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梦难圆解梦人堪忆

金恩晖

　　作家梦难圆解梦人堪忆
　　
　　----《胡昭日记》使我恢复了尘封半个世纪以来的记忆
　　
　　金恩晖
　　
　　人生到了古稀，浮现于脑际的，多是一些往事，此即所谓忆旧，其实是对个人的生命行程的一种反思。有些事天天、月月在做，有的人经常、经年往来，但平平淡淡，习以为常，引不起我的注意和思索，有的人和事只是生命旅途中的偶然，却会对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常常引起自己回忆的情感波澜,这种感情越到晚年，越趋强烈，令我挥之不去；尽管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这类回忆微不足道，但对当事者来说，总希望那些对自己生命旅途中一些弥足珍贵的反思，能够有一些文字上的留驻。
　　我和诗人胡昭（1933--2004）先生，有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就是令我挥之不去记忆。那是胡昭逝世的翌年，我在《作家》杂志2005年第2期上，读到了胡昭的女儿胡婷婷整理的《胡昭日记选》，日记记到1978年6月30日这一天，胡昭留下了这么一条短短的记载：“上午昏昏然不能做事，去省图书馆查资料。与金恩晖洽谈许久，多所鼓励。”
　　胡昭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即以诗歌崭露锋芒，成为驰名国内的青年诗人之一。他自195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光荣的星云》后，又出版诗集多部。1956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长春》杂志编辑、副主编等职。但1957年他未能逃出那场劫难，被划成了“右派”。我与他非亲、非故、非同窗，也非同事，他长我5岁，可说是同代人，5岁的年龄差距在和平环境中可以找到人与人之间某些契合点，但他的经历却是我们这代人较少具有的。在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他以小小的年纪、14岁时就参加了民主联军，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多数人，还处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状况，是无法与他的经历相比的，那可是“两个社会两代人”啊！与他相近的年纪时，我还在吉林省实验中学里读书，度着自己的青少年岁月。
　　有一次，胡昭之子、青年作家胡冬林见到了我，问起我同他的父亲的友谊，提到了胡昭日记上的这段话。在他的印象中，论职业，胡昭是专职作家，而我是一个图书馆工作者，两人既从未在一个单位上过班，平时在家里也不见我们往来，冬林实在不和道这种关系从何说起，便很自然地问起我：“当时，爸爸在他的‘右派’问题还未正式平反的情况下，他就去省图找您，与你‘洽谈许久’，可见你们是很熟的，而且似乎很谈得来，不知你们是何时认识的？当时都‘洽谈’了一些什么事？你们又在哪些方面‘多所鼓励’呢？”在冬林、婷婷脑海中，我同他们的父亲显然还有着某些不为他们所知的特殊关系。
　　这种关系和1978年的那次谈话，只有作为当事人的胡昭和我本人知道。我实实在在回答冬林说：“不错。我和胡昭同志平时接触并不多，从表面上看起来谈不上是什么至交、好友，他平反、重返文坛以后的近30年间，我们之间加上有关会议时见面的机会，总共也不超过十次，再就是仅有的几次通信，象他日记中所说的这种较长时间的‘洽谈’，50年间也不过两次。另一次谈话是1956年、即我们交往的开始，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种回忆，涉及到我五十多年来为追求当“作家”的梦想而走过的曲折的、坎坷的道路；我和胡昭的友谊是漫长而真挚的，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属于兄弟之情，师生之谊，君子之交，可谓深厚矣！”于是，我便从旧书、旧报刊中查找与当年交往有关的蛛丝马迹，尽力恢复半个世纪以来被尘封了的记忆，象讲故事似的，将这段只属于胡昭和我之间的“隐私”，合盘地向冬林作了详细的坦言。
　　
　　初识胡昭，我产生了长大当作家的梦想
　　
　　与胡昭初识是1956年，即胡昭日记中1978年的前22年，那是胡昭与我第一次“洽谈许久”，距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当时，我正在吉林省实验中学读高二；学校响应“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很重视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以及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激发同学们对各科知识的兴趣，校内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小组。在语文组董印琪、刘劲波等老师帮助下，由学校资助100元，创办了当时吉林省中学中唯一的一种铅印的刊物《向阳草》。创刊号出版后，大家推我为代表去到省文联联系，期望能得到作家们的直接指导。当时省内的文学刊物只有《吉林文艺》，同年10月改为《长春》月刊（试刊）。11月初，我带着虔诚的求教心情，来到了位于斯大林大街东侧军人俱乐部内的《长春》编辑部；接待我的人，就是胡昭。
　　胡昭年纪很轻，二十三、四岁，长得很俊秀，白白的皮肤，浓重的眉宇间透着淳厚，圆而大的眼睛显得执着，说话慢条斯里，一板一眼，这和我心目中所想象的诗歌《军帽底下的眼睛》的作者形象，似乎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的这篇成名作早已在文学爱好者、特别是中学生中传开了。
　　他欢迎我的来访，但说明省文联正忙着筹备即将正式创刊的《长春》月刊，人手少，因而不能去省实中与同学们见面。他一边翻阅着《向阳草》，一边问我省实中学生课余的文学活动和刊物的稿源、编辑情况；我据实一一回答，说到刊物从组稿、改稿、定稿、设计版面，到校对、发排和发售等，都由几位高年级同学自己来做，发表的是从初一到高三各年级同学创作的作品，胡昭高兴地说，这更能锻炼人嘛！但你们也要争取老师多多的指导，并说：“十来年以前，我也是一个中学生，在建国前的我省解放区---榆树县的吉北联中读书，学校的文艺、宣传活动十分活跃，我们的老校长李又然老师对同学们的帮助很大，他可是从延安来的大作家呀！”
