间地区，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南地区，与第八十九军及李明扬部之各一部，协助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的异党。”“第八十九军以一部驱逐沭阳、宿迁、涟水边境非法活动的异党，以一部及李明扬部之一部，驱逐大桥、仙女庙（江都县属）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尔后分别进出于洪泽湖南北地区，与第二十一集团军之一部及第九十二军协力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预期于六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半塔集保卫战 　　国民党顽固派向新四军军事进攻，有一点是与华北不同，华北使用的是地方部队，而华中使用的是正规军，其中包括嫡系的韩德勤部。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对“桂军力图缓和”，但当时的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却调集五千余兵力，于三月四日首先向我军驻津浦路西的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我军四、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集中路西对顽作战。趁我路东主力西援作战之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三四九旅、独立六旅、常备十旅、补一旅等部共约万余兵力，向我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一一半塔集及其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围攻。 　　半塔集地处苏皖五县交界处，是一个山区小集镇。驻在半塔集的是五支队教导大队六个队（三个军事队、两个学生队、一个女生和少年队），约五百人。附近有十团两个营、十五团两个连和特务营，约两千五百余人，新战士多，武器装备较差。 　　三月二十一日拂晓开始，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半塔集发起进攻。同时，附近我军驻地均遭受顽军猛烈攻击。 　　胡服(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同志电报中央后，中央军委电示：“李品仙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全部消灭，切断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路可退。在此情况下，我有坚决打破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这一紧急任务……彻底战胜进攻部队，巩固这一极端重大的抗战战略地区。”次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根据这一精神，要求半塔集及其附近守军：“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 　　战斗第一天，五支队教导大队击退了敌人三次进攻，控制厂半塔集周围所有制高点，打通了半塔与苏郢的通路。当晚，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明等领导同志开会确定：要求部队固守七天以上，以待援军。部署上也作了调查，命令已到古城的十团两个营赶到西高庙，接出特务营，然后向半塔靠拢。 　　十团配合古城游击队击退顽军嘉山常备大队和秦庆霖常备旅一部对古城的进攻。二十三日清晨，配备特务营击退进攻西高庙之敌。尔后赶到半塔支队部，作为支队机动部队。 　　顽军多次进攻，均未奏效。我军民士气愈战愈旺。女同志和小鬼也表现得很出色。顽军进攻的第二天，曾以一部进攻半塔集东南十九里的乔王村，那里仅有民运组长兼指导员的女同志刘洁率领的四十多人的当地游击队，苦战一天一夜，牵制敌一个团的兵力。教导大队的女生队、少年队担任救护工作，并且开展对顽军的政治工作，号召顽军枪口对外…… 　　驰援半塔集 　　三月二十二日，顽军围攻半塔集的第二天，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获悉后，立即给我们来电，命令挺进纵队火速日夜兼程前往增援。救兵如救火。二十二日接到电令，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量了一下，稍作准备，二十三日即由我率领挺纵一团和四团各两个营，从吴家桥地区出发，从绍伯湖西渡运河，横跨（长）扬（州）公路，昼夜兼程急进。 　　这段运河正好穿过邵伯湖，一片泽国。侦察参谋刘大观带领侦察员先头出发，在湖边筹集船只。那一带群众中对新四军印象好，渔民船户纷纷前来。部队走得也快，船只刚集中，就赶到湖畔，纷纷上船，夜间穿越邵伯湖。 　　白天，横跨天扬公路时，恰好与一百余日伪军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前卫是一团一营，分两个箭头插上公路，拦头截尾，手榴弹没头盖脑地在敌人堆里爆炸，炸得鬼子伪军乱叫乱喊。约一个小时，即将一小队日军和一个连伪军全部歼灭，俘获日军士兵一名。记得那名日军士兵姓横田，名字已记不起来，以后成了日本反战同盟的积极分子。那时却蛮横得很，为了赶路，只好把他捆在担架上抬着走。枪声刚停，来不及打扫战场，部队又急速前进了。 　　二十四日，部队前进到半塔集东南二十余里之马集附近。侦察员发现顽军，着装不很整齐，好像是顽军地方部队，抓了俘虏一查问，原来是“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真是冤家路窄!在苏南交过手，在这里又遇到了!岂肯轻易放过。一个猛冲，就冲进了集镇里，打得顽军措手不及。我军接连打下三四个村庄，共消灭顽军一千余人，突破了顽军包围半塔集东南面的缺口。 　　我纵部队经过两昼夜连续战斗行军，极为疲劳，二十五日在马集休息一天并打扫战场，二十六日即由马集出发向半塔集方向攻击前进。围攻半塔集的顽军主力独立第六旅，也由竹镇方向向马集攻来。我军前卫挺纵一团六连连长汤万益报告：前面是集镇，国民党军队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捉到俘虏，说是韩德勤的独立六旅十三团、十六团。