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北上抗日 皖南练兵 　　北上途中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在屏南县城集中，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全团一千三百余人，二月十四日出发向皖南岩寺地区开拔。 　　这时，发生过闽南红三团被国民党一五七师骗进漳浦城，被围缴枪的何鸣事件；继又发生闽中游击队被骗进莆田城缴械，大队长刘突军被杀害事件。这就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仍在千方百计施行消灭红军游击队的诡计，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我们在北上途中，以战斗姿态行军，以防不测。 　　我们北上开进途中的第一站是政和县城。这是个闽北的山区小县，却驻着一个保安团，看来是专门调来对付我们的。我们派前站人员前去联系，国民党县政府借口县城狭小，无地驻扎部队，不让我团进城，只准住在城外。但城外的广德寺等三个大庙都要经过县城，而城门戒备森严，看来不怀好意。部队通过县城之前集结了一下，做好战斗准备。第一营人数足，装备好，作为前卫，一律上好刺刀，向城门开进，随时准备应付葸外情况。 　　第一营营长陈挺同志带着部队，雄赳赳地直奔县城。城门紧闭。国民党保安团荷枪实弹，列队在城门前，城墙的女墙城堞人影幢幢，杀气腾腾。有个带队的军官，带着上尉领章，好像是个连长，神气十足地说：任何部队都不准通过。陈挺同志火气直冒，传下口令：“准备战斗!”前卫排立即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跑步前进，直逼城门口。保安团的值班军官一见这架式，知道我们已做准备，有点慌张，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上司命令，我实在担当不起……等等，立即转身命令士兵打开城门。陈挺同志火气未消：“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谁敢阻挡就是汉奸!”回头一扬手，命令部队：“进城!”前卫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城。那时，全团只有一匹枣红马。是桃花溪战斗缴获的福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坐骑。我骑着马进城时，国民党保安团站岗的士兵“啪”地立正，来了一个持枪礼。大队人马随即通过县城，到城外广德寺时已是黄昏时分，部队分别驻在三个大庙里，互为犄角，以战备姿态宿营。 　　我估计国民党反动军政头目不会甘心，还要耍名堂，很可能趁夜幕掩护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也可能制造借口，进行袭击。我预作布置，要全团上下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并通知部队，不管有什么响动，只要没有打到我们头上，必须沉着应付。还作了严格规定，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外出。果然，半夜之后，四面山上火光点点，到处响起枪声，呼喊着：捉土匪、救人……我们紧闭大门，加强警戒，不加理睬，更无一人外出。敌人看我们按兵不动，又从山上以机枪向我宿营寺庙扫射，我们仍巍然不动。原来保安团在四面埋伏，妄图在我军发生慌乱时加以袭击。闹到天明，反动家伙见无隙可乘，只好自动收场。一时间，枪声都停了下来，只留下火药味混杂在黎明清新的空气里。 　　第二天，我派人进城向县长提出抗议。县长出面，派来专人面邀宴请我团连以上干部，被我拒绝了。县长居然把宴席派人送到广德寺来，我也要来人挑了回去。县长大人不得不亲自出马了，来到广德寺，递上名片，声称要“拜谒团座”，也被我毫不客气地拒绝接见。尴尬的县长大人连声称：“误会，误会。”自己找个台阶，灰溜溜地回城里去了。 　　第三天出发到松溪。松溪却是另一番景象。离城十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国民党县长带绅士、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士等，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袍，还有不少青年学生，大约数百人列队欢迎。原来这个县长早就派人到政和打探消息，知道政和弄巧成拙，共产党的军队是不好惹的。所以采取了另一套做法。一夜平安度过。白天，县长派专人送来大红请柬，满口是欢送抗日将士出征，预祝贵部旗开得胜啦，略备小宴，敬请光临啦，等等。我们呢，礼尚往来，连以上干部都去赴宴。宴席上气氛也还不差，对我们讲了不少恭维话，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避免发生麻烦。 　　翌日，我们继续由松溪向浦城开进。到达浦城，浦城县政府也照此办理…… 　　浦城向北，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气氛就大不相同了。浙赣路上兵慌马乱，国民党溃退下来的部队到处都是，交通为之堵塞。居民也因之惊惶不安。这些部队还到处散布失败情绪，夸大日军武力。随同我军出发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同志、科长杨家葆同志以及南昌带来的战地服务团，做了不少工作，对国民党部队进行了慰问，展开歌咏、街头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扩大我军影响。 　　