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与胡昭老师相处的日子 　　 　　　　　　　　　　　　　陶 冶 　　 　　1973年初，我正式调入（之前属于借调）县文化馆工作，在文学创作辅导组。当时组里有5位同志，都各把一方，小有名气。比如以《三劝公公》出道的专写小说的刘伯英，以写单出头和拉场戏为主的隋守信，以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为强项的孙仁久，以写戏剧起家的齐铁雄，还有缝纫工人出身的诗人赵贵忠，都在这个组。专搞摄影的鲍成因为他愿搞新闻报道，也在这个组，加上我就是6个人了。我知道馆领导让我当组长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因为相比之下我在政治上没啥包袱。论文学功底儿我是最低的，谁都比我强。尤其是成型的作品我还一篇没有。但我认为对我来说这是学习的好场所，就是在这个环境里熏，也能熏出个虎皮色。我觉得这个岗位很好，尽管有压力，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扛起来了。当时除了齐铁雄（我俩同岁）都比我大。而齐铁雄和我都是脚前脚后从乡下中学调来的。我对这些老师们像尊敬兄长那样尊敬他们，听他们的话，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由于我认为他们是生产力，他们的时间比我的宝贵，所以，接待业余作者、看来稿、复信的事多由我来干。因此尽管我没发表啥作品，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各位老兄无论谁发表了作品，我都为他们高兴，赶紧在作品登记簿上记上一笔，认为这是我们组里的成绩。 　　时间不长，“五七战士”回城，安排给我们馆里一位。人还未到，鲍成老师就告诉我们，这人是他的老熟人、朋友，是从通化下放到一座营公社的胡昭。说胡昭我并未在意，可说他爱人是陶怡，我想起来了，因为我读过陶怡老师的作品，并且因为同姓，以前曾想过给她寄稿请教请教。在我被文化馆借调协助赵贵忠搞纪念《延讲》征文时，我去牛心顶公社看伯英兄时也想拜访她。鲍老师说她已经没了，我很惋惜；但一想，她没了能认识她男人，并且能在一起工作也很好吗！ 　　领导向我交代，胡昭来了就在创作组，不负责任，就是组员。话里话外我还明白其中有那么一层意思：不用怕他，他虽是名人但政治上不如你，你能领导他。我也明白领导的好意，无非是打消我的顾虑，让我大胆工作。其实，我已有了自己的主见，我不会拿人家的政治问题要挟人家的，我自己何尝没背过政治包袱啊！我有思想准备，我要一视同仁，诚心相待，搞好合作。很快，就有人向我泄了他的老底儿：他是摘帽右派，还是内部掌握控制使用。可是我听到这话并未感到轻松，反而觉得心情沉重了许多。 　　因为我早就与右派有缘，一参加工作就接触个右派，而且竟然是老表亲。我这人有个毛病，至今未改，就是无论说好说坏总爱提名道姓。因为我认为我说的都是事实，为啥不说得具体点儿，人家若不相信也便于核实。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太差，读不起高中，自己又少不更事，狂妄加偏执，一上初中就瞧不起小学老师，拒绝被保送上师范，16岁（咱东北人多指虚岁）就回乡务农。那是1957年夏天，生产队也总是开会让大家发言给党提意见。社员们一时没啥可说的都闷着，我为会场的气氛着急，就带头发了言，说农民生活太苦，净吃开花馒头（由于粮食的过头征购农民没有口粮只好拿土豆充饥）引起了共鸣，会场立刻活跃起来。在我自鸣得意的时候却不知自己惹了祸，我在大队领导心中成了落后青年。幸好我还未成年，否则肯定在劫难逃。但也是内部掌握，我自己还不知道。尽管我很上进，可是好事却轮不到我。在那“力争上游”的年代无论我怎样表现就是争不了上游。五八年大跃进百业待兴到处用人，我就是开不出介绍信走不了。终于不用开信就可上班了，却是当村一所小学。当初正因为是以培养标准的小学教师为宗旨才拒绝被保送四平师范的我，在“你若不干今后啥好事也没你的份儿”的大势所迫下，我到底当了孩子王，教比我小四五岁的二年级生。其实就是大孩儿带小孩。一位教四年级（是最高年级，因为不是完小）的大老师苗有青（我们几个他岁数第一）见我总是闷闷不乐，就说他可羡慕我了。我不懂他羡慕我啥，他告诉我他是右派，在洮南师范就要毕业时赶上大鸣大放，他说海山崴是咱们的，让苏联霸去了。就这么一句话，尽管数他文化高又是专业学校培养的却不让他负责，而且还要接受我们的监督。这时我才明白比他还小的学校负责人（学校正在发展中，没正式任命职务）为啥跟我说话面带笑容，而对他却面无表情。我是民办教师不挣工资，他们发薪时我眼巴巴瞅着，还得假装不在乎。没人时我就将心理感受记下来，并冠名《生命之旅》。我避着别人，连在我之前去的得以按编制试用发工资的同学都避着，惟独不避他。他看后笑了：“你的生命之旅才开始，你得记到何时了啊？”他劝我别记这个，我不明白，可他再不说了。五九年反右倾，在我之后进来的一位同学（在校时是全班公认的大老实人，名字就决定他该然务农：隋振田）说“多快就不能好省，好省就不能多快”，也是一句话就被以“污蔑总路线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弄到全公社教师大会上批判。会后就打发了，他背上个右倾的政治包袱。可悲的是人家右派后来有了摘帽的时候，可他没有帽子，自然也享受不到摘帽这个待遇，一直陷在农村。因为后来我得知前者原来是我舅太爷的重孙，他竟成了我的表哥；而后者始终不如我，我天生一身贱骨头，越不如我的越放不下。胡老师的境遇自然令我联想到他俩，我怎么能一脸冰霜地与胡老师保持距离呢？无论别人啥态度，我姓陶的一定善待他！ 　　我们馆后院有两间小下屋，是从图书馆库房劈出的，一间给打更老头住，一间做职工宿舍，谁打夜班走不了就在那里住。