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16日，一位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独臂将军，带着他那颗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心，猝然离开了人间。他，就是我的亲密战友，当年在华东及朝鲜战场我军著名战将——廖政国将军。 　　噩耗传来。我当时的心猛地一阵紧缩，一股凄凉而又悲伤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一连几天，我的心绪总是无法平静。30多年中，我们曾经并肩战斗，备尝艰辛。此情此景不停地在我眼前展现。我曾写下过如此悼词： 　　独臂挥起振军威，跃马横刀捷报飞。 　　一生征战勋业著，两袖清风浩气归。 　　耿耿丹心照日月，铮铮铁骨风范垂。 　　忽闻噩耗肝肠裂，悲泪研磨吊忠魂。 　　又20年过去了，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对已故战友的思念之情更是戚戚绵绵。从而再次将我带入那血与火的岁月，追寻起他那不平常的，充满战斗精神的革命生涯及种种动人之业绩。 　　 　　一 　　 我同廖政国同志一起工作是在抗美援朝回国后的1953年冬至1956年春。当时他是二十军军长，我担任政治委员，党内我是军党委书记，他是副书记。我认识他是在抗战时期，以后又经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曾并肩战斗过。关于他的军事特长以及战功卓著，在华东部队是很多人都熟知的。 　　我在二十军同他共事期间，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各种优点，政治上坚定，组织领导能力强，工作深入，生活艰苦，能同人团结。我们相处是愉快的。对许多重大问题我们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例如，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当时曾流行过所谓一长制问题，根据我军经过长期战争实践的考验，我们认为我军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最有效的一种领导制度，必须坚持。所以我们一起抵制了这种谬论，并在部队中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教育，避免了部分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在实施领导中我们注意坚持我军的这种制度，党委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掌握全局。首长和机关又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通力合作，协调发展，其效果是好的。政国同志很重视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我们之间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对政治机关以及部队政治工作他都十分关心，积极支持，故全军政治工作十分活跃。我们也议论过苏军的政治工作，认为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在军队的领导上起不了什么重大作用。 　　其次，对所谓“不走样的学”我们也是有自己看法的，虽然当时不能公开讲。特别学习军事上，我们并不保守，但我军数十年人民战争的经验，打垮了蒋介石，抗美援朝打垮了帝国主义，是经过国内大规模战争和国外现代化战争的考验的，并且不断吸取了许多新鲜经验。从根本来说对我军人民战争的基础经验是不能动的。当然学习苏军先进的带科学性的一些经验也是必要的，但不能照搬照套。这个问题 政国同志十分明确，并做了很大的努力，其效果是很显著的。如1955年1月以六O师为主在海、空军协同支援下攻占一江山岛，全歼守敌，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1956年穿山金塘岛加强步兵团渡江登陆实兵联合演习也取得成功都是明证。 　　政国同志从士兵到将军，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他是逐级逐步起来的，他熟悉各级的养兵、用兵、带兵之道，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所以在军事上无论平时战时都能运用自如，绰有余裕。 　　又如，在作风上他也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1954年初二十军领导层内曾因工作上的意见分岐，有些矛盾。政国同志在二十军时间长情况熟悉。在党委会上对有错误的同志，他能通情达理，实事求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所以大家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交流了意见，消除了误会，统一了思想，真正做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以后二十军党委在长期内是团结的。 　　以上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其他许多事例就不一一提到了。 　　 　　二 　　1940年夏我在陈栗指挥部工作，郭村保卫战后在塘头认识了廖政国同志，那时他是挺纵一团参谋长，年约二十五六岁。不久东进黄桥，我们都参加了黄桥战役。在郭村和黄桥两次反顽决战中，廖政国率领部队，始终冲杀在第一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他曾多次亲自带领战士与顽敌展开白刀肉搏战，硬是用刺刀杀垮了敌人，取得了胜利，从而为战役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黄桥决战后，部队集中整训。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廖政国狠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并经常亲自授课。一天，他向部队讲解手榴弹的构造原理，在拆开手榴弹螺丝时，突然冒出白烟，眼看即将爆作。此时，他只要把手榴弹扔出，便可安然无恙。然而，当他想到屋外及隔壁房间都有人时，便毅然举起手榴弹，让它在自己手上爆作。从此，他失去了右手，成了“独膀子”。