在开化县略事休整后，进入安徽省，到达岩寺地区集中。 　　岩寺集中 　　我团到达岩寺集中，已是三月下旬，一支队已经先我团到达。四月四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移到岩寺。 　　岩寺是歙县西南十多公里的集镇，地处黄山的东南麓，山清水秀。四月正是仲春时节，满山映山红，绚丽多彩；四方传来的军号声，抗日战歌声，增添了威武气氛。 　　各支队先后到达岩寺集中，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分别到各支队看望部队；并在岩寺镇西北角的水口塔，召开了全军排以上干部参加的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誓师动员大会。 　　水口塔旁，一个房子高的大石台，见方二三米，台上摆着几只木凳和桌子，军首长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在雄壮的抗日歌声中开始，会议由项英同志主持。宣誓后，袁国平同志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任务的指示。他说，新四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八路军一样，是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人民军队，现在的任务，是迅速做好开赴敌后的一切准备工作。 　　排以上干部动员誓师大会后，又在岩寺鲍家祠堂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项英同志主持会议，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首先讲话。他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基本形势，国共两党合作的进展情况，并对新四军的组建，尤其是对叶挺将军就任军长表示祝贺。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在东南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叶挺军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他说，同志们欢迎我，信任我，实在不敢当。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山，大家不畏艰险，坚持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停了下来。今天，党中央如此信任我，让我当这个军长，使我能有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深感荣幸！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的帮助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军长坦率的赤诚的讲话，深深地感到了大家。接着，项英同志介绍了新四军组建的经过和各支队的整编情况，明确了部队面临的任务。 　　会后，我们六团进行了传达贯彻，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军政训练中。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岩寺，成了新四军的摇篮，这个小山镇由此而名垂史册。 　　岩寺一座祠堂的山墙上，至今还保存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两个大轮子支着一管高矗的炮筒，炮口下躺着四肢朝天的日本侵略者，轮子上写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左角的署名是：新四军服务团宣。对面墙上还有用红土写的大标语：“赶快起来，组织游击队，保卫乡土，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痛苦”、“恢复失地”、“中国万岁”、“肃清汉奸”、“庆祝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等。小镇留下了新四军战士的手迹，也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五月五日，军部的直属队向太平进发，于七日到达泾县云岭。五月中旬，三支队支队部率五团、六团先后离开岩寺，进驻南陵、芜湖、宣城地区，然后转入铜陵、繁昌、南陵边区抗击曰军。 　　皖南练兵 　　我团在岩寺驻扎时间不长，以后移到泾县青弋江畔，在军部附近，进行训练。这在团队的建设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皖南练兵是闽东部队由一支游击队训练成一支抗日的正规部队的关键。 　　岩寺集中后，三支队成立，辖第五团、第六团。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兼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副司令员。第五团由闽北游击队编成，约一千人左右。我们六团的干部也有变动，副团长阮英平、一营营长陈挺等同志调延安学习，由吴焜接任副团长，黄元庆任参谋长（后由乔信明接任），刘松青（后改名刘飞）任政治处主任。