俩屋间两个地炉子。小炕彻头彻尾只能睡仨人，而炕沿边离窗台还不到一米。这会儿领导决定给胡老师腾出来。胡老师的男孩叫敦敦，女孩叫婷婷，除了这俩孩子只有两个柳条包（只好吊起来）一把藤椅，是比较显眼的物件。而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的身材：中等个，膀宽背阔，腿不长却很柱壮，这与他那颗硕大的内含丰富的头和高鼻子棱角分明的脸极其相配，整体看来长得很结实。这和我想象中的谦纤文人一点儿不相符。听说他曾是青年诗人，有过“神童”的美誉。尽管文运不错但仕途不顺，从《长春》月刊副主编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到通化还没止住，又滑落到海龙县，而且直到一个公社的生产队。这不仅使他失去了辉煌，也失去了爱妻。我不禁由敬仰转为同情。我尽可能地接近他温暖他，可他不温不火，不卑不亢，只听不说。我也曾想，组里这些人可能我与他距离较远，不像鲍老师、隋老师、伯英兄早就认识他。可是在他的慎言中我没感觉到他瞧不起我，于是我对他更加敬重了。 　　当时我们都各把一摊儿，我也没急于给他活。鲍老师家属在县医院当护士长，自然与卫生系统关系密切。卫生局搞展览，通过县委宣传部委托文化馆承办。这本是美术组的分内工作，但从实际出发，临时点将三位：鲍老师搞摄影自然不可缺的；搞博物的朴润陆老师擅于搞裱糊，也有了用场；就差一个写说明词的，胡老师当然列入其中了。若不是有胡老师在，那可能是我的活。让一位堂堂诗人踢这样的头三脚我是没想到啊！我有点儿拿豆包不当干粮的感觉。但是他干得很坦然，而且开展后谭家蓬大夫和小白、小张、小秦三个解说员就成了他小屋的常客。炕沿儿边坐不下，他就盘坐在炕里。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这可一点儿不假。自从胡老师入住，文化馆后院就络绎不绝，热闹非常：他的“五七”战友夏新民、李文球、姜延龄、张暹明（刘德春当了县委书记也让儿子代表）等时常光顾。圈儿内的马广利、刘长泰、金乃祥、牛云祥、刘博、刘丹舟、于济源、孙健、李鸷鹏以及后期的曲有源、南永前、朱雷等也陆续投门拜访。这使馆领导和局领导不得不转变态度，于是把家在山城镇的赵贵忠放了，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让他回山城镇文化馆。诗歌创作辅导就交给胡老师，他这才真正着手组里的工作。不久，文工团的王彬也被安排到我们组，我们组还是7个人，我照样干我的。一般来稿先由我拆看，明显有价值的我再交给相关的同志看，而大量的是没多大意义的不用太认真处理的稿子，但我仍然毫不含糊，登记完后看过了有的留下有的退了，我得尊重作者的劳动。胡老师见我桌面上堆着稿子，自然也拿起来看看。我不想让他为低水平的工作而高消耗（我实在认为他大材小用，于心不忍），就挑干净利索字比较好的给他看。有一次我看到一篇稿子字写得很好，运笔流畅字显得成熟，话也说得通顺，不空，我就请胡老师看。他看完了说还行，可以邀来见见。于是我跑到杏岭公社见了这位作者，原来是陈明兆的学生杨明森，很有潜力。后来正赶上有个集体改稿的活动，在胡老师的建议下，便把杨明森借来帮助抄稿。从此，他步入文学道路。 　　后来，我又发现了一篇来稿，字写的不算好，可话说的都是农村的话，事儿写得也很有生活味儿。我又请胡老师看。他看后说：“这个作者有希望，值得培养。”于是我又跑到进化公社在中心小学找到了这位作者。这位作者接着又写了几篇，我都交给胡老师看。他不仅仅是看，而且拿笔给做了修改。这对我的工作是个具体而实际的支持，我对他充满信任和感激。后来他竟把这篇稿子推荐给《吉林文艺》，真就发表了。从此，这个作者一发而不可收，真就成了小作家。这就是今天已经成熟了的小说家刘君。 　　现在梅河口有人说我在海龙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是伯乐，发现和扶植了一些作者。今天我要说，如果真是起了点儿启蒙作用的话，那也是与胡老师这位后盾有直接关系。老实讲，当时我真是底气不足啊！在我心目中胡老师就是位权威的鉴定家，有了他的结论我才有了谱。 　　与胡老师拉近距离是去通化参加地区文化工作会议。那时通化地区文联主席还是刘殿祥呢。会议期间，胡老师、齐铁雄我们三人被安排到一个房间。晚上没有活动，房间还没有电视呢，我们不到9点就上床了。睡不着就唠嗑 ，一直唠到那半夜3点，才眯了一觉。人不睡觉新陈代谢就快，我们仨去了3次厕所。每次去都是胡老师先张罗，他在前我随后，三个人排着队去排着队回来。平时开会他很少发言，到领导点名或者他认为轮到他时，他也只是谈点儿看法，很少提啥意见，不超过3分钟。他说话声音不大，很轻，语速却不慢，须要仔细听，根本不像从他那大块头中发出来的。而且有个习惯，说话间常出短气儿，就好像胸腔里憋满了气，不得不放出点儿来。私下闲聊时他也多是听，不插话，也不引话头；而那个晚上他开禁了。其实还是齐铁雄先开了闸，讲了他在师大投入“文化大革命”，当了小头头，因为对立面掌权，毕业分配他到农村，闹了个控制使用。我也心血来潮，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自卫，表示忠于毛主席，匆匆书写表态大字报，不慎将“人”字的一撇划到报眼上放光芒的毛主席头像上，被打成要把红太阳抹黑的现行反革命。于是，胡老师便讲了他小时候沦为孤儿的苦难童年，原名胡忠臣，没来得及多读几年书就到基层政权机关里当勤务员，不久又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并到朝鲜战地实习，后来有幸成了李又然和丁玲的学生。他认为自己算不上主流诗人，写不了重大题材，只能写些别人不太注意或不屑一写的微小的边缘题材。