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初到闽东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我到闽东地区巡视工作。以后，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一直在闽东进行革命斗争，其中包括闽东三年游击战争，至一九三八年率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才离开了这块战斗了五年的土地。 　　闽东革命的初期历史 　　闽东地区地处福建省东北部，包括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柘荣、连江、罗源等县，以后又发展到古田、屏南等地。境内多山，太姥山、白云山、鹫峰山绵亘其间。海岸线长达一千五百多公里，有著名的三都澳、福宁湾、罗源湾等港口，海域辽阔。北邻浙江省，具备利用两省边界山地进行红色割据的条件。 　　闽东地处海隅，文化落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运动的影响不大。一九二六年前后，闽东一些在北京和上海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党，在闽东地区开展党的活动。其中著名的有宁德的郑长章，福安的郑眠石。 　　闽东地区能远去北京、上海等地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很少，大多是在福州念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如：马立峰、杨而菖、叶秀藩、范浚等人。他们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先后入党，以后又受福州党组织的派遣，回乡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活动。马立峰同志出生在福安县马厝村的中农家庭，在福州理工学校半工半读，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一九二九年二月入党，和陈铁民、郭文焕等组成福安小组。是年暑假马立峰回福安开展工作，发展小学时的同学詹如柏等人党，开始进行农村建党工作。八月，福安县委成立。杨而菖同志，连江透堡人，一九二九年二月入党，一九三0年以透堡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活动，同年十二月任连江县委书记。叶秀藩同志，寿宁人，一九二九年在福州高等师范学校人党，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寿宁嗷阳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寿宁成立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范浚同志与叶秀藩同志同时入党，回寿宁后任特支委员。与此同时，颜阿兰、黄丹岩等同志也回宁德、福鼎、霞浦、罗源等地，开展党的活动。由于党员都是知识分子，活动也都局限于县城和大的城镇，如福安、赛歧、透堡、霍童等地。 　　一九二九年冬，闽东人民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二月，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同志主持，在福州召开福安工作会议。会议对年关斗争、农村、兵营、工运等作了具体决定，改组了福安县委，由马立峰任书记，并把县委机关移到农村，改变过去局限在知识分子小圈子中活动的状态，邓子恢同志原在闽西工作，富有农民运动经验。福安工作会议以后，他又两次到福安，以溪柄为重点，带领马立峰等深入农民群众中，发展农会，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发动抗麦债斗争和反鸦片捐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党的威信大增，农民运动日益开展，并且推动了周围各县的工作。马立峰同志也在斗争中成为群众领袖。这年十一月，邓子恢同志又到连江巡视工作，到达透堡。连江当时没有县委组织，只有杨而菖同志与福州中心市委发生通信关系。邓子恢同志协助杨而菖同志建立了连江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随后成立了连江县委。福安、连江的群众性“平谷”、“减租”斗争，给闽东各县农民影响颇大。经过这些斗争，闽东党逐步学会了如何开展农运工作，并将工作中心由县城转向广大农村，在那里形成了风起云涌、势如雷霆的斗争局面。 　　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成立了福安中心县委，马立峰任书记，指导福安、宁德、寿宁、霞浦、福鼎五县党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底又成立了连江中心县委，杨而菖任书记，指导连江、罗源两县党的工作。 　　农民运动起来以后，必然要遭到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的镇压，迫切需要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打击反革命气焰，推进革命进程。 　　一九三0年福安就有小型武装，那时叫做肃反队。一九三一年以后，连江开始有武装活动。稍后，寿宁也组织赤色武装。这些从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小型的分散的武装活动，主要是镇压土豪劣绅反动分子破坏农民运动的反革命行动，配合群众斗争的开展，但还不能用来对付反革命民团。 　　