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77号馆文选__岳魄--岳飞史料

（一）北伐的捷奏是否健全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留下的捷奏最多。《鄂国金佗稡编》卷16有《复颍昌府奏》、《陈州颍昌捷奏》、《郑州捷奏》、《漫独化捷奏》、《复西京捷奏》、《龙虎等军捷奏》、《复南城军捷奏》、《郾城县北并垣曲县等捷奏》、《小商桥捷奏》、《河北颍昌诸捷奏》（据奏捷内容，“颍昌”乃“孟州”之误）、《王贵颍昌捷奏》和《临颍捷奏》，《鄂国金佗稡编》卷19还有《鹘旋郎君捷报申省状》，共计十三份，记载了十七次战斗。这十三份捷奏却不能包括这次北伐的全部战绩。以下举几个例证，《宋史》卷29《高宗纪》载： 　　　　 　　　　 　　　　（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① 　　　　 　　　　 　　　　复蔡州是岳飞率主力北上的第一战，却无捷奏传世。《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载： 　　　　 　　　　 　　　　（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② 　　　　 　　　　 　　　　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③。孙显败裴满千户之战，也无捷奏传世。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和《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说，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具体的州县不清楚。此战也同样没有捷奏传世。 　　　　 　　　　 　　　　由此可见，岳飞的第四此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传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例如往后还要介绍的郾城和颍昌之战，虽有捷奏传世，而补充捷奏也已佚失。 　　　　 　　　　 　　　　残缺不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出准确无误的结论。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记载，尽可能作一番去伪存真、辗转推求的考订工作。 　　　　 　　　　①《皇宋十朝纲要》卷23也有同样的记述。《金佗续编》卷4有《复蔡州因奏贼虏之计大合上意奖谕诏》。《会编》卷205《淮西从军纪》：“（岳）飞取蔡州。”《金佗稡编》卷9《遗事》：“马羽守蔡，苏坚守西京，赵秉渊守淮宁，皆有干城牧众之功。”可知复蔡州后，由马羽驻守。 　　　　②《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丙寅也记录此战，但不提金将是排蛮千户。 　　　　③参见陈述先生《金史拾补五种》第83页。 　　　　（二）岳飞孤军深入的形势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金订立和约，宋朝称臣，金朝归还黄河以南的土地。可是宋高宗和秦桧命令岳飞等支大军原地驻守，河南之地却基本上不设防。绍兴十年，完颜兀术（宗弼）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又大驱南牧之马。他改变秋季出战的常规，而在盛夏用兵。女真骑兵如疾风急雨，很快重占重镇河南之地。 　　　　 　　　　 　　　　当时，刘锜带领近二万人，正前往东京开封，到顺昌府后，便遭完颜兀术大军围攻。刘锜部以逸待劳，以少击众，英勇抵抗，大败金军。完颜兀术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自己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①守开封，命韩昌守颍昌府，翟将军守淮宁府（陈州），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②。以这三个府为前卫，而开封府大军作后盾。 　　　　 　　　　 　　　　各路宋军相继进兵，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东线的韩世忠，西线的吴璘、杨政和郭浩三部都是努力作战的，但对战争全局不起决定作用。与完颜兀术大军对阵的中线，则有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军。 　　　　 　　　　七月初以前，岳飞的战斗部署大致如下：第一，由李宝、孙彦、粱兴、董荣、孟邦傑等人人率游击军，深入金军后方，攻城占地，切断和骚扰其供应线。第二，命武赳率兵进据虢州，与商州的邵隆、陕州的“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协同作战，切断完颜兀术与关中完颜撒离喝（杲）的直接联系。第三，后方留守部队，自然包括全部水军，还接管了直至江东路池州的江防③。第四，亲帅主力正面推进，据蔡州，克颍昌，复淮宁，取郑州，占洛阳，以扫清开封外围。 　　　　 　　　　 　　　　完颜兀术部署三个开封前卫据点，被岳家军夺据两个，剩下一个位于开封东南的应天府，应是张俊军的攻击范围。 　　　　 　　　　 　　　　当岳飞刚出师时，宋廷曾命岳家军的前参议官李若虚奔赴军前，制止北伐。岳飞说服了李若虚，李若虚回到临安，“谓敌人不日授首矣，而所忧者他将不相为援”④。这实际上反映了岳飞对形势的估计。他出师时的“所忧”很快变成了现实。 　　　　 　　　　 　　　　东线和西线的宋军不能同岳飞直接配合。张俊军近乎兵不血刃，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刘锜自顺昌战胜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立新功。他有七个军，左右两军护送家属、伤员和辎重撤回镇江府，剩下的一万多人留在顺昌，按兵不动。 　　　　 　　　　 　　　　