营的干部也有缺额，三营教导员戴炳辉同志奉令调回闽东，因特委书记牺牲，由戴炳辉同志接任。皖南一别，再也没有见面，戴炳辉同志在坚持闽东斗争中英勇牺牲。 　　项英同志在筹建新四军时，多次向中央提出派干部来新四军工作。中央答应了这一要求，从八路军和抗大调集干部，分批南来新四军。吴焜、刘松青同志以及廖政国、张潮富等一批团、营、连干部，就是从延安来六团工作的。各营、连都分配到一人，或任营长、连长，或任营教导员、连指导员。 　　吴焜、刘松青等延安来的各级干部，对闽东部队由一支游击队训练成一支抗日的正规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同生同志生前写过一篇《猛将吴焜》的纪念文章，引用了我的话：“吴焜同志对我们部队保持优良传统，创立新的战斗作风，有很大贡献。”这话，是说吴焜，又不仅是吴焜，也是说的延安来的干部。这批干部来自红一、二、四方面军，在正规红军中生活、工作、战斗过多年，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有些是比较负责的干部，如吴焜同志原是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以后调来挺进纵队一团（即老六团）任政委的刘先胜同志，就是这个师的政委。其余同志也相似，调来担任营职的，大多担任过团的领导职务；担任连职的，大多是过去的营职干部。他们又在红军大学或者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带兵、练兵、用兵，都是有经验的。 　　我没有学过军事，没有上过黄埔、抗大，闽东的革命斗争形势逼得我领导军事斗争。在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下，我学会了游击战。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时，我觉得军事工作非我所长，提议由阮英平、范式人两同志率领部队上前线，我留在福建做地方工作。但是，东南分局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离开部队不好，决定仍由我和阮英平同志带队伍上前线，范式人同志留守闽东。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从此以后，我就带部队，过戎马生涯了。 　　闽东部队是一支游击部队，善于打游击战争，但部队游击习气很浓厚，军事技术、战术的基础较差。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还指出，六团“还保持游击时代的残余”。那时尚有“残余”，一个年头之前就更不用说了。 　　我团在皖南练兵开始，首先抓部队正规化、正规作风养成，克服游击习气，学习内务条令，建立起一整套部队的正规制度。这一下，可把闽东来的干部和战士整苦了!过去哪有作息时间，也不可能有，随时要准备作战嘛，愿睡就睡半天，不愿睡就扯山海经。如今倒好，天还没有大亮，睡得迷迷糊糊，起床号响了，拖拖拉拉起了床，找不到鞋的，来不及打绑腿的，什么洋相都有。过去难得出操，现在天天出操，还要全营会操，全团会操，起床拖拉了，早操迟到了，还得挨批评。过去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什么穿什么，有军装也穿得随便；现在有着装要求，延安来的干部抓得很紧，军帽戴不正要批评，风纪扣不扣要批评，掉了钮扣要批评，绑腿打不好要批评，出操时还要班对班面对面地检查，街上还有臂上带红箍箍的纠察队检查军风纪。过去看见上级叫老张老李，现在要行举手礼，叫做军人礼节。过去吃饭随便，端个碗到处转，说笑也行，打闹也行；现在得以连为单位集合，全班围成一个圈蹲着，还要听值星排长的哨音才能动筷子。吃饭规定了时间，睡觉规定了时间，想轻松点也不行，一声熄灯号，再也不准讲话，只能闭上眼睛。总之，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什么都不习惯，什么都受约束。再者，过去丢根步枪通条，少个步枪托底板的螺丝，不当回事，反正也没有登记，现在可成了大事，“步枪是战士的生命”，严重些的还要受处分。 　　队列训练也叫人受不了，尽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尽是齐步走正步走，一转一上午，一走一下午。拔慢步，来个慢动作，更是吃不消。部队指战员都是农民出身，田地里的苦受得了，种庄稼可干一整天，队列训练就是吃不消，腰酸背痛。 　　习惯的改变真是十分艰难。闽东人长期处于贫苦山区，是最能吃得苦的，陈毅同志夸奖我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最突出的”。他说：“回想在去年（一九三八年）冬天，大家不发用费，用树叶当烟抽，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无菜吃，吃光饭……这是我良团（六团代号）的特色，可做本军的模范。”但却受不了正规部队生活的约束，思想上弄不通，有开小差的。大多数人对严格管理意见很大，认为这都是那些“两个声”带来的。闽东同志把不会说闽东话的人叫“两个声”，就是说不懂方言说普通话的外地人。说那些“两个声”为了摆官架子，尽搞军阀部队的一套。不少人到我面前告外来干部的状，甚至有人对我说：“可要当心再来一个“南阳事件”。大家对“南阳事件”印象很深，对外来干部抱有疑虑。 　　外来干部也有意见。有些人想回老部队，要求调动；有些人觉得言语不通，工作难做，也想调动；有些人本来很积极，严格管理，严格训练，部队却有意见，感到委屈，也到我面前来诉苦、告状。 　　