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匈奴与屠何 　　 　　在史籍中胡族“屠何”和“屠各”无论是字译/音译都是最直观的一个部族，屠何也是东部唯一建立方国政权的部族，并且是东胡部族的先民，属东夷族群。笔者认为“屠各”和“屠何”是一名异译的结果。通过《逸周书》卷7《王会解》“伊尹朝献”篇可以看出“匈奴”与“豹胡”“东胡”是并举的胡族，说明商王朝初期的“匈奴”与“豹胡（不屠何）”“东胡”是独立的部落，“匈奴”还不能够替代或者包容屠何族，屠何族长期存在并在夏代已经分裂成为两个不同名称的胡人部族----豹胡（不屠何）和东胡。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荤粥），改曰匈奴”则是延续了《逸周书》的结果，只是在《逸周书》的基础上将改匈奴的时间推迟了。 　　 　　“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不是空穴来风。匈奴的真正崛起，是和屠何合并以后空前壮大起来，并且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整合胡族。我们得不到匈奴和屠何合并的确切时间，“匈奴/屠何”合并的时间在春秋之时已经存在，最迟不会迟于春秋晚期。金华认为屠何自夏代少康时期建立方国，到公元前664年屠何被齐燕联军击破，王室开始西迁，与匈奴合并，整个合并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匈奴的再次分裂。一部分匈奴变回古老的称呼北迁为“荤庾”，大部分则合并到“匈奴/屠何”中，沿用了匈奴的名号，领袖则是屠何族，这个结果得到了匈奴族群和屠何族群的共同认可，屠何开始移居北方。 　　 　　在辽宁锦州水手营子村，发现一个春秋时期的屠何墓葬，陪葬物品简单只有几件物品，其中一件青锈斑驳，古拙苍虬，铸有菱形格纹的修长“杖”身，镶嵌着绿松宝石。扑面的粗犷厚朴中，直透一股王者的高贵与骄矜，属代表王权性质的夏代青铜戈 “权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一件不同于平常的作战武器，能够从夏代一直流传到春秋时期，足见其重要性，也可以看到屠何的冶炼技术非常的高超，这不是一般的草原民族能够做得到的。屠何族用戈作为王权的象征，表明该族崇尚武力，并且具备强悍军事武力这个条件，这个结果就是一千多年来屠何成为胡族的领袖；屠何除了自古以来名正言顺的管理胡族之外，其部族有较周边的胡族所没有的高度文明，并且崇尚武力有直接的关联。公元前663年，屠何在管仲率齐燕大军联合的军事压力之下，从它的核心地区，也就是今日的朝阳、北票一线，沿大小凌河退却。屠何人在撤离故地时，带走了作为王权象征的，这件连柄青铜戈权杖和祭祀先祖的器物。离开世居之地的屠何王，在忧郁中死去，他的族人们，将其草草地掩埋了并将这件连柄青铜戈权杖一同掩埋了；从墓葬的陪葬物品简单分析，可见当时撤退之匆忙慌乱。 　　 　　《赐姓金氏族谱/外记》中的伯休公是金日磾的十八世祖，金日磾出生于公元前135年，按繁衍规律28--30年一代推测，伯休公当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00--660年前后，恰好是齐燕联军攻击屠何之时。金华推测屠何遭遇如此大难是金氏的一个转折，以前的资料世系皆丢失，而自金天伯休时代起，屠何金天氏进入一个历史转折点，完整的记录了合并匈奴后的传承世系。伯休的九世孙阿尔格率部南征，并占有白狄故地古雍州。关于阿尔格是第一个南征的匈奴/屠各王描述在蒙古史诗《江格尔》中，蒙古史诗《江格尔》不停的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塔黑勒、塔黑勒珠拉汗的后裔、塔黑五家族、塔黑国等等；将塔黑等同屠何，塔黑五家族等同屠各五部，一切事实都清楚的放在了我们面前，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祖辈口传的祖先传承？还有什么理由怀疑祖先的荣耀？现代外蒙古语记录屠各部落名称为(takil：塔克力)，相同和相似的读音（ tu ge：屠各/ tug：屠何/tak：塔克）塔黑勒、塔黑国、哈萨克族的图尔克等，不论发音如何，都是属于音转和尾语语缀的关系。 　　 　　历史告诉我们，在春秋时期的“匈奴”与 “屠何”互为称呼，让我们了解到“屠何”已经和“匈奴”合并为一，匈奴族和屠何族的统一没有任何战争记录，证明屠何与匈奴同属胡族是统一的本因，其二：与匈奴族贵族联姻并得到匈奴族群的高度认可，北胡匈奴联盟的部族领袖是屠何族，名号却是匈奴，说明古匈奴单于无子绝嗣，屠何承继匈奴之名号；这一点可以从匈奴的起源传说上看到端倪，尽管那是一个传唱了千年的传说，却也将屠何族和匈奴族合并的影子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见篇首匈奴传说）。