到七月初，岳飞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宋庭却还要刘锜全军撤回镇江府，而顺昌府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岳飞上奏说： 　　　　 　　　　 　　　　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⑤ 　　　　 　　　　 　　　　岳家军打了一系列的胜仗，占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很严重的军事弱点。岳家军在闰六月底已突入开封府的中牟县，夜袭金军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不足，完颜兀术的大军又近在咫尺，岳飞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并采取措施，集中兵力。 　　　　 　　　　 　　　　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2《乞号令归一奏》中，岳飞要求将虢州武赳一军撤回，把原属陕西路的陕、虢两州交付川、陕宣抚司管辖。主张洛阳和河南府路的防务由李兴独立负责，蕲、光、黄三州的防守也拨还张俊的淮西宣抚司。这个奏疏反映了岳飞集中兵力的部分措施。 　　　　 　　　　 　　　　岳家军在开封外围逐步集结，集结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可是完颜兀术却不待对方集结完毕，抓紧战机，抢先发动大规模反攻。 　　　　 　　　　①《金佗续编》卷11《照会四太子勾诸军马攻打楚州省札》说，绍兴十一年时，龙虎大王的职务是“监军”。据《金史》卷4《熙宗纪》，卷80《突合速传》，《大？（上白下大）传》，天眷三年（即绍兴十年）十二月，完颜突合速和大？接替完颜阿离补和完颜撤离喝任元帅左、右监军。宋方记载一般称大杲为渤海万户大挞不也，则龙虎大王应该是完颜突合速。 　　　　②关于金军屯驻情况，据《会编》卷201，卷202，《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宋方记载“三路都统”守应天府。“三路都统”一说是葛王完颜裒（金世宗），一说是完颜阿鲁补（《会编》卷181，卷182）。《金史》卷6《世宗纪》说金世宗封葛王尚在绍兴十年后，卷68《阿鲁补传》说完颜阿鲁补在当年守归德府（即应天府）。《阿鲁补传》还说大？守颍州（顺昌府），赤盏辉守陈州，与《金史》卷80《赤盏辉传》和《大？传》又互相矛盾。据岳飞《陈州颍昌捷奏》守陈州德应该是翟将军。顺昌府更由刘锜军守卫，金方并未攻取。 　　　　③《石林奏议》卷11《奏措画防江八事状》：“近者又闻岳飞分兵下守池州。”这当然是指水军。 　　　　④《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 　　　　⑤《金佗稡编》卷12《乞刘锜依旧屯顺昌奏》 　　　　 　　　　（三）郾城和颍昌的两次关键性大捷 　　　　 　　　　 　　　　郾城之战发生在七月八日。完颜兀术探得岳飞亲驻郾城，故率女真主力骑兵突袭，企图一举摧毁对方的中枢神经。今将《鄂国金佗稡编》卷16岳飞捷奏摘录于下：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 　　　　 　　　　 　　　　“盖天大王蔡里，名完颜宗贤”⑴。据叶梦得说：“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濬、滑，以主签军。”⑵他原来担任后方留守，这次在郾城上阵，说明完颜兀术自顺昌败后，已得到了增援。以下再引两份宋高宗手诏： 　　　　 　　　　 　　　　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⑶ 　　　　 　　　　 　　　　这是宋高宗看了五日一奏和郾城捷奏后的回复。第二份手诏说： 　　　　 　　　　 　　　　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⑷ 　　　　 　　　　 　　　　现存捷奏实战斗刚结束时立即上报的，叙事简略，因“天色昏暗”，战果也来不及统计，故后来又有补充捷奏。这份捷奏虽已佚失，但在宋高宗第二份手诏中仍有反映，其中“虏以精骑冲坚”的情况，还开列所杀“酋领”的姓名。宋高宗看到补充捷奏，对此战的评价由“已获胜捷”提高到“实为隽功”，并且发下一道奖谕诏：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远闻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⑸ 　　　　 　　　　 　　　　这是宋廷对郾城之战所作出的绝高评价。 　　　　 　　　　 　　　　宋廷还有一个省札说：“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⑹完颜兀术大军十多万，光一万五千的骑兵不应成为“全军”。估计这一万五千骑兵乃是其前锋和精华，在战斗过程中，十多万人马陆续开到战场，并在岳飞的补充捷奏中有所交代。岳家军共十万兵力，至少分成十二军，游奕军的另一部分随统制姚政守颍昌⑺。这一个半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兵力，除去守城军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参战兵力就更少。可见郾城之战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金军擅长的战术，是以左、右翼骑兵进行迂回侧击。宋时行阵术语称左、右翼骑兵为“拐子马”。所以叶适说：“拐子马，虏之长技。”⑻女真骑兵“善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他们与敌军一个回合交锋失利后，败而不乱，重整编队，再次冲锋。“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⑼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⑽。