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我怀念那厚重沉雄的鼾声 　　 ──忆著名诗人胡昭 　　　　　　　　　　　　　　　　　　　　　　　 　　　　　　　　　　　王　汪 　　 　　 　　我怀念那厚重沉雄的鼾声。 　　这鼾声，是属于好友胡昭的。 　　 　　胡昭二十刚出头，已经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青年诗人了。 　　他的诗作，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而他那独具特色的“花腔男低音”般的鼾声，在我们这些老朋友中间，也同样是享有盛名的。 　　可是最初，我对此并不了解。 　　 　　我是1956年6月从G县调入省文联的，与胡昭及其聪慧、善良的爱人陶怡，同在《长春》月刊当编辑。他们夫妇对我这个新同事颇有好感，事事多有关照。我的第一个女儿刚刚出生，胡昭就为她取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星星”。就这样，彼此刚一相识，就播下了友谊的种子。那时，胡昭由于受他人牵连，刚刚从一次为期不短的审查中解脱出来，历经考验之后，他毫无怨言，照常埋头编稿，潜心创作，而且照常能吃能睡。编辑部占用的，是一个里外套间。里屋，在一圈办公桌中间，摆有一对半新不旧的沙发。每天午休时间，人们大都下楼去逛就近的“五百”（今百货大楼）和重庆路的新华书店。唯有胡昭却要把他胖墩墩的身子放在沙发上，从从容容地睡上一觉。那时，初来乍到的我，没有留意到他这个习惯。一天中午，我逛街早归，由于推门过猛，“嗵”的一声，门扇撞在了近旁的一张办公桌上，同时震掉了一大摞稿件。我为自己这一莽撞的行为不胜窘迫，禁不住发出一声唏嘘。 　　这是因为在这瞬间，我发现胡昭正坐在沙发上睡午觉，一只袜子不算洁白的脚板放在沙发上，一双宽厚的大手含抱在膝盖下，两眼从容自若地合着……我急忙向他道歉：“呀，惊了你的好梦吧？” 　　想不到，回答我的，不是语言，而是一串厚重沉雄的鼾声。时高时低，起起伏伏，有节奏、有韵律，令人颇感悦耳赏心。我的不安与歉意立刻消退，代之而来的，却是惊奇与有趣。我心里说：“嗬，这呼噜还打得满有诗意呢！” 　　与此同时，我认定：这是一位率真、坦诚，甚至保有几分稚气的青年人！ 　　 　　1957年，胡昭被错定“右派“。我听陶怡说，胡昭夜夜失眠，吃安眠药也无济于事。我想，听惯了胡昭鼾声的妻子，也一定是夜夜辗转反侧到天明，那是何等滋味呀！真是苦煞了这位天资聪颖的才女！ 　　 　　过了一段时间，这鼾声又响起来了。 　　那是在长春市郊大西农场的大宿舍里。 　　白天繁重的劳动，累得乏乏的，他身子一放在通条大铺上，鼾声就立刻起奏了。 　　较之从前，他的身体倒也确实强壮起来。 　　几年后，经过“脱胎换骨”，胡昭幸得“摘帽”，回到省文联，在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歌民谣的搜集、发掘、整理。他很热爱这类工作，干得顺心应手。尽管他的作品还不能公开发表，他仍然没有间断写作。 　　我们两家同住一座红砖小楼。我爱人崔丽珍与陶怡，都是十分善良而真诚的人。她们姊妹俩相处得相当亲密。胡家两个孩子――敦敦和婷婷，经常由崔姨帮助照应，小兄妹俩与他们的崔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正当两家处得热热乎乎的时候，胡昭奉命“下调”通化地区，陶怡也须随其“同调”。 　　在举家即将迁离长春的前夕，我上楼送行。在黄昏的暮色里，远远望见有一个壮汉肩上扛着一件庞然大物正步下楼梯。 　　此人正是胡昭。他扛的是一只大型的皮面转椅。 　　“这个，”他微笑着，“留给你用吧。” 　　 　　大转椅虽然是一件半旧之物，但摆在我的陋室中，却不失为一件提神的家具。尤其是，它能与我的破旧写字桌相配套。此后若干年当中，我坐在这只大转椅上，写出了《孤城残夜》、《寡妇门前》等五部中、长篇小说。 　　它是实用家具，也是好友的“念想”之物。 　　胡昭一家迁到通化后，“文革”中期又被“下放”到海龙县农村。 　　不久，屡经折腾和刺激的陶怡，终于精神失常。那一年，她独自一人来到长春，遍访了历经沧桑的诸友，受到友人们的热情接待和关怀。 　　她在我家住了几天。其间，她曾坐在那只大转椅上，一圈圈地旋转，两眼迷蒙，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与遐想。 　　她在想什么呢？ 　　在这旋转的朦胧的空间里，她看见了往昔那缭绕的云烟吗？从她迷蒙的世界里望见了前面的一缕曙光吗？…… 　　爱妻癫狂在外，胡昭何以长夜安睡？那茅草房里何以发出诗人的鼾声？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一些当年被错划“右派”的同志，全部落实了政策，得到了彻底改正，陆续奉调回省。大家首先来参加省文联机关恢复大会。我们住进了宾馆，集聚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这是久别后的一次大团聚。