中共福建军委于一九三0年一月十七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福安县统治力量薄弱，群众生活贫苦，区域偏僻，山势险阻，便于开展工作。在连江长门炮台要塞司令部已建立党组织，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逐渐扩大。如果能取得一部分武装，福安即可开展游击战争。 　　马立峰、詹如柏等同志在闽赣各地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开展的影响下，积极筹备武装暴动。组织武装暴动要有懂得军事的指挥员，要有骨干武装和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特别是要在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组织暴动才有胜利的把握。但是当时缺乏搞农民运动的经验，也没有人懂得军事，先后几次暴动都失败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决议，强调福安党要马上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会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同志亲自来福安组织武装斗争。陶铸同志是黄埔军校华业生，广州起义时任教导团参谋长，长期担任福建省委军事部长。他到福安后，首先把几十个因受敌人迫害而不能回家的同志召集起来，成立一支精干武装。在中秋节前夕，亲自指挥马立峰、詹如柏、陈挺等同志率领二十多名勇敢的贫农团员打进兰田，取得胜利。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兰田暴动”。九月十四日福安正式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随后陶铸同志又到连江，帮助杨而菖同志组织官坂暴动，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 　　一九三三年春，闽东春荒严重，地主豪绅趁机哄抬粮价，牟取暴利，群众斗争情绪急剧高涨。福安、连江中心县委决定把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的“五抗”斗争转变为土地革命运动，在基本地区内打土豪分田地，在白区内打土豪分粮食，斗争便如暴风骤雨般地展开了。到这年十月为止，除霞浦、周宁两县外，其他各县都有红色游击队。 　　霍童暴动以后 　　我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由福州市中心市委派遣到闽东巡视工作的。我到宁德霍童时，那里已有三十多人、七条长短枪的工农自卫队，由区委书记颜阿兰率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正是端阳节，我和颜阿兰率领文湖、半岭村的工农自卫队五十多人，从小石半岭出发，一举拿下了霍童民团驻地宏街宫，缴获二十六枝枪，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记载的“霍童暴动”。接着又乘胜出击，接连收缴了坑仔里、赤浮地区共八十多条枪，遂于六月底建立起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 　　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闽东党先后创建了五支主要革命武装。第一支队(福安)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三支队(宁德)支队长颜阿兰，一九三三年七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五支队(福安)支队长任铁锋(后脱离)；第七支队(寿宁)支队长范铁民；第九支队(连江)支队长魏耿(后叛变)，政委杨而菖。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脱产的游击队，土生土长，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便于隐蔽，便于坚持长期斗争，便于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这是闽东地区游击队的优点。游击队常常深夜进入村庄，农会会员轻轻叫开基本群众家门，安排煮饭、洗脚，然后悄悄把游击队员安置在阁楼上休息，鸡犬不惊，连同村的地富分子也发觉不了。有时甚至和敌人同驻一地。一九三三年春，游击第一支队悄悄进入福安县城，就住在白匪刘宗彝警察部队隔壁楼上，从小窗看出去，白匪军官的指手划脚，士兵们有气没力的操练看得一清二楚。敌人却不知道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等到白匪架枪休息，一声令下，游击队冲出去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这股敌人。但游击队也存在弱点，离开了基本群众就没有办法活动，开辟新区就受到限制，而且没有基干武装，缺乏军事骨干。那时闽东稍懂军事的干部，只有杨釆衡同志，他曾在旧军官学校毕业，当过连长，但对红军的一套就不甚了解。一九三三年六月，由福州中心市委派赖金彪同志来闽东，才使闽东的同志对建军问题有个了解。他是广东大埔人，红十二军排长，彭杨军事学校的优等生，选派去苏联深造，经过福州时去海参崴的交通断了，中心市委把他留下来，输送到闽东游击队。他带来了人民军队的建设经验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游击队的战斗力是不强的，不能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只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闽东的干部基本上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土匪”问题 　　游击队建立的早期，常常混进流氓无产者。