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金军主力是骑兵，而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岳飞主要靠缴获大量马匹，才组成较大规模的骑兵。在郾城之战次年援淮西时，光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⑾。岳飞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敌人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这是其他各支宋军做不到的。 　　　　 　　　　 　　　　八日之战结束后，金军不肯甘休。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军官队，前往侦察。他们同敌军相遇后，一拥而上，抢先把敌将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金骑如鸟兽散。 　　　　 　　　　 　　　　完颜兀术不敢再窥伺郾城，又以大军进占郾城和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及其副手王贵两军的联系。岳飞另一副手前军统制张宪当是在十日后从淮宁府赶到郾城的。十三日，他奉命指挥前军、背嵬军、游奕军等“诸军人马”，前往临颍，寻求与完颜兀术大军决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巡绰到小商桥，猝然与完颜兀术大军遭遇，他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人全部英勇战死，金军也支付了更大的伤亡代价⑿。完颜兀术怯于同张宪对阵，率军转攻颍昌。张宪于十四日天明驱逐不多的金军，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县⒀。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颍昌府也发生激战。据王贵的捷奏说： 　　　　 　　　　 　　　　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雲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千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据此，王贵当“续具”捷奏上报，而这份补充捷奏也已佚失。但是，《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一段记事，应来源于这个补充捷奏： 　　　　 　　　　 　　　　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岳珂这段记述应有所据，而决非杜撰。例如据《金史》卷55、卷57《百官志》，金朝设有正三品的统军使和正四品的副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即是夏姓的金吾卫上将军，虚衔也是正三品。其虚衔和实职的官品完全一致。 　　　　 　　　　 　　　　据《鄂王行实编年》载，此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宋方虽有中军、游奕军、背嵬军与踏白军、选锋军五军，除踏白军外，背嵬军、游奕军的一部分尚在郾城和临颍，选锋军的一部分当随统制李道在外地，中军的一部分也随统制苏坚屯驻洛阳等地，都不是全军。可见首先出城的三个军，兵力也不过一万几千人。颍昌之战同样也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十分激烈，“人为血人，马为血马”⒁。连王贵这样的宿将也不免一度怯战。岳雲斥责王贵，坚持战斗，他本人就十多次杀入敌阵，身受百余处伤⒂。直到董先和胡清率守城的踏白和选锋两军增援，才扭转了战局。 　　　　 　　　　 　　　　自七月八日到十四日，自郾城之战到颍昌之战，无疑是岳家军经历严峻考验的时期。这两次关键性的大捷，使完颜兀术的大举反扑完全被粉碎了。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⒃，是金军中流行的一句话。在绍兴十年前，岳家军主要是同伪齐军作战，与金军尚无严重的较量。可见此语主要是绍兴十年战争中的经验之谈。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完颜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顺昌战后，“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败于刘锜，真以战而败”⒄，但当时有不利于金军的盛暑天气。对于前三战，宋朝史书尚肯定其地位；而岳家军进行的后两战，却因岳飞被害，秦桧父子篡改历史，而失去应有的地位。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而单单没有这两战。其实，郾城和颍昌大战是在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岳家军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至于具体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其详，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⑴《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⑵《石林奏议》卷12《奏乞立赏格募人擒捕兀术等用事首领十三人札子》 　　　　⑶ ⑷《金佗稡编》卷2。 　　　　⑸《金佗续编》卷4《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堇大获胜捷赐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 　　　　⑹《金佗续编》卷10《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 　　　　⑺《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颍昌捷奏》证明，自张宪复颍昌后，姚政一直驻守此城。 　　　　