其实这是一种谦辞，没想到在批判李准的“中间人物论”时，他这个言论竟被打成“八等题材论”，遭到当时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的点名批判。好在宋部长在文化大革命初自己也遭到批判时，主动向他承认批评错了。那天晚上他很兴奋，我们在他的影响下也兴奋不已，颇有知音相遇的感觉。他解除了对自己的禁锢，破例地对那次地区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表示异议，他对“三结合”创作原则很不赞成。他说那样会把文学创作引进死胡同。对此，我深有同感。1970年海龙县搞头一次全县文艺大汇演。迎接演出我写个在治山治水中抓阶级斗争的独幕剧《挖山凿井》。之后又在写部多幕剧《路正人还》，在一次文艺创作会上被鼓动拿到会上讨论，名曰“捶稿子”（后来叫“捶路子”或“吹路子”），硬是给捶死了。后来《龙江颂》公演时，有人颇为遗憾地向我表示了歉意，他承认我的故事与《龙》剧相差无几，写成写不成另当别论，至少我的构思是可取的。在这之后为宣传海龙县五七中学写故事集《小电铃》，我的《田间警哨》入选了（出版社的左正坤是责任编辑），把我们圈在学校里讨论修改，改来改去到底改死了。等刘恩负责编通化那本短篇集时我上了一篇叫《柳林春色》，也是差点儿被枪毙，是经刘丹舟老师润笔才得以死里逃生，可我并未感谢刘老师，我不认为是我的作品。所以我对“三结合”创作原则岂止是不赞成，而是深恶痛绝。所以，我认为胡老师真可谓我们的老师，当之无愧。我和齐铁雄都劝他动笔，他不往上说。他还谈到孙维世因为和总理的关系遭到江青的迫害。我们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但没有更深的思考。实际上他对文艺革命的旗手开始怀疑了。此次彻夜之谈消除了彼此间的藩篱，鲍老师还给我们仨摄了合影照。但尽管如此，他仍不肯把诗集拿出来给我看。偶有一次，有谁在看望他时我赶上了，得机见到他两本诗集，顺手翻看一下，其中我记忆较清的是《军帽下的眼睛》和《光荣的星云》。而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夹存的他在朝鲜的半身照，也戴着军帽，看上去也只是二十左右岁，风华正茂。我理解他，他还在自闭内守，以避张扬之嫌。其实他对我是始终关注并负责的。 　　我之屡战屡败的致命原因是太自负，不肯按编辑要求答卷。我宁肯不发也不委曲求全削足适履，或磨棱求圆以图通过。几位老兄都为我着急，一个搞文学创作辅导的人自己没有作品怎么服人？但他不说。1975年4月，我终于《吉林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主任》，我看出他为我高兴。我接着又寄给曾昭远老师一篇报告文学《艳葵朝阳》。前篇是写电影管理站主任，这篇写文化站站长。通常文化站的同志都是从农村采用的，大多是公社看法较好却又难以打发的临时工作人员，乘机安排到文化站来，因为没啥特长难以开展工作；而我写的这位是农村中学音乐美术教员，志愿投身这项工作，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深受广大社员欢迎，可以说是个方向。但有人提出疑义，说我对女主人公有吹捧之嫌。曾老师得知后征求胡老师的意见，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证实后，劝我还是不发的好，以免遭到没必要的非议。我另一个致命点就是我的工力不集中，四面出击，难得重点突破。伯英兄批评我的由头是我把李光曦和李双江弄混了，他不乏嘲讽地说：“还当过音乐教员谱过曲呢？”他的批评恰倒好处。胡老师虽未吭声，但我看得出他是赞成他的。可是我想改弦更张有弃有取一时刹不了车。就在这时，《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个用稿通知，我寄的《嘴力劳动者》、《强盗的逻辑》、《可恶的黄藤子》一组杂文，决定发头一篇。胡老师看了信后比我自己还高兴。因为我有过喜欢半截的先例不敢乐观。过了一个月真就一句“对不起！”退了回来。我有一篇小说《人民意志素》写的是老农民跪在刘少奇遗像前，讨要一种让各级干部们吃上就能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灵丹妙药人民意志素，近一万字。在于廷仕老师手放了很长时间，退稿信上写道：“……不合时宜，无法刊用；但不乏大家手笔……”胡老师看了说：“我知道他，他是个老实人，他不说违心话！”显然，他是与于老师一道在鼓励我。我之所以能在习文的道上走下去屡败屡战，与胡老师的如此态度不无关系。因为我挺信他的话，倘若他露出点儿我没多大希望的话，我也许早就罢笔了。 　　书对于文人是宝贵的。胡老师有好多藏书，本是他的爱物，但当兴起高压锅时，他卖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买了一个高压锅。可见他对文学的前途已丧失信心。尽管如此，他对家庭对子女还是不乏责任心的。尤其对爱妻，他是时刻怀念的。也许这种怀念是他生活的动力。 　　可能是清明节（或许是陶怡逝世三周年），胡老师要去一座营扫墓，他带着敦敦（即冬林）。因为对我来说陶怡可谓文学前辈，我认为单位应有所表示，馆里不派人去组里也应有人去。其实，在我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件憾事：那是1971年夏天，为落实庆祝毛主席《延讲》发表三十周年征文，我去牛心顶公社拜访走“五七”道路的刘伯英，让他写篇扛旗的作品，顺便拜访陶怡老师，请做顾问予以指导。伯英兄刚从地里回来，午饭是现成的小米干饭，他拿出一把小葱和一个上下一般粗的瓷茶碗，倒点儿酱油泡些葱段，我俩吃完后，他跟我唠起别的来。我俩也是多年未见了，自然有话可谈。