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春 寒 料 峭 忆 旧 时 　　　　　　　　　　　　　　──悼胡昭 　　 　　　　　　　　于济源 　　 　　2月15日，是个星期天。上午九时许，接到胡冬林的电话，问我忙什么。我说刚打完针，晚上还得打。我俩经常在电话里长谈，我也到他普阳街的住处叙谈。他已出版了长篇散文《鹰屯》，正在写《熊乡》和《貂　》的长篇散文。这都涉及关东民众风情和典籍文献。我俩为些经常切磋推敲。对我来说，多病缠身，已决定自今年始封笔不写了。但出于与他父亲的胡昭、与他本人的多年交情和我的兴趣，我愿意把我所了知的一切倾吐于他。他在这方面的底蕴和学养很深，文字也老到冼炼。他是从全新的角度来写散文，来状描关东大地。我相信他会闯出新局面，在散文创作中取得骄人的成绩。 　　这些天，胆囊炎弄得我苦不堪言，心力交瘁。他在电话里说，你到我这儿来，咱俩聊聊。我说待两天再去，我想静养一下。他说那就周二来吧。我答应了。但挂了电话，不知为什么，我却动起了即刻就去他那儿的强烈念头。我立即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马上就去。 　　到了他的住处，谈话的中心就是《熊乡》和《貂　》的构思而已及有关的知识习俗等。我们都不愿谈沉重的话题，譬如沉疴在身的胡昭的近况。天已过午，他要我下楼去吃饭。我说我什么都不敢吃，只能喝粥，况且还没有食欲。我说我要走了，咱们以后再谈。他硬是不让我走，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到楼下的饭店。饭店没有粥，就给我做了碗疙瘩汤。饭后我们上楼又叙谈起来。这回，不知怎么的，就把话题转到他父亲的胡昭的身上。他说他父亲病很重，又住院了，还添了胆囊炎。他要讲讲他父亲年轻时的一些事情。于是我就讲起与胡昭相知相识的经过。话刚讲完，电话铃响了，是胡昭的夫人王爱善打来的，说：“你爸不行了！”这不啻晴天霹雳。冬林说我马上回去。我说我也去。冬林说：“于叔，你身体也不好，怕受刺激，你别去了，你去能做什么？”我以为可能正抢救，我去了的确也插不上手。我只兀自踽踽下楼。每迈一层楼梯，心情似乎沉重一分。及至来到楼外，我再也迈动步了。等冬林下楼来到我面前，我已坚定了想法，我说：“我一定和你一同去医院看你爸爸！” 　　他见决心已定，不可更改，只好同意。我们是下午3时25分接的电话，3时40分就赶到南湖医院二疗区。一路上，冬林悲痛欲绝，涕泪交加。我安慰他说：“说是不行了，还在抢救嘛，还是有希望的。”我内心里也是这么希望这么想的。走进疗区大门，冬林说：“于叔，我腿发软。”我鼓励他说，“坚强点。”走进病房，见胡昭仰卧床上，好像睡着了。王爱善眼泪汪汪地说，不行了，大夫都抢救过了。我简直不敢想念，胡昭就这么走了？我抚摸他的额头，还有体温。冬林用手探探他的鼻孔，已没了气息。他双目闭合，元宝形的双唇微启，面部没有一丝曾经痛苦的痕迹，显得那么安详。我用手捏合他的双唇，他的嘴巴又显现出当年那样刚毅的线条。 　　这时，省文联、省作协的人陆续进入病房，向他哀悼，为他送行。我站在床头，抽泣哽咽。我忽然想起要弄清胡昭谢世的准确时间，以后写讣告和祭文是要用的。得到确切的答复是下午3时25分。我又想起一事，要选一幅标准照片，告别仪式用。家人商议后，定下那幅较理想的照片。 　　天色已晚，我要赶回车轮厂的住处。跟冬林打过招呼，又望了一眼好像在熟睡的胡昭，含泪走出病房。这时不虎狼之势殡仪馆的车已停在门外，我指点给他们楼层房间后，离开了医院。我在想，胡昭真的要走了…… 　　春寒料峭，路上是冰凌，路旁是残雪。我泪眼模糊，心里蓦地猛生奇想，今天是农历正月二十五。 　　42年前此时，正是我与胡昭在风雪长白山相识的时候。历史难道真就这么巧合？今天的事情为什么也这么凑巧？如果我当时不马上改变是、主意一定去冬林家，也许我会留下终生遗憾。为什么刚刚对冬林完胡昭的一些往事，电话就响了呢？ 　　42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却又是那么漫长，尤其是对胡昭而言。这不得不使我想起陈年往事。 　　其实，50年代　初期，胡昭就是驰名国内的青年诗人。他20多岁就担任《长春》（即现在的《作家》）的副主编。我当时正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读过他不少的诗作，对他很崇敬。只是未曾谋面。我第一次见到胡昭，是1957年9月中旬。当时正值反右斗争，省文艺界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批斗师大中文系教授蒋锡金的大会，吉大中文系　的师生莅会旁听，其实是被叫来造声势的。这样的场面我是第一次见，真有些胆战心惊。有的疾言厉色，指手画脚，把蒋锡金先生骂得狗血喷头，贬得一无是处。大会快结束时，会议主持人忽然宣布胡昭发言。这引起我的注意。他身着米黄色衬衫，剪的中分头，浓眉大眼，嘴角透出刚毅的线条。他是个美男子，而且很像有欧洲血统的人。