　　“李又然？！我知道，我知道。他的散文集《伟大的安慰者》，我读过，写的真好！”1955年以前，省实中还在我省当时的省会吉林市，我经常到位于吉林市北京路的新华书店，书店的书架上就摆放着《伟大的安慰者》，是作家出版社当年出版的，我曾购买过一本，非常地喜爱它，也带到了长春，一直珍藏着，知道此书的作者曾是我面前胡昭的中学老师，心情为之一震。胡昭问我：“那么，你说一说《伟大的安慰者》，好在什么地方呢？”我略加思索，回答说：“李又然写散文惜墨如金，他把火热的激情浓缩在极简练的语句里；在人与人之间，他赞美着一种的大爱无疆的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比如，他的<欢乐>一文，写参加延安整风、学习时心境，其中有这么四句诗，使我十分感动，我还当作格言，记入了自己的笔记本，不时拿出来鼓励自己：同志和同志之间是星星和星星之间不是互相挤轧而是互相照耀”。
　　感到这段话引起了胡昭的兴致，我便脱口而出地问他，说：“那么，李又然老师现在还和你有联系吗？”。胡昭沉思良久，面上现出羞红色，显得凝重起来，有些语塞地说，：“……不，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我这个中学生，当时并不知道文艺界内部斗争的复杂情况：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织将李又然与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挂上了勾，追查李又然的“托派,反革命嫌疑”问题；由于根据不充分，虽解除了对李的隔离审查，但仍给他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胡昭因与李又然有师生关系，且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无辜地受到了殊连。这次同我谈话，说到他中学时的老师，不经意间提到李又然，这是胡昭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本无可厚非；但胡昭正身处“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境况，我无意的一句提问，却触到了他的这个“隐痛”。虽然问者无心，却使答者尶尬，又等于提醒了他对这类敏感话题的警惕。胡昭看我对此没有丝毫的感觉，我们两人的谈话，便仍然热情地、天南海北地继续着，言谈话语中越来越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拉近了感情上的距离。
　　胡昭问到我都喜欢阅读哪些书，平时在省、市报刊上都喜欢哪种形式的哪些作品？我说最爱读鲁迅先生的杂文，结合中学课文的学习，《向阳草》上发表过一组纪念鲁迅先生的诗文；谈到了当前的杂文，我说经常读到有位署名星公的作者，他的杂文见解敏锐，有稜有角，是我最爱看的。胡昭说：“星公、史星生等，都是宋振庭的笔名，就是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宋部长，他的文章确实写的好！”
　　关于诗歌，我谈了平时阅读中的一些感受，也对印象深刻的《军帽底下的眼睛》（胡昭作），由衷地赞赏起来，看出这不是当面“奉承”他、“吹捧”他，而是实话实说，他就认真地问我：“你说这首诗写的不错，那么你喜欢它那一点呢？”我就脑中印象所记，概括地回答他说：“这首诗从护士的眼睛，联想到妹妹的眼睛、妈妈的眼睛，联想巧妙，有真情实感，将医护人员与伤员之间亲如母子、亲如兄妹般的浓浓深情，融入到诗句的‘眼睛’中传神，炽热的激情产生出强大的感染力，做到了以情感人。这是我最喜欢<军帽底下的眼睛>之处。”他点了点头，露出一种天真的、不无得意的神色，我的话显然很符合他的口味，他微笑着说：“是的，创作需要真情实感，我十七、八岁时，就有幸进入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曾去朝鲜战地实习，这首诗就是在朝鲜战场上构思的。文学创作的基础，是先有实际的体会和感受，这样才能产生真情，也就是你说的真情实感，这是文学的生命。”
　　最后，关于文学爱好者的课余创作活动，胡昭强调，一定要处理好课堂学习和课余爱好的关系，中学时期必须以学习好正课为主；对于有的同学想当作家，他也予以鼓励，但又很认真地说：“长大要做文艺工作者，这个愿望固然好；但入门要端正态度，文艺事业必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反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你们中的高年级同学如果有精力的话，可抽些时间，读一读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互相交流或者写一写自已学习的体会。”
　　不知不觉间，我们畅谈了近三个小时，几乎占去了他一个下午的宝贵时间，有位年青的女同志来找胡昭，他便为我们各自作了介绍，我才知道她就是胡昭的爱人陶怡。临别时，他拿出一册刚刚出版的《长春》杂志（1956年第2号试刊）交给我，说：“这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杂感《猫的眼睛》，笔名是冯浪声，请你指教！”。
　　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我在此之前，虽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短文等习作，但那都是在文学门外的兴趣和尝试。初识胡昭，使我对“作家”这种职业有所了解，也羡幕起来。青春少年时，正处于生理、心理和精神迅速发展到成年期的转变阶段，产生了某种兴趣、爱好，本是很自然的；但那时“青年作家”的光环，犹如今日青少年追星族所钦羡的目标，我立下的这种志愿，就难免不掺杂着严重的“成名成家”思想。从此刻起，我即暗下决心，要努力地去实现长大当个作家的梦想。这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中学生的所谓理想观、价值观的一种真实心态。