闽东地区民心强悍，又多山地港湾，在残暴的封建压迫下，多有铤而走险上山下海当“土匪”的，寿宁就是出名的“土匪”窝。当革命初起时，这一批人参加进来，确是“很能勇敢奋斗”，而且会使用武器，懂得军事，在暴动中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确有“破坏性”，流寇思想较严重，破坏纪律，发洋财，甚至抢劫也会发生。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发生变质为土匪部队的严重危害。闽东党及早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经历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一月，连罗游击队以李德标为首的八九个人被透堡民团所收买，以“反对经济不公开”等口号蛊惑人心，竟将县委书记和支队长拘押，图谋率队投敌。陶铸同志闻讯后，采取果断措施，派员赶来连江，逮捕五人，并在洪塘公审，处决了李德标、张太铨二人，改组游击队领导。十月，杨而菖召开连江县委扩大会议，检查了“没有从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中选拔游击队员，所以混进一些坏分子”的教训，提出今后要“恢复游击队特支，加强对游击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淘汰不好的队员，从群众组织中发展队员”。有的同志本身没 　　有当过“土匪”，但在建立游击队的过程中，与他们有来往，有感情，只见到他们敢冲敢杀的一面，对纯洁内部有不同看法。一些“土匪”分子已经担任班长、副队长，享有“勇敢”名声，掌握一部分群众，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问题，福安游击队几乎发生分裂。但是能不能纯洁内部，这是能不能保证游击队不变质、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关键问题，我们统一了思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第一，坚决清除“土匪”分子，其中比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但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动员一批赏员和纯洁的贫雇农参加，成为游击队的基本力量；抽调一批区委干部担任班长、队长和政治指导员。阮英平(玉斋)、潘伯成等同志就是这时从区委岗位调到游击队的。江平同志是一九三二年由福州中心市委派来担任福安游击第一支队政治指导员的。他是长乐县人，早年在福州政法学院附中读书，因发动抵制日货两次被捕，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二九年去苏联留学，回国后派来闽东，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一次和大刀会的战斗中牺牲。 　　第二，游击队建立党支部，直属县委领导，以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第三，普遍进行“游击队是干什么”的教育，明确游击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明确游击队的性质和任务，划清游击队进行土地革命与“劫富济贫”的界线，肃清流寇思想，提高每个成员的政治觉悟。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对“土匪”分子区别对待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以后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保证了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 　　狮子头客店遇险 　　在我一生的战斗生涯中几经生生死死，一九三三年冬天的一次，我几乎已经到了死神的怀抱，但最终还是挣脱出来。那次遇难时敌人向我射出的子弹，至今还留在我身体内，真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闽东福安县有一个叫狮子头的地方，离县城约有六十多里，是个渡口，由赛歧到福安一定要在这里过渡。这个渡口有家客店叫狮子头客店，是一座孤零零的上下两层的木头房子。来往赛歧和福安之间的行人在这里登岸后，大多要在这家客店里休息、吃饭、等船，然后再上路。这里是个交通要道口，往来的人很多，我们的同志在这里接头，不容易引起人家注意。这个客店实际上是我们闽东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 　　有一天，我约一个同志中午十二时到这个客店接头。这天早上我从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下来，中午到了客店。我先在楼下坐一坐，接头的同志还没到。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店主人就把我带到楼上吃饭。楼上就是我们接头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饭。这时，我听到楼梯响，有人上楼，我以为是来接头的同志到了，回头一望，不对，上来了三个人，我都不认识，不禁大吃一惊。就在这时，那三个人从楼梯口几步跑过来，我还来不及掏枪，他们就将我按住，朝我开枪，我头部中弹，倒在楼板上，鲜血淋漓。他们开完枪，搜去我身上的手枪和笔记本，就跑开了。