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胡昭、陶怡，我怀念的诗人 　　 　　　　　王伟瀛 　　 　　少年时读过的诗文，留在记忆中，总是深刻的。即使不是名篇巨著，它也能拨动少年人敏感的心弦，会让你记住那作家的名字和阅读时的情景。 　　 上世纪60年代初，读中学的我，常翻看的文学期刊是《长春》、《诗刊》。小镇书店中虽有文学名著，穷学生也只能望洋兴叹，没钱买，也买不起。读过期的旧杂志，我记住了两位作家的名字：胡昭和陶怡，胡昭发在《诗刊》上的《长白冰雪歌》，打动了我的心，让人仿佛置身于长白山抗联队伍之中，那冰，那雪，那战士的身影。陶怡发在《长春》上的诗和散文，更让我读后不忘，也许是女诗人的文笔更贴近少年人的心吧。那时，一个15岁的少年，对文坛风云一无所知，自然不知道胡昭与陶怡是一对夫妻，也不知道我读的诗，是胡昭刚刚摘去右派帽子、陶怡领着一双儿女在凄风冷雨中写出来的。“文革”十年，我们这代人，浸泡在红色文字、图画的海洋里，狂热间歇的静夜，也会浮现少年时读过的诗文。胡昭和陶怡的诗文，又在我心海中掠过。我曾想，他们的处境如何，能逃过这场狂飙吗？ 　　大约是1974年，听一位朋友说起胡昭与陶怡。他说胡昭一家被赶到长白山区落户，陶怡患病，精神不好，自杀身亡了。朋友的哥哥在文联工作，他们一家与胡昭家住邻居，朋友说陶怡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作家的架子，见到它妈妈，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总是热情地问长问短。我听后，只能抱以长长的叹息。一位富有才华的女诗人，就这么去了？我似乎看见长白山林中白桦树下的一座孤坟和风雪中伫立墓边的胡昭和他的一双儿女。80年代初，我读到冬林怀念母亲陶怡的散文《想你，妈妈》，才知陶怡在“文革”中和逝世前后的悲惨情景。冬林一定是流着泪写的，我那时是流着泪读的。想再读读陶怡当年发表在杂志上的诗文，可那几本旧杂志，又何处可寻呢？ 　　在那之后的几年中，我购得了胡昭先生的几册诗集：1982年出版的获奖诗集《山的恋歌》、1983年出版的诗集《从早霞到晚霞》和散文诗集《冰雪小札》。集子中的代表作《神秘果》、《真理》、《山恋》、《八月雷雨》等，令我感动，可我更爱读的是他怀念陶怡的几首诗。他写得那么真挚，那么深情，每行诗，都浸透着血泪。这不是风花雪月中的低吟浅唱，是用带血的喉咙唱出的生死之恋啊！写于1950年的《友人的姓氏——写给T》；“在漫长的旅途中/每遇到一个和你同性的人/我就象遇见亲人般的欢喜/就引起我无数亲切的回忆……”一对刚刚脱下军装的“小八路”，携手走进共和国的春光里，爱情的花朵在绽开。1957年的一场暴风雨，胡昭被打进“右派”的泥潭。那年胡昭只有24岁，陶怡23岁。在夜雨中，他在怀念着与他一样承受磨难的妻子：“夜雨敲打着屋顶/敲打着某个地方/固执地，固执地在呼唤/你的名字——我的名字？/苦苦地，苦苦地追索着/那遥远的欢乐与隐秘的创伤/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和我谁能够回答？/心房的某个角落/只有雨的叮问——雨的回响。”这雨，敲打在诗人的心上，也敲打着读者的心田。他们象两颗星星“即使相距亿万光年，也能清楚地互相辨认——那只有我们懂得的语言……我们都觉得是如此地亲近”1961年，胡昭摘去“右派”帽子，后又在《诗刊》上发表《长白冰雪歌》，可那雨后转晴的日子是多么短暂，“文革”的风暴又把他们刮入旋涡之中。1972年4月4日，在长白山下一个村庄中的小屋内，陶怡结束了她38岁的年轻生命，那一天，也是烈士张志新被杀害的日子，关东大道在清明雨中，永远失去了一位女志士和女诗人。让人欣慰的是，20年后，陶怡的遗诗集《长白山上的云》得以出版，胡昭写了回忆陶怡的散文《逝去的云影波光》。波光云影逝去，逝不去的，是刻骨铭心的爱。 　　今年春节后，我写信给上官缨先生，说想读读《胡昭文集》。信刚寄出，就传来胡昭先生于2月15日因病去世的噩耗。上官缨先生从胡昭先生的女儿夏林那里为我寻来《胡昭文集》，书寄来后，见上面印有一方篆字“胡昭”的印章。捧读这两册精装文集，心潮涌动，这部书联结着我与两位未曾晤面的诗人的40年情怀啊。我想写信给夏林，问她那里还有没有陶怡先生的遗诗集《长白山上的云》？真想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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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2/26 12: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