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岁 暮 忆 胡 昭 　　邵燕祥 　　 　　--------------------------------------------------------------------------------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和胡昭还没有交往，但我知道他，知道他的一首诗：《军帽下的眼睛》。至今许多诗歌选本，共和国初期部分还都选这首诗。在当时一派大声疾呼、为集体代言的诗风中，胡昭此诗以多少带个人性的抒情引起读者的共鸣。 　　 　　他一生的创作都保持着这种温和的抒情基调，无论是诗还是散文。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乃至可以说是个多情的人，不是那种狂风暴雨式的滥情，而总是把话说到你的心里去。 　　 　　因为当时没有交往，无从了解他诗歌的本事。比如《军帽下的眼睛》，写的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呢，还是有特定的对象，如有确指，是他的爱人和妻子陶怡吗？ 　　 我也不认识陶怡，更不知道她是否曾去过朝鲜战场。那时我甚至也还不知道陶怡的名字。等我知道的时候，怕伤胡昭的心，我不敢在他面前提起陶怡，因为胡昭被划右派以后，她像许多右派的妻子一样，忍受着屈辱和冷漠，苦苦带孩子，又当娘又当爹，独力支撑着破碎的家庭；然而，更大的风暴袭来，文革开始，不久全家一起流放——在所谓“插队落户”的日子里，陶怡含冤自尽。是怎样的痛苦，迫使她断然地离开她相濡以沫的受难的丈夫和一对儿女呢。我读她身后出版的一本诗集，从那早年诗的节调，怎么能预见到那么悲惨的结局！ 　　 　　胡昭反右以后直到十年文革期间的遭遇，我从来没有问过，也没听他说过。我们相识，已经是在1978-79年后，但我在北京，他在长春，相聚时少，主要靠书信往还，容不得细说从头。再就是当时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写不完的诗思，而作为右派，彼此经受的大同小异，也就不用细说；像朋友中沦为右派的文学评论家唐因，也是妻子在文革中不堪其苦，抛下了长期同甘共苦的丈夫和一对儿女，选择了死亡；这一家的命运和胡昭一家简直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后来唐因一直孤苦着，胡昭能找到同是在政治运动中饱尝辛酸的王爱善作伴，度过了温暖的晚年。 　　 　　一九八三年，我应邀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观光建厂三十周年的庆典。在那里，得以和胡昭一家盘桓。当时还有两位诗友，一是周良沛，跟我一样来参加厂庆的，一是万忆萱，就在吉林日报社工作，他们也都有二十一年的右派经历，而且，他们和胡昭、和我都生于1933年，岁在癸酉，生肖属鸡；不记得是谁提议，“四只鸡”一起过五十周岁的生日。爱善是当然的主持者，还有曾与忆萱患难与共的夫人。在杯盏交错中，我知道了胡昭的一些身世，他是个孤儿，家乡解放后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一开始就在老作家李又然的照拂下成长，情同父子。他的审美取向，是不是也有李又然的潜移默化之功呢。胡昭每次来北京，不管时间多紧，都要到翠微路的一座宿舍楼去，又然同志不在了，他还关心着又然的儿子华沙。 　　 　　好像也是在那时的闲谈中，我才知道胡昭是满族。但我记忆中，他从来没有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要求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有辽宁民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平生的最后一本诗集，这在诗集出版困难的年月里，也是差堪告慰的一份情意吧。 　　 　　就在胡昭赠我的这本最后的诗集里，读到他某一年清明怀念陶怡的一首诗，记得仿佛是写他在雨声中，朦胧听到那恋家的亡灵在轻轻敲门，却又归于虚无缥缈了；诗是不能复述的，我现在手头没有原诗，连我曾写过的有关此诗的《分享诗情》短文也找不到。但我认定这是一首浸透了真情的诗，不但在胡昭的作品中是突出的，就是在当代抒情诗中也是难得之作，它不是以技巧为之，也不是以概念为之，它使一切矫情卖弄的伪诗相形失色。 　　 　　但我也从诗中读出了萧飒，我感到胡昭老了。老，是大家都老了，但除了爱善带着他一起回她早年离开的浙江故乡那一行以外，他不大走动了。偶尔到北京来开会，也不大离开所住的宾馆或招待所，据说一个人不太敢出门，我先还以为是人胖身懒，后来听说他平时在家，每天散步，也都有爱善陪同；那回爱善陪他到我的新居来，我开玩笑说，都是爱善把胡昭“惯”坏了，“惯”懒了。 　　 　　其实，他是被心血管病困扰着，也不可能要求他自己在疾病缠身的时候，再临时抱佛脚地积极去“健身”了，能像他那样一直老老实实听医生的话，尽量保持病情稳定，就不错了。 　　 　　