我脑子还清醒，听到他们下楼的声音，便抬头一望，这下坏了，原来只下去了两个，还有一个留在楼梯口正看着我死没死。那人一看我抬头，就大叫起来：“还没死！还没死！”并跑过来朝我又连开三枪，一枪击中脑部，一枪打在手臂上。我竟还没有死！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紧接着，我听到楼下哨子声响，有人急促地叫着“快走，快走！”我听到楼上那人跑下楼的声音，楼下的人纷纷跑出去的嘈杂声，但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好久，周围悄无人声，我才抬起头朝四周探望，确实没有人啦。我头部、胸部、手臂都中了弹，躺的地方周围都是血，不由想到这次非死不可了。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躺在那里，脑子里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想到我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想到自己死得早了点，年经还轻，才十九岁，不能再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了。又躺了一会，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非死不可，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一下子求生的欲望变得很强烈，要想办法脱险，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血流得太多，根本站不起来，就拼着最后一点劲爬，爬到楼梯口，稳住神，憋足劲，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下爬，这下如果栽下去，那就非断气不可，幸好爬下去了。到了楼下，那里还是没有一个人，我就歇一会，再爬，爬出门外，再向客店的后面爬去，一直爬到一座小磨房旁的小水沟边，再也没有力气了，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里的一张床上，还有人在旁边照顾我，而且知道是半夜十二点钟了。原来，离狮子头客店附近几里路有个村子，叫狮子头村，村里的群众基础很好，有我们的一个党支部，还有农会的组织。客店里枪响的时候，村里的同志知道有情况，可他们一时不敢来，因为白天那里来往的人多。到下午四点多，天近黄昏，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了，村党支部派人来观察，发现我昏死在水沟边，就组织人把我抬进村，并且请镇上的开业医生给我治伤。我身上的棉衣、毛衣、衬衣全被已经凝结的血沾住了，脱不下来，医生用剪刀一层一层地剪开，把伤口都洗干净。由于条件的限制，一时无法取出还留在头部、胸部的子弹，只能暂时上了药，包扎起来。后来估算，我在狮子头客店后的小水沟边昏死过去时大约是下午两点多钟，直到晚上十二点才醒过来，其间整整昏死过去十个小时。 　　刺杀我的人是福安县国民党派出的特务队。由于狮子头一带我们的力量比较强，所以那些特务刺杀了我以后不敢久留，匆匆返回福安县城。他们的头头一看搜来的我的笔记本，知道了我的名字，立刻又派他们赶回来，要砍我的脑袋。可是他们这一往一来，回到狮子头客店时已经六点多了，我早被救走了。于是他们四处搜查，可根本找不到我的踪影。第二天，敌人就派部队封锁了狮子头方圆十里内几个村子的路口，到处搜寻，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由于狮子头村的同志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没暴露。慢慢地，敌人放松了，撤了哨。封锁一撤，同志们就想办法把我送到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去，这样才能完全脱险。 　　脱险也不容易啊！从村里到山上一路上不安全，得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同志们想出了一条妙计。那时福安农村的妇女还裹小脚，家境好一点的妇女回娘家要坐轿子。同志们想把我装扮成一个回娘家的妇女，坐在轿子里，轿帘一放，外面的人看不见，便于隐蔽。上路的那一天，同志们给我穿上妇女的服装，包括给我找来小脚妇女穿的鞋，我当然穿不进这种“三寸金莲”，就穿进两个脚趾；头上的伤口处就用妇女出门时的头巾包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我坐进轿子后，他们还在我膝上盖上一床棉被，只露出一点小鞋尖。为了不露一点破绽，还按当地回娘家的风俗，安排了一个随着轿子走的小孩，一同上路。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就出发了。抬轿子的是我们的两个同志，非常负责，把我一直抬到山上。我终于脱险了。 　　山上的同志们见到我时，我的脑袋还涨得很大，因为受伤后躺在水沟边被风吹了几个钟头。他们看我伤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县委又把镇上那位开业医生请到根据地来给我动手术，取出了还留在头部的那颗子弹。很多事真巧，这颗子弹从我头部左侧耳前射人，碰到骨头，往下偏去，从我脸部中间穿过，留在右脸侧的皮下，如果这颗子弹往上偏去，就穿人我的脑部，那就要脑浆进裂，我就活不了了。胸部的那颗子弹无法取出，留在那里直到今天，算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吧。 　　我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养好了伤，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第五章创建闽东苏区 　　对付大刀会的策略 　　闽东的大刀会很普遍，福鼎等地叫大刀会，福安、宁德等地叫一心会，寿宁、连江、霞浦等地叫红带会，尽管名目不同，实际上都是有古老传统的武装组织，具有群众性，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一般以保家防匪为号召。