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政国同志是我十分钦佩、尊敬的一位老首长。他智勇兼备，治军有方，深受部属爱戴和信赖。从四十年代初他任团长起，到五十年代后期他在军长任上调离，这段时间，我都在他领导的部队工作。他去世后，至今我仍时常缅怀他。 　　我第一次见到廖政国同志是在一九四0年七月。那时我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团二营四连当文书。挺纵取得保卫郭村战斗胜利后，东进黄桥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顽固派韩德勤继续闹磨擦，命令保安四旅等部阻我进军，妄图消灭我军于运动中。一路上我部与顽军进行了一些战斗。一天清晨，我连在庄家楼与敌接触，迅速向前冲去。当时，我腿上疮疖化脓，行动不便，落在后面。看到一位未戴军帽、浓发上梳的高身材首长，带了参谋、侦察、警卫人员在一堤埂旁边停住。他走上堤埂去了望，忽然一阵敌人子弹飞到附近，发出声响，他跳下堤埂风趣地说：“呦！炒蚕豆。”我跟着他们冲进庄子，一排房屋的院墙里有枪声朝我们射击，他命令向院子掷手榴弹。我即跑上前去掷了一个手榴弹。那时的广造木柄手榴弹分量重，又是头一回投掷，未掷进院里去，撞到墙头上炸了。后边人随即趴下，并责怪我险些儿伤了自己人。他听到警卫员说我是四连文书，新来的，就朝我看看，没有说什么。我那时帽檐里硬纸骨子被雨打烂，耷拉在额上，又未跟上连队，感到更加狼狈。当时我还不知他是谁。进驻黄桥后，去团部参加描绘战用地形图，又遇见他一次。这才听到老同志说，他是我团参谋长，是和已经壮烈牺牲的吴焜副团长一起从延安来的；他经过长征，打仗勇猛顽强，指挥很有办法。这是我初次对他的印象。那时他才二十几岁，已是一位久经枪林弹雨的军事指挥员了。不久，他调去四团(后称二团)当团长，就没有再见过他。 　　一九四二年冬，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的指示，适应苏中敌后根据地斗争形势，三分区一、二两个主力团合编。廖政国同志来合编后的一团任团长。我于一九四三年二月调任团机炮连指导员，从这以后，才和他有较多的接触。 　　廖团长对机炮连的建设很关心，花费过不少精力。起初，因部队整编，有多余基层干部需要降职使用；后来，他为了保存战斗骨干，免得作战中不必要的过多损失，将机炮连当作一个干部“储备所”：战前抽调一些战斗骨干来保存，战后又向各营提供补充。他将连长配作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斗组长。我调到机炮连时，干部已调整完毕，原连长胡友章调去团部任参谋，调来副营长胡云标任连长；原副连长黄敬山当迫击炮排长。当时，机炮连加强了编制，充实了人员，全连约有一百四十人，分迫击炮、机枪、步兵三个排。后来，形势有了发展，胡云标调走，胡友章又来当连长，黄敬山又当副连长，一些班、排干部又陆续恢复原职。 　　主力地方化后，各地独立团、区大队得到加强，在他们配合下，一团获得一个时期的整训。整训期间，廖团长经常找胡友章、黄敬山研究战术、技术训练问题。胡、黄二人都有多年军队生活经验，黄对追击炮有专业知识。廖团长对部属中军事知识有专长的，是不耻下问的。他跟他们研究制订了训练方案，通过他们抓部队训练，取得经验，在全团通过示范表演和比赛进行交流。在练兵中狠抓了投手榴弹、刺杀、射击瞄准等技术基本功的训练。投掷手榴弹要求投得远、投得准；要求人人会投手榴弹，机炮连从干部到炮手、机枪手、弹药手和炊事员都要练。廖团长认为只有这样，遇到情况才能应付，才能自卫和近战。用作练习的木制手榴弹都有重量要求，每人每天练习也有数量要求。经过苦练，手榴弹普遍掷到三十米以上，有不少能掷五、六十米远。 　　机炮连是全团重火器集中的地方。在武器装备条件差的情况下，廖团长为使部队有效地掌握现有手中武器，充分发挥其作用，更有力地消灭敌人。他很重视对武器的研究，他向黄敬山了解八二迫击炮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装多少药包、用什么角度、打多远距离？怎样才能瞄得快、打得准，杀伤的威力大？并和他们研究自制了一种简易测距器具，教炮手学会使用。还派人去学习了山东八路军那里传来的迫击炮改装打平射的方法，叫军械所制造平射需用的发射扳机等器件，使八二迫击炮能曲射、平射两用。同时，为了改善装备，自力更生，仿造、翻造武器弹药。南下浙西前，曾制造了六0迫击炮和枪榴弹装备部队。平时训练和打完仗都要求把各种子弹壳尽量搜集起来，送军械所翻造。对各种武器，凡是用得上的都舍不得丢弃，同志们讲廖团长是“十八般武器样样都要。”那时曾获得两门据说是光绪年代造的小平射炮，因为有几箱炮弹，打了还可翻造，廖团长叫修械所制造了配件并配备在后来建立的特务连，专门用一个班扛着。