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机场的熊熊烈火 　　一 　　1939年7月的一天，我到学校的时间已经不早，因为第一节没有课。那时，我读书的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在北京东路的中一信托大楼的四楼上，五楼是南通中学。由于房子紧张，不是每一课时都给我们排上课的。但那天有点怪，马路上多了不少巡捕，外国“三道头”也在“抄靶子”，电车上的人们意外的肃穆，没有往常的戚戚嚓嚓声。 　　走出电梯，钻进传达室，竟然没有一点声息，好象空气凝固了。我读书不用功，书本作业簿都存放在传达室里，习惯地向传达室老方取我的书本时，只见一位姓陈的同学神情激奋得不安的徘徊着。他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张报纸，至今记得大字赫然的标题是国军夜袭虹桥机场，我兴奋得晕头转向，脱口而出地喊道：“伟大!”不顾一切地跑进宽敞的阅览室里念起来…… 　　40年后，当年《导报》主笔陈同生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西郊传来密集的机枪声、炸弹声。日本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地从虹桥机场起飞，日本军车接连出动。停泊在黄浦江日占区一边的日本军舰下了炮衣。敌人这般紧张、慌乱，无异告诉人们，他们遇到难以制服的对手了。 　　之后，几家挂着‘洋商’牌子的汉奸报纸和一两家英文报纸透露出： 　　“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 　　“江南抗日部队前锋插入本市郊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袭虹桥机场的是我们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在日寇视为侵华主要基地的上海。”(《不倒的红旗》第348—349页) 　　二 　　二两年后，我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就在新生活开始的第一晚，大家称呼他为“邓副官”的邓鹏同志，也是上海来参军的青年学生，自豪地告诉我们大家参加的这支英雄部队，就是夜袭虹桥飞机场的。由于这一意外的巧遇，我狂喜得一夜没有睡着。 　　邓鹏同志绘声绘色地描述的这些英雄业绩里有一位中心人物：“独膀子”团长廖政国。就是他，带领部队打进虹桥飞机场的。以后，又有不少同志对我讲了不少“独膀子”传奇性的故事，什么16岁的连长啦，3过草地、雪山的“铁人”啦，什么从国民党军严密把守下居然大模大样过了兰州黄河大铁桥啦……由于没有见到本人，他，被人们越说越奇，越奇也就和普通人越远了。于是，我的这个“人物”和我曾经听说过的，或者是从书本上看来的“英雄”混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人物。 　　1942年底，我所在的泰州独立团二营上升到主力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旅第一团。营长、政治教导员和营部人员都要回到泰州去，坚持原地斗争。我是营部的干部文化教员，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我害怕！那时候，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苏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尖锐，环境艰苦，又面临华中日伪倾全力对苏中“清乡’的前夕，好多和我一起从上海下来的青年学生都被动员回家了。我年纪小，身体差，又缺乏部队生活锻炼，加上背着“托派”嫌疑的包袱，真害怕“精简”到我头上。倒不是怕回上海没饭吃，父母还指望我念大学后出国留学光宗耀祖哩。但是，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革命道路，能走回头路吗？回上海以后又向那里去呐？ 　　我真怕! 　　 一团政治处宣教股长柳汀同志忽然来到我们营部驻地，对教导员李树人同志说，要我去编油印的团报，政治处主任已经同意了。我喜出望外地跟他去了。 　　