打那以后，独臂战将的美名便在军内外传开。 　　抗战后期，廖政国先后担任新四军一师一旅参谋长兼一团团长、教导旅旅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等职。曾率部参与了“车桥战役”及浙西新登、孝丰等大规模的反顽战役。尤其是在淮安东南的车桥战役中，他所率领的一旅一团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及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先后成功地阻击了前来增援的三批日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歼灭日军440余人、生俘24人的光辉战绩。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抗战8年中的新四军》一书中，称赞此举为“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在1945年的浙西反顽作战中，廖政国率领所属第四纵队6000余人，一路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先后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顽军主力达6800余人。当他率部再渡富春江，继续南征，直逼金华城时，传来了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廖政国以其卓越的指挥艺术及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一系列的硬仗，恶仗中，歼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为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 　　当解放战争的炮声打响后，廖政国即奉命率部北上，奔赴鲁南，执行保卫山东解放区的任务。其间，廖政国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师长、纵队参谋长等职，参与和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及战斗，并取得一系列的辉煌战果。解放战争初期，我任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后任政治部主任，我们两支部队曾多次在同一战场并肩作战。他那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刚勇果断而又机智灵活的战斗风格及娴熟的指挥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鲁南战役中，廖政国率领的第一纵队第一旅，作为战役中左路纵队的主力，在围攻卞庄、攻克齐村及枣庄诸战斗中，和兄弟部队配合默契，打得勇猛顽强，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我所在的四纵参加右路纵队由南向北攻击前进，廖政国所在的左路纵队则由北向南夹击，双方密切配合南北对进，共同围歼敌第一快速纵队及第26、第5l整编师。战役第一阶段，廖政国的第一旅在围攻敌主阵地卞庄中一马当先，首先以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手段攻占了卞庄西北的重要制高点102高地，紧接着又采取连续爆破、攻击前进的手段抢占了东侧制高点塔山，从而一下打开了敌防御正面的门户，使卞庄之敌完全陷于孤立无援之地。该敌无法立足，只有乘隙向西突围，途中被我右路纵队截灭。攻克卞庄后，廖政国不顾敌炮火阻拦，率部向西猛烈出击，先后俘获敌快速纵队第80旅239团正副团长以下1000余人。战役第二阶段，廖政国的一旅担负独立攻歼齐村守敌的艰巨任务。尽管齐村守敌在镇内外均筑了层层工事，除鹿砦、外壕、围墙外，还以各种明碉暗堡及坚固建筑物构成严密的纵深防御阵地，然而由于廖政国在战前狠抓了部队的攻坚训练，很快突破敌防御阵地，创造了以一个旅的兵力全歼敌5l师一个旅的光辉战绩。继而，他又率部配合华中一师(四纵)攻下枣庄，全歼敌51师，四纵活捉了师长周镜英。 　　整个鲁南战役，历时18天，歼灭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卞力第26师、第51师及由蒋纬国亲手培埴、苦心经营的第一快速纵队，首创华东战场一次歼敌5万余人的辉煌战例。 　　在莱芜战役中，廖政国率领华野第一纵队第一师，在攻占莱芜城西、北郊各要点后，判断李仙洲兵团必然会向北撤逃，便果断采取措施在小洼一线阵地设防阻拦．为夺取唯一的逃生之路，敌人动用十几架飞机及大量兵力向一师阵地反复猛攻。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廖政国号召全师指战员，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不让一个敌人漏网，以确保战役的全胜。经两天两夜的浴血搏斗，廖政国师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突围企图，从而为其他兄弟部队协力围歼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我所在的第四纵队从颜庄向莱芜攻击，并担任主攻任务。我们占领莱芜城后，即尾追出城之敌，和兄弟部队一起向敌发起全线猛攻，不到5个小时，便全歼李仙洲兵闭．此役，我华野部队歼灭了敌7个师、2个军部及一个绥区指挥部，共毙伤俘敌56000余人，赢得了华东战场上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战后，华野首长在对部队作评价时指出：“在各纵配合上，第一纵队最吃力，虽缴获不大，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尤其是对廖政国所指挥的一师一团，华野首长的评价更高，指出：“你们一团的伤亡代替了全军的伤亡，全军评功，当推你们第一。”我认为，这一荣誉对廖政国的部队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1947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用五个纵队发起了围歼敌“五大主力”军之首的整74师的孟良崮战役。在这一著名的战役中，廖政国的一纵一师，又一次领受了一项艰巨任务，即单刀插入敌纵深，割裂敌整25师和整74师的联系，并阻击整65师的增援，以保证友邻部队全力攻占孟良崮、全歼敌第74师。