地主阶级除了组织民团作为镇压群众斗争的反动武装以外，还利用大刀会欺骗群众，与工农游击队为敌。大刀会徒众虽以原始武器梭镖作战，但临阵前念咒语，喝符水，如醉如痴，一拥而上，此种凶猛的密集冲锋，确实势不可挡。白军民团出动，如果加上大刀会配合，就十分猖狂。开始我们吃过大刀会的亏，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指导员江平同志就是在与大刀会作战中牺牲的，游击队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江平同志牺牲后，我们找了一些受党影响的大刀会法师座谈，研究对策。法师告诉我们：大刀会徒众所以勇猛冲锋，一是迷信“刀枪不入”的法术，冲锋时奔跑走动不易被子弹击中；一是临战前吞食符水，画符的朱砂起了作用，兴奋得如醉如痴。但是药力不能持久，也不能跌跤，不能浸水田，跌跤和冷水刺激都会使药力失去作用。我们根据这一情况，以及大刀会主要使用梭镖的特点，确定了打法：地形选择于隘路或水田，勿使大刀会徒众蜂拥而来，迟滞其前进；战斗队形采用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前一人持竹叉，后两人使用步枪，或前两人持竹叉，后三人配备长矛两枝、步枪一枝；战斗时以身强力大的队员持竹叉，叉住大刀会先头人员的脖颈儿，挡住他们前进，然后使用长矛、步枪反击。按此打法，果然每战必捷。 　　闽东大刀会的普遍性和群众性迫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与大刀会严重对立，如某些地区的“赤白对抗”，是不利于争取群众的。地主与农民仅只在“保家防匪”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就能组织大刀会，我党与农民利益完全一致，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一形式来组织保卫农会的赤色大刀会呢？在革命斗争初起之时，利用这一传统民间武装形式是有好处的，一是开始时不公开打出赤卫队旗号，可以吸引中间状态的群众参加，既可掩护积极分子，又可使我们的武装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二是可以缩小目标，避免过早暴露力量；三是发展快，而且大刀会在每个乡设一坛，只要控制了这一个坛就控制了这个乡。由于农民运动的深入，一些大刀会成员已经参加农会，甚至法师中也有接受我党影响成为农会会员的，有个名叫可民的法师，还参加了党。有了法师就可以办农民自己的大刀会了。当时寿宁县委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于是福安中心县委作出决定：以大刀会的形式组织赤色武装。对内来说，脱产是游击队，不脱产叫赤卫队；对外则都是大刀会，或叫一心会、红带会。寿宁县委的范浚就是红带总会的发起人之一。寿宁游击队的人枪不多，主要是红带会。范浚从他的家乡大安向西北区、东区、北区有赤色农会组织的乡村去发动红带会。先选择有工作基础的村子，抽调积极分子，自带粮食到山上参加训练班，专门传授组织红带会，四十天结束训练后再分头到各村发展。一九三三年春，寿宁的西区至东区、南区普遍建立了红带会。一九三三年七八月间，福安南区也都有了红带会。闽东全面暴动时，包围霞浦县城三天三夜，游击队只有百多人，红带会却有三千多人，加上革命群众，真是红旗如海、梭镖如林。以后，巩固的地区公开打出苏维埃和红军的旗号，建立了赤卫队，但仍然没有取消大刀会这一形式，只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逐渐用正规武装所代替。 　　红色大刀会组织起来以后，形成了三种势力控制的这种武装组织：我党控制，地主阶级控制，中间力量控制。这就形成了斗争的复杂性，主要是争取中间性质的大刀会问题。一九三三年冬，福安中心县委所在地的柏柱洋地区大多数大刀会是我们的，但楼下大刀会是地主控制的，山上的大刀会则是中立的。那时还未全区性暴动，我的身份也未公开，是以福州商人的面目出现的。反动地主为了挑拨山上大刀会与我们的关系，由楼下大刀会出面，故意向他们谎称我是土匪探子。山上大刀会把我和施霖抓了去。施霖是我党区委书记，民团正悬有赏格，山上大刀会发现错抓了共产党负责人，正感到下不了台时，楼下大刀会乘机劝诱他们把我和施霖押到溪柄民团邀功请赏，妄图促使双方打起来而决裂。中心县委作了研究，当时我方力量占优势，如派游击队去攻打，可以把我和施霖救出，但正好钻进了反动地主的圈套，认为还是以和平方式解救为好，利于今后争取他们。中心县委就请当地械斗时的说合人作为中介和他们谈判，明白告诉他们我俩是共产党，劝说他们不要上当；另一方面针对他们贪图赏金和爱面子的心理，利用我的公开的商人身份，表示可以给予与赏金相当的赎金(鸦片十两)作为酬谢。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他们同意释放我和施霖，还和我方约定互不侵犯，土匪来时互相通报，进行联防，这样反倒成了同盟军。对于反动地主豪绅和敌对分子控制的大刀会，则争取其广大成员，打击首恶分子。周墩、溪底、岭头等地三十多个大刀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被我们争取过来，反动头目何孙同等则被我们镇压，感村、梧桐坑一带的大刀会迅速瓦解。 　　闽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即所谓“闽变”。我当时正在福安巡视工作，未得通知，不清楚“闽变”情况，但看到海军陆战队和教导团退缩宁德飞鸾一带，感到政局发生了对我党有利的变化，随即作了相应的布置。不久，马立峰、范式人等同志从福州出狱回到闽东，介绍了“闽变”的情况。