宣教股住在二层楼上，我刚把把背包放在楼板上，忽然来了两个穿着棉大农的大个子军人，那年月只有干部才穿棉大衣，而他们的棉大衣面料还是斜纹布的，年纪也不太轻，我想，大概是不小的首长吧。 　　一位肤色异常白皙的首长向宣教股几个人看了一眼，目光盯在我身上，忽然用浓重的河南口音问道： 　　“小鬼，你是大学生还是二学生？” 　　我毫无思想准备，有点傻了，呆呆地看着他。他，身材修长，俯视着我，眼睛不大，睫毛又短又少，但炯炯有神，看得我越发手足无措。 　　“写两个字我看看。” 　　我机械地抽出一张刚印好的油印报，在边角上写上：新四军万岁。 　　“我说，你记！”他用的是命令口吻，使我觉得必须照他说的办。他接着说，“本部今晚决定在俞家园一线宿营，一营驻小俞家，除向来路警戒外，并向石港方向派出小哨；二营……” 　　他越说越快，我的笔几乎跟不上，而且不懂为什么要用个“决”字，“警戒”、“小哨”又是什么意思，既然叫我记，我就根据听懂的字音记下吧。 　　白脸首长把我的记录稿看了一下，又交给黑脸首长看，又把柳汀同志叫着一起下楼了。我和其它同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默然地坐在背包上，好在不多时柳汀同志就蹬蹬地上楼来了。他拍着我的脑袋说： 　　“快，背上背包，跟大队长去吧。” 　　大队长？不就是团长的代号吗、团长不就是火烧虹桥飞机场的那个传奇人物吗？ 　　那么，我可以不被“精简”了！我可以继续留在革命部队里了！我弄不清怎么回事，跟着一白一黑两位大个子首长到了临街的一间大瓦房里。于是，我就当起了团参谋处的书记。 　　不久，我终于弄清：白脸首长是团长廖政国，黑脸首长是团参谋长梅子益。 　　啊，我终于见到了火烧虹桥飞机场的支队长了! 　　三 　　我到团参谋处工作后，第一桩任务就刻印一份人事命令。这也是我第一次刻写腊纸和油印。为了便于行军携带，不用油印机。刻印工具是一块拆去木版的日本货堀井刻写钢版，一支铁笔，一筒温州产的风筝牌腊纸，一罐日本产的或是上海产的光华牌黑色油墨，这些都是当时的优质产品。再加上一把土产的刷。腊纸刻写好后，就用刷子把渗和煤油调制的油墨刷着腊纸，字迹就显在白纸上了。 　　我看着刷印出来的人事命令，笔划没有规律，弯弯斜斜，很不象样子，心里有点懊恼。身后忽然响起了笑声，而且是一种抑止不住的大笑。我想大概是我那不成样子的油印产品引人发笑了，不禁回头看去。只见廖团长拿着油墨罐，笑得眼泪流到双颊上。 　　为什么呀？ 　　我看着油墨罐，日本货，除了商标图案和夹杂汉字的日文的品名，用途说明外，并没有可笑的缘由。 　　廖团长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擦干了泪水，说了一声：“这个蓝阿嫩呀!”又笑了起来。 　　蓝阿嫩同志，因为我的那个营与二营合编，所以我知道他是二营营长。他与油墨而引起团长的大笑，没有什么联系嘛！在场的作战参谋毛奇新、侦察参谋徐达等跟着大笑起来，只有我呆呆地默默地看着他们。 　　廖团长说起蓝阿嫩同志在夜袭虹桥机场时闹了一个与油墨有关的笑话。这笑话，大概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几位参谋虽然听着，却没有激情。我却给迷住了! 　　 夜袭虹桥机场时，蓝阿嫩同志是五连政治指导员，进入机场后，他要事务长带着炊事员收集战利品，弄了不少火腿，腊肠和罐头食品，他的挎包里也装了四个罐头。撒出战斗时，廖政国同志下达了烧毁日寇飞机的命令，由五连去执行。蓝阿嫩把挎包放在机翼上，灌上汽油的飞机燃烧起来，火势猛烈，他的挎包也就和飞机一起化为灰烬。行军路上，侦察员中的闽东老乡一面嚼着罐头牛肉，一面取笑蓝阿嫩把罐头孝敬了火神菩萨。蓝阿嫩当然不肯空手而返，从闽东老乡那里抢到了几只最重的罐头。到了宿营地，蓝阿嫩告诉事务长，连部已经有罐头了，收缴来的全部分给班里给战士们开开洋荤。他打开了两只罐头，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黄色的，都是整块的油脂。闻了闻，没有气味；舔了舔，没有咸味，但是颜色却弄得满脸满手。文化教员拿起罐头一看，哪是罐头食品，是印刷用的油墨！以后蓝阿嫩同志告诉我：不是文化教员，而是宣教股长余伯由。我想这事又不是远古的历史遗迹．毋须考证，也就没有问过余伯由同志。 　　从这一个插曲，引起了廖团长对于夜袭虹桥飞机场的回忆，这正是我渴望了解的传奇性故事。 　　当然，我并没有弄清那个故事的脉络。因为廖团长讲话有个特点，形象性强，有吸引力，很快能把你带进他所讲述的环境和事件里。