他还在精神好时，写一些随笔散文，他一点也不懒；而他的笔下，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娓娓而谈，平静清新，文字也一丝不苟，这在一个病中执笔的老人，需要有一份不平常的坚强和韧性啊。 　　 　　他至死没有放下他的笔，这就够了。 　　 他爱文学，他爱诗歌，出于生命的表达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的目的。他平生低调，比起风风火火敢闯敢干的人，可以说他缺少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偏于循规蹈矩；而比起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某些人来，他无疑是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哪是他的优点，又哪是他的弱点呢？ 　　 　　如果我记得不错，在奖项林立的今天，胡昭只获过一次奖，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跟他同获二等奖的，还有女诗人舒婷和傅天琳。 　　 　　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那次评奖工作。在初评小组提出入围作品的基础上，评委会投票选定了十部诗集；经过不短一段时间的认真阅读、讨论之后，当票选结果出来的时候，大家如释重负，十分高兴，决定在向作协领导汇报同时，立即在第一时间向获奖诗人通报。 　　 　　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有一位热心人士写了一封信给作协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名道姓说像舒婷这样年轻的作者，怎么能跟例如艾青这样的大诗人并列获取奖？——原信谁都没看见，是由作协一位分管诗歌评奖的书记（？）传达的。他同时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对这一选举结果重新考虑。这使得包括冯至、公木、严辰这样的老同志听了都极表诧异。因为如按实际得票数排列，舒婷的名次将大大提前；而评委会已经考虑到“国情”特色，基本上采取了“资望”为主兼顾年齿的原则，把舒婷放在了胡昭之后，天琳之前。现在说要重新考虑，怎么考虑？把舒婷撤掉？那将置评委会于何地？置民主与公平的原则于何地？幸亏有人提醒，评奖结果已经告知获奖人，外地的已经打了电报，如果粗暴改动，影响难以估计。最后在那位作协书记的主持下达成一个妥协，即分为一等奖和二等奖，拉开老诗人和新作者的距离，拉开有“定评”和有“争议”的获奖人的距离。到了具体排座次时，才发现排到了第六位流沙河、第七位黄永玉，硬拉下到二等奖，总是师出无名，说不过去，最后只好让胡昭陪两位小妹妹，在七位一等奖后面，退居为三名二等奖。至此，一场风波告一段落。 　　 　　谁料接着又起风波。据说香港某刊物发表一篇报道，讲了奖分二等，却是倒金字塔式的这一鲜见的格局，特别是道破了舒婷得票颇多却名列二等这个事实。作协那位书记又奉命前来布置清查，查是什么人把评奖工作的机密泄露到境外！一时参与过诗歌评奖的有关工作人员都成了清查对象。但清查过程中发现，如说舒婷的票数算是机密的话，涉密的人实在太多；评委会委员，初评小组成员，曾经进出会场的服务员，还有随身照应老评委的家属；向作协领导汇报时，除党组书记处的成员外，还有其他门类文学奖前来汇报的负责人。清查范围越来越大，一时却又不兴用历次运动中拿手的办法了，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事件——如果也算个事件的话——给我的最大教训，就是要远离机密。尽管在开放的社会，许多文学评奖的透明度极大，公布结果时，往往会同时公开评奖过程，把各评委对每个作品的评审意见，投票情况（赞成、反对或弃权），和盘托出，一无挂漏，没有暗箱操作。但在我们这里，既视“暗箱评奖”为当然，难免什么琐事都上了密级。一个文艺评奖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从此，我就决心不看任何标明“内部文件”的东西，很快也就不再听任何所谓“内部传达”，这样庶几可免于“泄密”之嫌了。 　　 　　事后一想，实际掀起了这场小小风波的有数三几个人，也都是写诗的，这让我深感到“面对诗歌，背对诗坛”的必要，还是要早早从所谓诗坛自我放逐的好。 　　 所有这一切，我都没对胡昭说过，现在才说，是因为他再也不会“泄密”了。我能想像得出，胡昭听我说了这些过时的“内部消息”，脸上会露出他那惯有的宽厚的笑容。 　　 　　 　　　　　　　　　　　2004年12月31日深夜

原文2005年二月 发表于发表于《作家》杂志  浏览：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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