　　
　　大难临头前的几句叮囑
　　
　　到省文联与胡昭的一席谈，燃起了我内心对文学的热烈追求。我平时虽是一个表现散漫、马马虎虎的人，但对自已认定的事，或者相信的人，就会固执地追求它，或者按着他的话办。回到学校后，遵胡昭所囑，从校图书室借来毛主席著作来读，高中学生的知识面，难说有较深的理解，但读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的有关论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感到毛主席的文章与鲁迅的杂文，都有一种突破传统束缚、反对僵化和教条的战斗精神；就认为，文学之门就该从此而入。当时距1957年暑期大学的升学考试还不到一年时间，高一时阅读过鲁迅先生逝世前写的文章《死》中，有一段话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虽然曾被我记到笔记本上，并以此话用以自警，但这些都通通被我忘到了脑后，而就此盲目地进入了文学的领地。
　　我翻开胡昭赠我的杂志，找到他署名冯浪声的文艺杂谈《猫的眼睛》（刊于《长春》1956年第2号试刊）来读，感到文中批评某些文艺家目光短浅、狹窄，只能用灰色的眼睛去看生活的现象，写得很好，冯浪声说：“有些人长着猫的眼睛”，“猫的眼睛是灰色的”，“他们看不见现实生活中本身那种五彩班烂的彩色”，“如果我们都用灰色眼睛去看日常生活，生活将变成一片灰色，该有多么单调、乏味！……不是太可悲了吗？”；“不和生活的步调一致，就要远远被生活抛在后面，可怜而孤单。”我遂东施效颦，即兴发挥，草成一篇杂文，寄给胡昭求教，并在信中说，我已按照他所嘱读过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受益非浅等等。未料想，胡昭当即回信说：“此文将拙文的批评所指，从文艺现象，扩大到社会现象，立意颇好，我们决定采用，补入到《长春》创刊号上，时间还来得及。”
　　于是，不到一个月时间，这篇中学生学步的文章《关于眼睛的种类》（署名丁名），就在《长春》1957年第1期（创刊号）上刊发了，胡昭信中所说的此文“扩大到社会现象”，我想可能是指拙文中这样的话：“冯浪声说的还不尽全面”，“在我们们周围……他们的眉毛底下，长着一双别人的眼睛”，“如某某权威说：‘某作品是灰色的。’他便会说：‘对的！灰得很！灰！灰！灰……’某首长说：‘云朶是红色的。’他更会鼓掌赞同：‘简直和我看的一模一样！云朶红的发紫。红呵，红……’难道这种可怜的应声虫不是长着别人的眼睛吗？”由批评我心目中的僵化、教条现象开始，不久，我又接连地、一口气地写了好几篇有着类似内容的杂文，都是据平时阅读所感，未经深思熟悉，针对文坛现象发表的一些批评性、讽刺性的言论，自然是浮躁而又浮浅的，流露出一个涉世未深的年青学生的幼稚气，但其中有的短文竟被1957年初的《吉林日报》、《长春日报》等报副刊采用了。这使思想远未成熟的我，未免有点飘飘然起来。
　　3月初的一个下午，吉林市文联有位王璟石先生到学校找到我，并带来了胡昭写给我的短信，信中对我多有鼓励之词，还对写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大意是，搞文学，可以写诗或写小说，这是直接表达感情的形式；但文学也可以写评论、杂文，这偏于理性的思考。“你阅读书籍和报刊后常有新的感受，看问题比较尖锐，故建议你应当先从评论、杂文的写作起步。”又提示我说：“这种理性思考的写作，当然也要有感情，应该是充满激情的。”
　　王璟石先生是从海军转业，先在省文联工作（与胡昭为老同志）、后调到吉林市文联的，他这次为筹办文艺刊物，特地到长春来组稿，胡昭将我推荐给他。见我有些犹豫，他便顺手从衣兜里拿出一份报纸说：“昨天曾拜读过你的作品，你就依此文方式，发表一些议论，写几段杂感给我们吧。”在这份1957年3月5日的《吉林日报》上，刚刚发表了我写的短文《杂感四则》，对创作题材上的重复现象和文艺批评的庸俗化倾向，予以指摘，文中说：“1953年，水灾严重时，各报刊编辑部收到大量反映‘堵垻’内容的稿件，多言英雄人物(作者所杜撰的)，在河堤决口之处，用自已的身躯挡住了洪水，挽救了全村的土地和国家财产，……当时，有人苦于其数量之巨曰：真乃是‘堵不完的‘垻’ ！”还说： “不根据具体内容而一口否定别人作品者可谓粗暴，硬请出诸如‘生动地’、‘深刻地’等五花八门之颂词来撑门面者，何不亦谓之粗暴！？”等等。
　　受王璟石鼓励，加上曾经读过星公写的一篇杂文《大眼框子的批评家》的启发，我又匆促地草成几段文艺杂感，于3月末寄给吉林市文联，王璟石来信说：“已安排在5月刊发。”这就是《江城》杂志创刊号（1957年5月）发表的《灯下杂记（六章）》，也是几个月以后，我闯下大祸、被公开批判而定为“毒草”的文章。
　　1957年署期的大学入学考试后，我被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录取。9月上旬，我到《长春》编辑部与胡昭辞行。据说他正在开会，要我 “稍等” ，他主动地到军人俱乐部的门口迎上了我。他一改几个月以前初会时那种热情的、几乎无话不谈的状态，显得十分紧张、拘束，对我考入北大连 “祝贺” 一声也没来得及说，未容我再多说话，就神色紧张地、严肃地对我说：“现在，我们文联机关正在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检查刊物上的各类文章，你发表在几处报刊上的杂文可能有所涉及，你到北大后应主动地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你是个中学生，右派文艺思想难免不影响到你，文章中会有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但是，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分别时，他紧握住我的手，却是热热的、湿湿的，几次语重心长地叮咛着那几句话：“记住：主动讲清，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因几个月以来，我忙于高考，对“反右派斗争” 这种风云突变的严峻形势，可以说没有多少概念，胡昭这次对我的仓促接待以及他口中那些莫名究竟的话语，尽管使我有点疑虑，但我还是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奔赴北京、去北大报到。
