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最后的来信，最后的…… 　　　　　　　　　　　　——我的怀念 　　 　　　　　　　　　　　（黑龙江） 苗　欣 　　 　　我和胡昭诗兄，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到他人生旅途的末端；从我当诗歌编辑，到我不当诗歌编辑，到我退休，我们一直没断了联系，一直有信件往还。最近，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觉察到：我们俩竟然始终没见过面（他的照片倒有一张，那是我退休后打工的那家报纸要发他的国外游记，他寄给报社的，我一直收藏着）！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们怎么就没见过呢？难怪他在信上也有“今年原定去你省未能去成，明年该可以晤面了吧”之类的话。 　　他最初的来信，寄自“海龙县文化馆”，那时候，似乎他还没有被调往省城。 　　那一段时间，可称之为胡昭兄的“第二次出山”。他不仅以自己的诗稿积极支持了我们诗歌组的工作，使《北方文学》成为他再次“出山”后最早发表他诗作的刊物之一，而且透过来信，也使我认识了他这个人：他对诗创作的严肃和认真，以及他为人的真诚、正直和正派。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离开“诗歌组”，挂职去小学，搞了几年儿童文学创作，在这期间他的一些来信，更表现出他对同志、对朋友的“极端的热忱”。当他知道我决定去小学深入生活，便在信中及时地提醒我： 　　“儿童文学，我以为题材应尽量扩大，形式也以多样些为好，单写学校生活容易单调。黑省有特色的生活方面甚多，如能展开来写写当为孩子们所欢迎。首先该是文学，其次在情趣上、语气上等等方面又是儿童文学；如连文学都不是，儿童也不会喜欢的。” 　　他常有书寄我，我间或也有书寄他。每逢我寄书给他，他总有回声，而且不是随便搪塞几句，总是恳切地谈出自己对书的看法——其中有鼓励，也有不大像批评却胜似批评的批评，如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去夹皮沟金矿跑了一趟，回来见你信和书。书马上读了，印象甚好。儿童文学就要有儿童情趣，你的这方面很充足，只是文字上、语言上除能上口外，还须稍稍讲究点精炼、标准化之类，不知你以为如何？” 　　在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我去编《外国小说大观》，几乎没怎么写东西，胡昭兄便在来信中督促： 　　“你好像主编刊物后写诗少了，仍望能多写！我们这个行当冷落，必须……” 　　这几封信都写于上个世纪，不论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字都写得很漂亮，而且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都不含糊。可是到了新的世纪，到了2004年的1月15日，我接到的胡昭同志来信却让我吃了一惊。首先是看信封，忘写了我所在的区（南岗区），信文里的字，尽管还是他的那笔好字，却显得写来吃力，有些字字迹模糊，话也不多…… 　　看得出，这是病中写的字。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没敢跟任何人说。三十几天过去，有一位邻居（也是文友）特地来告诉我：报上登了，诗人胡昭于2月15日逝世。我不相信，我不敢相信，不——我是不愿意相信！我让人家拿报纸给我看 ，我还上网搜索…… 　　 　　我是1月15日接到胡昭兄的信的。离他去世的2月15日，只隔了一个月。 　　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后的一封信！当他在世间只有最后的30天，当死神一天一天向他逼近的时候，他在这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呢？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先把信中的后半截，抄在这里 　　： 　　“我回家来过年，病情尚稳定。想打电话给德裕嫂子拜年，怕不能正常交流；你若打电话请代我致意。 　　“听说沫南去世，确否？去年到今年两位好友——孙静轩与朱春雨逝世，莫可奈何！ 　　合家康泰（泰字是我猜出的，原字不清楚）！” 　　 　　信中“病情尚稳定”云云，看来是一句敷衍话：他怕别人为他担心，才这样说。并不是他对病情的估计过于乐观。接着这句所说的“给德裕嫂子拜年”，得多解释几句。 　　这里所说的“德裕嫂子”，是指我的邻居和同事张德裕的夫人李大姐。张德裕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工人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红花还得绿叶扶》，曾受到茅盾先生的评介和赞誉。张德裕是胡昭兄的终生好友。他俩同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同去广西参加“土改”，抗美援朝时，又同去朝鲜战地采访，1957年，又同时错划“右派”…… 　　 “文革”后，“错划”得到平反，张德裕几经周折，从外地接回一位曾住过精神病院的美貌女子，成了家。从此，张兄在家里，是厨师又是保姆，出门则是采买员。后来添了儿子，就又既当爹又当妈。但他始终没忘了读书，没断过写东西的念头。胡昭兄数十年如一日地对他的关怀和激励，是张兄的精神支柱，他常对我说，胡昭又来信了，又来信了。很是当一回事。在胡昭兄给我的信里，也常常提起张兄，或是打听他的近况，或是要我代约张兄为吉省的刊物写稿…… 　　那是在1997年吧，我“打工”的一家报纸、在我所主持的副刊《五彩天地》上，加了个小刊头《老作家新作》，发表了张德裕的小说《小贾其人》——写一个身处困厄境地，却奋斗不止的北方汉子。