⑻《水心别集》卷16《后总》。关于拐子马即左、右翼骑兵，邓广铭先生已有考证，参见《岳飞传》（增订本）第414页附录二。 　　　　⑼关于女真骑兵的战术特点，可参《会编》卷195吴玠墓志，卷244《金虏图经》，《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 　　　　⑽《紫薇集》卷12《梁吉等为乌珠（兀术）接战获捷各转一官制》。 　　　　⑾《金佗稡编》卷22《淮西辨。》 　　　　⑿杨再兴以下战死者名单见《紫薇集》卷19杨再兴等追赠五官和七官的两份制词。 　　　　⒀关于张宪的兵力和重占临颍的日期，据《金佗稡编》卷16《小商桥捷奏》。 　　　　⒁《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⒂《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9《诸子遗事》。 　　　　⒃《金佗续编》卷30王自中《郢州忠烈行祠记》。 　　　　⒄《会编》卷202，《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 　　　　（四）关于岳飞军事情势不利的记载 　　　　 　　　　 　　　　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班师，历来不外二说：一是军事情势不利说，二是奉诏班师说。这里就前一说的记载进行介绍和分析。 　　　　 　　　　 　　　　《紫薇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说： 　　　　 　　　　 　　　　今年夏敌人攻顺昌之时，陛下屡降宸翰，使俊援刘锜，俊但奏起发，初无引道之意。朝廷于是遣雷仲、王德援顺昌，俊苛留不遣。逮敌人既退，然后徐徐渡江，全军而出，仅能取已降之宿、毫，又不能经理。复不俟命而擅退师，使岳飞军孤，敌人复振，此俊之罪也。 　　　　 　　　　 　　　　《紫薇集》同卷《为王德田师中除正任承宣使缴奏状》也说： 　　　　 　　　　 　　　　前者王德从大军至宿、毫之日，正岳飞与敌人鏖兵于京西之时也。成师以出，仅能收复两郡，乃擅退军，遂使岳飞军孤，敌势猖獗。议者莫不归咎，至今国言未已。 　　　　 　　　　 　　　　《宋史》卷445《张嵲传》也有类似记载。张俊仗没怎么打，邀赏却漫天讨价：第一，要求部将王德和田师中升任仅次于节度使的正任承宣使。第二，全军八万人中，居然有四万多人立“功”，要求论“功”行赏。张嵲身为中书舍人，拒绝写制词，并上奏劾责张俊等人。其实，说“擅退师”也是冤枉，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说：“已令张俊措置毫州，韩世忠措置宿州、淮阳军，卿可乘机进取陈、蔡，就闰六月终，一切了毕。”①可见张俊的撤兵乃是宋高宗的战略部署。劾责张俊退师，使“岳飞军孤，敌势猖獗”，在原则上是不错的。然而张俊退兵是在闰六月底，岳家军克洛阳和粉碎金军猖狂反扑是七月，可见“军孤”不见得必然导致班师。 　　　　 　　　　 　　　　第二类是有关刘锜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说： 　　　　 　　　　 　　　　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毫，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于是并力以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于锜。锜为出兵牵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飞军得还。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 　　　　 　　　　 　　　　自闰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毫州、宿州，飞取蔡州、陈州，京东、西响应。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锜，或言：“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锜曰：“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别将雷仲、柳倪直趋太康县。诸将曰：“贼在沙河，而诣太康，非路也。”锜曰：“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军至太康，虏果解去。 　　　　 　　　　 　　　　这两条记载都有明显错误，如岳飞屯颍昌之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岳家军并未得到刘锜一兵一卒的支援，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兀术退遁开封。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抵太康，未遇一个金兵，恰好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章颖写《岳飞传》，大体照抄《鄂王行实编年》，又与本人所写的《刘锜传》自相矛盾。故元人修《宋史》卷366《刘锜传》，应大致照抄宋《中兴四朝国史》，就斧削了这段记事。 　　　　 　　　　 　　　　第三类是赵甡之《中兴遗史》，此书虽已佚亡，《三朝北盟会编》卷204保存了其记事： 　　　　 　　　　 　　　　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载： 　　　　 　　　　 　　　　（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初，岳飞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会张俊自毫州南归，金人谍知飞军孤无援，于是并兵以御飞。