《姓源韵谱》记载：金天氏后裔祖迪因懂夷语能驯制荒服被封为夷正守东海，其地理位置就是屠何的位置。《姓源韵谱》记录的人名和《赐姓金氏源流》上的人名都能核对的上，屠何方国首领为金天氏苗裔就是无可争辩的，匈奴为淳维苗裔就是子虚乌有，是牵强附会的结果。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北逐荤粥”，把匈奴出现的时间定位在更早的年代，秦汉晋时期，是记录匈奴资料最多的时期，“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和入塞匈奴十九种“屠各”排在第一位，则是北方民族的共识，因此匈奴和屠各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早期匈奴的同时，并没有“屠各”这个族名。那么屠各到底是怎样的民族？ 　　 　　据史籍《逸周书。王会篇》记载； 屠何人尊黑熊为图腾，好骑射，喜农耕，屠何人属东北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核心部分，在朝阳、建平、建昌地区。 周蕙王十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冬。屠何作为一个方国，在军事经济上都很强大。它经常联合东胡等同族部落，对燕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屠何、东胡大军的联合进逼之下，燕国不堪其扰，于是向齐桓公求救。管仲率齐、燕大军破了屠何。屠何在齐燕大军联合的军事压力之下，从它的核心地区，也就是今日的朝阳、北票一线，沿大小凌河退却到燕、代、胡、貉之间，也就是今日的小凌河下游地区锦州凌海一线。《通鉴外记?周纪二》载：“败胡貉，破屠何。九夷海滨，莫不来听。”房玄龄注：“屠何，东胡之先也。”《管子?小匡篇》：“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尹知章注：“屠何，东胡之先也。”这两条的记载证实了一个事实：“败胡貉”是指东胡后撤千里，山戎孤竹令支则消亡遁入东胡，而“破屠何”才是“骑寇始服” “九夷海滨，莫不来听”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个本因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屠何方国在当时已经是胡族领袖，可以调度胡族的行动。从北胡数次向北联合萁子朝鲜的记载中可以分析到，北胡自然会和居住在其西部南部的东胡山戎令支孤竹等胡族联合，向南部的燕国赵国发起攻击；因此，当时“北胡匈奴联盟”的单于依然是屠何族。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屠何作为胡族领袖被打败之后，东胡开始称霸到秦末，内蒙古东部一线始终没有出现大的战争记录。 　　 　　《史记。刺客列传》载：“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公元前233年），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曰弥久。心恬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从这两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狄的领袖是王，胡的领袖是单于；二者之间明显无隶属关系，当时单于管理的仅是胡族；至战国时期，屠何西迁以及屠何的武力强悍，为胡人在阴山山脉的崛起，吸收融合西戎北狄各族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收编溃散的戎狄，填补戎狄撤退后的领土，一直到秦国边境，是时事所造就的。 　　 　　“匈奴/屠何”是部落联盟的盟主，延续到战国中期被再次记录下来。《廉颇蔺相如列传》述李牧拜将、攻燕事，可以确定是在赵悼襄王二年(前243年),由此上溯十余岁，到赵孝成王十年(前256)前后。李牧在“赵之北边”与匈奴周旋，应该就在赵孝成王执政的前期。李牧事迹也见于《汉书》卷50《张冯汲郑传》，其文略同，《说苑》卷1《君道》载：“燕昭王（前335年─前279年）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取蓟八城，匈奴趋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刘向这段文字，亦当取自记录战国策词的档案，而司马迁、刘向分别在三种不同著作中，《说苑》恰好可以同《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见“匈奴”的称谓互为佐证。