十二月，福安中心县委在鹳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抓住时机，发动全区性武装暴动。 　　从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会上有些同志认为霞浦县城原是闽东首府，敌人武装力量薄弱，应先打霞浦。但多数同志认为赛歧是闽东交通要道和经济中心，先打赛歧影响更大，于是决定先打赛歧。赛歧驻有敌海军陆战队一个连，曾在两个月前，遭闽东工农游击第一、五支队在甘棠镇阻击，毙伤其排长等九人。一月七日清晨，第一、五支队和赤卫队数千人进攻赛歧，缴获陆战队和民团枪支八九十枝，完全占领赛歧镇。与此同时又攻占了溪柄、穆洋等镇。 　　一处点火，四处开花。不到四十天，福安全县农村红成一片。西区过去斗争失败的区域，都公开起来收缴反动武装，组织赤卫队，打土豪，肃清反革命。邻近各区也随之响应，宁德龟山一带的大刀会成员纷纷参加革命。寿宁、福鼎等县相继暴动，霞浦红带总会占领了青皎、陈墩、杯溪等二百八十一个村庄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对霞浦县城的围攻。连江中心县委也组织全区暴动，第十三支队连续攻下透堡、筱埕、马鼻等地。至此，闽东党已控制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地区，创立了一整块红色根据地，各县先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赛歧成立了闽东革命委员会。二月，在柏柱洋召开了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马立峰同志当选为主度，叶秀藩同志为副主席，设有组织、土地、财政、粮食、军事、肃反、交通等七部，张蒙弟、马三弟、范式人等同志分别担任各部委员。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福安、寿宁、福鼎、宁德、霞浦、连江、罗源等七个县苏维埃政府，四十二个区政府，八百多个乡政府，红色区域的范围达五百余里。 　　一九三四年二月，福安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全面实行土地革命。当时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只有曾志同志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调到闽东以前，曾在井冈山和闽西苏区工作过，有分田经验，就由她参照闽西苏区的分田方法，负责起草分田大纲。曾志、马立峰、张蒙弟等同志开始在福安柏柱洋进行分田试点。 　　当时分田的政策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按人口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和反动派的家属分坏田，反动逃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的田地比地主稍好些；中农、贫农按原耕地为基础，抽肥补瘦，分配给一份好田。畲、汉两族平等对待，给红军家庭一定照顾。 　　为了推广柏柱洋分田经验，四月中旬召开了“分田胜利大会”，各县均派代表参加，大会宣读了分田大纲。当夜，柏柱洋三十六个村庄举行了盛大提灯游行，有龙灯、凤灯、鲤鱼灯……共庆胜利。 　　柏柱洋的分田经验，迅速得到推广。福安的一千四百多个村庄，霞浦的八百八十多个村庄，福鼎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庄，连江的一百七十多个乡……分田人口达六十多万。 　　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分散的游击队已经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福安中心县委决定建立一支能在较大范围内机动的骨干武装。二月二十四日，亦即发动围攻霞浦县城的一天，在福安霞西寺，以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和第五支队，组成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计三百余人，一百八十多枝枪。接着连江的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也于透堡成立闽东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三团，拥有二百多人枪。寿宁成立红十六连，后改为独立营。两个独立团各在福安、连江两个中心县委所辖地区活动，在赤卫队、游击队的配合下，支援群众斗争，巩固和发展苏区。一九三四年七月，闽东独立二团和第十三团共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地方武装也有所壮大，各县区都有独立营、警卫连、游击队、肃反队，各村普遍成立赤卫队，沿海船民还组织了三支海上游击队，一支在福鼎秦屿、大嵛山，一支在霞浦、宁德交界地区，一支在连江。还在西洋岛收编了柯成贵部队。柯成贵原是高中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敌人要抓他，他逃到海上为“匪”，发展了很多人，但孤立无援，就通过他的同学，也就是福安六屿地下党负责人陈亮同志来找我们。我们收编柯部为闽东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柯任营长，共一百多人枪。一九三五年三月，柯部被国民党军包围于海岛，柯成贵被俘不屈，英勇就义于福州。 　　闽东党在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同时，重视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在分田过程中和分田以后，组织发展生产，抓春耕、夏种、秋收，并发动群众养鸡鸭、养猪。