他显得很腼腆，不善言辞，神情紧张。他说得结结巴巴，只说不到5分钟就匆匆下台，还满脸满头的汗水。谁都明白这是被事先安排好表态亮相式的发言。他讲完话，当时的省委文教部长宋振庭高声说：“小伙子，好好干！”从宋部长这句话可以分辨出，省委还是要保他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到底没逃出那场劫难，仍然被打成了“右派”。接着报刊上就公开批判他的“八等题材论”，－－这是他获罪的依据。 　　此后就没有了胡昭的音讯。 　　1962年的正月十五过后，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一次采风。我当时在吉林电力学院教书，被邀加入了这个采风队伍。采风地点是三岔子林业局和临江林业局。我就是在这时认识胡昭的。他还是那么英姿勃发，但明显有些苍老和持重，几年的岁月，皱纹已爬上他的面颊。一则是我敬重他，二则我在反右时被划为“中右”，差一步就是“右派”，自知冤枉，对他自然有所同情。因而我俩很谈得来，分组时他主动提出和我分到一个组。我俩到三岔子林业局敬老院访问老木把，到孙家堡子采访老猎人。去王家趟子的路上，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我们就在雪中艰难中波。可能是他来了灵感，也可能是在鼓励我，他以一个俄罗斯女作家为例，说她坐在爬犁上，在暴风雪中驰骋,忽然马爬犁翻到沟里，她从沟里爬出来，扑打掉身上的雪，哈哈大笑起来。他讲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生活中的挫折也是一笔财富，要勇于面对挫折。但经过十五、六年的政治迫害，家破人亡、满身伤痕的他，对那时的切盼和热情似乎产生了徘徊和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复出不久的他在《吉林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散文，醒目地摘引卢梭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中的一段文字：“逆境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先生，但是他索取的学费太高，而你从中获取的收益，往往得不偿失。况且，没等你从这些姗姗来迟的教训中学有所成，运用它的时机却转眼即逝了。”这不就是他人生心路历程的写照吗？在王家趟子的暴风雪中，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凄惨的命运似乎已经步步向他逼近。 　　他开玩笑说，不爱教书，咱俩换换位置吧。我说，学生不爱学我的课。他说，你可以静心坐下来写东西呀！他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啊。就是在这次采风中，他向我吐露一些内心的苦闷。他说，我们几个“右派”和“中右”（指诗人秋原）白天找厕所掏大粪，中午到饭馆吃饭，边吃边大谈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食客闻着他们身上散发出的躁臭气，为之瞠目，为之侧目。到农场劳动，一两周回一次长春，还得到当地派出所挂号。现在虽说摘下“右派”帽子了，但单位领导还是时不时拿话敲打：“别以为你已经改造好了。”给我的感觉是当“右派”难，当摘帽“右派”也难。他还说，李又然是可尊敬的师长，是他文学创作的引路人，他也因此受李又然牵连，反胡风运动中也被审查过，如果李又然被定胡风分子，那么他一定也逃脱不了干系的。他坦诚地说，他喜爱俄罗斯文学，受俄罗斯及苏联文学影响较深。他介绍我读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书。他还喜爱动物学方面的知识，在当地的一个小书店，他指着一本《趣味动物学》，让我买下。我以后从事林业（尤其木把、放排）和长白山动植物的写作和研究是与他的指导分不开的。我这个出生海边的人，从此与大森林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仅是我的益友，更是我的良师。这次的采风手记，我的已在文革中湮灭无思无虑，他的竟完好地保存下来，并交给同样热爱大森林和动植物的他的儿子冬林。他的妻子陶怡也喜爱森林，1962年好就给7岁的儿子冬林买下4本动物学方面的书，这4本书至今仍完好地放在冬林的书架上。 　　胡昭为人谦虚，从不张扬自己，他向来不承认自己的天才。他说他很笨，写一篇东西改了又改。他说，我没有陶怡聪明。 　　他待人宽厚诚挚，又严于律已。我们到临江国书采风时，早上从临江镇出发，在鸭绿江水面上步行到望江楼苗圃，午间在苗圃食堂吃饭。苗圃食堂得知我们是省里来的客人，就热情招待我们，每餐都炒几个菜，还有清炖、油炸的鸭绿江鱼。对此，胡昭心里很不安。他对我说，这不是太特殊了吗？