文中所记“齐人取蓟八城”，指燕昭王十六年(前296)齐、燕权之战，则可以肯定是在权之战后不久。燕昭王所谓“匈奴趋驰楼烦之下”，大致在燕昭王十六年前后的情形。因此，此处所述的匈奴才是真正以联盟的形式第一次亮相在汉族的文献中，比之李牧时期要早几十年。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九年正月（公元前307年），召楼缓谋改胡服事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 《史记。赵世家》另载赵武灵王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战国策》卷19《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略同。《史记。赵世家》系于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即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参胡”或“三胡”的含义，《索隐》云：“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鲍彪《战国策校注》则谓“参错居其边地。《正》曰：‘参’，《史》作‘三’，因音而讹。金华认为：《索隐》是正确的，林胡，楼烦，东胡，是三个不同名称的胡种，自古东胡分裂而来，因边与赵国被记录在文献中。赵武灵王、苏秦分析赵、燕两国北方形势，列举相邻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是不会有重要遗漏的。然而，他们提到林胡、楼烦、东胡，却完全不提“匈奴”，令人困惑怀疑：直到赵武灵王时，即公元前4世纪末叶，中原各国尚未使用“匈奴”的称谓，未确认赵、燕两国北方境外，存在一个独立的“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但是此解并不能认定匈奴联盟不存在，就如，在汉族的文献中也没有关于更多的屠何记录一样，事实上比赵武灵王更早的燕昭王时期，已经有记录匈奴的史实存在。说明匈奴部落联盟在早期是一种宽松的管理模式，各胡种自有领地互不相属，“匈奴/屠何”的位置又在诸胡之后，是故中原各国对这个部落联盟没有描述。 　　 　　公元前300年左右的燕国与“匈奴/屠何北胡联盟“之战，让原居地的屠何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根据地全部丧失了。东部不再见屠何之名，不但如此，“屠何”之名被同音异字的“徒何”替代，关于这我们在汉代以后的族群名称中，能够了解到的就是由“徒何”改为“段”的族群。《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太平御览》所引《战国策》“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大破之，煞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数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即作“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边城。”匈奴之名再次被正史记载，并且是将“檐褴、东胡、林胡”涵盖在匈奴之内。有意思的是，经过此一战役之后，东部屠何消失了，匈奴也同样消失在历史中。再次出现又经过了若干年，并且是出现在秦国的北部、西部，该地区记载的是休屠王部及休屠（各）所衍生出来的屠各族群；匈奴单于贵种就是屠各种（或休屠各种，关于休屠各的名称解读见下篇）。得到这样一个论点后，我们就知道屠何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确实是从原来的地方迁徙到阴山一带去了，尽管没有明显的牵连，历史记录中的蛛丝马迹还是被找到了。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李牧者（公元前309-- 246年），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为约曰：‘匈奴即人盗，急人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人，烽火谨，辄人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人，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人。