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忆　胡　昭　先　生 　　 　　　　　　　　　　　　　薛卫民 　　 　　1981年吉林省第一次文学评奖，我的叙事诗《走出石头峪》也获了奖，就是那次去省里领奖，我第一次见到胡昭先生。此前，我已读过他的《军帽下的眼睛》等传诵一时的诗歌作品。我很想与他交谈，可最终，连一句话也不曾说，因为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会下，好多人和他一起，我就没往跟前凑。我只是远远地看他，像看所有大诗人那样。这不是由于胡昭先生架子大，而我太不出头、太胆小。以后我知道了，他更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甚至经常显得很木讷。 　　1983年春，当时吉林人民出版社少儿室李遵义先生给我写信，说决定出版我的儿童诗集。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稿子拿去后，定名为《含笑的花蕾》。李遵义先生问我能不能找一个名人写个序？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名人我倒是见过好几位了，可写序这样的事，我跟任何一位也开不了口。我跟他们没到那个份儿。他就说：我去给你找胡昭，你看怎么样？好啊！我由衷地向李遵义先生致谢。 　　胡昭先生为《含笑的花蕾》写的序，是第二年书出版后我才见到的。可先生序后所署的日期是1983年7月14日，也就是说，李遵义先生将稿子拿给他后，他很快就写出来了。他开篇就如此写道： 　　 　　在连绵的雨声中，读完了这部儿童诗稿。这是苦旱数日后的一场透雨，窗外树枝摇曳，绿叶鲜明，草木和庄稼都好像十分快乐；我此刻的心情，颇与窗外的树林相似，如同淋了一阵清凉的细雨般快乐。…..那年在全省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时看见他，知道他很用功，写作也很勤勉，可能因为还在大学里读书的缘故，他显得很腼腆，甚至有一点稚嫩。──也许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稚嫩与天真，保持着可贵的童心，他才持续地写出了这么多儿童诗，而且写得这么富于儿童情趣，这么清新可喜，引人入胜的吧。 　　 　　胡昭先生对我的夸奖令我高兴，而更令我钦敬的是他看作品的眼力，他对后生不吝奖掖的胸怀，以及他对儿童文学绝非敷衍的重视（许多人没能领略儿童文学的大慧大美，因此也就不拿儿童文学当回事；可他们又很聪明地知道，轻视儿童文学是很浅薄的表现，所以每到类似“六.一”的场合都要“内行”一下“重视”一下做做姿态）。《含笑的花蕾》后来被团中央、文化部、国家教委评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书目之一，1985年又再版，其中的许多篇什被收入多种选本、入选全国幼儿园教材和小学语文课本。……许多年后有一次，我与胡昭先生又谈到儿童诗，谈到他为《含笑的花蕾》写的序、以及那本小书，我对他说：“胡昭老师，它还没给你打脸，是不是？”他呵呵呵，现出一脸敦厚的笑；也许是想打击打击我的得意吧，过了一会儿他又戏言道：“那你也没得着奖。”他指的是长白山文艺奖。当看到我在中国少儿社出版的儿歌集《快乐的小动物》获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后，他的祝贺语也很别致，他说：“别的奖不得也行。” 　　我是在调入省作协工作后，与先生的接触多起来的。接触越多，越觉得他可亲可近可敬，越不拘谨。他没有城府，更不事故，心里的天地间生长着的、茂盛着的，可以说都是诗意的乔木、灌木、野花小草。他是一个很本色的诗人。也因此，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往往显得很笨、很不懂时宜。就像在“文革”前那样的极左年月里，聪明的人都努力往“革命”上打扮，他却坦言：我不适合写重大题材，一等、二等、三等、四等……题材留给别人写，我只写八等以外的题材。这就是他的、曾给他带来很多麻烦、让他吃透苦头的“八等题材论”。 　　在我的记忆中，胡昭先生没写过应景的东西。同时我也没听他抨击过别人写。这就是他的厚道。他与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一样，希望自己的作品为更多的人所熟悉、喜爱，但对某些作品无意、有意地赶上了什么潮流，在一段时间里红了紫了甚至大红大紫，他也从未流露过羡慕之情或嘲讽之语。似乎他觉得那不值得去想去谈论。写自己的东西就是了。――永远对艺术充满激情，又永远那么平和，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任何时候都不屑去玩花拳绣腿，他的作品才不浮躁，总也不不大红大紫，却茉莉花一样总是散发着淡雅的馨香。他的诗集《山的恋歌》荣获全国新诗奖，只是列了个二等，他曾对此自嘲过，说他的东西不打人儿。可时过多年再去翻阅，我们会发现，包括《山的恋歌》在内许多“不打人儿”的作品，却远比当初红红紫紫的东西更具生命力，其中含蕴的艺术情趣更悠远更绵长。 　　一位英国作家曾说：我们的风格泄露了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是很难长久地伪装自己的。胡昭先生的人和文很和谐。如同帕斯卡尔所说的那样，“自然本色的文章风格令人惊且喜，因为人本来指望看见一个作家，所发见的却是一个人”。读胡昭先生的作品，你会在一种朴实、自然的氛围中，愉快地徜徉在诗歌艺术的小径上，不累、不晕、不疑虑自己是不是弱智，因为胡昭先生写诗从不唬人，从不装腔作势，从不故作高深。等你见了胡昭先生其人、接触过相处过了，你会发现，他人也是如此。“本来指望看见一个作家，所发见的却是一个人。”他只有在写作品时才是作家、诗人，生活中他就是一个朴实、自然、很本色的一个人。我曾说过，一个人一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扮演什么角色，先把“人”这个中心词做好，然后再谈什么“诗人”、“名人”之类。胡昭先生是我的老师，可在很多时候，我不觉得他是老师只觉得他是朋友。每当我们共同出差去一个地方、参加同一个会议，当安排房间时，他就提议和我住一个房；原因有二，一是我们都抽烟，彼此不会嫌弃。二是，我们谈得来。谈得来的一个大基础，是我们都不说假话。他的内心世界很丰富。他的情感天地很宽阔。同时他又一生都那样内蕴。他在谈及自己有错时的那种坦诚，他的善良，他对女性的尊重，他珍爱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心性，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送别胡昭先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我看到胡昭先生的夫人王爱善时，她没等说话，眼圈就先红了。我对她说：“王姨，人总有一死。死了，有没有遗憾，就看一个人将自己的一生完成得怎样。我觉得胡老师将自己的一生完成得很好：他活了71岁，在古在今都算得上高寿，可谓享其寿；他作为一个诗人写出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从年轻到老年天南地北都有他的读者，享其誉；他以一生的忠厚为人，不仅赢得他的弟子们、还赢得许许多多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的尊敬，享其德。”我不是为了安慰胡昭先生的夫人才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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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2/26 11: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