原来他早已是我崇拜的文坛新星，是六十年代初我在三兴小学教学时，与下乡工作（可能就是“下生活”吧）的他认识的。由于他的引导我订阅了《长春》成了他和陶怡老师的读者。我看他对我的想法没兴趣，也未勉强，因为他实在太累，铲一上午地，离一座营还有十来里远（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全靠两条腿）；他还说陶老师精神不太好，恐怕去了也白去，于是我也就打消了拜访的念头。是啊，就我当时的情况来说，没有伯英兄的引见，的确够不上啊！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机会。生时未得登门拜访，身后墓前了愿吧，所以我坚持去了。至于还有谁，有没有鲍老师我记不清了，至少还有一位。我们到一座营后，先到胡老师的邻居老孙家借了铁锹和土篮子，孙家不仅出了工具也出了人。陶怡的墓在一个小山坡上，对面是个水库，也算是风水不错的地方。我们把墓前的蒿草铲净，又往墓上添了土。之后，胡老师站在墓前默哀，敦敦跪在墓前磕头，其他人也都默哀。我在默哀时心里说：“陶怡老师，你活着时未得相见，你不认识我，我也姓陶，你就认我这个本家小弟弟吧！胡老师现在和我在一起，我一定照顾好他。敦敦和婷婷都是好孩子，我相信他俩会有出息的。你放心吧！” 　　胡老师给我的初始的也是最深印象是他的生命力很强。暂且不说他的适应能力，简单说吧，他的嘴很壮。吃饭时他不挑食不讲究。因为他住的是原职工宿舍，山海两镇跑通勤的同志下车时还没到上班时间，到馆里多是先到他家小息。他俩孩子都上学，午间很少回来，他的家也成了同志们午休的地方。因此我们常看到他进餐的情况。他吃饭很快很香。餐桌上他也有个习惯，就是吃到后来菜不多时，就把饭倒在菜碗（或菜盘）里，用筷子搅和搅和，这样再吃起来就不觉得菜少了。在会议期间吃集餐他也提倡这样做，临了一人一个盘子。这个办法我也学会了，既节约又有效利用。当时粮油凭证供应，肉鱼凭票购买，逢年过节在肉票之外能买个猪头猪爪灯笼挂（也叫硬下水）啥的那可是老大特权了。红梅镇有个业余作者叫宋杰，他在食品单位工作，是分的还是批的，赶上年节就给胡老师带来一个猪头，不管实际花多少，他都要交上5元钱。当然了，按定价只多不少，但是他拿俩5元也买不来呀！因此他很在乎这份情谊。 　　他和业余作者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经常在《吉林日报》上发稿的土产站的陈学德自不必说了，就是刚刚涉入只能称为文学爱好者的文学青年，他都一样对待。例如红梅镇武装部的金宝忱和县委组织部的尹传海都处得很好。其实他对他俩的帮助也只是看了他们的诗稿后说了实话，无外乎“ 这（指诗稿）要严格说来还不算是诗。想当诗人可不容易，是不是从写点儿小故事入手？”给他们泼了冷水，又给指条路子。金宝忱听了他的话，搞起民间故事，后来专攻民俗学了。尹传海也从诗歌转向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了。金宝忱很好客，我们去红梅镇时必须到他家吃饭，事先总是捎信带信要把胡老师领去。尹传海每年春节期间都得把胡老师请家去吃一顿，我和孙仁久必须同去。 　　如果说金尹二位还有一定的身份，可是李跃常就不同了。他是县委招待所食堂的普通工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开文化会时在县委招待所办伙期间，他有幸认识了胡老师，会后便来文化馆看望胡老师，逐渐对文学发生了兴趣，胡老师也启发他写点儿小故事之类的。他写出来就拿给胡老师看，我以为这可能是一种安慰性的表示吧；可是胡老师看完后居然与他认真交谈起来。他回去很快按胡老师的意见重写了一篇又拿给胡老师看，胡老师看完后竟动笔帮助修改了。他把稿子重抄后寄给《长白山》编辑部，结果真就发表了。他对胡老师感激得不得了。他工资也不高，但单位分点儿啥总要给胡老师送来。赶上年节非得请胡老师到家吃饭不可。他怕胡老师不去，就邀我们一起去。为了不伤他的感情，我们去了，把他老妈、妻子和孩子乐坏了。就这样，每年春节尹传海家和李跃常家是必须去的，已形成了规律。胡老师如此善待弱者并不是心血来潮，他处人有长性。后来我请迟副县长到家做客（当时认为把客人请到家来是尊重的最好表示）时，他还提议把跃常叫来。跃常头一次和这么大的官在一起喝酒，特别高兴，真就喝多了，我们不得不护送他回家，老妈骂他没出息。其不知也难怪跃常如此，请县长吃饭我也是头一次啊！ 　　说来能认识这位县太爷也是胡老师的关系。胡老师刚来时，没有回省城的机会，有时我就给他捎信儿带话。报社有位齐文学，是部队转业的，忘记了他是怎么认识的；出版社有位迟达明，他是省直机关幼儿园老园长的儿子；再就是中医学院的袁世华。我曾去过迟达明的家，而且特意到胡老师住过红楼看看。后来省出版局要出一部医药卫生方面的书，借胡老师负责文字终审工作。而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迟达明，相互结下了深情厚谊。不久，迟达明要下来挂职锻炼，他和我们说了，我们都希望让迟达明到海龙来。他很高兴地请迟达明接受我们的意见。迟达明真就来海龙担任副县长并主管文教。这可以说让他（也包括我们）如愿以偿，但是他毫无个人目的，他不麻烦他。他对我们说过“让他顺顺当当回省里”。迟达明不仅会做官，而且人做的也好。由于有胡老师的关系，很快我们都成了朋友。可是谁都舍不得麻烦他，实在有事宁肯找与他办公室相邻的原来主管文教后来主管政法的副县长李建贵说，当然这样也会传到他那里的。我们内部知道胡老师的心理，可是外界并不了解，一次还真遇到了难题。婷婷刚参加工作是在县医院外科做护士，他们科主任于景华的妻子单位（可能是小集体企业）开不出工资，想进县医院做临时工，就让婷婷跟父亲说，无非是想通过这种关系请迟副县长帮忙解决。这可把他难住了。女儿是他的掌上珠心头肉，他不能委屈女儿；迟达明是朋友，他不该给他出难题。我已经观察并认定他是个不求人的人。