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边城。”《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略同。此处指出有匈奴部落的存在，而后一句直接指出“单于奔走”，得出的结论就是：当时的“匈奴”是部落联盟的称号，可以领导的军队有十万人。一个如此庞大的部落联盟，其形成是不会一蹴而就的。可以指挥的北方胡种记录在册的有檐褴，东胡，林胡，根据萁子鲜于氏族谱记载：“周敬王元年立（前519年），北胡入寇，自将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国之东胡，或曰实后世之靺騔也。”我推断“北胡匈奴部落联盟”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被汉族所知晓。实际上，《太平御览》所引《战国策》“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大破之，煞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数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即作“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汉书。张冯汲郑传》冯唐又说：“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此时是史籍中对胡人部落记录最多的时候，面对诸多的资料，在研究匈奴存在的真实性时，历代学者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匈奴联盟”的存在及解体，与燕国的兴起是相关连的，解体后东胡的崛起以及匈奴自东部西迁，屠何汇集到西部、“屠何”音变为“屠各”的问题，几乎没有人认真的思考过，仅仅是反复的强调匈奴在战国前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怀疑《史记。刺客列传》《战国策》《左氏春秋》记录的真实性；有的认为匈奴是来自西方的外族，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仅凭的一点，就是史籍中的匈奴居住在草原西部而已。 　　 　　上述资料表明，檐褴，东胡，林胡在战国末年虽分属不同的部落，但是确实是统一的胡人部落联盟。此处“匈奴”与“檐褴”、“东胡”、“林胡”并举，而独没有记录屠何，给我们留下一个疑问：屠何（或不屠何或豹胡）到那里去了？作为当时的胡人部落联盟，屠何是很重要的一个部落，他曾建立了自己的方国，这一点是“东胡”“林胡”“檐褴”都没有做到的，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胡人部族竟然没有一段文字记录，能不让人生疑？这个答案一直到东汉时期才解开：“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直接反馈的信息就是“屠各”能够代表匈奴；公元前663年屠何北迁到公元前335年─前279年第一次出现匈奴名称，到屠各能够代表匈奴，无不说明早期的匈奴就是北胡联盟。公元前663年屠何北迁后，东胡南下占据所有东胡、屠何故地，此时与东胡为邻的是由犬戎演变而来的北狄联盟， 方向是由西往东的迁徙过程。而通过北狄联盟各狄种消亡的时间顺序，可以延伸想到：最初的匈奴联盟并没有包含西戎北狄的部落。“匈奴/屠何北胡联盟”的主要位置在北狄的北面及东面。 　　《鲜于氏族谱》记录：“三十九世章平王润：大为燕将秦开所败（公元前300年），失地两千余里，以潘满韩为界（未详何地）北胡酋阿里当夫请助报燕，不许。北胡怨不朝贡，自将伐之，败还。”《鲜于氏族谱》为“北胡酋阿里当夫”，《金氏源流谱》为“阿里”，蒙古卫拉特为“阿力大尔（可译作阿里歹）”实为一人之名讳，为报仇雪耻才联合萁子王朝后裔共谋伐燕。“秦开之战”在历史中有记录，与《鲜于氏族谱》完全吻合，《鲜于氏族谱》还提到了一个人名，这个人名在厄露特传说、赐姓金氏族谱上均有记载，因此该记录也是真实的。 　　李牧击退匈奴，是战国时期第二次出现“匈奴”之名；当时的‘匈奴北胡联盟’形式并没有改变，与诸夏国犬牙交错相邻。由于屠何本是自匈奴之中分离出来的部落，故该联盟冠以的名号仍是“匈奴”；阿里被燕将秦开击破后，为报复南朝诸国，再次向燕国发起进攻，失败而还；这次战役在历史中同样没有记录。阿里之子吉刺先为西屠何王，继位后发动了对南朝的一次较大的进攻，这次战役因为规模庞大被记录在赵国的史籍中，匈奴与李牧的较量史书原始记录为“单于奔走”，匈奴参战人数为十万。战役失败后北胡联盟解体，屠何部族集中在阴山山脉至雍州云阳放牧；该区域的北狄集团（淳惟后裔犬戎组成的集团之白狄，见前述。）