当时粮油那么紧缺，工人们吃的是窝头白菜汤，却给我们做鱼做肉，实在叫人难以下咽。他告诉食堂，我们同工人一起就餐，小灶就免了吧。他心中装着百姓，他凛然一身正气。我不明白这样一个好同志，十三、四岁就参加革命的人，怎么就被划成了异类？他调侃地说，我原名叫胡忠臣，却怎么也没能当上党的忠臣。 　　他对鸭绿江边的望江楼很感兴趣。其实江边并没有楼，只是面对江水屹立的一座石头山。当年木把放排时，这儿也是险滩急哨。据当地人讲，当年石砬子上还长着两棵松树，站在江面上仰望那巨石那青松，也颇为壮丽。胡昭问，那两棵树怎么就没了呢？当地人说，跃进时修跃进门，就把那两棵树吹了，用松枝装点门柱。胡昭听了，十分惋惜地说，山上有的是树，为什么非要砍望江楼顶上这两棵呢？这多煞风景！要知道，这两棵树需百多年才能长成。我82八十年代中期又去过望江楼，那高耸的巨石上面仍是光秃秃的，看来望江楼上再也长不出松树来了，实在令人遗憾。 　　采风结束后，我和胡昭等人回到长春，我住在胜利公园附近的省人委招待所改稿子。我第一次到胡昭家做客。他的家就在长春大街大庙旁边省文联的宿舍，是幢二层小楼，他住在二楼。陶怡的情绪很好，待人热情，吃饭时还拿胡昭的鼻子跟孩子们们开玩笑，她说：“你爸鼻子大不大？”我前面说过，胡昭长得像印欧血统的人，鼻梁隆起而直。孩子们不回答妈妈的话，只是嘎嘎地笑。在他们家我感觉不到阴霾和凄楚，只感觉到融融欢乐。胡昭会烧菜，他去忙饭，闲坐时他就找出影集给我看，――有全家人的照片，有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诸师生的照片。 　　大约在5月份，就召开了吉林省文代会，我作为吉林市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又去胡昭家串过一次门。文代会开过不久，吉林省文联给我联系工作调转，因文联编制限制，让我先下去锻炼几年，以后再调上来。于是我就由吉林市调到长白山区一个小县城的文化馆工作。为此，胡昭还写信祝贺我说，你终于实现了夙愿。当时我很单纯，根本不有在乎大学教师与普通干部、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差异，只要能深入生活，接触实际，搞点文学创作，我就心满意足。再说，二、三年就可以调回文联工作，吃点苦又算什么。现在看，这一步走得有些风险，我内心还是受文艺界普遍存在的生活崇拜论影响较深。对这次的职业选择和工作调转我至今不悔。况且，十多年后，省文联恢复，李文瑞等老同志道考虑调我回省；王也同志也坚定地表示，地方一定要放行，必须调回。 　　这年冬天，胡昭专程到长白山欧亚　看望我，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当时我还没成家，住在文化馆宿舍里。我为他做了清炖哈蟆，他得挺高兴。我带他去拜谒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那时，殉国地只立着一根木桩，用毛笔写着“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14个红色大字。　着我的介绍，观察着附近的山林地形，证据语气沉重地说：“他是个真正的英雄，了不起的伟人！”他对杨靖宇将军充满崇敬之情，20多年后，他终于写出长诗《杨靖宇》，并获第一届长白山文艺奖的三等奖。 　　其实，他本可以住条件较好的招待所，但却执意要与我挤在一铺火炕上。有半年未见面了，我俩有许多心里话要叙谈。他对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很感兴趣，疾快地阅读了几本。我们除了谈离情别绪，就谈读书。不知怎么话题就扯到路易斯·安娜·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和忘记是哪位作家的作品《叛徒》这两本书上。这两本书他都读过，《叛徒》我手里就有一本。路易斯·安娜·曾访问过毛泽东主席，是一位进步的美国作家，但却被苏联政府打成间谍驱逐出苏联。在苏联肃反期间，曾提出这么个口号：假若100个人中有一个特务和反革命，一时又无法查清，那么另外99个人为了革命的纯洁性和革命利益，应勇于同那个真正的敌人一同去死。我俩对此举措颇不以为然，那99个人岂不是白死了吗？而且是背负着黑色十字架去死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暂且留下，仔细认真查清那个真正的敌人？《叛徒》写的是匈牙利拉伊克反革命事件。书中详细描述了拉伊克一伙如何同南斯拉夫的铁托、兰科维奇相勾结，为西方从事间谍活动，记忆力推翻匈牙利民主政权。这宗案子在当时轰动很大，拉伊克本人也供认不讳，并与其他人涉案人员一起被处决。但历史的发展却出人意外，随着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轰动世界的拉伊克间谍案终于浮出水面，――原来这是一桩编造得缜密而离奇的假案。