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亦发展商业，采取“赤白区往来自由，买卖公平”的保护商业政策。一九三四年六月，闽东苏维埃政府发出“保卫字第三号”布告，保护商业自由。 　　在文化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举办“列宁小学”和各种补习班，并决定教育经费可用公共财产支出，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这段时间，闽东苏区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记得我们当时在分析形势时经常提到闽东是“五百里政权”，称这段时间是闽东苏区的“黄金时代”。 　　成立闽东特委，独立坚持斗争 　　一九三四年三月，闽东的斗争正在迅猛开展，突然收到福州中心市委代理书记陈之枢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回福州。我当即从赛歧乘轮船到三都澳，准备第二天去福州。当晚到三都澳交通站百克医院。百克医院是医生丁立山的诊所，丁是党员，原在福州塔亭医院做医护工作，后在三都澳开诊所，实际上是党的交通站。我和他一见面，他吃了一惊，问道：“你要到哪里去?”我说：“回福州。”丁立山急问：“谁叫你回福州的?”我说：“陈之枢打来电报。”他惊呼：“陈之枢叛变啦!福州现在到处在抓人!”我这才恍然大悟，这电报原是诱我投入罗网的。 　　我知道陈之枢此人。一九三。年上半年我到福州巡视工作时，我是团省委代理书记，他是福州团市委书记，建阳人，颇有能力，我由福州回厦门时，把他和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同志一起带到厦门，加强团省委工作。五月，厦门劫狱成功，敌人大肆搜捕。七月，我们三人在厦门同志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被判一年徒刑。陈举同志病死狱中。我和陈之枢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狱，因在厦门面目较红，调到福州团中心市委工作，我任书记，他任组织部长。这时，党的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是红四军调来的纵队政委蔡协民同志。一九三二年一月蔡因遭受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残酷打击，被撤职，以后在安(溪)、南(安)、永(青)游击区牺牲。陶铸同志接任福州党中心市委书记后，调陈之枢任组织部长。陶铸同志在上海被捕入狱后，陈之枢代理福州党市委书记。“闽变”失败后，蒋鼎文带部队进入福州，军统机关首先将已经暴露身份的陈之枢逮捕。这家伙上午八九点钟被抓进去，不到两小时就叛变了。中午，敌人就根据他出卖的名单进行大逮捕，把福州的党团组织、赤色团体全部破坏。敌人没有抓到我，很不甘心，第二天由陈之枢发来了诱我去福州的电报。由于有高度警惕的丁立山不懈地密切关注福州的动向，将陈之枢叛变、福州党的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告诉了我，因此敌人诱捕我的阴谋没有得逞。我立即由三都澳返回福安，通知福安中心县委，并派出交通员通知连江中心县委立即切断和福州的关系。 　　福州中心市委所属，除福安、连江外，还有莆田中心县委。王于洁、黄孝敏等同志在福州大逮捕时逃出，及时通知所属组织转移，莆田、福清等地党组织才没有遭到破坏。福州党组织遭敌人彻底破坏后，闽东地区不但失去了和福州的关系，同时同上海中央的关系也断了，面临需要独立坚持斗争的局面，我即以特派员身份通知福安、连江两个中心县委和在连江巡视工作的苏达同志，在溪柄区的柏柱洋召开两个中心县委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由我主持。议题就是和上级党的联系断了，今后怎么办?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两个中心县委应该统一领导，才能独立坚持斗争。我建议成立闽东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并建议由苏达同志担任特委书记。那时讲究工人成份，苏达同志是工人，由他当特委书记有利于两地团结。我提名后，会议一致通过，并选出叶飞、马立峰、杨而菖、詹如柏、曾志、阮英平、叶莠藩、郑宗玉等同志为特委委员。 　　从一九三四年起到一九三七年长达四年之久，失去了中央关系，闽东特委独立坚持闽东地区斗争。中央只是从报纸上、敌方的报道中了解到闽东有一块苏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团)由中央苏区北上人闽，进攻福州。中央交代北上抗日先遣队设法和闽东取得联系。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占罗源后，到达宁德赤溪和闽东特委会合，才交给我们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关系。一九三四年冬，闽东特委派苏达同志去上海联系，但他一去未回，杳无音信。因此，我们与上海中央的联系没有接上。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 　　“闽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腾出手来，以八十四师、新十师和省保安队，从福州压向闽东苏区，进攻我霞浦、陈墩、洋中、青皎等根据地，围攻我活动于宁德、宫岭、龟山的地方游击队。但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对闽东苏区的压力还不算大。