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8月以来，市委机关大楼天天面临群众的冲击，市委书记处、常委会无法在市委机关开会和办公。从9月至翌年1月，市委领导人先后在市府交际处所属常德道招待所、睦南道招待所、云南路招待所、河东招待所以及天津铁路分局所属台儿庄路招待所秘密办公，在警备区礼堂、中苏友协、北宁公园等多处开过会。 　　 　　　　当时我一直在文革办公室（郑州道）办公，市委也曾在那里开过会，不过那里也不是隐蔽的场所。我曾多次到市委秘密办公地点汇报和请示工作，其中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还是云南路招待所，因为市委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 　　 　　　　云南路招待所即现在位于大理道的和平宾馆的一部分，原大门在云南路。在河北省迁津盖迎宾馆、河北宾馆以前，天津市未盖过新招待所，云南路是最“高级”的招待所。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在这里下榻过。 　　 　　　　在云南路的秘密办公地，本来是很隐蔽的地方。因为这条街很僻静，独门独院（那时围墙还未与大理道招待所打通），平时大门紧闭，门前也没有招牌，很少有人出入。那时书记的小轿车都换成了军用吉普车。每逢出门时才打开大门，汽车开出以后迅速闭门。除了市委有关常委、秘书长等少数人来这里请示汇报工作以外，机关一般人都不知道此地。除了市委书记的秘书以外，办公厅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昼夜在这里值班。 　　 　　　　可是，就在这样秘密的地点，竟然发生了一次“逃难”。10月的一个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书记处书记张淮三和市委常委李守真等小范围开会研究工作，我也在场。当时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因病住院，由谷云亭主持工作。谷云亭原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划归河北省以后调天津任职。他是一位资历很老、待人宽厚、淡泊名利的老同志。他在一次小会上曾说，过去县官、知府一任才干几年，我们这些人都干了多少年了，不是说要“打倒”吗？我不用打，自己就可以倒了。可是那时他又不得不主持全面工作。大约晚上10点多钟，云亭的秘书忽然接到紧急电话，某个大造反组织发现了这个秘密点，正要来这里揪人。这时，决定马上转移，两位书记和一位常委匆匆分别乘车出走。我参加过地下工作，资历短浅，还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从1949年以来堂堂正正的执政党怎么一下子又成了“地下党”呢？真是乌呼也哀哉！我和张淮三的秘书刘乃斌上了淮三的车，上哪里去呢？在路上才决定去河东招待所（原苏联领事馆）。当趋车开进这座静谧的深宅大院时，忽听得“哑、哑”大叫，一群乌鸦蓦地飞起。这与鲁迅在《药》中写的乌鸦有何不同？乌鸦！乌鸦！是凶，还是吉？走哪说哪吧！ 　　 　　　　云南路招待所暴露之后，市委领导办公地点就秘密转移到河东招待所。这里还保留了前苏联人的特点，卧室高大，大床铺，大澡盆，大马桶，大拖鞋，比我们用的都大两号。这时，胡昭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参加领导工作，赵武成病愈出院，也来到这里工作。当时，工作机构已经瘫痪或半瘫痪，可是仍有许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一次，市粮食局告急，本市存粮仅够供应一周的。武成急忙向河北省委刘子厚、阎达开请示求援，省里紧急调运粮食才得以缓解。 　　 　　　　工作上的问题毕竟好办一些，对造反组织的要求，则根本无法处理。一次在干部俱乐部，武成接待某大学造反组织，这个造反组织曾将对立面的造反组织人员打伤。他们对武成进行批判、围攻，硬是逼迫武成在他们写好的材料上签字，认可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如果你签了字，就犯了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不签字就进行批斗。武成当然没有签字。这样“熬鹰”一夜，造反组织也人困马乏，才放武成脱身。 　　 　　　　1967年1月，市委秘密办公地点从河东招待所迁至天津铁路分局台儿庄路招待所。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基本瘫痪。有位区委书记打来电话尖锐批判市委领导自己躲起来，不管他们的死活。我接到一位区委副书记来电话求助，因为被围攻下不了台，带着哀求的口吻，令我沮丧。市委又有什么办法呢？武成曾喃喃自语：一筹莫展！当时，办公厅只有赵占坡、W君两位工作人员昼夜值班，十分辛劳。此时市委的气数已尽，W君向市委机关某造反组织告了密，该组织于1月18日抄了这个秘密点。 　　 　　　　有人说W君是个小“叛徒”，我并不这样看。当时中央号召人们造反，W君也有他造反的权利。不过，我由此想到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它颠覆了固有的社会规范，撕下了每个人的面具，拷问着人的灵魂。不论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或是既革命又被革命者，其人性、人格、人品暴露无遗。由此我对早已故去的赵占坡以及当时市委周围的一些服务人员包括电话交换台的服务人员，由衷萌生一种敬意！ 　　 　　 原载<今晚报> 200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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