匈牙利人为拉伊克平反，并举行葬礼。匈牙利党的总书记拉科西因此狼狈逃往苏联，受到赫鲁晓夫的庇护。――其实拉伊克事件是斯大林和拉科西合伙炮制的一宗千古冤案。这虽已是陈年往事，但却发人深省。我和胡昭对冤假错案都很痛恨。历史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深感不平和十分忧虑的事件，终于在三年半后的中国发生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只是形式不同，但其为实者一。 　　我送走了胡昭，又迎来了秋原。他与胡昭是多年至交，论起来我们还是老乡，都是辽东半岛海边的人。其实我与秋原在吉林市就见过面。采风结束时，胡昭就给我写过一封荐介信，让我和秋原多联系。秋原也是在反右时出了点事，被贬到吉林市，叫他这个学俄语专业的到市图书馆工作。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虽是初识，却一见如故。他到这个小县城找我，是胡昭介绍的。我仍然带他到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拜谒，他也被将军的壮举深深吸引。 　　1963年春天，通化地区文教处要编辑出版抗联故事集，省民研会由胡昭出头，通化地区文教处由郑达（笔名由正达）主持，我和长白县文联的张公仆作为编辑人员随同前往。到特别各市县审阅稿件，并加以编篡修改。我们四人从长白山下的长白县出发，沿鸭绿江下行，到浑江、集安等县市，工作很是忙累。记得到集安时，作家马犁与我们同行，乘车到榆树林子公社，又去了外岔沟。外岔沟就在鸭绿江边，是放排的木把停排休息的地方，当年曾经很繁华，有小安东之称。自从下游修了蝲蛄哨电站，木排流放停止了，这儿也变得萧条了。蓄水期，外岔沟全被水淹没，枯水期又露出当年的街道和房基，当地老人还能指点出哪条街是窑子街，哪条街是开饭馆的。每到枯水初期，当地农民就到房基胡同里捉鱼，还能捉到大鱼。 　　鸭绿江边有不少人在钓鱼，他们钓鱼的方法很奇特。一个像锚形的小转钩，附着一小鱼形的铝片，下拴着一个铅坠，线很长。常有鱼被转钩挂住，被扯上岸来，多是鳌花、江白鱼。我们对此很感兴趣，也来试着甩钩，但就是钓不上鱼来。渔民告诉我们，你们使不好这股劲儿。原来铅坠下水后，钩就随之沉入水底，渔人一拉线，铅片就在水中游动，很像小白鱼在水里游，鱼就会游上前来，那转动的锚形钩尖就会扎进鱼体内而使它乖乖就范。 　　我们累得臂膀酸疼，结果一无所获，不免有些扫兴。听说鸭绿江的鱼肥肉美，既然来了，就要尝尝才是。我们在钓鱼人的篓子里挑了一尾最大的鲤鱼，看样子有20来斤。农家大嫂一看我们买了这么一条大鱼，就笑起来了。倒把我们笑得莫名其妙。胡昭说他会做鱼，这条鱼就交给他了。开了膛后，发现鱼肚子里的油足有二三斤，正好就用这油做鱼了。他用葱花炝了锅，放了盐，就把切好的鱼块放进锅里，再添上水。胡昭说这叫清炖鲤鱼。炖了半个多小时，打开锅盖一看，我们几个人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锅里全是肥膘鱼块。用筷子夹一块尝尝，没有一点儿鱼的鲜香味儿，竟是肥膘猪肉喷水，又腥又腻。这一锅鱼我们谁都没吃。以后才知道，吃鲤鱼不能吃这么大的，三四斤重的鲤鱼正好。再说，胡昭的做法也不对。当地人用鲤鱼包饺子，或是红烧或干烧。因为鸭绿江的鲤鱼脂肪太多。怪不得房东大嫂要笑我们。这段生活小插曲胡昭曾写进他的一篇散文里。一晃41年过去了，至今思之，恍若隔日。可惜郑达、公仆、马犁、胡昭先后谢世，忆及此，不觉悲从中来！ 　　这本抗联故事最后定名为《火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间，省民研会创办会刊《吉林民间文学丛刊》，组稿、排版、校对、发行，大都是胡昭和佟丹操持，李文瑞同志任主编，主持会务工作，会刊一年六期。同时还出版民间文学资料集，不下五、六册，有歌谣、故事等。文革前出版的这些刊物和资料集，现在很难找到。现在的《民间故事》就是沿袭《吉林民间文学丛刊》一直办下来的，偶尔在旧书市上见到一本资料集，价格都在五、六十元左右，而创刊号则更弥足珍贵。在吉林省民间文学工作中，胡昭尽心尽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1962年正月，在孙家堡子采风时，胡昭就说过，摘了“右派”帽子后，领导征询他的意见，“除了《长春》编辑部，你愿意到哪个协会？”胡昭说，“我愿意到民研会去工作。”于是，他就到了民研会。他还说：“我就看民研会好，能掌握不少关东的风俗民情和历史掌故，有东西可写，也不误文学创作。”他一门心思投稿民间文学工作，并写出一些好的故事，如《七十二道龙湾》。他经常跑延边地区，接触朝鲜族民间文学，与朝鲜族民间文学工作者交朋友，帮助朝鲜族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的歌谣译成汉文，如金忠默的《葫芦歌》，以及李龙得搜集的许多民间故事，他都认真帮助整理。