这独立六旅是韩德勤的主力，兵员足，装备好，武器精良，战斗力强，顽军内部称它为“梅兰芳部队”。那个旅长翁达，军衔是中将，骄横不可一世。我军如不把它打垮，如何解除半塔集之围。我即命令部队展开向敌进攻。一团六连连长汤万益是员猛将，战斗中伤残了一只眼，人称“汤瞎子”。一听冲锋号响，他抱起一挺机枪就冲向敌阵。团参谋长廖政国就在前卫连后面，亲自抱着机枪，和十来挺机枪一线排开，向敌人猛烈扫射，发起猛烈冲锋。顽军独立六旅还没有弄清怎么一回事，已给弹雨压得尸填河沟，还能跑的就四处溃散。激战三小时，我军将独立六旅击溃，歼敌一个营，敌其余部队向竹镇方向逃窜。 　　我纵已从半塔集东南打开缺口，并与从路西赶来增援的苏皖支队取得联系。坚守半塔集的部队得知援军已经到达，上气大振，摩拳擦掌，准备反击。 　　二十七日，张云逸、罗炳辉同志率主力亦兼程东返，先头部队到达半塔集西南四十华里的张山集。韩德勤见我军东、西两面援军已到达，溃败之势已不可挽回，全线动摇，开始后撤。 　　部队休息三天，部署反击，由罗炳辉同志任前敌指挥，我任副指挥。二十九日开始，分三路全线反击，追歼逃敌至三河右岸。顽军已于我军反击前狼狈逃窜，一天一夜之间跑过了三河以北，我军因反击迟了一天，未能将该敌歼灭。 　　战后，少奇同志向中央报告半塔集保卫战时，总结说：“韩部溃退如此之快，主要是政治原因，师出无名，不能提出讨伐新四军与共产党口号，干部士兵均不愿打，屡次叫部队冲锋亦无人来冲。围攻半塔各敌，在受到坚强抵抗后，愈攻愈使他们丧失战斗意志。”“一月来打磨擦仗的经验证明，在今天进行内战是大家反对的，是极不容易的。在开始时，要在军事上进行坚强的防御战，然后才能在政治上打击顽军，丧失顽军战斗意志与提高我军战斗意志。” 　　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打开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我军很快建立了天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泉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路西也发展很快。路东路西都建立了联防司令部。刘少奇同志曾说：“抗战还要有个家嘛，这个家叫淮南抗日根据地。”这终于实现了。 　　少奇同志的一次谈话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结束后，有一天，邓子恢同志带我去见少奇同志，这是我第一次与少奇同志见面。这不是普通的见见面，而是少奇同志有意识地找我谈话。邓子恢同志当时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可能他事先向少奇同志介绍过我。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央代表，他和我这次谈话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在场的只有少奇同志、邓子恢同志和我三个人。我们是在少奇同志的房间里谈的，谈了一两个钟头。 　　少奇同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皖南项英的错误；一个是解决苏北问题，把新四军和八路军打成一片，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少奇同志来到华中，就是执行这个任务的。 　　少奇同志谈到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明确地讲，项英同志在东南局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退让妥协，不敢斗争，他提出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新四军力量小，敌人和顽固派力量大，强调华中特殊。项英认为，江南敌后交通便利，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所以，他不敢到敌后去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只在国民党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又不敢建立政权，更不敢和顽固派坚决进行反磨擦斗争。项英坚持错误，抵抗中央的正确路线，已经给新四军带来很大的危险，如果不及时改变，危险更大。少奇同志说，现在根据地不巩固，新四军军部就在顽固派的眼皮底下，没有回旋余地，不晓得哪一天可能会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掉。项英同志的错误，造成现在这个危险的局面，对我们很不利。少奇同志讲，中央要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向北发展，到江北占，项英同志就是不行动，说什么长江敌人封锁，大部队不好过，少奇同志还把党中央与东南局项英来往的电报给我看。 　　当时，我只知道项英同志反对派新四军以“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作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少奇同志这么一讲，就把问题点破了，再一看电报，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少奇同志谈话有一个特点，当谈到重要的问题时，观点非常明确，没有模棱两可。 　　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少奇同志说，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不同的。少奇同志又说，不过现在中央还在争取教育项英，所以对他的错误，目前在党内还不公布。争取项英同志到江北，执行中央的路线。 　　接着，少奇同志谈道：现在的任务就是解决苏北问题。对开辟苏北的任务，他谈得很透彻，非常明白。少奇同志说，发展华中，开辟苏北，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 　　少奇同志说，现在解决苏北问题比较麻烦，因为华中的情况与华北、山东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说，抗战初期，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一空。