他宁肯自己受憋也不会向别人张口。正在他愁眉苦脸的时候迟达明来了。迟达明没带家属，下班后也没场去，就常来胡家。迟达明一进门就感觉到朋友心里有负担，便询问他。他还不肯说，急得我都想伸嘴，还是婷婷自己说了。迟达明听罢笑了：“我当是多大的事呢？这不违反原则，我给他解决！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后顾之忧也好，从保持医院职工队伍稳定避免外流（当时卫生口真还有一股上调风，于主任这把刀还是有场要的）也好，我有责任过问和关心这样的问题。”迟达明也是个谨慎人，但他看准的事说办就办，很快就把这事办成了。多少年后，我遇见了于景华，他还说“迟县长真办事儿。多亏老胡啊！” 　　迟达明是学医的，他爱人郭亚东在医大二院工作。那年头去医大看病很不容易。于是，通过胡老师开辟了一条通道。在迟达明下派任职之前，馆里有位副馆长叫张明山，身体很不好，想去长春大医院查一查，胡老师看他为难了便主动帮他联系。张明山希望有人陪他去，胡老师就建议领导派我陪同。就这样我认识了郭亚东。因为是胡老师介绍奔她来的，她放下工作跑前跑后专家教授看个遍，不用说张本人，就是我都感激得没法。事后传开了，馆内外一些老同志也想借方便，大院里（即县机关）也有人托人找他。开始他不肯介入，但毕竟不能见危不救，他还是开了禁。事情就是那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底三次就止不住了，找他的人越来越多。我估摸后来县医院和医大二院建立了教学关系大概也与此有关，可以说客观上成了前奏，只不过没太有人联想和归结罢了。 　　通过编书的事，胡老师的确结交了不少卫生系统的朋友，省中医学院的袁世华、通化医院的潘润民、精神病院的于福润等他都介绍给我。潘润民是较有名气的妇科大夫，在人工流产技术方面搞了个小发明。他妻子去世后仍怀念不已，与胡老师同命相怜。不久，他患了直肠癌，手术后说自己最多还能活4年。但他很乐观，每次来胡老师家都是欢声笑语。于福润、迟达明也多赶来看看。迟副县长离开时我们自然相送，有时他特意嘱咐我一句：“老胡也很不幸，你多关照他一些吧！”于是我觉得我真正地成了他们可信赖的朋友。于是我对胡老师更是爱护有加了。实话说，这之前，我总觉得我认识胡老师最晚，馆里比我认识他早的人好几位，还轮不上我对他负责任呢。 　　我们基层馆的同志对出版社、报社、省文联各协会、省艺术馆的老师们不免顶礼膜拜，来时上站接走时送上车。而对于胡老师来说，出版社的左正坤、刘恩、王我，报社的曾昭远、万忆萱，艺术馆的于廷仕、姚绿野，作协的傅之凡、芦萍，民间艺术协会的汪玢玲、夏映月等到来时，他也和我们一样，一起迎来送往，毫无做样子不得不应付的勉强。当得知曾昭远车祸丧生、于廷仕的儿子窒息车里，他都陷入良久的悲痛和怀念中。 　　通化地区文艺创作比较成绩突出的当数抚松县，他们率先编辑出版了短篇集《开山斧》，此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成熟的文学新人。其中杰出的代表当数朱春雨、隋洪润 。我们馆有胡老师在，朱春雨也成了常客。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大业千秋》，责任编辑是王我，先出12本样本，送胡老师一本征求意见。应该说朱春雨可是个活跃人物，他俩密切融洽的朋友关系，使我对“相反相成”这个成语有了真彻理解。后来朱春雨进二炮当创作员每次回来都要落脚相见，然后转车归家。朱春雨不惑之年能入伍穿军装，当时可谓奇迹，他赞叹不已，但是，他也承认无论如何也学不来。在中苏关系缓和之初，由于俄语学得好朱春雨头一批赴苏访问，写的文章也寄给胡老师。就这样，我也成了朱春雨的崇拜者，而松江河也成了我记忆中烙印较深的地名了。 　　胡老师对老朋友有感情，对小朋友更是格外关照。靖宇县的安美子拿着爱人毕殿祥的信来拜访他，因为我也认识毕殿祥，他让我与他一起接待安美子。安美子是朝鲜族，汉语说得好，很开朗，与胡老师一见如故，毫无异性的拘谨，谈笑风生，很有人缘。自然，胡老师也很开心，我们都为老毕摊上这么个内助而感到幸福和高兴。他由安美子谈到了王治花，说女同志搞文学创作可小看不得，说不定真会成气候。安美子究竟后来发展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我想她这次造访肯定会有所收获。至于地区的刘荣和本县的王彬、夏语等，尽管他年长许多，也都像对待小妹妹一样，诚心呵护，不赞成有任何议论。 　　宣传部部长王林对诗词赋很有兴趣，动辄拿出一首让我们“处理”，他就不厌其烦地修改予以刊用。这样一来宣传部对我们的工作更加重视。当有部书稿（短篇集）出版社通知我们去修改时，部里派刘文华带队，在王我老师的指导下做最后一次修改。为了不浪费时间，从十中抽调个青年女教师孙晓华专门抄稿。为解除胡老师的后顾之忧，给婷婷也请了假，为孙晓华做伴和打帮手。我们入住省林业厅招待所。一天晚饭后我们决定休息休息自由活动。刘文华领我和孙晓华去逛长江路，婷婷去串门儿，胡老师留守。我们回返时下雨了，在6路汽车上我们都站着。突然，孙晓华惊叫一声骂了一句。我一愣，刘文华立即到她身边。下车后，晓华说有人对她行为不轨，满脸委屈。大夏天，她穿的是连衣裙，但车上人不算多，并没有达到人挨人的程度。因此，有那种故意的可能。但刘文华怕加重她的精神负担，只是说“你一个女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别太较真，躲开就是了。”晓华本想我们会为她出出气，车上未能下车了也该安慰安慰；但她失望了。回房间就向她胡叔诉了委屈。胡老师一边安慰她一边自责，说他不该放走女儿。并且像慈父一样，甘当出气筒，使晓华破涕为笑。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检验了我们三位不同年龄人的不同态度和做人的原则。