他写诗功底深厚，能很快掌握朝鲜族民间韵文作品的节奏和特点，所以他经手整理的译文效果非常好。在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译文上，他用的笔名是关文修。为什么用这个笔名，我从未问过他，他也没有向我解释过。 　　当时，吉林省民间文学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头，得到全国民研会和吉林省委的充分肯定，这除了其他老同志的勤奋工作外，胡昭是功不可没的。吉林民间文学工作史不能忘了胡昭，他也是拓荒者先导者之一，他为创建关东文化出过力气，流过汗水。 　　不久，国内政治气候聚变，又开始了大搞阶级斗争。刚刚在刊物上发过几首诗的胡昭又沉寂下来。我和他曾为发表在《上海文学》的小说《小闹闹》叫好不久，这篇小说就受到了批判。我们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接着人事和工作都有了变动。我作为工作队员到各公社搞“四清”运动（后又改称社教运动）。我又到通化县去接着搞社教。这时从朋友处得知，胡昭夫妇已被贬谪到通化地区，陶怡在通化地区机关报《长白山报》工作，胡昭被安排到文教办公室。我在社教工作地通化县兴华公社给他去了信，无非是询问安慰之辞。他迅即给我复了信，告诉我他的详细住址。我回信告诉他，俟这期社教结束，即去看望他。 　　正是1966年6月，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全国正预示着更大的的政治风暴来临，我有一种预感和隐忧。 　　工作队成员到通化市集合，然后集体返县。我就利用返县前的有限时间去拜访他。他的住处不难寻找，但十分难行。在山顶上，从山下到到山上近千米，坡度很大，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往山上运煤。 　　我在他住的院子里见到了胡昭。他苍老了不少，见了我只是苦笑，算是欢迎我。冬林那时才十来岁，过早戴上眼镜。见了我，天真地问他爸爸：“是于济源叔叔来了吧？”胡昭说是。孩子很高兴。我想胡昭一定对他说，有个于叔要来看咱们。 　　这是他第二个家。红砖红瓦的平房，不怎么宽绰，但从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还算可以。院里摊一堆煤。我问：“这煤是怎么运上来的？”胡昭说是自己用手推车运上来的。真难为他了，我心里这样想。胡昭的身体一向很好，有得是蛮力气，看来他似乎也没觉得很难。只是我们的情绪都不好。文人都敏感，对当时的政治氛围都忧心忡忡，对未来的命运又无法把握和预料。谈话不多，我们互道珍重，就匆匆分手。陶怡可能上班去了，不知何故，竟也没见到夏林，可能她在学校？ 　　不出所料，回到县城不久，我就被定为“重点人物”打成了“反革命”，被贴大字报，被批斗。罪名是文艺黑线上的一个毒瓜，用小说和故事反党反社会主义。自从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起，我就预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我首先要做的是处理亲友寄给我的信件，其中包括我在电力学院教过的沉重的信件。对胡昭的信件我斟酌再三，曾想过转移或藏匿起来，但随着形势的日趋严峻，我还是忍痛烧掉了。我很喜爱胡昭写的字，毛笔写的，用的是宣纸。就书法一事他曾对我说过，我们都这般年纪了，再从头临摹大家的书法已来不及，莫不如就按自己的现状，写自己的体吧。他的毛笔字不拘一格，看不出师出何家，有意打破横平竖直，有意改动汉字固有的章回结构，的确自成一体，耐人琢磨，是一种打破平衡的美。现在付之一炬，心中感到十分惋惜。但又必须烧掉，我已经被定罪，由此可能连累他，而他是不堪一击的。　　　　　　　　　　　　　　　　　 　　批斗一阵，就把我打入牛棚。我是群众，不是当权派，但又不给我平反，给定了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反动学术权威是不能平反的。我陷于痛苦和气愤之中。 　　冬季的一天，有人我的门。开门一看，竟是胡昭。他风尘仆仆，裹进一股寒气。我把他让进屋，心里一肚子苦水向他倾吐。他皱起浓密的眉毛，问：“戴没戴高帽游街？”我说没有，只是低头弯腰。他还在关心我的尊严和自尊心。在那个年月，在政治上生活上我已经失语和缺席，我已经麻木，没有尊严和自尊可言。这一刻，他唤起我做人的起码尊严，心中油然腾起一股反抗和斗争。谈了老半天，我这才想起他何以到这个小县城来。他说代表文教办公室来商谈一个学员的工作调动问题。工作不顺利，文化馆一个人认出他来，就向文教局作了汇报，无非是他的摘帽“右派”背景。文教局对他很冷淡。我要妻子做饭，他无论如何不肯吃，就匆匆告别。不久，我妻子接到秋原一封信，秋原在信中对不给我平反十分气愤，并附上一张红卫兵的传单，传单里写着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肯定是胡昭把我的遭遇告诉了秋原。