发表后反应不错。胡昭兄为这件事特别高兴，比自己发表了好诗还兴奋，他先是给张德裕写信表示祝贺，又写信称赞我的编辑作风，更希望这是一个转机，使他的朋友从此振作起来。作家吕中山写了篇《张德裕辉煌有时》，收进《祝福祖国》这本散文集里，胡昭看到了，便赠书并写信给这位作家，信上说，看了这篇文章，看到世上还有人记着张德裕，并对张加以褒奖，他很高兴。 　　其实这时候，张兄年事已高，又患有脑梗，过了不到三年，就离世而去。《小贾其人》成了他生前最后发表的的一个短篇。而胡昭兄和他的这位同学、这位落泊朋友的友谊，却为人世间树立了一个典范，也是胡昭兄人品高尚的佐证，这不，即使他的朋友业已故去数年，甚至他自己也只有二三十天可活的时候，他还想着打电话给他的“德裕嫂子拜年”…… 　　胡昭兄在给我的这封信中的头半截，是他写这封信的因由，这一段写的是： 　　 　　“世昌兄：新年快乐！（下有四字不请） 　　“去年与你讨论儿童诗通信后写成一小文，给报纸未发。寄一份给你。” 　　 　　这里所说的“讨论”云云，得从头讲起。那是在前年冬、去年春，小学生放假时候。为了不让我的孙儿过于迷恋电视连续剧，更为了培养他的阅读兴趣，我一时兴起，就挑了朋友们寄赠的一些童话集诗集，逐日逐页地读将起来。其中诗集我选了两本，一为任溶溶先生的《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另一本就是胡昭兄的《雁哨》。小家伙听得极有兴趣。以诗集《雁哨》为例，我读了一遍童话诗《雁哨》，他还要我读，我再次读了之后，他又躲到一边自己去看，书中的另外一些诗，情况也是如此。 　　我曾兴致勃勃地给胡昭兄写过一封信，说了这个情况。后来，胡昭兄回我一封信——这封信这次我没有找到，不知把它“珍藏”到那个角落了，记得关于读书事，他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他对我的作法不以为然。在这次“通信”之后，在他2004年1月15日写给我的最后的来信里，附来了以《让孩子扩大眼界》为题的短文。 　　对于向孩子们推荐图书，胡昭兄十分严肃`十分认真，在文章里，他郑重地向“当家长当老师的”呼吁： 　　“应该想着如何扩大孩子们的眼界，让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热爱劳动，对世间万物，对动植物都充满爱心，他才能从关切到深入研究，也许走上科学研究之路。一些人文科学知识也应关心，比如文史方面的伟人学者的生平事迹，可以让孩子们心胸开阔，强化生活事业的抱负，增强毅力以利将来专注于某种事业。” 　　在文章里，他特别反对让孩子“只读文艺书、童话书”，他尖锐地指出：“让孩子从小只读文艺书、童话书，我认为是害了孩子。尤其有些所谓儿童读物，内容越来越玄乎（惊险、打斗）、越来越黏糊（早恋、性诱惑）更吓人……头脑中科学知识不够，从小醉心于童话神话之中，一遇险境，首先想到的是上天速来仙女、白胡子老头救苦救难！但幻想终于代替不了科学的判断与决策，最后只能陷于绝境。” 　　因而他建议： 　　“应该多给孩子们编写出版科普书，内容由浅入深，让孩子们首先头脑科学化，而不是幻梦化。” 　　最后，诗人以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眼界闭塞、心胸狭隘者路干不好任何事业的。即使孩子在成长中最终选择了文学，丰富的知识、开阔的眼界与心胸也会使他大有作为。” 　　文章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内容生动、全面而又深刻。既是写给家长和老师的，也是写给所有人的——是诗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嘱咐。我将这篇短文，郑重地推荐给了《鹤城晚报》副总编辑、青年诗人王新弟，他们很有眼力，不久就将文章在该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上刊出。 　　在我的这篇小文里（以及小文的标题上），一连几次用了“最后的”，比如，刚刚就写有“最后的嘱咐”，果真是最后的么？按一般情况，好像不能给予否定，但当我看着桌上的样报，望着书橱里胡昭兄赠我的那些诗集、散文诗集，以及印刷精致的《胡昭文集》，想着书中众多优美的篇章，我便犹疑了。 　　我在给诗人的爱女胡婷婷的信里，写有这么一段话： 　　“我坚信，你父亲的一些优秀诗作，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像你父亲这样才华横溢且又对写作严肃认真的诗人，他的诗，当然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如果我们可以说“作品是诗人的另一种形态的生命”，那么，诗人的作品在，作品的影响在，我们不就可以说“诗人永生”了么！那又何来“最后的”呢？ 　　 　　2004年1月15日，在胡昭兄给我写信的时候，他的自然形态的生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间段，他却在自己的信里，在自己的文章里，想着别人，想着活着的以及逝去的友人，以及后代人，表现出一位诗人开阔、豁达的伟大胸襟！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以自己的“美行”，写就的一首“美诗”！ 　　 　　“我说的这番话，你同意吗，胡昭兄？”望着手边照片上拍于叙利亚城堡的永远年轻的胡昭，我问。 　　 　　 　　 　　　　　　　　　　2004年10月24日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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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2/26 12: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