飞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抚判官刘锜。锜遣统制官雷仲出兵牵制，抵太康县。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会天大雨，溪涧皆溢，敌骑不得前，官军乃还。（此以赵甡之《遗史》、《岳侯传》、《淮西从军记》参修。） 　　　　 　　　　 　　　　《要录》以秦熺《高宗日历》为底本，再参据其他记述。李心传在注中说明取材来源，无非因《高宗日历》无从查考②。他取材于《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的，是“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一句，而弃其杨再兴战死临颍之说；取《淮西从军记》岳飞“不能支”，求援刘锜，刘锜出兵太康的记事，又删去岳家军“几败”，刘锜出兵后，“金人乃退，飞军得还”之说；取《中兴遗史》杨再兴战死颍昌之说，又删去“五百骑”“杀数千人”的记事。依李心传的估计，颍昌之战其实不算胜仗，但又写上“败之”二字。 　　　　 　　　　 　　　　今存颍昌捷奏表明，此战并无“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杨再兴战死地点也显然不在颍昌。 　　　　 　　　　 　　　　综上所述，前引的记载不能提供准确可靠的证据，用以说明岳家军在敌人猛烈反击下，折将损兵，几陷失败，以致不班师就得丧师。 　　　　 　　　　①《金佗稡编》卷2。 　　　　②《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 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兵战于颍川（昌）府，败之。”除“兵”字外，文字与《要录》第一句同，可能即是《高宗日历》的原文、从颍昌捷奏看，王贵并未任都统制，他作为岳飞第一副手的头衔是“提举一行事务”。 　　　　（五）朱仙镇之战考辨 　　　　 　　　　 　　　　关于朱仙镇之战，或认为是岳珂捏造此次战役，或认为此战应发生在六月，七月金军大举反扑后，即无可能。这里先引《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事： 　　　　 　　　　 　　　　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兀术复聚兵，且悉京师兵十万来敌，对垒而陈。先臣按兵不动，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 　　　　 　　　　 　　　　照抄这段记述的有章颖的《岳飞传》和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襄阳石刻事迹》固然辑于《鄂国金佗稡编》正式刊印之前，但其内容和文字，无疑是抄录早已问世的《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一战的还有《皇宋十朝纲要》卷23，《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5，《中兴大事记》，《大金国志》卷11，《文献通考》卷315等，且以《中兴大事记》为例： 　　　　 　　　　 　　　　岳飞捷于郾城，乘胜逐北，兵至朱仙镇，距东京四十五里。① 　　　　其战兀术也，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② 　　　　 　　　　 　　　　吕中此书写于“南渡百年”③时，已属南宋晚期，显然也是抄录《鄂王行实编年》无疑。这些晚出的史籍采用岳珂朱仙镇之战的记事，当然不能成为确有此战的证据。现存比《鄂王行实编年》早出或大致同时的史书、文集、笔记之类，都无朱仙镇一战的记述④。 　　　　 　　　　 　　　　人们否定朱仙镇一战的理由是一无捷奏传世，二无其他史书过硬的旁证，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也须考虑宋高宗和秦桧大兴文字狱，篡改历史造成的严重后果。岳飞绍兴十年传世的捷奏既已残缺不全，而号称良史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岳飞主要事迹的记载又是如此残缺错讹。可见这两条理由并不能成为很充分的理由。 　　　　 　　　　 　　　　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的原稿，是其父岳霖委托国子博士顾杞所撰，编写时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⑤。此外，岳珂还参据过《野史》的记述⑥。现在顾杞原稿和《野史》既已失传，我们就不能断言，在《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这两部书也没有朱仙镇之战的记载。《鄂国金佗续编》卷14岳霖、岳震、岳霭、岳甫上《赐谥谢表》说：“鼓行将入于京都。”似可表明，在顾杞原稿中已有朱仙镇之战的记录。 　　　　 　　　　 　　　　岳珂写朱仙镇之战实有含糊和离奇之处，例如连“骁将”的姓名也不交待。然而在秦桧深文罗织之余，似不足深责。前面叙述二次北伐时引赵鼎日记：“遣偏将收复商州。”单凭这句话，又岂知“偏将”是何许人也。《鄂王行实编年》载朱仙镇一战，可能即是“考于闻见，访于遗卒”的产物，因年深月久，而战况又不能得其详。 　　　　 　　　　 　　　　宋高宗和金朝订立屈辱和约，并划分地界时，郑刚中与金使争论，有如下一段谈话： 　　　　 　　　　 　　　　尚书（按：指金使兀林答赞谟）却是论行兵，不是论疆界也。兵锋到处，岂有便是自家州县。且如往时，岳飞兵至郾州（城），韩世忠兵入山东，，不成许多州县皆是朝廷退还上国也。⑦ 　　　　 　　　　 　　　　韩世忠军在绍兴十年只攻下一个海州，而岳家军且不算游击军在黄河以北的攻城占地，即以现存捷奏而论，而在郾城之北尚有颍昌，颍昌以远尚有郑州和洛阳。由此可见，郑刚中地谈话只是举例，他不提朱仙镇，似不能作为无朱仙镇一战的根据。 　　　　 　　　　 　　　　以下谈谈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后，岳飞乘胜进军有无可能。