胡昭考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便出面，由秋原出面写信安全些。秋原也不便直接写给我，就把信写给我妻子再转给我。这一系列的行为，颇像当年党的地下工作者从事的地下工作。 　　胡昭在政治上已是死老虎，刚调到通化地区文教办公室不过一年，总算逃过这场政治劫难，没受到太大的政治冲击。他本来可以平平淡淡生活下去，谁知他却在无意中惹下大祸。在学习班里读报时，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和恐惧，他竟把蒋介石读成毛主席。以至读完了自己还浑然不知。造反派叫他低头认罪，说他攻击伟大领袖。攻击罪，这在当时可是弥天大罪。胡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幸亏我大学时老同学张暹明从中动作，总算大事化小，没给他戴反革命帽子。张暹明是共产党员，在学习班里有一定政治能量，才使得胡昭化险为夷。学中文的张暹明对胡昭也是充满敬佩的。这段故事我是从张暹明那儿知道的。后来我问过胡昭，他说确有其事。我埋怨他说：“你不知道自己‘身板’不利落么，怎么敢去当众读报？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读报读文件，更不敢在报纸上胡乱写字，生怕出现意外，再加上一项罪名。”他很无奈地说：“是工作队的人叫我读的，我自己也想表现表现。”我几乎要流泪了，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可怜的中国作家！ 　　　　学习班结束后，我被作为“五、七”战士下放农村。胡昭也下放到海龙县一座营公社。我们之间还经常通信，互表心迹，互相安慰但一点儿也不敢谈话问题。他告诉我，他正在盖房子，不久就有新家了。1971年我被调上来，在文工团编剧。听说胡昭又遭不幸――妻子陶怡自杀了。我马上写信询问，他很快回了信，很具体地介绍了陶怡自杀的过程。文字很平淡，没流露出一点儿大悲大痛大怨大怒。越是这样的文字，看了越揪心。是宝刀不老命运的摆布还是已经麻木？我以为都不是，平淡的叙述，隐蕴着至哀至恸，至忧至愤。我感觉到他的心在流血，喉在哽咽。我的老学友张暹明告诉我，胡昭经常坐在陶怡的坟前，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都为胡昭的身体和精神担心，怕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五、七”战士先后被抽调回城。胡昭是从通化地区插队落户的，按规定应是哪里来哪里去。但通化地区文教局却拒绝接收他，让海龙县就地安排他。海龙县文化局先是要他到电影院照场子，――给电影开映后入场的观众用手电筒找座位。可能是电影院不愿意接收他，最后安排到县文化馆创作组。这和他的业务还沾点边，他也只能听从安排了。 　　他没有住处，就住在文化馆后院的一个小屋里。这小屋只六、七平方米，一铺火炕，从炕沿到窗户只可一人容身。这小屋是供通勤职工午休用的。为此，文化馆的头头还几次要他搬家。我去北京治病或到通化开会，每次都到文化馆去看望他。他从长春运来的躺椅和家具就堆放破旧的仓库里，已扭曲断裂。见了我，除了寒暄，几乎再无别的话可言。我也不愿意提及沉重的话题。他用来喝茶的大茶缸子，已结满了茶垢。外屋地有个烧煤的小炉灶，炉灶上放着一把铝茶壶。这把壶我在长春就见到过，现在壶嘴也结满了水垢，出口变得很细小。我由此曾联想，人怎么能不血管感化变细？怎么能不脑血栓和心脏供血不足呢？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呵。 　　他队了喝茶，就爱打扑克。用打扑克消耗时光苦度岁月。有时弄点猪头肉，二两白酒，我俩就对酌一阵。有一次我见炕桌上放一只虎斑贝，我问他这是哪儿来的？他说是一个诗人人西沙群岛捎来的。由此就引起文艺界的话题。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写了。”他立马赞同说：“好几个文艺界朋友都这么说，不会写了。”四人帮搞的“三突出”那一套，我们不会写，有逆反心理。 　　他有个小书架，立在小屋的炕上。我去翻翻，竟找出解放前出版的有关养金鱼的书籍，我还抄录了一部分。我当时心情苦闷，就以养金鱼和下河打鱼捉虾消磨时光。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明白了中国金鱼源自鲫鱼，自宋代开始就培养出多个品种，对金鱼的品种类别及饲养治疗也晓知不少。他的藏书挺有意思，没什么经史子集之类的大部头，也不讲究版本，但都是文学创作必需的。我喜爱作家的藏书，我到作家王汪、王士美家，也留心他们的藏书，跟胡昭的几乎一样。 　　 胡昭喜爱孩子。有一次我带女儿去通化，路过梅河口，照例去他家逗留。