老大不小的一群哥儿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谈天说地，好不热闹。唯有胡昭在这气氛中时而现出一丝惆怅，时而发出微微的慨叹。老朋友们心里都明白：当年一家四口离开省城，而今却是他独自带了两个孩子回来，这一大憾怎能不令人感伤？ 　　还好。胡昭毕竟是个胸襟开豁的硬汉，很快就溶入了人们欢乐喜庆的氛围之中，给大家讲了些趣闻趣事，逗得大家好一阵发笑。 　　入夜，我们几个人还没躺下，房间里就发出了一串独具特色的鼾声：时高时低，一声长，一声短，既有上滑音，又有下滑音……于是，大家望着和衣而睡的胡昭说： 　　“嗬，还带花腔呢！” 　　“那当然，这呼噜咱们谁能打出来？不信试试。” 　　“听，他打呼噜的水平大大提高了！” 　　 　　这以后的十几年里，胡昭经常到下边走走，也经常应邀去外省参加一些活动。 　　他写诗，写散文，写散文诗。全国许多主要报刊都发表他的作品。 　　诗集，散文集，一本接一本面世。 　　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高潮期。 　　与此同时，他为亡妻陶怡编出一本诗文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子敦敦著长文附于书后。该文感人肺腑，读之令人潸然泪下。敦敦这些年创作丰收，成绩卓著，陶怡可为之含笑九泉。 　　 　　胡昭不知疲倦地写作，不间断地走南闯北。他的身体似乎越来越结实了。 　　可是就在朋友们没有察觉间，他的身体从高血压开头，渐渐添了几种病。…… 　　当年能扛转椅的大力士，如今竟变得如此虚弱了。 　　近几年的时光，他大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去年八月，我因患糖尿病，也住进了医院，与胡昭同一个疗区，不在一个楼层。其间，我两次去看望他。前一次有老伴陪同，后一次，我独自走近他的病房，见那扇门正开着一道小缝。我担心惊动他，就将耳朵贴近，想听一听是否有鼾声传出来。 　　没有听见鼾声，却透过那一小方门玻璃望见阳台上晃动的身影。我轻轻敲门。他缓缓地走回房间，慢慢地坐在沙发上。交谈了一小会儿，我见他气弱声低，便提醒自己切莫过多打扰，便嘱他好好疗养，告辞出门了。 　　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胡昭逝世后，我与老伴决定去看看他的女儿婷婷。 　　婷婷是个孝女。这些年来，他为侍候老爸，宁愿延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对此是有口皆碑的。在此时此刻去看婷婷，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我与老伴刚要举步动身时，却又踌躇了。 　　我的老伴崔丽珍本是个心肠软、眼泪少的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却能泪如泉涌。我担心，她见了婷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万一大放悲声，岂不是要给婷婷这孩子增添悲痛吗？那就事与愿违了。 　　她自己也没有这个把握，于是就含泪吞声地先给婷婷打去了电话。 　　 　　暮春时节的一天傍晚，我散步到那栋楼前，就自然而然地停住了步子。我望着三楼那刚刚装修过的大玻璃窗出神，见婷婷摇动几下身影就不见了。没想到，正在我凝神当中，婷婷已经走下楼，来到我身旁：“王汪大爷！……” 　　我与婷婷之间，几乎没有说什么，就不约而同地沿着我们南湖新村这条“中街”，慢慢地朝我家这边走来。 　　我告诉她：“你崔姨在楼前搞了一个小花园，现在有些花已经开了。” 　　来到花园门口，我用手机告诉老伴：婷婷正在这里。 　　我的老伴已是七十大多的人，在这入夜时分，居然能飞步跑下楼来，很快来到花园门口。 　　这娘儿俩――崔姨和婷婷，婷婷和崔姨，就在这星光闪烁的夜空下，站在花间小径上，抱头痛哭起来。 　　我背过脸去，暗暗地擦泪，心想：“迟早要有这么一场，就叫他们尽情地宣泄吧。” 　　我想把自己的情绪引开，就仰望着两楼之间的夜空，见有一片浮动遮住了月亮，便复而低下头来看着身边几朵新开的芍药…..不行不行，今夜月不亮，花也不香不艳了。 　　 　　时已夜深，我久久不能入睡。 　　我坐在阳台里，望着远处一面面有灯光的楼窗，仿佛看见胡昭正在伏案写作，手里握着那支惯用的小狼毫，写下被陶怡戏称“刀切面”的小楷，一行行，一行行…… 　　于是，我联想到：胡昭累了，应该睡觉了。 　　接着，我在恍惚间，仿佛听见了他那独具特色的鼾声。 　　这鼾声，厚重沉雄，宁静致远地飘上了夜空。 　　胡昭太累了，且莫惊扰他，让他安睡吧。 　　　　　　　　　　　　　　　　　　　　　　　　 　　　　　　　　2004.10.19　于长春南湖新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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