这就形成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战士与干部的矛盾，加上言语不通，隔阂就更大了。我在这中间，有个很好的条件，双方对我都很信任。我虽然不是闽东本地干部，但在闽东地区领导斗争，学会了讲闽东方言，闽东干部和战士听我的话。我虽然是闽东出来的，但也是外来干部，会讲普通话，我不懂军事训练向他们学习，因此外来干部也信任我，也能听我的话。所以，双方的意见和情绪，我都了解，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我逐个找来谈话。来找我告状的，进行解释，打通思想，消除隔阂。这期间，吴焜、乔信明、刘松青同志向外来干部做思想工作，注意同闽东干部战士接近，起了很好的作用；戴炳辉、二营营长沈冠国同志去向闽东干部战士进行工作，经常对部队讲话，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外来干部最大的优点是以身作则，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特别是吴焜同志带头做模范，这对闽东干部和战士是最有说服力的。经过做工作，外来干部安心了，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成见也逐渐消失了，正规生活也逐渐习惯了。 　　项英同志对正规作风养成要求严格，练兵也抓得很紧。他以身作则，生活俭朴，剃光头，打绑腿，注意军容风纪，并且带头出早操，学军事。他主张兵要精，部队重在质量。虽然他当时提倡“精兵主义”不放手发展抗日武装是不对的，但提高干部和部队的军事素质是对建军有贡献的。叶挺军长是以治军严格著称的，经常检阅部队，部队竞争性强，总想弄得比别人好，正规养成和队列动作也就抓得紧了。有人说叶军长喜欢搞检阅这一套。这不是个人喜欢不喜欢，而是把各个山上下来的分散游击队改造成为统一的集中的正规部队，首先要抓的重要一环。再有，附近就驻有国民党三战区的部队，能不如他们吗？干部战士总想自己要比他们整齐一些，精神一些，威武一些。 　　队列训练后，接着是军事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刺杀、投弹、射击，单个教练到班、排、连教练，吴焜同志和外来干部都有一套，都自己作示范，带领训练。 　　吴焜同志整天和部队在一起，平易近人，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吴焜同志告诉大家，他是四川省万县人，生于雇农家庭，父母受尽地主折磨，过早亡故。两个哥哥缺衣少穿，先后夭折。吴焜十来岁就在嘉陵江上当纤夫，学撑船，靠出卖苦力养活自己。那时候的青年常有一点幻想，认为吃粮当兵就可翻身复仇，一枝枪杆到手，就可横行天下。吴焜同志跑出投军，希望将来能当上军官，有个出头之日，为屈死的爹娘报仇。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到处招兵买马，就是不要这个又矮又瘦的吴焜。总算有个小军官，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要花钱雇用的勤务兵，把吴焜收留下来。那个小军官当了连长，认为吴焜聪明，在连里补上一名号兵。这支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积极投入“剿共”。吴焜看到了红军战士作战勇敢、临死不屈，大受感动；苏区内打士豪、分田地等革命措施，更是大大打开了他的心窍。号兵是敌人军中最自由的人，何况吴焜年纪最小，又活泼又惹人喜爱，谁也不为难他。打到苏区后，他可以和当地居民接近；如果有俘获人员，他可以听他们讲述许多革命道理。吴焜同志说：“这时，我心里才开了一点窍，才明白我投错了营盘，走错了路!”有一次，连上押了一个被俘的红军，不知是做什么工作的。吴焜听到连长交代值星排长说：关在禁闭室里，明天解到上面去请赏。”而且他看到连长用手挥了一下，暗示要将那人砍头。他下决心要救出这个同志，给这个同志穿了一套国民党士兵的军装，一起混出了警戒，投向了红军。到了红军后，吴焜同志得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战士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两个声”和大家一样，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一根蔓上结的苦瓜。他们对战士问寒问暖，关心体贴。于是，不但隔阂消除了，心也贴近了。 　　吴焜同志还亲自抓干部战术训练，班教练时亲自当班长，排教练时亲自当排长，连教练时亲自当连长，逐项示范。整天摸爬滚打，一身泥水。干部进步了，部队也进步了，军事素质提高了。就我个人来说，向吴焜同志在军事上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的。 　　皖南练兵是六团由一支游击部队改变成为正规部队的重要一章，揭开了挺进敌后的胜利序幕。 　　 　　