但是，如果不熟悉他所讲的历史背景，就只能记住那些绝妙的细节或情节，却都是孤立的。我多次听他讲述夜袭虹桥飞机场和其它经历。直到1957年夏。我懂得了一点军史以后，在南京上海路合群新村寓所里听了他多次详谈，才对他的经历、他的战斗生涯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我现在记录下的夜袭虹桥飞机场的前后，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廖团长的讲述，而是多次谈话的综合。经过他本人生前认可的。 　　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在叶飞同志率领下向上海近郊挺进，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我军的无理限制，陈毅同志确定部队使用我党外围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六团为“第二路军”，原来在江阴西石桥地区活动的那支武装为“笫三路军”，简称为：“江抗二路”．“江抗三路”，成立了“江抗”指挥部。廖政国同志是六团二营营长，也就是“江抗二路”二支队支队长。六团进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后，与日寇血战黄土塘，继又夜袭浒墅关，声威大振。会合了我党外围武装和有我党影响的部队，收编了一部分游杂部队和地方自卫武装，部队有了很大发展，编成了“四路”、“五路”、“独立支队”。廖政国同志诙谐地说：“我真不愿意到指挥部去，司令如牛毛，半夜起来小便也要遇上个把两个，敬礼都来不及。连我那支队部里也养着两个司令。” 　　部队继续前进，进入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地区，又由“江抗”副指挥吴馄，何克希同志率领“二路”二支队和“五路”奔向上海近郊，在嘉定与外岗游击队会合后，决定连夜向青浦前进。 　　走了整整一夜，渡过几条河，越过了京沪铁路，天色将明时，来到一条江边。东边不远处有个大镇子．上空飘着袅袅炊烟。吴焜、廖政国只有一本中学生用的袖珍分省地图，这是什么地方？这条河是什么河？找来老乡一打听，原来这是吴淞江，上海境内啦！ 　　天色大明，渡江已经不可能了，只好把部队隐蔽在竹林内，派干部穿便衣放哨，封锁消息。但是满载日寇的军用汽车不断向镇子驶去。中午，又来了卡车，而且江上还开来了汽艇。吴焜同志决定突围。 　　好不容易在江上找来了五条木船。廖政国支队担任警戒，由“五路”先渡。“轰隆”一声，枪声大作，日寇进攻了…… 　　廖政国掩护吴焜过江后，手里只有一个连。船，不回来了!他凫水过江，弄回两条船。然而，来不及了！五连一排长把廖政国推到江中，一面打枪，一面看着廖政国凫水而去。 　　上海，日寇的腹心地带，能让你自由来往的吗？ 　　廖政国收拢部队，和这里活动的顾复生部队会师了。正值日寇“扫荡”，打了一次伏击，缴到一条汽艇，打死了十几个日本鬼子。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日伪军来了个四路围攻，粉碎围攻后，追击伪化顽军许雷生部。 　　什么叫伪化顽军？这个部队还没有躲进敌伪据点里当伪军，却有顽军和伪军两个番号，他们符号的正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部，反面是汉奸汪精卫的和平军××师。居然配合日寇夹击我军。我军予以歼灭性的打击，许雷生带着残部夹着尾巴逃跑了。 　　廖政国同志记得很清楚，这天是七月二十三日，“七七”抗日战争纪念日后半个月。何克希同志去上海市区向江苏省委汇报苏南武装斗争情况去了。吴焜同志带七连，特务连和四连一个排为一路，廖政国同志带五、六连和两个机枪排为一路，黄昏出发，追击许雷生残部。一口气追了六十几里，打下了几个市镇。廖政国同志带着地下党派来的响导和侦察班跑在最前面，忽然来到了一个样子很怪的地方：一片非常空旷的平坦的大场地，有孤零零的洋房，有铁丝网……廖政围同志问向导这是什幺地方？向导说：虹场飞机场。 　　侦察员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一听说飞机场就怂恿支队长：“进去看看吧！开开洋荤吧，真飞机还没有看过呐！打掉它几架可是个大胜利！”廖政国同志被“大胜利”煽动心了。他想：虽然这不是预定的作战计划，但我军插到了敌人的心脏里，完全可以来个突然袭击，说不定真可以取得意外的大胜利。