　　
　　“同志和同志之间是星星和星星之间”
　　
　　胡昭在1978年日记中所记与我“洽谈许久”，内容还包括1957年当时的形势和他的处境，我们别后各自的遭遇、境况。
　　他还记得那次分别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回忆说，1956年文艺等各界，为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在努力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真心实意地去创造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局面。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他就把我作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去联系和帮助，发了我的文章、通过信、也向兄弟报刊的编者作过推荐，他说这都是他们的份内事、应尽的责任；殊料，这一切努力和期望都毫无知觉地陷在了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中。他预感到自己已处于险境，有人可能将李又然的问题又重新提起，他即使不出‘洞’，也可能被当成‘蛇’去打，这在55年已经历过一次；而我这个初学写作者的文章，已然‘出洞’，就是不引而出的‘蛇’，可能遭到痛批！他想到我刚临高中毕业，还未走入社会，不经世事，如蒙此冤，受此惨重打击，那当如何面对？岂不将毁此一生？！
　　是胡昭以善良的同情之心和如兄长般对我的呵护，在《长春》杂志编者自查“鸣放”期间所刊文章问题时，他未将我的《关于眼睛的种类》“上纲上线”，作为“有问题文章”列出，而又因该文署名“丁名”，可能未引起刊物的复查者注意，此文总算是过了关；否则，如按当时“反对基层领导就是反党”的荒唐逻辑，将这篇讽刺阿谀奉承、事事看领导眼色行事的杂文，打成右派言论，使我“罪加一码”，也是不无可能的。我心存感激地说：“你使此文过了审查这一关！，真应该谢谢你！”说罢两人相视苦笑。
　　胡昭说：“那天，当你我依依惜别之时，有满腹话要时你讲，可叹我已身处悬崖边缘，分身无术、有口难言了。还记得，当时只对你讲了三点：一是要主动地向组织交代，不要等你的文章出事后，人家去找你、迫查你；二是实事求是，即写作动机，动笔时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讲，任人如何誇大或缩小，自己都要坚持住，实话实说，比信口胡说好，或许有助于你‘过关’，这是我经历‘政治运动’的一点经验教训；当时最难向你讲明白的是第三点，即一定不要无端地牵扯出他人，避免节外生枝，如被别人发挥想象，由点连成线、再去编织成网，弄出复杂的人事关系来，就是自找麻烦、设罗网而自投。因为运动一来，只要某人‘出了事’，不管他是谁，包括亲朋好友，都要与其划清界限，人人喊打，有人甚至会助纣为虐、落石下井，这种殊连就会使问题的性质，越来越说不清、也越严重了。这些话，当时细对你说不行，怕你成为负担；但不说心也不甘，故选择了‘文责自负’四字，重复再三，或许你当时感到我有些‘冷淡’吧？但那可是关键的一句话呀！”
　　第一次晤面胡昭时，虽然留下了他的热情、诚恳、关心人又肯于帮助人的深刻印象，但他有如此智慧和预见，却未曾料到；当大难临头之际，他还如此爱护和关怀我这个结识不久的文友，替我想得这么周到，细心到无微不至；我想，这一定来自他那满族人的诚实、宽厚、讲义气的民族本性，以及深受他的老师李又然的影响，此刻，我又想到了李又然散文中那四句充满人性和人情味的诗：“同志和同志之间是星星和星星之间不是互相挤轧而是互相照耀”。
　　谈到自己的遭遇，胡昭说，57年春、夏季“大鸣大放”时，他本来没有什么过头的言论与文章，有的领导还说要保他；那次辞行时，他面临着命运逆转的前夜、身处在被划与不划“右派分子”的边缘、正痛苦万分地写着检查交待材料。报刊上公开批判他主张什么“题材广泛论”等等，皆是欲加之罪，毫无实据。其实，仍是受李又然的牵连。他说：“李老师是革命前辈，在我们的师生关系上，他平时讲的、做的，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言行，所教育我们的，都是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原则话语，只因要定李为胡风分子，只因李被定为右派分子，我就都不能逃脱干系；这种殊连，实在匪夷所思，十分荒唐！”他到底没能逃脱当“右派”的劫难。他还告诉我说，与他曾同在省文联工作过的王璟石先生，在吉林市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胡昭还谈到被划成“右派分子”后，21年间的遭遇。他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虽摘了“右派”帽子，一度调回文联搞民间文学，日子仍不好过；“文革”时又惨遭打击，下乡走“五七”道路，他的妻子、颇有才气的女作家陶怡因不堪忍受的政治压力和折磨，自已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不到40岁。
　　
　　别时所嘱助我免遭一场灭顶之灾
　　
　　我对胡昭说，我进入北大后的遭遇，仿佛一一被他替我担心的事所料中。1957年9月,北大第一阶段的反右斗争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新生们被组织起来，同各高年级的老同学一起参加批判系里的 “右派分子”的斗争大会。多数同学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中学生，第一次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心中原来都有自己的“北大梦”，但“好梦难圆”，严酷、无情的思想批判将这种种幻梦个个都击得粉碎。“言者有罪”的现实，使我意识到说不定随时会把在几个月前哪一天发表的哪篇、哪句“错话”揭出来，也推上了“右派思想”的审判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使我食饮无味、内心惶恐不安，想到胡昭关于“主动讲清”的嘱咐，我就在新生座谈参加运动的体会的一次小组会上，找到机会，谈出自己在中学时有些习作可能写些错话，现正在重新认识中，云云；谁料这个小组会上的发言，却成为我应对即刻到来的、矛头直接指向我的批判文章的 “救命稻草”。