现存绍兴十年最后一份捷奏，是《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今摘录于下： 　　　　 　　　　 　　　　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⑧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 　　　　 　　　　 　　　　这是在临颍东北，即往开封大道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临时出城应战。除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又据《宋史》卷368《牛皋传》： 　　　　 　　　　“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参加大战。 　　　　 　　　　 　　　　《朱子语类》卷136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进军的。故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相当的可能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朱仙镇战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据《金史》卷77《宗弼传》，“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占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这有宋方两件原始公文为证⑨。“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当然应是金军撤出后的重占⑩。《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宗弼传》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 　　　　②《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7。据《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颍昌大战时，岳雲“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原非以八百骑破敌，乃是吕中史笔的疏谬。 　　　　③《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附注。 　　　　④《要录》是以高宗在位时的主要官史——《高宗日历》为底本的，故《高宗日历》不载朱仙镇一战，也是毋庸置疑的。 　　　　⑤《金佗稡编》卷9。 　　　　⑥《金佗稡编》卷21《建储辨》，卷22《淮西辨》，卷23《山阳辨》，卷24《张宪辨》，其中摘录的《野史传》，即《野史》的《岳飞传》。 　　　　⑦《北山文集》卷1《良嗣述与北官分画疆界事》。 　　　　⑧“五千骑”，《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和《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作“六千”，“五”和“六”当有一字刊误。 　　　　⑨《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注引岳飞给胡世将公文，《永乐大典》卷3586张守《毗陵集·乞屯兵江州札子》。 　　　　⑩《金史》卷79《孔彦舟传》载：“克郑州，擒其守刘政。”而不提下开封的事。刘政是岳飞部下准备将，曾夜袭中牟县金军万户漫独化营寨（《金佗稡编》卷16《漫独化捷奏》）。可知孔彦舟再“下汴、郑”，确非五月初占，而是岳飞班师后重占。刘政当时约率少量兵力留守郑州。 　　　　（六）班师的考证 　　　　 　　　　 　　　　《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后，涉及岳飞这次北伐班师的记载不少，一般都说是奉诏班师，比较例外的是《三朝北盟会编》卷204： 　　　　 　　　　 　　　　二十一日壬戌，岳飞自郾城回军。岳飞在郾城，众请回军，飞亦以[为]不可留，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不整，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 　　　　 　　　　 　　　　徐梦莘将各种矛盾牴牾的记载都博采兼收，故《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卷220《中兴姓氏录》等又都持奉诏班师之说。 　　　　 　　　　 　　　　另一值得注意的记载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晚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则在“深入”和“始传令”之间增添以下数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前一句采自《会编》卷204，后一句又是取《岳侯传》的叙事。《要录》和《中兴圣政》主要应取材于秦熺的《高宗日历》，而语言又相同，说明《高宗日历》的记载很可能也是奉诏班师。 　　　　 　　　　 　　　　关于岳飞是否奉诏班师，幸好《鄂国金佗稡编》卷12《赴行在札子》已有明确交待： 　　　　 　　　　 　　　　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 　　　　 　　　　 　　　　岳飞二十七日已到顺昌，则二十一日，即颍昌大捷后七天的班师日期，也应是相当可信的。 　　　　 　　　　 　　　　以下还须交待两个问题，一是金字牌的性质和传递速度，二是宋高宗大约在什么情势下“累降御笔处分”。 　　　　演义小说和戏曲往往把金字牌作为令牌，其实是一种误解。金字牌是宋时落后交通条件下一种最快速的邮递。