第十章挺进苏南敌后 　　执行“五四指示”进军苏南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在新四军各支队到达皖南集中的同时，日本侵略军在华中和华北的主力正沿津浦铁路南北对进，企图夺取徐州，进而占领华中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大部集结于徐州、武汉及长江一线，准备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新四军先遣支队则于是日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这时，日军尚未完全控制苏南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国民党军溃散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各级政权瓦解，盗贼蜂起，土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江苏省委没有抓住这个时机，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有出狱的和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以及当地爱国人士组织了一些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力量很小。而国民党接受了放弃华北的教训，派遣官员，收编游杂，其挺进军和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依托，在苏南扩大势力，破坏抗日进步力量。苏南地区大量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时机．虽然已经失去了，但敌后仍有空隙，仍可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所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五月十四日）称当时为“有利时机”。正应利用这一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如果再一次丧失时机，那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了。这里和华北不同的是，华中已形成了敌、顽、我三角之间复杂的斗争局面。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早有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致项英、陈毅同志电：“……但在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 　　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中，指示得更加明确：“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的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和若干里的防地，而是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 ……这一电文被称为第一个“五四指示”，在新四军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是新四军的行动方针、部署和准则。概括起来：第一，要到敌后去进行游击战争；第二。平原也能发展游击战争；第三，要打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 　　接着，《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五月十四日)再度指出：“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谨慎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根据中央迭次指示精神，了解苏南敌后情况，确定新四军的战场位置，军部确定陈毅同志负责组建先遣支队，共四百余人，由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四月二十七日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为了确保先遣支队胜利进军，陈毅同志利用他跟川军的统战关系，送部队通过太平、青阳、南陵。五月十一日夜间，先遣支队越过日军占领的宁芜铁路，向南京近郊秣陵关前进。五月十四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先遣支队出发不久，第一、二支队即先后向苏南敌后挺进。遵照中央第一个“五四指示”，陈毅同志率一支队于六月十四日进入茅山，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同志率第二支队于七月进入宁芜铁路和宁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同志率领第三支队在策应一、二支队挺进苏南之后，于七月进入皖南作战前线。 　　一九四0年六月十五日，粟裕同志率先遣支队胜利完成了破坏南京至镇江间铁路的任务。十七日上午又在镇江西南十五公里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经半小时激战，击毁日军军车四辆，毙敌土井少佐以下十余人，伤敌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枝。新四军进入敌后的处女战，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 　　此后，在苏南，一、二支队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连续对日军进行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不断传出胜利捷报。