于公元前470年前后，承受不了匈奴屠何南下及秦、晋的拓土争战撤走东迁，该地再没有出现白狄的活动踪迹，匈奴屠何迅速南下填补了这一真空，并将之经营成为史籍中的“匈奴故地”。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匈奴自北南下的时间段及迁徙路线。 　　 　　北胡屠何联盟解体，屠何部汇聚在雍州西屠何王吉剌的领导下，利用联姻的方式和屠何自身的管理模式，组成了新的部落联盟，沿袭古匈奴的尊号；部落贵种就是屠何族，此匈奴就是秦国赢渠梁时期记录在史册的匈奴联盟的延续；东胡、楼烦、河南白羊王、山戎等先前的匈奴联盟成员已经完全脱离控制，东胡部（东屠何王）南下接替屠何成为地区霸主，组建了新的“东胡联盟”。 　　 　　屠何被齐燕联军战败的时间在公元前663年，屠何自东向西的转徙拓迁的具体时间大约为公元前663年至470年前就已经存在，而这个阶段就是匈奴和屠何合并的时间，因为只有和居住在屠何西方的匈奴合并后，屠何才有实力向西扩展势力范围，并将部落带向西方定居。“匈奴/屠何”向南转徙雍州自公元前470年开始至公元前350年左右完成，并带来了自己的家族传说建造了祭祀宫殿，姓虚连鞮（金天氏）号云阳氏，这一点在匈奴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没有出现任何关于云阳的依据或传说，匈奴失去云阳这个地方的时间也得到了界定----公元前350年。前后匈奴联盟的的活动区域，涵盖了秦赵燕的几乎全北部边境，《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盖因于此。《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同。《史记》卷43《赵世家》所言甚明，司马迁的“三国边于匈奴”，是概括了屠何的“北胡前匈奴联盟”，以及屠何西迁后整合北狄西戎“后匈奴联盟”的称谓。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屠何或者匈奴的整个迁徙演变过程，所谓的“匈奴西来之说、匈奴为白种之说、匈奴为夏后氏之说”等等理论皆不攻自破。 　　 　　《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后世史家对于文中“匈奴”的真实性，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吴承志说：“此‘匈奴’当从一本作‘猃狁’。此乃《左氏春秋》所谓‘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非《史记。匈奴传》居于北蛮之匈奴也。”蒙文通则说：“《本纪》言，‘秦惠文王更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于战国记匈奴为最先。《本纪》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鲍彪释曰：“是时诸侯连匈奴，秦恐义渠因而有变，故赂以和之。义渠之袭必次于五国之后，恐非与诸国遇时也。”上述词条或言匈奴为义渠，或言匈奴为犬戎，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匈奴即义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义渠的消亡时间在公元前272年，此时的义渠与秦之间一直处于战和状态，秦史中与义渠的战争也是清楚明确的，根本没有关于五国攻秦时期义渠有参与的记录，此处的记录不是义渠，而是游牧迁徙至此的匈奴（约公元前470年匈奴屠何即以迁徙至此）。匈奴之所以和诸夏国联合攻秦的主因，是秦国在此前将匈奴的祭天之地云阳夺走了（赢渠梁在公元前350年的时候吞并云阳）；匈奴向北退却后逐步融合“犬戎/北狄”，实力增强想夺回云阳。《战国策》：秦王“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的目的，是怕在五国联合匈奴的同时，义渠也参与之中。历代关于此时的匈奴与义渠的关联，是不明确匈奴早就真实存在的因素所蒙蔽的缘故。 　　 　　《史记。刺客列传》载：“。。。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战国策。燕三》《战国策。燕策》、《史记》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及卷86《刺客列传》。上引鞫武谏燕太子丹事，估计就在此前不久。据何晋《〈战国策〉研究》一书考证，《史记》与《战国策》内容大致相同的部分，是司马迁、刘向在各自成书过程中资料的重合，他们采用了汉代留存的战国策词。