　　 1957年10月，吉林市文联《江城》杂志10月号以《反击右派，拔掉毒草》为通栏标题，首篇即发表了批判文章《<灯下杂记(六章) >究竟为谁而记？为谁而发？》，将我写的六章杂记，分条地全都引入到批判文章里，逐一解剖、挞伐，说：“作者居心已经是这样明显：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就马上变成思想僵化的人，就成为‘一部死的字典’……”因之，“他所写不是什么一般的杂谈” ，“而是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显然，批判者操起了“牛刀”，把我这个连作只“鸡”的资格都不够的“蚂蚱”，当作大敌，下了狠手。
　　于是，对我这个新生如何处理，首先成了图书馆学系领导面前的新问题。系的党组织责成党委成员兼我班班主任史永元先生和我班的党支部书记葛仁局同学找我谈话，说：“你入学前，为什么隐瞒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说：“中学时写的文章，一些老师、同学都知道；进入北大后、参加几次会，已意识到有些文章可能有错，就曾在小组会上谈到过，我没有任何隐瞒。”葛仁局去翻会议记彔，果有此事，但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当时被大家怱略了。这就为我争取到时间，在新生入学后的政审时未被打发回家去，而决定保留我的学籍，继续交代、检查、接受教育，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此后直到翌年7月，整整有八、九个月时间，除了和班级同学一起上课、参加运动和劳动锻炼外，我又多了一个特殊“项目”：个人反复地检查、交代和认识自己的问题，随时接受组织审查、再复查，等待最后处理。开始处于这种境况，我心里碓实很不安、难受和痛苦，但时间一拉长，按胡昭所言，以“实事求是，文责自负”的态度面对，却能适应了；岁月流转使我逐渐地感觉到，由于我采取了比较诚恳的“认罪”态度，史、葛两位似乎对我逐渐有了某种理解和同情。
　　比如，他们（有时或其中某一位）代表组织找我谈话，起初总是严肃地追问我：中学时写的那些文章是受谁指使的？是哪些人影响了你，使你产生那么多的错误思想？我每次回答时，都坚持说：我的文章未受过任何人指使，只是平时个人读书、看报后的感想，因自已缺乏鉴别好坏的能力，就以错为对，以非为是，又恁主观想象、任意发挥、写出文章来，而犯了大错误。……此期间，组织上或许另外又去调查有关情况，无所发现，故默认了我这种“实事求是”，此类问题，以后就不再提起了。
　　在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运动中，他们两位为帮助我认识错误，指出《<灯下杂记(六章) >究竟为谁而记？为谁而发？》一文，批判我“诬蔑”学习马列主义的人，会“变成思想僵化的人”，举出了《灯下杂记》中这样一段话：
　　有位朋友，“当年，为推翻某权威之论据，他曾以有限的知识提出了正确的论据，博得了文艺界的好评。为广博知识，他进修四年归來。谈话间，他侃侃如流。言必称马列，开口就是高尔基、鲁迅云云。他虽比当年丰富博学，谦虚老练，却失掉了固有的热情蓬勃的朝气。当年，事事均有自己的看法，对与不对，都能勇敢谈出，现今，从不谈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意见，偶而谈时，也吞吞吐吐，怕与权威之见相谬。我顿时觉得，他变了！当年他是一部有灵魂的活的书；现今，是一部集别人之大成的死的字典！”
　　他们严肃地问我：“如果无人授意、无人影响你，这种错误的观点和语言，难道是天下掉下来的吗？”我说，这非他人指使，而是受了当时本省报刊上的文章的影响以及平时读书后的体会而写。他们不相信，就要求我写一个交代、检查材料，说明这些错误言论都来自哪个书报上、具体的哪篇文章中以及受到哪些图书中的哪些话的影响？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学时读过的报刊上，找出星公的杂文《大眼眶子的批评家》引出来如实地交代，其原文是：
　　这种批评家“个子太高了，看的又太远，眼框子又太大，批评起来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是令人一见生威的的‘批评家’。”批评起戏剧来，即“这不合‘规则’，那不合理论”，这是违背“体系”，那是不合于“教程”；“他特有的大人国里的一切度量衡用具一块来，包括大尺子、大枰、大名家的标准，这位‘云’，那个‘曰’，批评来批评去，对摆在他面前的文章只好是叹息两三声，摇头四五次。‘不合标准’是早就定了的。”
　　星公又说：“在大个子和大眼框子的人看来，名家和名著是不可侵犯的神灵，唯其有名著才成名家。”“不管你用多少辛苦弄出的一点东西，总要到他的法庭面前过一堂，然后才能登记户口。不然的话，就要在这些嫩芽之上跑马，跑得它‘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地步。”
　　说明就是此文中这段文字影响了我，这是我在北大的检查、交代时唯一不得不交代出来的一个人，当时星公（宋振庭）只是我并不认识的一位杂文作者。我又将中学时读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一段话，写入交代材料，毛选中的原文是：
　　“他们一心响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象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咀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象不象？”
　　我在《灯下杂记》中的那段话碓是也因受到这种观点启发而写，故只能实话实说。史永元先生问我：“你的文章里竟将‘学马列’的人当作敌人，加以冷嘲热讽，难道这也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吗？”我无可奈何地回答说：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席还指出：这种主观主义的学习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毛泽东选集》1953年2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798—800页）那这又叫我怎样解释呢？”师生之间，一时竟哑口无言而对。