著名的战斗有：七月一日，一支队二团王必成部夜袭宁沪铁路上的新丰车站，歼灭日军四十余名。八月十二日，夜袭句容城，毙伤日伪军四十余名，摧毁了伪县政府。八月二十三日珥陵河川伏击战，毙伤日军四十九名，首次生俘日军一名。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又粉碎了日军四千人对小丹阳地区的疯狂“扫荡”，毙伤日军五十余名。三个月内，大小百余战，南京的城郊机场，雨花台畔，麒麟门外，都响起了新四军健儿的枪声。这些胜利的战斗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为开辟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我军也以自己的英勇善战和模范纪律树立了军事政治威信。 　　我军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组织群众抗战，扶助地方游击队。七月下旬，一支队司令部授予管文蔚部以“新四军丹阳游击纵”的番号，派一批军政干部去帮助工作，逐步开辟了丹北地区，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十月，一支队司令部授予上海地下党掌握的武进梅光迪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派参谋长胡发坚同志等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为我军向东路地区发展准备力量。此外，扶植了进步人士巫恒通、朱春苑等发展抗日武装，争取了姜金昆、吴甲寅等地方游击队。二支队也争取了吕孟先以及博望、薛镇、小丹阳等地的游击队。陈毅同志亲自做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的工作，在团结抗日的精神感召下，纪振纲积极为新四军筹集粮饷，采购药品。七月，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成立，这是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它的诞生标志着茅山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八月，在二支队活动的当涂和宣城水阳锯也分别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的组织发动下，各地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国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在拥军、扩军、配合部队作战等方面做丁大量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傅秋涛率一团回皖南整训，我团奉命翅人苏南茅山地区，归一支队指挥。 　　初进敌后 　　六团初进敌后，面临着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过去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现在的作战对象是日军；过去是在本乡本土作战，现在是在江南敌后作战。第二个转变是：过去是山地游击战，现在要在交通发达的平原、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不少：首先是语言不通，绝大多数的闽东战士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苏南话，苏南群众当然听不懂闽东话。闽东部队在红军时期开展游击战争的特点是依靠群众，群众工作在先，军事行动随后，现在语言不通，就困难重重，变成了聋子、瞎子。其次是敌伪据点星罗棋布，犹如梅花桩，而且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通发达，消息传递迅速。我们从皖南到茅山的进军路上，八天就打了七仗，地形、敌情不明，敌人行动快速，常常被动应战。第三是在丘陵、平原、河网地区作战没有经验，没有了深山密林，一望无际，空空旷旷，没有任何荫蔽，就像失去了依托之处，连宿营放哨都不知道哨兵亥如何放。老经验不管用了，新的一套还没有学会。 　　一天中午，我们部队驻在一个小村上，狡猾的日本鬼子头顶青稻草，沿着四周田埂，一步步逼近小村。我们的哨兵以为是一垛垛稻草堆，未曾注意。就在这时，一位连长押送汉奸至团部，吴焜同志送连长出门时，突然发现田里的稻草堆在移动，拿起望远镜一看，原来鬼子以稻草作掩护，正向我驻地聚拢来，准备袭击我军。他立即命令这名连长带领一个排，控制村东北的阵地，亲自率领其余部队用密集的火力冲出一条领路，迅即控制要点，同村东北的我军阵地相呼应，形成犄角。吴焜同志亲自吹起了冲锋号，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突然遭至反击，狼狈败逃。 　　还有一天夜晚，经过几夜急行军，队伍十分疲劳，驻进一个小村后，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了。吴焜同志不放心，亲自查了两次哨，刚睡下又被阵阵狗吠声惊醒了。他起身往窗外一望原来被敌人包围了。他急中生智，手提快慢机，率领战士们猛打猛冲，打得敌人落荒而逃。 　　总不能老是被动应战，我想用化装奇袭的老办法，打它一个小胜仗，鼓舞士气，积累经验。正像陈毅同志交代的：“积小胜为大胜。”