八路军是奉命挺进敌后作战，北方局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我们党和八路军迅速在华北占了主导地位，国土是我们从敌伪手中夺回来的。那时，国民党很愚，他还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徐州会战时，蒋介石还请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帮他扯日军的后腿。他是想借日寇来消灭我们。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建立了山东根据地。所以，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开辟的根据地都是合法的，国民党是哑巴吃黄连，没法叫苦。这样的文章好做。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他们在那里光收税，不抗日，也不让你新四军进来抗日。他们还时常与日伪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日寇因为兵力不足，想借韩德勤之手为他反共，因而也很少对韩顽施加压力。韩德勤便竖起了“孤悬敌后”的节孝牌坊。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形势呢?一个是我们自己有错误，即上面说的项英犯的错误；一个是国民党接受教训，“聪明”了。少奇同志讲，国民党的策略变化了。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总结了教训，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对我们限制得很厉害，不让我们到广大敌后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少奇同志说，现在蒋介石“聪明”了，我们反而愚了，强调新四军的特殊性，规规矩矩地受约束，不敢独立自主，不敢扩大根据地。当然，这个错误不是项英个人的，他是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怎么去改变这个局面呢？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分离的，还没有打成一片。少奇同志说，中央已经决定，要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能打成一片，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苏北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文章不好做，就是说，我们不能主动去打韩德勤。我们只能进行自卫斗争，否则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得不到全国各界的同情。 　　少奇同志又说，文章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的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有的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rLJ起而自卫，消灭他们。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 　　少奇同志找我谈话，就是要我担负起这个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开始，我有点犹豫，不敢一下承担这个任务。我考虑，我的部队只有两个团，我军其他的主力还在江南。而韩德勤有十几万人，我们孤军坚守太久了没有把握。所以，我向少奇同志提出，兵力太少，守一个星期可以，一个星期以后怎么办没有把握。少奇同志明确地说：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内是你的责任，一个星期以后就不是你的责任。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增援可以到了。就像这次半塔集保卫战一样，守一个星期增援便来了。这一讲，我就明白了。我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进了半塔集，仔细看过地形，了解过兵力部署和战斗过程，我心里有点数，我们取得了半塔集战斗的经验。少奇同志讲得这么清楚，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少奇同志看我那么痛快地接受任务，很高兴。那时候，我才二十六岁，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最后少奇同志又交代我：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去打人家。人家来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八路军就好来增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少奇同志指出，既要从韩德勤手里把苏北夺来，又不能主动去进攻人家，文章难做：就在这里。这个分寸，少奇同志讲得很清楚。 　　接受了任务，我向少奇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回去怎么办？过去的做法不对，可那是项英同志指示的，在江南也是这样执行的。现在要改变，就得说那是错误的。可是项英同志的错误又暂不公布，回去怎么讲呢？少奇同志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并告诉我，你回去以后检查你们自己活动地区来提问题，介绍这次到皖东来的所见所闻，说皖东建立了县政府，魏文伯当了定远县长，是新四军委任的第一个县长，公布告明令减租减息，群众发动得好。然后对照你们自己活动地区看做得对不对？总之，是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不要去牵涉皖南，更不要去牵涉江南。