它创设于北宋神宗时，木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 以作递送皇帝发下急件的标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⑴。 　　　　 　　　　 　　　　这种制度延续到南宋初，在军情紧急时，用金字牌递发的文件数量颇大，如绍兴四年九月到五年二月，“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⑵。臣僚给宋廷的急件，则用“急递”，宋高宗给岳飞手诏说：“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画措置，先入急递奏来。”⑶按规定，金字牌“日行五百里”，急递“日行四百里”⑷。临安距开封二千二百里，距洛阳二千五百里⑸，用金牌或急递，应须四五天或六七天。 　　　　 　　　　 　　　　但是，因交通条件、战争期间绕道等各种原因，纸面上规定的速度往往达不到。宋孝宗时，“行在（临安）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正月末，宋高宗发手诏到鄂州，岳飞二月九日收到，为时十天⑺。金字牌如此，急递也差不多。岳家军克颍昌是闰六月二十日，此月二十九天，宋廷回复省札为“七月二日”⑻。七月八日发出的郾城捷奏，到达临安日期是“十八日”⑼。绍兴十一年二月，高宗“十九日二更”的手诏说，“得卿九日奏”⑽。鄂州距临安比洛阳、开封、颍昌和郾城都近。而急递行程仍是十一天。实际上，只要日行三百多里，已不算“稽迟”⑾了。 　　　　 　　　　 　　　　由此可见，自岳飞宣抚司发往宋廷的文字，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岳飞七月二十一日班师时，所得金字牌递送的宋高宗“累降御笔”，应是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而宋高宗发“累降御笔”时所得的前线报告，至多是七月二日复京西的捷奏。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载：“忽一日，诏书一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也有十二道金字牌之说。然而现存的宋高宗八十六份御笔中，连一道班师诏也没有。故又有一种意见认为，十二道班师诏之说不可信。其实，宋高宗给岳飞的御笔原有“无虑数百章”⑿。绍兴八年，岳飞请辛次膺看“平生所被宸翰”，已有“数百纸”⒀。既然宋高宗的御笔已大部分佚失，对十二道班师诏的否定便无充分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3的一份宋高宗手诏说：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同共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衅，亦须声援相及。杨沂中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卿可照知。 　　　　 　　　　 　　　　此诏证明，岳飞在七月十八日，即张宪临颍之战的当天，曾向宋高宗发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疏，反对“措置班师”。宋高宗不得不勉强依允，但又不准岳飞单独行动，必须与他的心腹杨沂中“约期并进”。宋高宗发手诏的时间，应在七月二十七日以后，而岳飞在二十七日已退至顺昌了。 　　　　 　　　　 　　　　据岳珂说，岳飞十八日奏“累千百言”，但现在只剩一个节略：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⒁ 　　　　 　　　　 　　　　岳飞此奏，应是针对当天收到的一个班师手诏而发的，这个手诏现在也已佚失。他十八日还反对班师，二十一日又作出一生最痛心的决定，无疑是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从此奏的节略看，如无硬性的、毫无伸缩余地的严令，他显然不会轻易班师。故十二道金字牌之说，应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他一到临安，立即上奏辞职，其悲愤的心情自可想见。 　　　　 　　　　 　　　　秦桧出于奸细本能，必须破坏岳飞北伐。但是，对岳飞这样功高权重的大将，他以三省、枢密院名义发省札，不见得有多少约束力，有约束力的只有宋高宗亲笔手诏。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个人的作品，他往往同宰执大臣共同商议，并由大臣们起草⒂。可见秦桧迫使岳飞班师，必须通过宋高宗手诏。 　　　　 　　　　 　　　　宋高宗的心理自然不能与秦桧等同。他对岳飞北伐的态度是一怕大败，二怕全胜。大败会有灭顶之灾，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大胜则岳飞功盖天下，威略震主，也不堪设想。赵匡胤既由武夫兵变，而黄袍加身；对武将的疑忌和防范，遂成赵宋的家规。秦桧正是摸准了宋高宗的心理，而不断对他施加影响。 　　　　 　　　　 　　　　据现存的宋高宗手诏，皇帝不断对岳飞的进军施加限制，如令他闰六月内中止军事行动，占地也以陈、蔡两州为限。岳家军正是突破皇帝的限制，向前挺进的。七月初，宋高宗一份手诏说： 　　　　 　　　　 　　　　今已入秋，预当严备，以防豕突。蔡、颍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当分兵将屯守防捍，并谋绝其粮道，使虏有腹背之顾。在卿方略，随宜处画。朕久欲与卿相见，事毕，轻骑一来为佳。⒃ 　　　　 　　　　 　　　　当时，宋高宗尚未接到闰六月二十五日复郑州的捷奏，故规定岳飞只要“措置”“蔡、颍”完毕，即行班师。他又在后一手诏中说： 　　　　 　　　　 　　　　览卿奏，知已遣兵下郑州，自许、陈、蔡一带，形势皆为我有。又大军去贼寨止百余里，想卿忠义许国之心，必期殄灭残虏，嘉叹无已。然贼计素挟狙诈，虽其奸谋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谨间谍，乘机择利，必保万全。兵事难以隃度，迟速进退，朕专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劳卿一军，未到间，卿有所欲，前期奏来。