据此推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与《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与《战国策?燕三》，这四条有关战国时“匈奴”的记载，统统录自战国档案的原文；而中原各国确认“匈奴”的存在，应该也不晚于燕昭王时期。因此战国时期，“匈奴北胡部落联盟”存在的最晚年代可以基本得到确认。 　　 　　战国时代长达两个半世纪左右，“匈奴/屠何”向南压迫白狄至使白狄东迁，“匈奴/屠何”则迅速填补该地溃败后的真空，表明“北胡联盟”的建立，同样是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与和平的谈判，才得到了溃败的北狄的臣服。匈奴部落联盟的活动并没有被汉族所认知，《史记》、《战国策》有关战国时北方各游牧部落活动的文字，涉及“匈奴”的内容却只有五条，此时间屠何人口繁衍迅速，吸纳的零星部族众多，导致屠何军事力量空前的强大，除了向南对汉族地区实施军事打击之外，一路向西攻击西戎各部落；对于东胡的崛起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互为边境，直至汉初冒顿时期。 　　 　　从考古层面传来的信息也可以佐证屠何的迁徙过程。辽西地区最典型的文化形态为丰下文化。丰下文化又称夏家店下层文化，是龙山文化同红山文化融合后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文化。其分布范围，南起渤海，北达今赤峰，东迄医巫闾山，西至今唐山，为一地域较为广泛的文化形态覆盖区。遗址大部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小山包和台地上，遗址内有房址，为筒形地穴式、圆形半地穴式和建筑在地表的圆形、方形住宅。遗址中发现的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石斧、石刀、石锛、石磨盘、石杵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较高。器形有鬲、鼎等三足器及敞口罐、瓮、大口盆等；还有一定数量的骨器和铜器，铜器分武器和饰器。遗址中常发现贮粮的窖穴，主要农作物为粟和稷，还有牛、羊、猪的碎骨。这些出土物品表明，该经济类型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其中遗址中发现有村落的石围墙和城堡式遗存，表明这些部落已建有防御设施，是正在步向阶级社会的标志。这些考古发现，清楚地显示在辽西中部的广大区域，曾存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经济形态的族群。该族群以部落为单位，分散于辽西中部的大小凌河流域。从经济文化形态上看，与中原相类，既不同于东胡的畜牧经济形态，又与之有个别相联系之处，可印证其与东胡的相互关系。经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属于东北夷；而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东北夷只有屠何、俞人。因此该文化形态属于东北夷东屠族群的屠何。进入殷商时代战争不断。殷商统治者经过多次征战，包括仲丁征兰夷，河亶征伐班方，武丁征伐鬼方、土方，以及商代其他统治者征伐吉方、人方、基方、羌方、盂方、周人等方国的战争；处于殷商的东北方的屠何，经过殷的征伐融合，在原来城堡式遗址的基础上，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城池，小凌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城池或遗址集群。屠何的陶器制作以夹砂红陶为主，部分表面部分饰绳纹。出现了口沿饰花边的鬲，绳纹的斜直腹钵，宽沿的大敞口深腹罐，直口高领口沿起的大瓮，外叠唇盆、矮粗柄豆以及和鼎等代表先进工艺的陶制品。铜器制作方面，有青铜戈权杖出现，有大量精美的鼎、 、簋、俎形器出现。无论制作形式，还是文化色彩都已达到一定水平，青铜器制作甚至早于、超出中原地区，其代表性的魏营子文化类型，反映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魏营子文化范围比东屠时期的范围略小，其核心区位在大凌河流域的喀左、朝阳、北票、义县等地。时期大约从商晚期到西周。史学家从经济与文化特征上分析，认为该文化是从丰下文化类型而来的另一类文化，是东夷文化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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