　　直到1958年7月北大整团时，图书馆学系1957级团组织召开大会，责令我在“批判金恩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的大会上，作全面检查、接受批判，最后予我以严重警告处分，保住了学籍、团籍，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痛苦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过程，方从“右派”边缘上被拉了回来，因而也保住了向报刊投稿、发表文章的权利。
　　针对我的上述遭遇，在1978年6月那次“洽谈”时，我对胡昭诚恳地说：“多亏了你能在1957年秋天，赠予我的那三句谆谆嘱言，帮助我在北大免遭一场灭顶之灾！”胡昭说：“当时，你做到了实事求是，文责自负，除宋振庭部长的杂文不得不交代外，你未牵涉到其他无辜者，这一点是主要的。北大肯定也会对宋部长的情况有所了解，他当时是我省文艺、宣传部门的主要领导，你提到了他的杂文对你的影响，只能有助于你的解脱！”
　　
　　星公杂文终未逃过“文革”的卮运
　　
　　“文革”到来时，作为那场中华民族空前的大浩劫的序幕，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接着就有邓拓先生等被屈打成“反革命黑帮”的“三家村”，其罪状之一是，邓拓曾写有《欢迎‘杂家’》一篇短文，被无端地指斥为“鼓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而宋振庭又曾在自己的某篇文章中自谦地说过“我是属于杂家一类” 的话，于是在批斗邓拓不久，他就被当作吉林省的“三家村长春分店黑掌柜”揪出来打倒。从1966年7月23日开始，《吉林日报》公开点名，连篇累牍，共用了38个版面刊登批宋的文章，诸如“宋振庭是邓拓反革命黑帮的一员大将”、“星公杂文是一丛大毒草”等帽子漫天飞舞。
　　我在50年代与宋振庭根本搭不上任何关系，但因在北大的检查中主动交代过受《大眼眶子的批评家》的影响写出有错误的杂文，这就为自己在“文革”时遭清算埋下了“定时炸弹”。加之60年代初，我到吉林省图书馆工作后，宋振庭来馆借阅（我正在参加整理的）旧平装书，有过几次接触；1962年，我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美学论文，他读后即回信对我予以热情地鼓励（他当时还不知道，50年代我的 “错误” 文章与星公杂文的那段“关系”），这一切都因他的被批斗，而“上挂下连”起来，胡昭当年所躭心的那种“如被别人发挥想象，由点连成线、再去编织成网，弄出复杂的人事关系来，就是自找麻烦、设罗网而自投”的状况，终于出现，造反派对我老账、新账一起算，省图书馆从一楼到五楼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均冲我而来，我一度被打入“黑帮”队伍，接受“群专”监管，于是社会上传出：省图书馆“庙小神通大”，揪出了一个“漏网的年青老右派”、“邓拓的三家村及其在长春宋振庭分店的小爬虫”！
　　胡昭听了我的叙述，慨叹地说：“新中国建国30来年，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直到毛主席1976年逝世才大体结束的极左路线，就象一条越勒越紧的繩索，使人躲过了初一(反右)，却躲不过十五(文革)，作家们人人自危，最后都难逃过‘文字狱’之灾，连宋部长这样的老革命、老干部都难以幸免！”我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但愿中国社会各界、包括文艺界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
　　我们这次“洽谈”，正值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关健时期。当时，在党中央和胡耀邦同志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陆续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包括反右）的一些案件进行复查，并逐步进行相关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在思想战线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冲破思想禁锢的牢笼，直指当时左倾路线的纲领性口号“两个凡是”。当时，吉林省刚刚开完文学艺术界大会，并着手恢复省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的活动，胡昭被邀请参加会议。“右派”改正问题，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事；但胡昭似乎并不急于了解“落实政策办公室”对自己“右派”问题的结论，兴趣不在对个人的“反”，“平”得如何，而是兴致勃勃地和我一起议论起当时理论战线上刚刚揭开序幕的理论争论问题。他认为这才是摆在国人面前最大的事，如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旧的一批寃案平反了，新一批寃案又会制造出来；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现实，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的伟大实践，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堆，人民群众才能心情舒畅，生产力才会得到解放，社会才能进步，国家的发展才会有希望。