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⒄ 　　　　 　　　　 　　　　此诏又重申了“入觐”事宜。纵观直至复郑州为止的宋高宗手诏，他对岳家军的节节推进，甚为惶恐不安，怕败的心理尚可明言，惧胜的苦衷又隐而不宣。七月六日丁未，李若虚由前线返临安⒅，申述岳飞北伐的决心和信心，更使宋高宗忧心忡忡。为了免于大败或全胜，最好的方案自然是班师。现在前有复郑州的回诏，后有战郾城的回诏，中间却无复洛阳的回诏。无论从上引两份手诏的内容分析，还是按金字牌和急递的来回时日推算，估计宋高宗严令“入觐”的“累降御笔”，即在接到复洛阳捷奏的前后发出的。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宋高宗接岳飞十八日上奏，允许暂止班师，“桧闻之，益惧”，“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各以本军归”，再“以先臣孤军不可留”，而一天发下十二道班师诏。这是为诿过秦桧，开脱宋高宗，而故作曲笔。第一，如前所述，宋高宗发暂止班师手诏时，岳飞早已班师了。第二，岳飞班师仅晚于张俊，比刘锜和韩世忠都早，杨沂中更是在岳飞班师后，才开赴前线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迫令岳飞班师，确实成为其他各军相继撤退的关键。因为除岳家军外，其他各军都无单独挺进，而与完颜兀术大军周旋的能力。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还将这次北伐的夭折喻之为“一篑亏成”，也同样夸张失实。从地域上看，岳家军仅克复京西路的大部，河北、河东和京东路仅由游击军占领了一部分。从军事实力上看，完颜兀术大军在顺昌、郾城、颍昌等战役中，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未被歼灭。怎么算得上止差一篑之功呢？章颖撰《岳飞传》，将这四字删去，是删得对的。 　　　　 　　　　 　　　　虽然岳珂本着慈孙之心，对祖父的军事成就渲染得言过其实；我们对这次北伐的声威，仍然不应低估。《鄂国金佗续编》卷14宋孝宗时的《忠愍谥议》载： 　　　　 　　　　 　　　　时太行有魁领梁小哥者，亦乐为先驱，捷书至幕府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虏酋虽签军，无一从者，乃自叹曰：“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屡见挫衄！”公至是喜甚，语其下曰：“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这段文字反映了全胜在望的气氛，亦为后来的《鄂王行实编年》所采纳。宋使洪皓被金朝扣留，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反映敌方的动向：“及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未几而岳帅军回，吴璘兵大败，河南、关西故地一朝复尽得。”⒆对岳飞的班师深表惋惜。 　　　　 　　　　 　　　　由于宋高宗和秦桧的苛政毒罚，对青史滥加玷污，使一些宋朝士大夫对岳家军的战绩，已经相当模糊不清了⒇。但在金朝方面，即使经历了若干世代，对这个可怕的敌手却依然心有余悸。岳飞身后二十年，金完颜亮攻宋时，“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21.岳飞身后六十多年，金朝招诱吴曦叛变的诏书中也承认：“（岳）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22. 　　　　 　　　　 　　　　总之，绍兴十年的北伐虽然夭折，但仍不愧是岳飞军事成就的顶峰，也是南宋一代空前绝后的胜利记录。 　　　　 　　　　⑴《梦溪笔谈》卷11，《宋会要》方域10之25。 　　　　⑵《要录》卷86绍兴五年润二月戊辰。 　　　　⑶《金佗稡编》卷2。 　　　　⑷《宋会要》方域10之52，11之17。 　　　　⑸《元丰九域志》卷5，《乾道临安志》卷2。 　　　　⑹《宋会要》方域11之20。 　　　　⑺当年正月共二十九天，《宋史》卷29《高宗纪》说，正月己巳（二十九日）“命”“岳飞进兵江州”。《金佗稡编》卷3岳珂对手诏的说明词：“（二月）九日戊寅。先臣始奉出兵江州之诏。” 　　　　⑻《金佗续编》卷10《收复颍昌令开具立功人等第省札》。《金佗稡编》卷2高宗七月“初三日”手诏：“览卿奏，克复颍昌。” 　　　　⑼《宋会要》兵14之30。 　　　　⑽《金佗稡编》卷3。 　　　　⑾据《紫薇集》卷19王处仁的出职制词，《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宋会要》职官2之32，王处仁自绍兴七年到十一年，任岳飞“承受文字官”，任职“积年”，“承受本司往来军期机速文字，到今无稽迟”，而保奏升官。可见尽管达不到日行四百里的速度，也不算“稽迟”。 　　　　⑿《金佗续编》卷13《给还御札手诏省札》。 　　　　⒀《夷坚甲志》卷15《辛中丞》。 　　　　⒁《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 　　　　⒂《朱文公文集》卷95《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赐诸将诏旨，往往命公拟进，未尝易一字。”《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注也说“御笔”“其实宰相所拟也”。 　　　　⒃⒄《金佗稡编》卷2。 　　　　⒅《要录》卷137。 　　　　⒆《鄱阳集》拾遗。 　　　　⒇叶适《水心别集》卷15《终论四》：“兀术再出，大败于顺昌、柘皋，始稍惧我，而盟约遂定。”可见在他心目中，根本无岳飞大举北伐，进行郾城、颍昌等战的位置。 　　　　21.《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22.《金史》卷98《完颜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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