这一仗，廖政国及其部队打得十分艰苦。他们在敌纵深夹缝中，腹背受敌，东攻西防。左堵右抗，险情迭出。尤其是5月16日那天，当孟良崮之敌告急时，蒋介石严词督令敌25师和65师务必拼全力东援。廖政国部扼守的天马山阵地，遭受到空前猛烈的攻击。敌人在连续不断的炮火掩护下，成群结队地拼死往上冲。我阻击部队伤亡甚重，最后连廖政国身边的参谋、文书、炊事员也上了阵地，情况万分危急．然而，在廖政国的指挥下，我阻击部队终于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使仅一山之隔的东西相向之敌始终无法靠拢。蒋军精锐整编第74师3万余人，在我各部围攻下，全军覆灭。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也被迫暂时停止。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廖政国所在的第一纵队和我所在的第四纵队一起，奉命出击鲁南敌后。我们两支部队并肩作战，先后解放了费县、峄县、枣庄等广大地区，继而围攻滕县，邹县，与右路兵团南北呼应，切断津浦路，威逼敌指挥中心徐州及重要补给基地兖州。在这一反攻作战中，廖政国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机智果断的指挥能力。当时，我们两个纵队在敌后方转战20多天，先后遭到敌人4次大规模的所谓“围歼”。然而，由于我们善于及时掌握敌情，措施灵活，使敌一次又一次失败。可是，当时的艰苦情景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在雨季长途转移中，部队吃尽了苦头，整天浑身泥水，粮弹不足，又要打仗，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面对重重困难，廖政国一方面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吃苦，另一方面则极力鼓舞部队士气，顶住各种严峻考验。在津浦路西的一条大沙河边，我们两个纵队都面临上有敌机轰炸扫射，下有还乡团四处袭扰，前有敌军阻拦，后有大批敌军追击的严重情势。此时，廖政国让出乘马，带头跳下水去，独臂挥水淌了过去。在他的感召下，全体指战员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手拉手、肩并肩，奋力前进，终于战胜了激流，摆脱了敌人。8月3日，我军粉碎了敌人第4次“围歼”企图，越过运河，进入鲁西南平原，与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会师。6日，毛主席亲自来电祝贺我第一、第四纵队胜利出击，使全体指战员受到莫大的鼓舞。 　　此后，廖政国又先后率部参加了豫东、淮海、渡江及上海等战役，都表现非常出色。解放战争的烽火，不仅使廖政国的思想、意志、作风及性格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锤炼，也使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及指挥艺术产生了新的飞跃与升华，从而使他变得更加精明，老练与成熟了。 　　 　　四 　　全国解放后不久，朝鲜战争的硝烟又一次把我和廖政国同志召到了一起。我们跨过鸭绿江，走向抗美援朝的战场。当时，我担任志愿军第9兵团干部管理部部长、政治部代主任。廖政国任9兵团所属第20军副军长。由于军长兼政委张翼翔同志身体有病，曾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后，一度回国休养，其时，主持工作的重任落在廖政国的肩上。我因工作需要，加上过去的老关系，经常到他的军去，多次亲眼看到与感受到他在指挥战役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才干与过人的胆略。 　　1950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20军奉命在东线长津湖地区担负对疯狂冒进的美陆战第一师的分割、包围与歼灭任务。美军的这个师，是一个具有百年建军史，被称为美军“重装备典型”及“王牌军”的主力部队，战斗力非同一般。而我军除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敌人外，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摄氏零下35度左右的严寒下，部队因仓促入朝未及换装，衣着十分单薄。还没开战，就有许多人被冻伤。加上因交通原因，粮弹供应严重不足，任务十分艰巨。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廖政国一方面和后勤部门的同志商量，千方百计利用现有条件来缓解困难；另一方面则积极号召大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克服困难，勇敢战胜敌人。”同时，他又协助军长认真研究敌情，合理布置兵力，以一个师正面进攻，两个师分两段楔入敌纵深、割断敌三个点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师在侧翼警戒并断敌后路。这一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部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在死鹰岭，59师在阻敌突围和增援的战斗中，虽腹背受敌，仍顽强抗击了敌步、炮、空、坦配合的连续进攻，奋战6昼夜，敌遗尸累累。在下碣隅里东山高地，58师172团3连英雄连长杨根思，在敌发起第9次冲锋时，拉响仅有的一包炸药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使敌始终未能踏土这块高地．在黄苹岭，60师180团一个连为坚守阵地全部冻死、阵亡。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美陆战一师除少数在飞机掩护下从海上逃走外，大部被歼。此战，共毙伤敌6000余名，俘敌600余名。击毁飞机8架，缴获坦克、汽车159辆及大量的火炮枪支等。这一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美军打到鸭绿江的企图。而且迫使他们全线溃退到三八线以南。 　　第五次战役中，廖政国率部在三八线南北奋战了一个月，前后经历了两个作战阶段，两次完成了从正面突破敌防御阵地又向纵深实施长距离穿插的作战任务。此役，又给美军第24师及伪军第3、第6、第9师以歼灭性的打击，从而粉碎了敌人所谓“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狂妄计划。