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廖政国同志相识较早，相处时间较长，相互了解很深。从1939年冬，“江抗”在江阴西石桥整编，我们就在一个团里工作。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里，有时是上下级关系，有时是同级的正副职关系，我们在一起合作共事也有七八次之多。如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他任一团参谋长，我是这个团的一营政治教导员；在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时，他是纵队司令员，我是十一支队支队长；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他是一师师长，我是师的参谋长；在入朝作战时，他是志愿军第二十军副军长，我先是在师里任师长，以后又调到军部任第二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我是副司令员．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有时提前指挥，到我所在的营团；有时我俩各带一个团，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我俩相互了解，相互信赖，战斗情谊是很深的。我也深感在他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打仗，心情特别愉快。在三十年中，也有短暂的调离，如他曾去舟嵊要塞区和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我也曾调到安徽省军区工作，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密切。直到1972年4月那攥心的日子，突然听到我的老战友、老领导廖司令员病危的消息，我就连夜赶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想不到他已不能讲话了。我连声叫唤，他没有反映。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帮着叫：“余光茂同志来了！”我也跟着大声叫：“老廖，老廖！我……余光茂，我看你来了……”他终于听到了，眼底下流出了泪水，嘴唇也微微地翕动。他在说话，却听不到声音……我知道，三十多年共事，出生入死，我最亲密的战友，你将离我而去，你心里是有很多活要对我说的啊！我悲痛极了，心里不断埋怨自己，为什不早点来看望他啊！？ 　　从廖政国同志逝世以后，我一直思念着他，回顾与老廖一起工作、战斗的漫长历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他身经百战，足智多谋，每次战斗几乎都在头前指挥。他判断情况准确，决心大，指挥果断，机智灵活。新四军东进，初到青浦地区隐蔽活动，上海近郊的日伪军，总有好几百人，大摇大摆地出来游荡，根本不知道我军就在附近。我军突然出击，日伪军回头往上海方向逃跑。老廖当时是支队长，亲自带着部队拚命追击，一口气就追了六十多里，直到上海虹桥机场。他冲进机场，看到停着四架飞机，就命令把汽油浇在飞机上，放火燃烧，顿时火光冲天，周围百十里，都能看到。上海市民欢呼“新四军反攻上海来了!”当时，我没有参加战斗，因为我所在部队正在离上海较远的地方执行任务，但也很快从老百姓那里传来了震惊中外的“新四军火烧虹桥飞机场”的特大新闻。人们把新四军说得像天兵天将，神乎其神。 　　驰援半塔集，我俩在一起，老廖是团参谋长，跟我们营里行动。经过两昼夜急行军，刚到马集就与忠义救国军狠打了一仗。歼敌千余。就在部队十分疲劳的情况下，韩德勤的主力，人员充足，装备精良，人称“梅兰芳部队”的翁达旅来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来势凶猛，密密麻麻象蚂蚁似的，到处都是敌人。六连连长汤万益，是我团有名的猛将，老廖一声令下，他就抱起一挺机枪带头冲向敌阵。整个二营的部队，都跟着冲了上去。紧跟其后的我们一营，也全部投入战斗。当我越过二营阵前那一片开阔地时，看到敌人倒下的尸体，一批又一批地，就象刚收割的稻田里排列着的稻草把儿一样。大家都称赞这次战斗火力猛，给敌人很大杀伤。后来，我才知道，是紧跟六连后的廖参谋长，亲自组织好十来挺机枪一线排开，他自己也抱着一挺在这中间，指挥着大家猛烈开火，弹雨使敌人成片倒下，能跑的就四散溃逃。包围半塔集的敌人也很快逃过淮河去了。 　　黄桥决战的关键时刻，也是老廖带的四团插到野屋基，从杂乱的人马中抓到了敌军长李守维的副官，发现了敌八十九军军部指挥机关，他大腿一拍，马上出击，打烂了敌人的指挥中枢，最后让李守维淹死在挖尺沟河里。 　　入朝作战，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我俩又在一起。老廖指挥二十军全军胜利突破昭阳江，尖刀猛插敌纵深六十里，直到五马峙合围要点，切断了东线李伪军的退路。同时，他又要五十八师猛插美山里，攻占龙浦，与人民军第五军团合钳，聚歼了县里一带的敌人。 　　五次战役结束后，我部奉命北上休整，敌人乘我军转移之际，发起全线“闪击”，突破了友邻的重要掩护阵地，向我行军队形翼侧疯狂突进，气焰十分嚣张。老廖在行军途中发现情况有变，立即命令已经抢占了蛇头岘一线高地的五十八师统一指挥我后续部队，坚决阻击敌人。同时，他立即到下马山洞，建立军的临时指挥所，部署全军进行阵地防御作战。在我军粮弹俱缺，兵员不足。建制不全，既无炮火支援，又无工事依托的情况下，他主动承担起历时五十天的华川阻击任务，全军终于顶住了敌空军、炮兵、坦克和空降兵的联合进攻，取得了毙伤俘敌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表扬。 　　廖政国同志的战绩，只要打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的战史，或是看一看叶飞同志的回忆录《征战纪事》，其中重要的战斗，哪一次也少不了老廖和他带领的主力部队的参战，哪一次也少不了他们立下汗马功劳。 　　 　　三 　　他治军很严，以身作则，赏罚分明。不只平时从严管理与教育部队，战斗间隙也抓紧整理和训练。部队每到新区，不仅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他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接受老百姓的馈赠，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对违犯纪律的人惩罚是很严的。1943年的夏天，在高邮，因为离敌人不远，怕暴露目标，他规定不准部队下河洗澡。但有些干部战士却在出发前，偷偷地下水了。他知道了，马上赶去，叫“统统上来!”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处分。 　　在浙西双林战斗，抓来伪师长田铁夫的小老婆。本来想用她去换一笔款，解决部队的冬衣困难。想不到警卫员被她收买，夜里把她放跑了。后来，就给这个警卫员按军法处置。 　　另方面，他对部队、对干部、对伤病员，又是很关心爱护的。打仗撤下来，他首先考虑到部队的休息。伤病员来了，都亲自去看望，还组织政治机关的干部去慰问。