他还说：“我们做给江南人看，只要我们吃亏少，敌人吃亏多，经常保持这一比例，最后水落石出，江南目情，必然奋发起来。” 　　我把当过侦察班长的四连连长王明星同志找来，交代他一个任务：“给你一周时间，到宝埝镇上去捉一个鬼子，缴一条枪。”王明星似乎认为太少了，有点不大相信，问我：“一个？”我点头说：“只要一个。给你一个班，化装成老百姓混边宝埝去，捉一个活的来给大家看看。” 　　我给王明星布置任务后，又把宝埝的伪乡保长找来，交代他们：“我们有一个侦察班要到宝埝去，你们要负责他们的生命安全，可不许出一点鬼!” 　　王明星领受任务后，带了七八个侦察员，化装一下，就混进了宝埝镇。日寇的据点筑在镇东端，街上人来人往，却没有发现日军官兵，等到下午，出来了七八个日本兵，不好下手。但弄清楚了一个情况：鬼子中队长有个习惯，星期天一定到街上刮胡子。星期天，王明星带人混进街后，埋伏在河北街中心的理发店四周。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来钟，鬼子据点的栅门开了，走出三个鬼子，背皮包的那个走进了理发店。王明星趁理发员拿剃刀的时候，对准鬼子就是一驳壳枪，鬼子倒在血泊单。王明星拿起鬼子的皮包和手枪，大摇大摆地从西门离开厂宝埝。 　　胜利似乎太小，影响却是很大。干部、战士和居民都拥到团部来看鬼子中队长的“王八匣子枪”。王明星不无遗憾地说：“鬼子真不经打，一枪就完蛋了，没有抓到活的。”说得大家都笑了。陈毅同志在《茅山一年》一文中就写了这事：“我军便衣队于去年十月在宝埝击杀敌之中队长一名，迭次击杀曰军不少，敌人恼羞成怒说：‘新四军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仗，不要这卑鄙手段。’从这里我们看见了强盗的日军军阀在挨打之后，也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道德了，何等可笑。”后来．王明星同志在五十四团任参谋长时，在苏南反“清乡”中英勇牺牲。 　　接着，十一月六日，我团又在丹镇公路上夜袭敌人，毙伤敌五名，破坏桥梁四座。 　　十二月上旬，又进行了白兔战斗，这是白天攻打日伪据点的一仗。白兔是镇江境内的市镇，是个水陆交通码头，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约百余人。我们接到情报，白兔敌人要撤退，所以决定立即发起攻击。一打才弄清楚，当地群众希望我们拔除这一据点，故意报告说敌人要撤退。激战六小时，我毙伤敌五十余名后撤出战斗，这一仗并没有打好，据点没有攻下来，反而遭敌人反击，被迫撤出战斗，部队受到一些伤亡。不过，这一仗虽然吃了亏，但却取得了经验。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日军此时还是很顽固的，敌军据守据点的兵力虽然不多．通常只有一个小队兵力守一个据点，但是根据当时我军的火器装备，要攻占据点并不简单。白天攻击是不成的，只能用夜间突然袭击。即使攻进了敌人据点，敌人还是不会投降的，还要进行肉搏战。日军抵抗很顽强，往往要把他们都打光了，才能占领据点。很不容易抓到活的日军，最多也就能俘虏一二人，而且是负重伤的，这就算打得很漂亮了。二团因为是最先进入敌后的，已有了经验，所以打了许多很好的仗，如攻取新丰车站、夜袭句容城等。六团还缺乏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经验，白兔一仗，使我们取得有意义的收获。 　　白兔战斗还使我们具体体会到苏南敌后三角斗争的复杂性。当我团去进攻白兔镇的日寇时，国民党镇江县政府董县长竟然命令他的特务队来伏击我军，致伤亡我指战员十余人。 　　此后，我团以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等手段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写了一封《献给良团全体同志》的信。良团是六团的代号。信中概述和评价了我团半年多的战斗。信上写道：“我们今天不应讳言，在最初东征时期，你们中间曾经有极少数人过高估计日冠的战斗力，但是你们经过六个月的战斗，在白免、在高庙、在宝埝、在下蜀、在龙潭、在延陵，你们与日寇交手，打败了日寇。”应该说，进入敌后作战的两个转变完成了。 　　回忆这段往事，吴焜同志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眼前。战斗中，吴焜同志常常挺起身子，端起机枪，带头向敌人冲击。有时，他还要拿过司号员的铜号，吹起冲锋号向前冲。直到现在，老同志回忆往事时，常有人这样说：吴副团长的号一响，能使人忘记一切。除了敌人的脑袋，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敌人的子弹都被他冲散了一样，只听见他的声音：“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呀！”我曾对吴焜同志说过：“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这是前辈名将留下的好风格；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我军‘三猛’作风的好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团的指挥员，就不能只起一个英勇战士的作用了。”吴焜同志认真地考虑着，第二天才郑重地回答我：“这支部队是你在闽东游击战争中带出来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有丰富经验的。但作为坚强的能攻能守的正规团队，无论军事技术上、战斗作风上都是不够的。