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正当我军各部北上准备休整时，敌又乘我向北转移之际，动用4个军约13个师的兵力，并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及空降兵组织“特遣队”，对我突然发起所谓“闪击”。当时，廖政国率领的20军先头部队通过华川地区时，首先发现了敌人的这一动向，主动展开阻击。为掩护友邻部队安全转移，廖政国来不及向上级请示，便灵活果断地决定在华川湖东西两侧地区展开仓促防御，全力阻击敌人。在不到30公里的防御正面，廖政国组织部队顽强奋战了50天，抗击并遏止了敌人来自空中和地面的联合进攻，取得了毙伤俘敌21000余名的重大胜利，从而有力地掩护了兄弟部队的转移。这一出色的机动防御战例。志愿军编写战史时，被列为范例编入了《战例选编》。 　　为表彰他在朝鲜战争中立下的功劳。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二级独立勋章。 　　 　　五 　　1956年夏，他去文化学校学习，后又到军事学院深造。1960年底，调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不久，又去舟嵊要塞区任司令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廖政国以坚强的党性及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同伙，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张春桥一伙残酷揪斗上海市党政负责同志时，他顶着风险积极出面或暗中给予保护。张春桥一伙把 　　黑手伸向部队，指使余党到部队秘密串连，企图煽动部队大乱，廖政国出面坚决顶住。他警告那些串到部队来捣乱的人：“再敢到部队来搞，就对你们不客气!”当他得知王洪文一伙想以“文攻武卫”的名义，收缴民兵武器，搞所谓“第二武装”时，廖政国采取紧急措施，抢先一步把武器收缴到部队保管，从而防止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威胁。1968年4月，上海人民奋起揭发和声讨张春桥当年充当国民党特务分子及文革中的罪行。当时己窃取警备区第一政委权力的张春 　　桥，企图胁迫廖政国动用部队镇压，遭到廖政国的严正驳斥和反对。他指示部队：“没有上级命令，任何人无权动用部队!”为此，张春桥对廖政国恨之入骨，便勾结林彪对廖进行陷害。他们煽动冲击警备区机关，两次抄廖政国的家，还强行拉到会场批斗。廖政国“宁断头不弯腰”。在批斗场上咬牙坚持昂首挺立，不肯低头。后来，林彪、“四人帮”又将他弄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继续进行批判和迫害，他始终不低头，并当面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张春桥一伙在精神上斗不倒廖政国，就在生活上折磨他。战争年代，他负过8次重伤并失去右手，组织上曾分配一名公务员照料，也被取消。连续8个月的围攻、批斗，使廖政国体重下降30多斤，最后爆发大叶性肺炎与严重疾病。1972年4月16日，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将军，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廖政国生病期间，我曾多次去看望过他。尽管当时他病魔在身，然而一谈到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就怒火中烧，不停地数说他们的罪行。他还说：“总有一天，人民会和他们算总账，把他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1970年初，我调任成都军区任副政委，临走前到南京天日路他的住所去看他和夫人史凌同志。他当时还躺在床上，见到我来就掀了被子要起身，我按住他，叫他别起来。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一边说他的病情，一边又谈起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他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今后的前途虽仍有忧虑，但却充满信心。他表示等病好转后，一定要重返岗位，加倍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 　　如今，祖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如果他能在九泉之下，得知他所献身的事业能如此兴旺发达、充满生机，他一定会多么地欣慰与喜悦啊! 　　 　　作者简历：【谢云辉】1912—2002.1.6 　　四川冕宁人。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军部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北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训练部副部长、大队政治委员、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八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945年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第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苏中、涟水、鲁南、莱芜、盂良崮、豫东、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1950年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干部部副部长，政治部代主任。1952年起任第二十军政治委员。1966年任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1970年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2年1月6曰在南京逝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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