闽东独立第二团配合当地武装，进行多次奇袭伏击，击退保安队的进攻，横扫反动的大刀会，巩固了赛溪河以东的基本地区，开辟了鼎(福鼎)平(浙江平阳)地区，闽东苏区的斗争形势继续发展。 　　一九三四年八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逼近福州北郊的大、小北岭，袭击城郊王庄机场，威逼福州。经过一昼夜的强攻，占领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西关的主要街道，但未能攻克福州，遂向闽东转移。 　　抗日先遣队进入闽东地区后，在连江独立十三团配合下，打开罗源县城，继续北趋宁德。我带闽东独立二团赶到赤溪，与他们胜利会师。在军团部，见到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并会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他们听取我们汇报闽东情况后表示赞许，并向我们提出：闽东的党政工作已有统一领导，应该建立一支主力部队。我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时，寻淮洲同志告诉我们：离开根据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伤病员也无法安置，确有很大困难。的确，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根据地时，很使我们奇怪：枪多兵少，有一个背两枝枪的，有民工挑着枪支的。我便主动问道：“你们要不要补充新兵?”寻淮洲同志颇为吃惊地问我：“你们有办法吗?”我说：“别的办法没有。苏区嘛，群众起来了嘛，这个行。你们要补多少新兵?”寻淮洲同志考虑了一下问：“三百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是有枪没有人，不像我们是有人没有枪。”寻淮洲同志又考虑一下问道：“五百行不行?最好能有一千，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动员好送到部队?”我说：“行，不要说一千，三千也行。就是时间要长一点，总要一个星期吧。”随后，闽东独立二团配合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开穆阳后，筹集了三万现洋和五十几担烟土。停留三天后，红七军团接收了我们动员来的一千多翻身农民参军。因为敌四十七师尾随追来，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离开穆阳向闽浙边政和、庆元方向转移，可惜没有东渡赛溪河进入闽东苏区基本根据地(该河渡口都是我们控制，来去便利)。当时闽东苏区有大片根据地，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容易，以此有利条件，红七军团完全可以作为依托，与闽浙赣苏区、闽北苏区相配合，在浙江、江西、皖南广大地区与敌周旋，这就可以达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行动的预期目的。可惜当时身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充满失败主义的情绪，计不出此，以致以后在皖南覆没。红七军团北去后，还有一千多翻身农民已经集中，参加红军的热情很高，却追赶不上他们了。闽东特委认为：既然把新兵动员起来了，解散回家是要泄气的，不如根据寻淮洲同志建议，将其补充到部队，建立一支主力部队。 　　红七军团离开时，留下了一百多名伤病员，里面团、营、连、排干部都有，给了我们一笔宝贵财富；他们又将罗源战斗所缴获枪支交给连江独立十三团，多余的百余枝步枪交给闽东独立二团。有枪有兵有干部，成立主力部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九月，我亲自到连江带领独立十三团到达宁德桃花溪地区，随后福安的独立二团、寿宁独立营也开到桃花溪集中。于是在宁德桃花溪地区著名古刹天柱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辖三个团，以福安独立团为第一团，以连江独立团为第二团，以寿宁独立营为第三团。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我任政治委员。 　　独立师成立后，立即向咸村周宁挺进。在半个月中，消灭民团数处，缴枪二百余枝，开辟了周宁、寿宁、政和边界的新苏区，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 　　闽东苏区的全盛时期，为时不到一年。中央红军长征不久，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不幸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于皖南覆没，方志敏同志被俘。敌人随即抽调大批兵力，向赣东北、闽北、闽东各红色根据地大举“清剿”。闽东苏区邻近福州，更是首当其冲。当时压向闽东苏区的敌人，除原有兵力外，增加了八十师、七十九师、五十二师等共计八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队和民团，约有十万人，采取所谓“重点进攻，分区清剿”的方针，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但对闽东来说，即使在苏区全盛时期和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后进行的都是游击战争，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进行了五年游击战争，这也是闽东地区斗争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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