吴焜副指挥联系不上，等跟在后面的两个连队上来后，把连长、指导员张锡能、蓝阿嫩、叶克守等找来商量。这些人都是胆大包天的，正当年轻气盛之时，一听说要打虹桥飞机场，大为振奋，不是商量打不打，如何打，倒是争那个连打突击了。廖政国同志确定：两个连分头突击，在场中间高大洋房前会合后攻占大楼。部队迅速行动，一枪未发，顺利地突进了飞机场。廖政国到洋房前，只听得五连指导员蓝阿嫩好奇地喊：“咦，尽是玻璃房子！” 　　飞机场里的伪警察、办事员们睡得象死猪一样，都给战士们揪着耳朵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此外，还缴到了十几支步枪。 　　突然，几个侦察员非常兴奋地奔来报告：“支队长，飞机，飞机，四架，有四架” 　　廖政国同志飞快奔向机窝，飞机场四周倏然一闪亮，机场响起枪声。原来这是日本军队的警戒碉堡，开始向新四军战士射击了。接着，机枪响了，手榴弹响了…… 　　“烧飞机!”廖政国支队长命令道。 　　虹桥飞机场腾起了熊熊烈火！ 　　四 　　几年前，有个党史征集研究单位向我调查有无夜袭虹桥飞机场之事。我颇为诧异，这种从各方面都十分确凿的史实，怎么竟要调查起来了呢？据调查单位告诉我：有位青浦地区的老同志提出了异议：因为他没有经历此事，而那地区的历史事件是他所必定经历过的。给我看了他的函件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批示。吴焜同志早已为国捐躯，张锡能、蓝阿嫩同志也已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为此战指挥员的廖政国同志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英年早逝。我听了这一异议，总感到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廖政国等同志的不尊重．心里很不是滋味。1989年5月，我在福建福安见到了唯一的幸存者叶克守老人，他又向我再一次叙述了夜袭虹桥飞机场的过程。他非常负责地说：焚毁的日本飞机到底有几架，确是记不清楚了。 　　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可以证实上面所讲的那位老同志当时并不在青浦。他到嘉定外岗地区向叶飞同志汇报情况去了。因为叶飞同志和“江抗”参谋长乔信明同志带着部队在那里处理外岗游击队遭受国民党反动武装邓敬烈吞并的事件。《苏南东路人民抗日斗争史稿》写道：“叶飞、乔信民率‘江抗’一部从阳澄湖东进青浦，七月二十四日途经嘉定时，在吕炳奎部的配合下，一举歼灭勾结日伪的“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一路第一、二支队，活捉指挥邓敬烈，……七月底，中共青浦县工委和顾复生部，在朱家花园举行会议，叶飞同志对青浦工作提出了几点希望……”指的就是此事。 　　结束此文时，我再从《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抄录一段，此书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的，出版于1945年3月。 　　“一九三九年春夏间，新四军组织了东进纵队，由叶飞同志率领，终于过了京沪路，经过黄土塘和浒墅关两个战斗，胜利地进入江阴，无锡、常熟、太仓、苏州和上海近郊，并建立起以苏常太为中心的解放区。从此新四军威振上海，甚至上海租界内的中外人士，也时时可以清晰地听到新四军袭击日寇的枪声，他们的心常为这些枪声所鼓舞。如一九三九年六月，新四军曾袭击上海近郊的虹桥飞机场，这是由观音堂出发的东进纵队一部，约四五百人，袭击结果，毁敌机四架。”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还要对此事说点什么，但是由虹桥飞机场燃起的熊熊烈火在我心田里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我对廖政国同志永远象对盗火给人类的圣者那样的崇敬他，怀念他! 　　 　　作者：原总政治部文化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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