我回去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就发生了郭村保卫战。 　　重返吴家桥 　　既然少奇同志已经交代了任务，我就注意专门研究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了。像半塔集这样的仗，我过去没有打过。过去主要是攻袭敌方，打的是游击战、奇袭、伏击；如果被敌人；包围，赶快组织突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如今要在：强敌包围下固守待援，确是新问题。但是，半塔集守住了，半塔集及其附近没有主力，守卫半塔集的只是教导大队，圆满地完成了固守待援的任务。这正是一个启发，一个榜样。我请直接指挥坚守半塔集的周骏鸣副司令员、赵启民参谋长等领导同志介绍指挥作战的经验，并由他们陪同详细观察了地形和工事。 　　我们在半塔集地区休整了一个多月。本来，根据陈毅司今员的电令，半塔解围后，要我立即率部东返的。逗留如此之久，因为出现了极为微妙的情况。江北指挥部很喜欢挺纵这支部队，提出要我们留在皖东地区。陈毅同志却连连来电，催我率部东返。我觉得不好办，请示少奇同志。可以看出，少奇仙耘也是想留挺纵在皖东的，但也知道陈毅同志手里部队不多，所以他说：请示中央吧。以后我有机会看到少奇同志给中央的请示电文，确是倾向我部留下的，准备集中四、五支队、苏皖支队、叶飞两个团、张爱萍一个团，形成较强大的兵力发展苏北。正在这段时间内，皖南项英同志派袁国平同志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屈从于顽固派要“叶、张两部南下”的无理要求，多次电报中央，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叶飞部可允南调”(四月十日)；“在目前形势下，似应允许江北部队南调”(四月十四日)；“袁(国平)到上饶求缓和，叶、张两团南调以应付事变”(四月十六日)；“袁与顾谈判，要我军将四、五支队，叶管部队逐步南调”(四月十八日)；“坚请叶张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四月二十日)；再度要求叶张部南调，“以增加反击力量”(四月二十二日)等等。几乎是每两天就有一个电报，急如星火。从这里可以更加清楚中央一九四0年四月五日写给东南局的指示（即第二个“四五指示”），正是针对项英同志而来的，以及指示中为什么要提出：“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四、五支队，李先念纵队，彭雪枫支队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少奇同志当时就反对项英同志的意见，在四月二十四日给中央电报中提出：我方如果同意叶管部南调，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 　　四月二十四日，陈毅同志致电中央提出：苏北敌“扫荡”高邮，预计很快陷为敌后，叶飞部应开回大桥，乘机发展。电报说：我们始终认为叶飞部必须开回大桥才能有利发展。挺纵西援后，大桥仅有两个营不能应付，尤以敌占高邮、兴化、泰州后，国民党大溃，我无主力亦不能收拾。同时大桥失守，苏南、苏北交通断绝。我们完全同意中央坚守华中、发展苏北之计。叶飞应开回苏北。 　　五月四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胡服：“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中央决定我部返回江都大桥地区，仍属江南指挥部建制。罗炳辉同志无限婉惜地对我讲：“没办法，你们回去吧。不过，伤病员都给我留下，抽一批基层干部给我；我给你们补充兵员，成建制的。”五支队给我部补充了一个地方部队。罗炳辉同志的要求我们也都照办，即抽调一批基层干部给五支队，我们即开回江都地区。 　　回到吴家桥地区，我召开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参加的有管文蔚、吉洛、张藩以及苏北地委书记韦一平、副书记惠浴宇。我汇报了西援情况，具体介绍了皖东地区的做法，即是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武装……等轰轰烈烈的情况。大家听了很高兴，认为这种搞法有奔头，革命发展大有可为。我就提出：我们现在搞法对头不对头？大家的思路打开了，都说应该象皖东那样的搞法。我就传达了解决苏北问题的任务，以及我们挺纵要负担的任务。大家思想统一了，改变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建设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会后就任命惠浴宇同志为江都县县长，贴出布告减租减息。大家都很兴奋，准备敌人来进攻，正好趁机解决苏北根据地的问题。 　　会议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今后可以放手大干了。纵队有位同志却提出问题来了，他说：“我们过去执行的是皖南的路线，如果照你讲的照皖东的一套办，要么是皖南的路线错了，要么是你反党!”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大家都怔住了，逼得我不能不摊牌：如果不明确指出皖南顶英的错误，就不能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也就不能完成“吸引”顽军进攻的任务。我即宣布休会，大家认真研究明天再议。当晚我只好单独找这位同志谈话，我不得不明讲，少奇同志是如何讲的，说明白项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因为现在中央还在争取项英改正错误，所以不在党内宣布…”我还特别强调：少奇同志说得很清楚，陈毅同志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江南和皖南不同，陈毅同志同项英同志是有斗争的。我讲了以后，这位同志说：“哦，我了解了。我是不知道，你又不给我们讲。既然是皖南的路线错了，那当然不能再去执行错误的路线了。”第二天继续开会，大家再也没有什么意见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作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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