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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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昭,我深深眷念的诗人
(延边) 李相珏 作 孙文赫 译 胡昭是著名的满族诗人。 我初次认识他是43年前(1961年)的一个晚秋。 那时,我大学刚刚毕业,分配到《延边文学》杂志社任文学编辑,组织上临时把我借调到收集组,踏遍延边大地,收集民间故事。 听说长春的胡昭要加入我们的收集组。 他既是著名的诗人,又是带帽子的“右派”。 听说诗人要来,我等待了很久。见到的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美男子。穿着漂亮的呢子大衣,脸上常常带着微笑,让人感到非常亲切。从他脸上丝毫寻觅不出忧伤的痕迹。 问他的年龄,28岁。我难以置信他才比我大3岁。那么说,4年前遭受政治迫害时年仅24岁?他告诉我们,他十几岁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那时起就开始写诗。真可谓“出头的椽子先烂,不幸始终伴随着他。虽说有的人出名后,目空一切,脱离群众,也因牵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政治扩大化而葬送了前程。但是,从胡昭身上一点儿找不到好为人师傲慢无礼的痕迹。那时,胡昭来我们这儿,摘没摘掉“右派”帽子,我无从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隐约觉得他已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贬到这里来收集民间文学。 胡昭来我们这儿,一点儿也不拘束,说说笑笑互相开起玩笑。我们一起来到了离和龙县土山子20里地,一个叫官房的小村子。那个村子,只种土豆和小米。因为是困难时期,我们吃土豆也要交粮票。 主人把煮熟了的一盆土豆放在我们面前,煮熟的土豆,皮已经裂开了。 主人看着胡昭说: “怎么,不剥土豆皮就吃吗?” 我一看,可不是,胡昭连土豆皮都一起吃了。于是我说: “这样不行,要剥了皮再吃。” “这土豆不是洗干净了吗?要不就削了皮煮啊。”胡昭说道。 “当然洗干净了。”主人说。 “那就行。我在部队时,吃土豆从来不剥皮的。那时哪有时间剥皮呀。” “没关系,土豆皮也有营养,粮票很珍贵,不要浪费了。”我开起了玩笑。 胡昭碰了碰我,笑了,然后就开始笨拙地剥土豆皮。 这一幕,直至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 白天,与朝鲜族老人促膝交谈,收集民谣。由于我们的翻译水准不高,有时翻译的内容胡昭听不懂,他因此而非常焦急。看见别人笑,他就会刨根问底,然后跟着一起笑。 “你把朝鲜族民间故事赶紧整理出来,翻译成汉文,在我们的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 胡昭嘱咐道。 夜晚,我们躺在火炕上,相互说着笑话。和龙县文联的摄影师崔同志很会讲笑话。听得我差点笑破了肚皮。胡昭在一旁让我赶紧给他翻译,结果因为我是个“等外翻译”,把内容误译,反而更加让人捧腹大笑。胡昭甚至笑得冲出了屋子。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围坐在有土豆和小米饭的炕桌上吃早餐。胡昭看着和龙县文联主席老金,问道: “你昨晚一个人吃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吃啊!”老金迷惑地说。 胡昭说,老金昨晚整夜打呼噜,有时还转过身美滋滋地咂着嘴,像吃着什么好东西。弄得他一夜都没有睡好。 “看来,老金吃了一整夜,今天早餐不吃也该饱了吧?” 大家听了我的话,都大笑起来。 那时,我们收集民间故事和民谣的工作虽然很艰苦,但是很有意思。有许多事情直到今天都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在官房这个小村子里,收集了长篇民谣《筏工歌》。唱这首歌的人,姓文,在图们江上撑了30年的木排,往返于240多道险滩。有一次他淹死了日本工头,逃到了官房村。他的一只眼睛受了伤,已经变成了乳白色。《筏工歌》就是那个时期他在船上闲时自己自编自唱的。 胡昭回到长春后,在他的民间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我们延边朝鲜族的民间故事。我收集的《红鸟,蓝鸟》等几篇作品,就是那个时期发表的。 那之后的大约两年左右,在《长春》月刊做编辑的胡昭夫人,诗人陶怡专程到延边来找我们。她戴着眼镜,长得非常漂亮,是典型的知识女性。我们就像见到胡昭那样高兴,但是我当时并不懂怎样照顾客人,所以也没有请她一顿饭,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内疚和遗憾。 陶怡带着朝鲜族诗人翻译的诗稿回到了长春,我的诗也初次发表在《长春》月刊上。 大动乱年代,听说胡昭再次遭受磨难,夫人陶怡也经受不住打击,患上了精神疾患而自杀身亡。噩耗传来,我们不禁为胡昭悲痛欲绝。 那个黑暗的年代,中华大地笼罩着血腥,多少有才智的诗人和作家的青春被蹂躏和践踏,那些遗恨又有谁能给予补偿?! 但是,胡昭还是坚强地再次站了起来。 1980年8月,在辽宁丹东召开的东北诗人大会,劫后余生的诗人们从全国各地被邀请来。沙鸥、流沙河、方冰、阿红等80多位诗人参加了这次聚会。 那时,我常跟胡昭一起到流沙河的屋子里去闲谈。听流沙河讲他的血泪史。流沙河是成都诗歌杂志《星星》编辑部的编辑,全国著名的诗人。他说,《星星》办到第四期时,编辑部的4名编辑全都戴上了“右派”帽子。当他听说我1957年在《延边文艺》三月号发表的诗歌《在西瓜地里》译成汉文在《星星》第四期发表过,非常高兴,他说回到成都后一定要查找拜读。在他的桌上,还放着一个相框,里面镶嵌着一个正在微笑的女人的。这是流沙河在动乱年代里做木工时爱恋他的女人。如今诗人远隔千里还带着她的照片,放在屋子里天天看着。听着这个故事的胡昭,心情会怎样呢?我的眼前浮现出既聪明又和气的胡昭的夫人,──诗人陶怡。怕触及胡昭的忧伤,我一言不发。 胡昭几十年来受到很多政治迫害,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还是写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诗作,出版了多部诗集。每有新诗集出版,他必定给我签名寄来。胡昭为夫人陶怡编辑整理的遗作《长白山上的云》也出版了。我们的《延边文艺》为了纪念陶怡,设立了专栏,介绍她和她的诗。同时发表了胡昭的诗,对他做了介绍 我与胡昭一起参加了烟台笔会、《长白山》文学期刊和《延边文艺》期刊共同组织的长白山笔会,还共同参加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我叫胡昭为大哥,他后来的夫人为大嫂。看到胡昭的身体状况逐渐在走下坡路,一天天地寡言少语,年轻时代的气魄和精力也逐渐地消失,我焦虑万分,他的病反复发作,是不是跟有前受到的政治迫害有关呢? 诗人胡昭终于离开了我们。 胡昭似乎是个憨厚,喜欢寂静的人,但他的倔强和与恶魔抗争的精神,却早已被我们熟知。他诗歌几乎全是以小见大,跳跃着生命火花的作品。他是我们朝鲜族诗人非常爱戴的满族诗人,我们朝鲜族读者非常喜爱他的诗作。 我非常尊敬胡昭的为人,喜欢他的诗歌。他坚毅的抗争精神和他优秀的诗作,将流芳百世! 2004年8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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