不错，我们团在皖南进行了军事训练，成绩不小，但在实战中还是要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把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带出来，才能打不垮，拖不烂!” 　　重重阻力 　　我团初进苏南敌后时，陈毅同志交代的任务很明确：除积极寻机打击敌人外，主要是搞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扩军，巩固茅山根据地。陈毅同志还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和群众运动的关系。他说，敌人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主义武装，而我们仍然使用粗劣武器，在军事上要抓住敌人的弱点，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和克服自己的弱点。由于是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抗日民众为祖国而战斗的热诚，动员的深广包括了多阶层的一切中国人，远非内战所能比拟。因此，单纯的军事家绝对不能胜任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我们内战的经验，也还不足以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茅山根据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但群众工作是很受限制的。我们部队是有做群众工作的传统的，但只要一进行工作，总是四处受干涉，使你束手无法办事。 　　举一个例。句容县中心乡组建地方武装，陈毅同志交代归第六团领导。我们派干部和少数战士作骨干，组成了冬防队。六团在附近活动时，可以带他们几天，影响他们。作战时，给一点轻任务，让他们听听枪声，锻炼锻炼，战后分给他们一些战利品，提高他们对战胜日军的勇气和参加战斗的积极性。人员不断扩大，中心乡冬防队也就成为这个地区发展武装的骨干，成为上升为主力的基础。这么办，就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忌。我团一营扩大了三四十名新战士，居然告到了三战区。三战区找到项英那里，项英同志知道后，直接来电责备我们，而且来个“三不”：不发枪，不发饷，不批准。我们不得不向陈毅同志请示了。 　　陈毅同志得到报告后，只身骑马来到我团驻地崔庄。当时，副团长吴焜同志带着第二营在敌占区活动，我和参谋长乔信明同志、政治部主任刘松青同志，向陈毅同志说了我们的意见：“我团进入苏南时，军部扣去了第三营；从水阳一线到名容东乡，不断打击日军，不能没有伤亡，不能没有损耗，不扩军怎么办？难道我军就让如此消耗殆尽？这不是正迎合了蒋介石在抗日中消灭我军的阴谋吗？陈毅同志思索了片刻，平静地说：“这样吧，先编进来吧。军部那边，我去反映。不要国民党发枪，也不要他们发饷，我们自己解决；我相信副军长是会同意的。” 　　我们一听能扩大队伍，好不高兴。陈毅同志临走时还特别叮属我：“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人、枪、款都要继续放手搞。” 　　以后，我知道，陈毅同志被项英同志批判为“人枪款主义”。就常识来说，要进行武装斗争，能不要人、要枪、要款？无非是怕得罪国民党当局罢了! 　　 陈毅同志是严守组织纪律的，从不在我们面前暴露他和项英同志的分歧，我们以后才逐渐清楚的。 　　由于项英同志的“江南特殊论”，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右倾观点，即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不敢提减租减息，而改为“让租让息”，不敢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和退让。这么一来，我们深感在敌后活动，处处束手束脚。这时我虽然没有认识到项英同志的错误是一种路线错误，我还没有这个水平，但是，六团究竟是一支经过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因而就本能地自觉地去做群众工作，当然只能在“让租让息”的口号下去发动群众，严格部队的群众纪律，以及积极打击日冠，也就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同群众建立了血肉的关系。因为无法独立自主地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还是保留敌后的国民党政权，还主动保护敌后的国民党政权，同国民党政权建立统战关系。陈毅同志逼得没办法，就采取组织抗敌总会的办法，名为抗日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一种半政权组织性质。即使我们这样受限制地进行活动，在“让租让息”的口号下来发动群众斗争，还是经常与国民党三战区以及当地的国民党政权发生矛盾，我们经常因此而受到项英同志的批评，指责我们不懂统一战线，使我们非常苦恼。如果没有陈毅同志同项英同志的斗争，支持我们，我们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什么工作也不好做了。

浏览：421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0/6/8 22: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