　　关于吉林省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他很赞同我的一点想法，认为替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吉林省的总代表”宋振庭及其杂文彻底平反，也应是我省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之一，他鼓励我说：“你读过、写过杂文，也因星公杂文受到过殊连，可谓感同身受。我非常支持你写为星公杂文昭雪的文章，应抓紧时间，越快越好。”他的鼓励正中我的下怀。此后不久，我一连写了两篇评论文章，分别是：刊登在《长春日报》1978年8月20日上的《生长在北方土地上的红高粱——重读［星公杂谈］有感》和《长春》月刊1979年第2期上的《雪欺霜侮梅更香——为［星公杂谈］昭雪》。且不谈这两篇急就的文章写得是否粗糙，但我自进入文艺领域20多年来，即因写杂文、文陷网祸而不能自拔，为星公杂文昭雪就是为自己、也是为在极左路线专政下，因言获罪的杂文作者朋友们一雪沉寃，一吐久久郁积心头的不平、愤懑之气！
　　　　这次“洽谈”后不久，根据1978年中央发的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精神，胡昭错划右派的问题就得到彻底地改正，他也正式转回到省作家协会做了专职作家，并担任了领导职务。几乎与此同时，吉林市文联也就57年对我的杂文的批判予以平反，北京大学团委对我的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予以撒销。因从50年代到70年代间，我发表了30多篇、20多万字的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1980年，我被恢复活动不久的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新会员，终于圆上了中学时代的作家梦。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
　　
　　十年浩劫的“积极性”后果之一，就是促使我对当年的“作家梦”进行了反思。而这种反思又曾得到过胡昭的的明示，我和他在一次电话中曾有过一段对话。
　　那是80年代初，文化界一位老朋友，热心地对我建议说：“据说，省作协要扩展编制，你是那么地热爱文学以及美学、文学评论、杂文等等，多年以来也有一些成果，何不趁此机会，爭取调入省作协，做专职的文艺评论工作呢！”我一时心血来潮、未加深思，就给已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的胡昭打了电话，试探虚实。
　　胡昭听了这个想法后，几乎未加犹豫，就在电话中，以真诚、严肃的态度和郑重、审慎的口气对我说道：
　　“咱们是老朋友了，我奉劝你，千万别往我们作协这里挤。作协机关里设一些人员，从事作家的组织、联络、协调、服务等方面工作，是需要的，但目前落实政策，许多老同志、甚至包括子女都安排不开，这种岗位当然轮不上你。至于设专职的作家，如写诗、小说或文艺评论等等，这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有成就的作家应从遍布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工作人员里出现。我与当年松北联中时代的老同学相聚，现在他们有的在农村成了技术人员，或当了干部，有的从了政、当了军官，有些是工程师、医生、记者、演员、教师……，其中凡有文学追求和兴趣者，他们的文学才能，都有所发挥，授以‘作家’的头銜，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我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是人民群众中的文学爱好者及其在精神上的奉献，是他们真情实感的个性发挥。一个人如果没有具体的工作，去当所谓‘职业作家’，从哪里得到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呢。在社会上，把‘作家’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似乎有些说不通，我个人早有否定这一提法的意思。我虽为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但使我心里感到踏实的，还是因为我正在文学杂志当编辑。你在北大学的是图书馆学，很好的工作岗位嘛，同时你也可以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以文学的形式发表出来，这应当是作家们正常的工作方式。你何必捨己之本而去旁求其末呢。”胡昭的结论是斩钉截铁的：“恕我直言，我坚决地不同意你老弟往省作协这里调！”
　　胡昭的话如当头棒喝、提醐灌顶,使我脑中一时的想入非非，顿时散于无形、彻底清醒起来。我立即说道：“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听兄一席话，点醒了我几十年间所追求的‘作家梦’啊。” 胡昭见我一拍即合，又引申一步地说道：“近日，我正在对旧作进行一番整理，从中发现：历来凡有真情实感的诗作，就有点意思，而无真情、无实感的诗，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出于某种需要，即使是某种良好的愿望，去强而为诗，文字再好，也都是无病呻吟了！”文学应出于作者的真情实感，是胡昭一贯的观点，当年他吸引我入文学之门时，是这样讲的；20余年后，他坚拒我调入作协的理由，也是如此。1999年，我被省作协临时抽去，参与编辑《吉林省五十年文艺作品选》的文学卷时，曾打电话给胡昭，希望他协助初选出他的发妻陶怡的诗文来，胡昭回函给我说：
　　
　　恩晖同志：
　　陶怡诗文完整留下的，仅此而已，寄上一册为念。散文另外是还发过一些，多为歌颂当时英模，编书时我没选，现在也就难找了。冬林一篇也附在后面，请一併看看决定取舍。
　　你那里，复印当无难，书用后请惠存。
　　秋安！胡昭七月卅日
　　
　　当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女作家陶怡的散文是很有名气的，然而编者尊重了胡昭的意见，在《吉林省五十年文艺作品选》的文学卷中未选入陶怡的散文，而选了她的三首诗：《阿里郎》、《洗面纱》和《秋千歌》。我想，知妻莫若夫，胡昭深知，在陶怡被人当作“右派”的妻子而忍受着屈辱、冷漠、甚至歧视的心境中，写出的那些“歌颂当时英模”的散文作品，不会有真情实感，连保留价值都没有，故“我没选，现在也就难找了。”