我则是有山靠山，文华你既是兄又是长，没有我说话的必要。当然，我也认为有点儿小题大做没多大必要，就未能以问题的解决为目的而采取妥当的办法。相比之下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不成熟。回馆后我把这事扔在脑后了；然而，却有一天，我看到胡老师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一位同龄人，等他送客人走后我问他是谁，回答是孙晓华的父亲。可见他对工作对人多么负责任呐！用当今嘴边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从此，我不仅仅是敬重而已，而更多的是默默观察和悄悄学习。 　　在我们堆儿里，他确实是位兄长，无论发生和遇到什么事他不会袖手旁观，并且很有分寸把握得当。刘伯英与当时的妻子不和，精神上有负担，我很同情他但又帮不了忙。尽管伯英兄克制忍让回避，但对方有时还要找到单位理论，使他感到很没面子。我比伯英小，就对嫂子说些劝解和打掩护的话。胡老师就从长者的角度做工作。当后来事态不见好转也是他首先判定他俩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统一了认识，赞成伯英脱离关系。那时不像现在，离婚是不被赞成和理解的。他能如此表态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深感无助的伯英兄确实也是个支持。 　　隋守信老师的妻子工伤去世后和我初中时的老同学再婚了。我这位老大姐单身多年，一身特性，还有洁癖，好像精神有毛病。隋老师时常在我们面前诉苦，遍数多了我都有点儿絮烦了。后来我们分析了隋老师的心理，我想介入，做做工作。我俩一个大伯子一个小老弟，说深说浅你“时大姑娘”（隋老师就如此称呼）能把我俩咋着？胡老师与我一拍即和。可是我们满怀信心去却败兴气馁归。他说的没有我说的多，可是他听明白了也看明白了：“我看这事儿咱别管了！”我相信他看得准，也就停止了介入。 　　孙仁久老实厚道工作细致认真，字写得也和他这个人一样，一笔一画横平竖直板板正正笔笔到位。就是写封信也得个把小时，有一个错笔或败笔他也要毁了重写，所以他的文字没有一处勾抹现象。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他可能得干俩小时。由于离家近，家里又不宽敞，经常晚上回到办公室一泡就小半宿。他的妻子与他正相反，性子急，快言快语，不惧硬。她既看不惯他那扎一锥子不出血的肉筋劲儿，又担心他在外边受欺负挨累。她不懂搞文学创作本是一项苦差事，而且要靠大量的业余时间。她经常来到单位表面上是对丈夫发泄，实际是给我听的。胡老师见我有负担，就安慰我不要往心里去。我听了他的话，不做正面解释，而是从生活方面多关心些。我俩家都是4个孩子，工资收入也差不上下。仁久妻子在镇办缝纫厂当工人，我妻子在校办工厂做临时工，经济负担都很重。好在我的孩子比他家的小，家属在过日子方面会安排，粮票每月都有节余。工资花不到月底儿临时借个十块八块的到开资时就能堵上。因此我从未申请困难补助。每当研究困难补助时，我首先提到他。胡老师对我的态度很赞成，并且还对孩子说：“你陶婶是过日子的人。你看人家孩子们的穿戴……”我听了也是个慰藉。由于抚松的同行多是搞民间文学的，他们来了也是奔孙仁久的。我自然不会属穆桂英的阵阵少不下。我万万想不到在一次地区会议间，一种说法传到耳里，说我欺负孙仁久。我奇怪了：怎么会出来这话呢？当我弄清楚来源时我后悔了：对待兄弟县的同行们为啥不正面接触表示友谊呢？会后我向胡老师诉苦时他淡然一笑：“你还当事儿了？”听得出，他也听说了，可能比我还早，但他不以为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关键不在于人家怎么说，而是自己怎么做。把事情看开了，心里就轻松了。我试着宽泛些想一想，仁久兄不见得有这种想法和说法。很可能是在家里招待客人时，他家属流露出来的。作为多年的同事，你还不知道，他家属的嘴是他能控制得了的吗？于是，我又心静自然凉了。 　　我家也在文化馆附近。相比之下我家在胡老师的心目中还是可以的。那时无论有钱没钱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因为都靠供应，有钱也不卖给你。胡老师家3个大人，都是扛饭的手。“胃亏肉（油）”虽说是普遍现象，但在胡家更显得突出。当我家包饺子时也想到他，他也不客气，进屋就挽袖子洗手，并且嘴里还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时敦敦大概上师范了，就把婷婷带来了。我家3个女孩1个男孩，都比婷婷小，一见胡大爷和婷婷姐来家包饺子，像过年那样高兴。我的儿子吃足了还不想撂筷儿，他胡大爷就说：“站起来闯一闯！”孩子们开始没明白，听婷婷姐给解释后逗得哈哈笑，对这位诗人身份的胡大爷更觉得可亲可爱了。后来，他时常对女儿说：“你陶婶家饺子好吃。我从未吃那么多！”其实，之所以吃多的真正原因是肉少不腻人。 　　一个男人领俩孩子，家里没有女人，总觉得不完整。我们关心胡老师的首要问题就是希望他赶紧找个老伴。但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大龄女青年在打他的主意。开始我们只是认为文学青年对文学老前辈的崇拜，根本没在意。胡老师跟我讲了我也不怎么相信。可是经过观察表明胡老师没说谎。因为她的自然条件没能博得我们的赞成，尽管胡老师跟我们讲了艾青和高瑛的结合，我们仍觉得他不值得背上年龄差的包袱。有一天他让我陪他串个门儿，我陪他去了。原来正是这个女青年的家，父女俩热情接待了我们。事后我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是让那女青年做个比较，你找的这位比你父亲还大！