路好走，就把两个轮子架了炮身拖；南下天目山时，用骡子驮着爬山，遇到羊肠小道、陡峭之处，卸下来靠人扛。我们在芦家滩战斗虽然缴获了鬼子一门九二步兵炮，暂时不能装备使用，只好“打埋伏”。而这两门小炮，相比而言，行动起来，携带还算方便。鬼子投降后，我们北撤前，打双林伪军，这两门小炮终于也发挥了作用。成立特务连时，一个排没有武器，廖团长叫每人扛一根梭标，叫军械所打制一尺长的三棱三槽的利矛，装在标杆上，平时练使用要领及刺杀动作。直到打下沙沟，全排才换了装。他还叫我们试验如何着装、携带武器、多带弹药而行动起来又轻便利索。这也是为的尽量发挥现有装备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春，车桥战役后，连长胡友章率第三排（步兵排，有四个班，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去三分区带新兵。回来后，廖团长决定将俄造轻机枪班并入，另建立了特务连。我调任该连指导员。这个连配备的班、排骨干，虽不像机炮连开始那样要求，但也注意选配能培养为排、连干部的对象。例如将团部的老警卫员、通讯员调一些来担任正、副排长。对这个连的训练，廖团长也很关心，时常来看。除了投弹、刺杀、射击、做工事等训练外，还练武术。连长胡友章、副连长李玉山都会打拳劈刀，解放战士许清彦是个老武术员，就要他们教练使用梭标和一些武术。廖团长对练武术很赞赏，因为它不但增强战士体质，活跃连队生活，还有助于掌握刺杀、搏斗动作的要领。连队在全团做刺枪动作的示范表演，不但整齐有力，而且动作准确，“骑马蹲势”做得特别好。 　　廖团长对特务连不仅在组织建设、军事训练上关心，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也很关心。我们在固津练兵，发扬军事民主；同时，开荒种地，自力更生搞生产；开展尊干爱兵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部队三大民主的传统得到发扬。他到我们连来了解整风情况，同干部、战士交谈；参观我们布置的俱乐部，仔细看墙报上战士写的决心书，干部写的检讨信，称赞我们整风取得成果。他还参加连队庆丰收大会，观看我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亲自给我连作动员讲话，鼓励大家做好准备，迎接大反攻。 　　特务连的战士大部分是经过二五减租、参军运动来的青年农民，政治觉悟好；但由于打仗还缺少经验，团部对它的使用，起初给的任务都比较轻。南下浙西时，直属旅(纵队)部，分派任务也是这样，都是配合各营、团，拿廖团长的话来说，让它“有好吃的时候也跟着咂几口”，在实战中逐步提高战斗力。在廖团长的关怀下，果然这个连后来发展到二百多人，鬼子投降后，北撤途中编成营的建制。 　　廖政国同志对部属要求严格，平时话语不多，不了解他的，以为他不好接近。其实，与他接触过几次，便觉得他待人平等友爱，作风民主。无论平时、战时，下级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他都耐心倾听，从不轻易否定，更不随意批评指责。有两件事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一九四三年，有一次我看到一份上级机关办的报刊，上面有篇关于改进管教作风的文章，读了深有所感。因听说廖团长为了抓纪律，曾整治过不听招呼的参谋和警卫员，我想让他也看看这文章，就用红兰铅笔划了，叫通讯员给他送去。随后又觉得这事未免冒昧，提意见又不像提意见，连个字条也没写，对领导也不尊重。未过多久，不知他听谁说我会刻图章（我曾用唱片针自己抠着玩），叫参谋吴纪西拿了一块旧石印章来，要我帮他刻一个。同时，他叫吴参谋带口信说，上次送给他的报纸文章看过了。从这可见他对部属意见的认真态度。虽然上回我没有直截了当的向他提出什么意见，但他还是那么郑重其事。 　　二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打沙沟伪军据点，我们特务连参加了战斗，连长带了两个排向纵深打去，突破口一个高碉堡由我带一个排继续解决。打了一阵子，发现碉堡可能是“实心”的。我到碉堡下察看一下，也看不到门，也未见有射击孔。敌人从上向下扔手榴弹，用火力压住我们，排长陈继安手臂负伤了，天亮前碉堡不解决是个障碍。那时部队还没有学会使用炸药包，事先又未准备爬梯，团部一位参谋向我建议，说机炮连就在附近，可请他们用迫击炮打平射，叫我去向廖团长请示一下。我想，团指挥所虽然很近，只二、三百米，但受领了任务，不好再往那里去跑，何况去讲困难、提要求？可是，我又担心像打三旺庄那样，遇到个碉堡，挖了一夜，底层尽是泥土，解决不了问题，就硬着头皮去向团长报告。