干部有困难，给他一说，能办到的，立刻解决。很干脆！发现干部间有问题，他从不拖延，马上研究，立即调整。所以，干部们既怕他，又很喜爱他。他在干部、战士中威信是很高的。 　　 　　四 　　他重视培养干部和改善部队的装备，认为这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环节。他很重视对战斗骨干、干部苗子，基层干部的培养，我们师里建立了教导大队，选送的人员都是经过认真、反复研究决定的，都是在战斗中表现很突出的同志。他把教导大队的训练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总是利用战斗间隙，亲自深入到教导大队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并从实战需要出发，布置教学内容．在我们的部队中，一般保持有三套干部，现职一套，教导大队培训一套，另外还预备一套．因此，战斗减员再大，我们的干部还能配齐，而教导大队的培训、输送干部，对我师基层干部的源源不断起到了保证作用。 　　他为装备改善费尽心机。从“江杭”开始，他最重视抓火力，千方百计加强火力。他认为火力强，战斗力才强。当时“江杭”二路缴到的武器最多，每班一挺轻机枪，有的班两挺，再多就交炊事班保存，以便补充使用。他在这方面精确计算，了如指掌，一枪一弹，你休想瞒过他。当时干部全都配短枪，有转轮枪、卜壳枪，还有步枪，都是长短双套。他自己也是两套。 　　他所在的部队，都有修械所，对这个所的要求，差不多等于一个小兵工厂。不光要检修武器，而且要用土办法造枪造炮。有一次，管理处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挖到两门炮，炮栓和配件都没有，他偏要修械所长，还有个打铁的(手艺真好，你要他打个什么，他就能打个什么给你。后来这人当厂后勤部长)，一定要把炮栓，炮座等等全部配齐。后来果然配齐了，叫我去看，还真同原来的一个样，在战斗中拉上阵去使用了。打泰安击落一架飞机，飞机上有三挺12．7毫米的机关枪，说是“机关炮”，他很喜欢，一定要修械所同志去拆下来，改装给部队用……现在说起来真象笑话。不过，那时敌强我弱，敌人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不千方百计地改善装备，怎能战胜敌人？老廖花了心血，也是取得了很多实效的，如迫击炮送炸药，当年在战场上曾大显神威，敌人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 　　 　　五 　　他作风深入，工作踏实，经常下基层解决问题。在战斗频繁的年代里，我与他同在司令部工作，战斗一结束，有时会好几天不见他人影，我就猜到他一定到教导大队去了，或是到连队去了。纵队召开师的干部会，他只听一听纵队司令叶飞同志讲话。会议开了一个头，就留下师的政委继续参加。自己又跑回部队下基层去了。 　　他自己保持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而且精心培养部队的战斗作风，他要求所属部队，在战斗中耍攻得上、守得住、穿得进、作风硬。在他率领的部队里，培养出许多英雄连队，英雄模范人物。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团里培养出来的“爆破大王”，在多次攻坚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朝鲜战场上最后一包炸药，炸得美国侵略者丧魂落魄，打击了侵略者气焰。 　　 　　六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困难的时刻。这对我俩真是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我俩共同战斗三十年来从未碰到过的难题。那时，他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工作本来就太多、太忙。上海警备区又处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任务特别重。为了巩固稳定部队，为了保护机关安全，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还有毛主席来沪时的警卫任务，他够辛苦的了。但，张春桥那帮人，把老廖看作眼中钉，说我俩是“保皇派”，唆使那些“造反派”，开他的斗争会，逼他接受一一些无理要求，他总是坚决顶住。比如要他发武器弹药，他坚决执行许世友同志的指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也不能发枪。”决不能让他们搞“第二武装”。大概是在1966年12月28日吧!他已得到一个消息，中央在28日下达一个文件(即“八条”规定)，规定要求保持军队稳定，不准再揪斗军队领导干部。但在文件到达之前，那些别有用心的“造反派”，是会更疯狂的胡干蛮干的。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告诉你，我要出去，到外地去休息一下．家里由你负责!”我说：“好的，我顶住。你不能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明天是29号，他们不会放过你的。”那天晚上非常紧张，我派了一部车子，护送他离开上海市区。 　　第二天，很多群众都要找他，找不到就找我：“廖司令到哪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在找他。”他们问一千遍，我还是一句话：“我也不知道。”在上海，在北京办的“学习班”中，那些人一直斥责我：“为什么要保廖？”我说：“他打仗好，我支持他。”最后我俩都被调离上海，都受到了降职使用的实际处置。也正是在“文革”以来一连串的迫害下，给老廖身体埋下了病根，致使我最亲密的老战友，过早地离我而去了，写到这里，老泪又在我的眼眶涌动起来…… 　　 　　 1991年10月5日于上海 　　 　　 　　作者简历：【余光茂】1915.10—1998.1.7 　　江西崇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连指导员等。1936年任中央军委警卫团连长等。曾参加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营教导员，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四路一支队支队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一旅三团政委，第一师一旅二团团长等，参加了繁昌保卫战，黄桥及天目山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师参谋长，第十二师副师长等。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任第二十军89师师长、军副参谋长。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建国后历任二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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