从此，就会打消自己的念头。 　　我们文化圈里物色不到目标帮不上他的忙，卫生系统的朋友不甘寂寞，非要从他们圈子里找一个不可。功夫不负苦心人，很快就找到一位，年龄比胡老师小十来岁，要个有个，要样有样，白白净净的。我们一致通过。但尽管女方也还积极主动，就是进展不大。我们喝喜酒的愿望终于落空了。大家感到奇怪，眼看成功的事儿怎么不了了之了？后来还是伯英露出口风：胡老师心中早有一位，他可能要等回长春时解决吧！于是，我们谁也不再谈及这个问题了。于是，我们又把他另一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激发他的创作欲望，恢复文学生命。 　　原来在九大、十大召开之前，我们都要编印迎庆专刊，备稿时无论怎么动员，他就是不理碴。我以为他没拿这个自办的专刊当回事儿，也就罢了。专刊选稿、编稿由我来做，定稿交给胡老师。最后还得送到宣传部审定。部里负责审阅的是刘文华。他也为缺少胡老师的稿子而感到遗憾。我把稿子取回来胡老师就划版，一切做好了我就去印刷厂下稿，排完版出样时我俩就轮番校对。印刷厂三班倒，为了赶时间我俩也不分上下班。我回家可以吃现成的，他回家还得自己做，可他毫无怨言。当舍己救人的小英雄薛贵华的事迹被团省委肯定时，我力主赶编一份十六开本《学习薛贵华专刊》发至全省各个团县委。当时分管我们工作的副馆长不感兴趣，但胡老师知道我得到了宣传部和团县委的支持，他竭尽全力协助我，到底把专刊搞出来，及时配合全省的学习活动，受到好评。后来他回长春了，我就一手办了十六开本不定期的《文艺习作》，为业余作者提供了练笔的园地。我的编辑能力就是胡老师带出来的。我到北京能在新闻单位做编辑乃至副编审，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胡老师的熏习而长进的结果。 　　1976年初我被县里抽调参加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为期一年。局里和馆领导的本意是锻炼培养接班人，到农村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回来提我任副馆长。可是那年事儿太多，3位伟人逝世、地震、“四人帮”倒都赶到一起了。我填完表主席就逝世，接着“四人帮”垮台，党组织停止发展，我前功尽弃。比我早一步填表的高明顺从文工团调文化馆任副馆长，分管创作组工作。他是我工作队战友，我更得支持他的工作。他对馆里的工作不熟悉，但很虚心，对我的意见很在意。这时馆里要进一批书，图书馆还没独立，去上海采购也不是简单事，想去的人太多，派谁好呢？高明顺问我，我毫不犹豫地说：“让胡老师去，他懂得啥书该买啥书不该买。”高明顺接受了我的建议。另一位从美术组里出，领导已经定了：白文明，也是“五七战士”。等大家知道结果时几乎开锅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大串联很少有公出的机会，进京都得开介绍信，去上海比进京还远，谁不想去？这件大好事落到胡老师头上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到上海看望了茹志鹃等老前辈，回来精神状态大变，话也多了。在我张罗编又一期专刊时，他拿出了《怀念三章》给我。我很为他高兴。专刊印出来后，他寄出了一些，于是，与他联系的人多了，邀稿信也来了。他的文学生命开始复苏了。面对胡老师这一转变，我心里特别欣慰：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低能帮不了他什么忙，终于有了帮上忙的机会，我没白给他当一回组长。但是这话我对谁也没说。我认为我应该尽这个责任。如果当初抗拒不了别人的争较，或者自己也争取要去（当时上海对我来说只是个地名），高明顺也许会另做考虑。那就错过了唤醒胡老师文学生命的机会。数年之后，当上人事局副局长的高明顺见面问起胡昭时，还谈及此事，他也有一种成就感。 　　也许考虑到没有妈的孩子，或许自己就没享受父母之爱，胡老师对女儿特别疼爱，婷婷多大了还常常跟他撒娇。他对儿子也不怎么管束，他主张自己发展。因此他的家庭气氛平静温和，很有亲情和文人味儿。有一天敦敦下班回来很轻松地当着他父亲的面跟我说：“陶叔，今天有个学生让我扇个嘴巴子。可痛快了!”我很吃惊：“你打学生？那可是体罚呀！”因为我当过多年中小学教师，知道打学生耳光在体罚中的分量。胡老师开始并没在意，听我这么一说立即板起面孔。我赶紧转换口气：“以后可别再打了！无论怎样生气也不能打。”我还讲了我当老师在批评学生时，先把右手插到裤兜里，生气气得把手指攥得咯咯响，避免拿出来对付学生。他笑着对敦敦说：“你陶叔这还真是个办法，你得向陶叔学习！”其实我哪里是敦敦的学习对象？一是他虽师范毕业，但并不甘心干教育；二是搞文学我也是处于习练阶段，够不成他的标杆。果然，他竟问我一句：“陶叔，你说我将来能不能超过伯英叔叔？”刘伯英当时在海龙县首屈一指，用现在话说是领军人物。我明白他的雄心，便说能。他信心十足地又来一句：“陶叔你看着，我一定超过伯英叔叔！”对此，胡老师未做任何表示。后来，工间闲聊时我把这话露给伯英兄,一是说你也该有危机感了，当心后来居上；二是你的成绩斐然，有人以你为奋斗目标了。他也笑了。 　　总而观之，胡老师落配到海龙，有失也有得，至少他要比在省城里多接触和结识了像我这样的一些原来无缘相处的小朋友，放大了生活圈子，丰富了人生内容，补充了阅历，对后来突破创作层面做了积淀。而对我来说能认识胡老师并且在一起工作了几年，也是三生有幸。尽管他未直接告诉我怎样写作怎样做人怎样发展自己，但我从他那坚忍、慎思慎言慎行的作风和谦虚诚恳友善的品格中也受到启迪和熏陶。我们常说体验生活，而胡老师却说体验人生。我想这段生活对于他，或对于我来说都是人生的亲历和体验啊！时至今日，我还以他为师范。