他带我的小女儿在院子里玩，没什么给孩子玩，他就把花盆里成熟了的洋菇娘摘下几个，哄我的女儿。事情虽然小而又小，我却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一直记得。 　　他到哪儿都有朋友。海龙县他培养了不少文学青年，有几位在文坛经常他露面。满族作家朱春雨只要有机会，就经常光顾他的陋室。陶怡去世后，他被临时抽调去省里编写医学书籍，又结识了不少省内医学界名流。他这个不屋并不沉寂。 　　这个小屋是胡昭的第四个家。 　　就是在这里，胡昭跟一个张姓女士结了婚。这位女士我见到过。她竟不给胡昭留面子，当着我的面挖苦他。我曾和她唇枪舌剑地交过锋。以后我听说，她竟然去举报胡昭的言行。――有一次，胡昭上街没买到菜，回家把菜筐摔在地上。这个女人马上找单位领导说：“右派分子胡昭对现实不满，买不到菜就在家里摔筐！”胡昭本来就不禁磕打，她这不是给他软肋上捅刀子吗？我同胡昭核实了此事后说：“这样的女人你还能同她过吗？你要受害的！”胡昭没有表态，但不久后他俩终于分手了。这个女人后来再嫁死于难产。谈起她的死，胡昭还面有悲戚。胡昭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她再对不起自己，胡昭也没有幸灾乐祸。我理解胡昭的心理，也更加敬重他的为人。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夏季，吉林省召开文学艺术界大会，并着手恢复省文联。我和胡昭被邀请参加会议。我们的情绪都很好，内心的喜悦和憧憬自不待言。这预示我俩将被调回文联工作。后来，胡昭先调回，我则稍晚数月。我俩都到了民研会工作。文革期间停刊的《吉林民间文学》丛刊终于又出版了。通过组稿和编刊，我发现胡昭的编辑经验很丰富。画版式，设计栏目，运用字号，他都谙熟于心。此间我同他去过一次哈尔滨，见到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老同学张德裕，还见到了满族作家关沫南。那时，张德被裕并未真正平反，还住在地下室，妻子有精神病。此人系工人出身的作家，被错划“右派”后就丢弃了专业，却对政治感兴趣。自始至终他谈话的内容都离不开政治，有的话题当时看还有些犯忌。过后，胡昭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位老哥哥（他总叫他老哥哥），有点不务正业，他哪是搞政治的料！”去年冬天，我到南湖医院看望胡昭时还问过张德裕的情况。胡昭告诉我，他已于2001年去世，他的小儿子已长大成人了。关沫南原是黑龙江省作协主席，原籍吉林省永吉县。他对吉林来的客人十分热情。他与胡昭是老朋友，很欣赏胡昭的才华。也是这一次，胡昭告诉我，关沫南也去世了。我很为之惋惜。关沫南50年代初写出不少反击东北抗联生活与斗争的小说，在文艺界很有影响。80年代末，他在《天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篇纪实，反映东北爱国青年奔赴关内抗战却死于王明左倾路线刀下――肃清AB团的残杀中。当时反响很大。我和关沫南有书信往来，是探讨哈尔滨国际语组织及哈尔滨地下党活动情况的。他的字写得清秀隽永，认认真真，我现场至今还珍藏着。胡昭的“老哥哥”张德裕走了，三位优秀的满族作家关沫南、胡昭、朱春雨也先后走了。行笔至此，不禁潸然泪下。 　　在此期间，我和胡昭还去过一次吉林市，与诗人秋原相会。劫后余生，挚友相会，都分外激动欣喜。正好我得到一笔稿费，就由我做东，在河南街吃一顿白肉血肠。呼朋引类，觥筹交错，好不快活。此景此情，至今历历在目。听冬林说，秋原已病重在床，不能下楼，倘若他得知胡昭已走，定会哀痛忧伤至极。他俩是相交50多年的挚友啊！ 　　刚调到文联的同志都没有住处，就住办公室。每逢周六或周日，这些人都要小聚一次。一般是我做菜，潘芜出好酒。但胡昭却不与我们扎堆。他变了个人似的，整天忙写作，忙工作。打扑克已与他彻底绝缘。他找回了自己的感觉和位置，在全国各级文学刊物上频频有诗作出现。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文学刊物有的编辑对50年代的诗人作家很不熟悉，胡昭屡遭退稿。有一次发表了一首短诗，寄来的稿费是8角钱。当时稿费标准是一千字7元钱，诗歌20行算一千字，一首诗不足20行也算一千字。起码得给他划7元稿酬呵。得了这笔8角钱的稿费，弄得胡昭哭笑不得。我听夏林说，这和稿费单还丢了，8角钱也没领到。如果现在能找到这张稿费单，其价值和意义要远远高于那8角钱。就像作曲家施光南那份没领取的几十元稿费单一样，具有永久的纪念意义。 　　胡昭在民研会只呆了半年多，就转到作家协会做专职作家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仍很密切。我们都住在西中华路，经常见面串门。期间他还领朱春雨到我家来过。他住的房子在最高层，上面是水箱，供水时噪音很大，走廊潮湿，弄得他苦不堪言。 　　这应该是胡昭的第六个住处。 　　