他听我说完，没有回答。我见他忙着指挥，向别人交待任务，就敬了个礼，转身要走，他忽地朝着我说：“喔，你看怎办？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团部参谋又叫我直接去找机炮连黄连长支援，我说团长不同意，参谋说，他没有讲不同意，再说，即使他同意，也是要你自己去找黄连长。我找到黄敬山连长，他带了班、排长选择一个距离合适的房角，在墙上掏洞，调来一门炮，按照平射的方法，做好一切准备，打了两发，据守的伪军从碉堡上放下梯子，缴枪投降。这时，天已拂晓。下午，我见南面友邻营攻击的纵深区域里，一个高大碉堡也是用炮摧毁的而且是动用了“老黄牛”——我们唯一的山炮，发挥的威力。虽然如此，我还是放心不下，不知团长对我到炮连搬兵怎样看法。过了很久，都没有听他提这件事。 　　廖政国同志身边的参谋，和与他作战时接触多的部属，都称道他的指挥艺术和风度。说他作战，再怎么紧张，都很沉着。我有一次机会，直接看到他指挥作战。那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打睢杞公路上的常郎屯，他当师长，指挥一、二团进攻。我们一团二营是预备队，打了一夜，一团未能突破。师部命令我营营长刘锡文带五、六连和机炮连从二团的突破口进入，向纵深突击，我带四连仍留在师指挥所附近待命。这时已是白天，我叫四连注意隐蔽防空，自己到师指挥所等着随时接受任务。我不了解前面战斗情况，对战役全局当然更无所知，只是从指挥所听到一言半语，知道战斗激烈，伤亡较大，进展受阻，师部特务营也用上去了，凭直觉感到情况紧张，急需改变这种胶着状态。我看到廖师长站在那里，敞着上衣，擎着话筒，满脸汗津津的顾不得揩一下，全神贯注的与前沿阵地通话，语气平和又坚决地下达着命令。有时又见他走到村头去了望，看看前面作战情况，向参谋交代一些任务。在他精心调度指挥下，全师全力以赴，下午三时许，终于全歼了守敌。这次战斗，我从他那专心致志，从容而果断的神态上，看到高度的责任感，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廖师长指挥作战时，以自己的言行感染部属。在豫东战役中，我营奉命增援友邻的柴砦阵地，又一次感受到它的作用。当时，廖师长是鉴于友邻阵地危急，命令我团派一个营去增援的，我团是处于东西两面受敌夹击、进行激战的情况下，受命执行任务，我营从对铁佛寺之敌交战的阵地上抽出，跑步进入柴砦，接替友邻，抵御了敌人步兵、坦克的猛烈攻击，坚守一天，入夜交防，圆满完成了任务。此战全营上下始终斗志高昂。营长先于常郎屯负伤，头颈不能转动，仍坚持在阵地前沿指挥战斗；我也腿负重伤，直到黄昏才最后坐上担架离开火线。这表现了在廖师长的影响下，团首长又以自己的全局观念和行动影响我们，一级影响一级所产生的众志成城的力量。 　　廖政国同志对部属有深厚的革命友情。我和他最后一次联系是在一九七一年。那年三月底，我在四机部等待分配工作，趁调令未下之前回家乡探亲。路经南京，想看一下多年未见的老首长。这时他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我在司令部见到陈识金同志，他介绍我去住炮司招待所，并答应向廖司令员捎口信。第二天晚上，廖司令员就来招待所找我，正值我外出，他随即走了。我了解到他们集中在军区开会，这期间很忙，并且不便会客，就决定先回乡。四月上旬我返回南京，招待所管理员告诉我：廖司令员又来过一趟，司令员说，这么巧，两次都不在。我听了很为感动，心想我和廖司令员十多年未曾有过联系，在目前这种条件下，他挤出时间亲自两次来看我，我不能就这样走了。我决定在南京多留一天，去他家看望他。结果没有见到，他下部队去了。七月，我调来南京九二四厂，去炮司看他，他不在；后来因为忙，未再去看他。第二年春，得知他在总医院住院，我在三0七招待所开会，近在咫尺，即抽空去探望。又因不到探视时间；到时我又开会走不开，心想反正以后有机会，再看他吧。谁知才个把月，他竞溘然长逝了……我到南京来，终未能见他一面。可他生前的音容，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中。象他这样一位战功卓著、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过重大贡献的我军著名将领，理应受到敬仰；他的革命业绩应该广为传扬；他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南京新联机械厂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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