　　与胡昭通了电话以后，我也对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进行了一番整理。从中学、大学到文革20多年间，为追求舞文弄墨的“作家梦”，我都写了哪些有真情实感的文艺评论呢？不能说一篇也没有，但是严格地说，碓也不算多。
　　我本是一个普通的书生，在反右时成为“左”的受害者，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从此象被戴上紧箍咒一样，背上“右派”边缘的包袱，跟着“左”的步伐行进，20余年来的理论思维被训练成为“左”的俘虏兵。为了跟上时代，随时警惕别再犯“右”的错误，就得紧跟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潮，去达到写文章发表的欲望，如果有时从内心里与各时期的某些提法相违，只有从自己的世界观、文艺观上找原因，改变自己的认识予以适应。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理论乃至各科人文学者实现 “成名成家”的途径和治学的一种思维定式。，
　　在我的某些文艺评论文章中，对作家及其作品、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观点，恰如我在中学时写的杂文中所讽刺的对象，成了“眉毛底下，长着一双别人的眼睛”，真正地成了“可怜的应声虫”！比如，发表在《文学青年》1960年第2期上的《［红旗歌谣］的伟大意义》一文，就是为当时对“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唱赞歌的民歌，而大加推崇、推波助澜的文学评论；又如，发表在《民间文学》1959年第5期上的《儿歌散论》，是在收集了很多儿歌资料基础上开始动笔的，但迫于形势，就不得不在这篇可能有某些价值的文章中，对天真无邪的儿童大谈儿歌的阶级性，这不说明自己的文学评论也正在变为集“阶级性”标签“之大成的死的字典！”吗？
　　尤其令我感到遗憾和愧疚的是，在那左倾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环境中，我这个当初的文章被别人肆意蹧踏和批判过的人，有时还被报刊授意，赶形势、出急就篇，完全违背自己的心意地去写批判他人的文章，如文革前批判影片《早春二月》、文革中的评《水浒》等等。文革中左倾思潮越演越烈，“四人帮”覆灭前夕达到了极致。文革初期，我曾遭大字报批判、围攻，写检查、交代，后来隨着两派斗争激烈，“群专”对我这样的不属于“走资派”的“牛鬼蛇神”监管放松，美之名曰“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如同反右时在北大的遭遇一样）。在报国无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由于某文友以我有“一技之长”为由推荐，被一度借到省文教办公室临时凑起的评《红楼梦》写作组，去写“评红”文章。
　　这次 “评红”虽然时间很短，但教训却是深刻的。“评红”根本不是什么古典文学理论的科学研究，而是要将红学与批林、批邓、批刘联系起来，把两件亳不相干的事情硬扯到一起。本来我对文革（或者说文革对我）深恶痛绝，却要按时髦的腔调去抄大话、假话和空话，鹦鹉学舌地对当时文革的现状去唱颂歌；明眼人都清楚，林彪推行的是左得不能再左的极左路线，却要在“评红”中联系林彪从“极右”方面去批；感情深处在说，邓小平主持工作、搞整顿大得人心，“传声筒”的笔，却硬要将“走资派”与《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联系起来批。虽然写作组未能发表出一篇文章，我却尝足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异化为“精神叛徒”的嗞味，感到这种违心的“文艺理论”实在难以搞下去，极左路线使我在中学时代的“作家梦”，远离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路子越走越窄了。
　　“作家梦”曾是我在青年、中年时代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几乎伴随着我度过了前半生，可惜当年起步时，竞忘记了鲁迅先生关于“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言；事实证明，左倾路线桎桔下的“作家梦”，是难以做成的。作家梦难圆，文革前人文理论诸家的梦，也是难圆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旧传统与文革及其以前的极左路线相结合，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进行了持久的、反复的改造，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忧天下之忧”的正义感、责任感，皆消融在某一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里，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自我内心中甚至去追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成名成家”，致使文学理论、乃至社会科学领域长期被泛用“阶级论”的假、大、空话所占据。俱往矣！我有幸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度过了30多年岁月，现已步入老年。当此世纪之初，回忆起李又然、宋振庭这些革命前辈们，他们当年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兰图中，坚持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发展文艺及各项文化、科学事业；我相信，胡昭生前所期望的、出于真情实感、且又深刻地表现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作家及其作品，一定会大量湧现。
　　
　　作家梦难圆解梦人堪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