省文联二次建房，才分给他一处从楼层到房间都不错的房子。胡昭很满意，他说，就在这里住一辈子了。这是他的第七个住处。没想到，胡昭老树著花，晚年得福，政治上彻底平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作家》主编。住房又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在南湖新村分得一套更宽敞的住房。老伴王爱善对他关怀有加，晚年的胡昭也算生活幸福了。 　　南湖新村的这个住处，是胡昭的第八个家，也是他最后生活的地方。 　　他发表在1995年1月21日《长春日报》的随笔《频频回首》一文中说：“我们这批当年归来时住办公室的一群，现在都已经买到了新房，大都宽敞暖和，窗明几净。……就我个人来说，从1982年出版复出后的第一本诗集《山的恋歌》跟1955年的第一本诗集《光荣的星云》已近30年，此后断断续续出诗集、散文集十几本。”这段话就是对这一时期生活的总结。 　　我一直遗憾他在海龙县一座营公社生产队自己盖的那幢草房我还没有到过，以为这一生怕是见不到胡昭发配农村的这个住处了。没想到1985年梅河口成立文联，邀请省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莅会祝贺。我以《参花》文艺月刊负责人身份被邀参加。会议期间，有一项拜谒陶怡墓地的活动，我随胡昭等老朋友一起去了一座营公社太平河大队。 　　陶怡的墓地黄土一抔，衰草绕田，墓前有海龙县文学界这多树立的石碑。一代才女已经在此安眠13个春秋了。我们的内心都很悲哀。已是满脸沧桑的胡昭欲哭无泪，欲哭无声。他肚子里肯定有许多话要向陶怡述说，但当着这么多的人，他又无法说什么。胡昭的旧居就在离坟不远的北头，站在屋后可以望见陶怡的坟墓。我想，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胡昭肯定经常站在那里，眺望着陶怡；再不就步行几分钟，到陶怡的墓前冥思苦想。 　　胡昭的这个草房是两开间。当初是东开门，现在已改成南开门。邻居们听说胡昭回来了，都前来迎接。胡昭在这儿居住了不足五年，当地老乡一直都记挂和惦念他。他有人缘，他和乡亲们关系很好。这就是充满痛苦、哀伤和曾经家破人亡的胡昭的第三个家。 　　去年冬天，我到南湖医院探望他，话题就转到住房上，我说：“你所有的家我都光顾过，这是缘分呵。你也是步步登高啊！” 　　就是在这间病房里，胡昭仍然笔耕不辍，依床上写作，然后交给夏林打字寄出。他已不能写毛笔字了，我真想求他赠我一副墨宝，但又觉得那样太残酷了，但愿他早日康复，再索不迟。这已是永久的遗憾了。好在他赠我的多本书的题字，还有他新出版的《胡昭文集》，上面都有他的题字，笔触粗放有力，挥洒自如，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胡昭很关心自己的族源问题。也是在南湖医院的病房，谈话涉及北方民族的学术问题。胡昭说，有人说我是东海女真后裔。我说很有可能，我对北方民族有些研究。古代鲜卑人后裔室韦人的一友称黄头室韦。黄头室韦还有大黄头和小黄头之分。黄头室韦有一支和女真融合，又称黄头女真。你可能属于黄头女真。胡昭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他说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西亚阿拉伯回家访问，有一天正好作礼拜，不让中国作家进清真寺，惟独允许胡昭进入，说他是伊斯兰。后来胡昭说，你不是说我是黄头女真吗？我说是呀，你可能与李白一样，有西亚人血统。 　　胡昭很重朋友之情。我每有新作，他认为好的，都及时打电话给我以鼓励。在创作上，我和不属一个档次，称他为老师，我心悦诚服。 　　人知生，不知死。前些天他情绪好些，说等两天买条鏊花鱼，他要亲手烹制，让家人享受一顿。他热爱生活，他还要做许多的事情。但他没有能力做了，他还是悄然走了，留给亲友的却是泪水、叹息、惋惜和说不尽的遗憾。 　　 　　 　　　　　　　　　　　2004年2月26晶体手术前脱稿，出院后抄清 　　 　　 　　（这篇悼念文章很长，一是哀悼胡昭，二是给研究胡昭诗文的学人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资料。如果后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也就算对老友胡昭有一个交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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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2/26 12:1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