我这人太实太直，实得发傻直得近愚，是挨累不讨好的手。今天跟圈里人也没啥可回避的，自己吃了亏受到危害还蒙在鼓里呢，用咱东北一句老话说就是让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是胡老师的中庸内敛、韬光养晦、守常守衡的高明之举警醒了我的偏执和愚痴。所以我从未叫他老胡，无论人前背后。不是不敢，而是不忍心叫不出口。 　　后来馆里给胡老师解决了住房他搬出文化馆，再后来他回了长春，又有了完整的家。去省里开会的时候我也到他单位看他，他放下工作领我回家。我们穿过南湖的树林，进了他的新居，把我介绍给他家王老师：“这位是我原单位的老陶，也是我的领导……” 　　因为毕竟不是以前那个胡老师家了，尽管他热情依旧，但我就是进入不了以往关系的轻松亲近状态 。我也承认他是诚心诚意挽留，但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家宴式的招待。在送我回返握别时，他紧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我走进树林后回望时，他仍原地伫立并不停地摆手。 　　本来我想在文学创作辅导工作岗位上干一辈子，可是想不到在清理“精神 　　污染”时，由于地区文联两位副手相互打派仗，我的一篇文艺评论文章《社会效果要放到社会实践中检验》，被主权的一方抓住，与《太阳与人》、《离离原上草》、通化师范一教授的“异化论”串起来做靶子，使我成了牺牲品。一气之下我弃行搁笔，文海匿迹自闭内守。于是，与胡老师见面的机会也没了。8年之后的1992年11月17日（与路遥发病同日）我赴长途中突发心梗，长途客车直接拉我去医大二院病房。过去我护送别人，那天我自己被人送来了。幸亏抢救及时免于一死。生死攸关，从死神手中挣脱后，使我对生命对生活对生有了新的认识。当我觉得恢复好了我决定换个环境，于是，在1993年6 月背井离乡闯荡京城，与老友们断了联系。 　　2002年冬，我已正式退休，可以自主行动了，我决意写部电视报告文学《郑 　　培民》，去吉林大学采访郑培民的老师和同学。因为齐铁雄是郑培民初高中时的同学，幸好真还联系上了，晚上，他在原住处接待我。我俩在寒屋子里竟然唠到那半夜，谈完主题自然谈起往事，在老友之中首谈的自然是胡老师。我问他胡老师的前列腺病好了没有，他说现在前列腺的病不是主要的了，问题是心脏也出毛病了。他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说我得去看看。他说他也没有胡家和子女的电话号。但他说敦敦工作没变。我说反正我得去作协换信，找到敦敦就好办了。但是，第二天在作协办完事去敲敦敦办公室门时，却屋里没人。我找张纸写上我的联系电话号从门下塞进去，以便他与我联系。 　　去年春天有人邀我写电视剧（这在当年可是胡老师不赞成的事，想不到现 　　在火了），我力不能及便想起铁雄，3月24日我打他手机，打通了没人接，只好放弃。但没过几分钟电话响了，我一接正是铁雄，原来他在海南三亚，他接到转移的手机信号便给我打了过来。我说明想法后他说他手里有活，正在给人写剧本呢。接着他说：“你不要悲伤，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胡老师不在了。不过还好，他的追悼会我赶上了。我看对敦敦、婷婷的打击很大。他们哥俩都没有思想准备。”这个消息太意外了！就像当年我儿子打电话告诉我他金（宝忱）叔没了那样，我脑袋一胀，耳朵嗡嗡的，浑身瘫软了。我后悔我自责：都到这个年龄段了，看一眼少一眼，为啥早不抓紧见见面呢？ 　　今年1月29日，我看电视无目的地拨到中央10台，荧屏上在播放关于人和熊的《历程》（下）节目。从嘉宾的坐姿、作态、眉眼表情和言谈，我总觉得很熟悉，想来想去想起了敦敦。于是我叫老伴过来看，说这人有点儿像胡老师的儿子。因为多年不见，我们脑子里还是他年青时的样子，眼前这位年龄显然不符。她看了一眼就忙她的去了，我也没多想。因为是讲长白山一带的事，我就没换频道，不一会儿荧屏上出现了字幕：作家 胡冬林主持人也叫他胡老师。我大叫一声：“真是敦敦！”他婶又过来看，刚看一眼还没来得及细看，节目却结束了。她还在画魂儿：敦敦有那么老吗？可是仔细一想，多少年了？可不已经五十了咋的！于是，我又想跟他联系，以宣泄一下对他父亲的哀思。正月初一我给铁雄发个信息，一是拜年，二是问他知不知道敦敦的电话号。他立即回了电话，说他还不知道，但他告诉我王爱善老师家的电话号。我拨了号，没人接，我又泄气了。过十五了，我还不甘心，2月26 日又拨了一次，有人接了，问我找谁，我说找王爱善老师。回答是“她去美国了！”我又失望了。刚想放下电话我又想，听声音不是老女人，便问她是王老师什么人，想从她嘴里问出敦敦的电话号。回答是：“我是胡昭女儿！”我喜出望外：“你是婷婷啊？我就是找你呀！我是你陶叔……”听得出她也很惊喜。我们爷俩唠不完地唠，真是百感交集呀！她说她哥时常来北京，把她哥长春的电话号和北京的小灵通号都告诉了我。我让他们哥俩来串门 ，为表示是全家的意思让我老伴接串连电话。她问我是谁，我说是夏林。她懵住了，我改口说是婷婷。她高兴地拿起话筒，娘俩兴奋不已。我老伴也诚心邀婷婷来家串门儿，婷婷满口答应：“我一定去，您再给我包饺子吃！”当她说准备编印怀念她父亲的纪念文章汇集时，我问她梅河方面有没有人写，她说还没有人写呢。于是我说“我来写！”她非常高兴，而我也像把积淀多年的思念全部倾吐了那样痛快。 　　胡老师您走好吧！就凭您的品性和人格，我相信您到哪儿都会受欢迎的。何况那边有原妻，也有好几位老朋友和小朋友，你们相聚了也一定会高兴的。祝你们冥安！ 　　 　　2005年3月5 日凌晨于北京通州丛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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