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遥想胡昭 　　 　　　　　　　　　 乔　迈 　　 　　 　　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胡昭的诗了。那时候在我心里，胡昭是一位大诗人，高不可攀——对一个中学生诗歌爱好者来说，肯定是这样。他写抗美援朝的诗《军帽底下的眼睛》，留给我深刻印象：“透过炮火，透过烟雾，/那军帽底下，/闪动着一对眼睛，/它们在四下搜寻……”，还有不少别的诗。我对这位诗人充满了崇拜。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我的这个偶像并没有大我几岁。知道了这个事实之后，我对他的崇拜更深了。一个没有大我几岁的人，竟会有那样的创作成绩，真是令我感到鼓舞，鼓舞之中也有对自己深深的不满意。我的这种以年龄对照自我的情结一直延续到后来好长时间。记得香港回归的时候，我看到董建华当了香港特首，我就对我妻子说，看看人家，跟我同岁，人家当了特首，我呢？我妻子就看我一眼，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过你自己的日子好不好，跟人家比啥劲，没意思。但每每从电视上看到董先生，我都情不自禁地产生那种情绪。当年我对胡昭就是这样。 　　但从难忘的1957年夏天以后，我就读不到胡昭的诗了，我知道他成了一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很诧异，我不知道像他那样写出了那么多好诗的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缘见到他，无从了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缘由，但我相信他肯定是做了那样的事，我理应对他表示愤慨和敌视，但我因为崇拜他的诗而事实上恨不起来，甚至在心里长久地保留着他的名字和对他的向往。终于有一天我重新发现了他，是在《诗刊》上，好像是60年代某一年的事，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我惊喜地看到一个叫胡昭的人写的《长白冰雪歌》。我不敢肯定就是我心里的那个胡昭，那个胡昭应该没有资格写诗和发表诗的，我认识的右派们（多是我所在的学校当了右派分子的老师）当时个个被打在底层，没有一个有机会重新做人的。但那首诗分明是胡昭的风格。我是诗歌爱好者，我读能够见得到的所有的诗，在众多我喜欢的诗人中间，我认得出胡昭的诗。他的诗跟别人的不一样：“山中的夜雾啊，/又低又重，/在小路上、在松针上头/结起片片薄冰。/松林里，抗联一支小小的队伍/脚踏冰雪急速地前行。”那时候只有他这么写诗。我把《长白冰雪歌》读了一遍又一遍，满怀欣喜之情，就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所以我至今仍记得那首诗的名字，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诗和写诗，当时中国有许多诗人，我感觉胡昭的诗跟当时的主流诗体不一样。那时候的主流诗体是四行一节，一首诗分许多节，都有韵。胡昭也写这样的诗，但他最好的诗不这么写，他的诗比较自由舒展，比较散文化，不大重视章节和韵律，透着一股自信——我那时年轻，敢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乱发议论，不知道上述看法对不对？ 　　 　　我终于有机会亲见我多年崇敬的大诗人了，那是在“文革”恶梦结束以后。经过多少年的奋斗，我也跻身吉林文坛了。我第一次亲瞻胡昭风采，是在一次会上，他的表现叫我失望。他很不显眼地坐在长桌一角，而不是中间位置，在与会众多重量级人物中，他的发言次序也太靠后，而且只有短短几句，声音很轻，有些含混，脸上带着一种腼腆的表情，有点像我这样的初入文学圈子中的人，而距我想象中的他应有的表现有相当大的距离。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光顾聚精会神看他了，我的印象，好像他的话有点不合时宜，带着一点刺，但不明显，不强烈，属于怨而不怒的风格。我认为他应该说得更好，更直截了当，表现得更像一位大人物，既或不是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吧，怎么也该像他的诗一样，具有自己的风格，那种风格用一句话表述就是自信。我感觉他在大庭广众场合的表现有点缺少自信。我把我的失望归结于他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是对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的摧残。 　　我和胡昭的“零接触”——套用一句现时流行话——是1983年的事。那年是我的荣誉年。我的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优秀报告文学奖。那年也是我们吉林文坛的荣誉年。中国作家协会同时举办四项文学评奖（中、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我们省四位作家获奖，胡昭的诗集《山的恋歌》、顾笑言的中篇小说《你在想什么》、女作家李玲修的报告文学《足球教练的婚姻》和我那篇。我那时还在省戏剧创作评论室工作，胡昭是省作协专业作家、副主席。李玲修在长影当编剧，顾笑言刚从我所在的创评室调到长影，也是编剧。他们几个都比我名气大，成就也大。我兴致勃勃，认为我们几个应该结伴同去北京领奖，一联系，李玲修说你们自己走吧，我自己走。我碰了钉子，但胡昭和顾笑言愿意结伴，我又受到鼓舞。我们坐火车走的，一路上，胡昭仍是话语不多，声音很轻，有些含混，但绝不模棱两可，因此我想他可能从来都是这样子的，不喜欢出头露面，不愿意摆名人架子，宁可把精彩的场面和足以语惊四座的话留给别人，自己只躲在一角，享受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思索空间，也许是诗人的性格使然吧。内心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表面上却波澜不惊。后来我发现曲有源也跟胡昭的样子如出一辙，更加深了我的感觉。我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我注定成不了诗人。 　　也是那次的结伴同行，我知道了胡昭并没有大我几岁，但他的样子却绝对是一位长者，对我这样的小兄弟辈份的人极尽兄长之谊。记得回程路上，他关切地问起我，是否已经申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真的没想过。连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想的事，他想到了，还说他跟朱春雨也谈过这事。我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像的。 　　回到长春，我就去拜访他，那时他家住在西中华路文联大楼里。也是那回在他家，我头一次见到他的女儿婷婷。婷婷在我们谈话的中间跳出来，跟我做个鬼脸，算是打招呼，就从身后搂住她爸爸的脖子撒娇，那年她大概十几岁。那位慈爱的父亲笑着说，当着客人还没正形。婷婷哼了一声，照样拧股糖样（《红楼梦》语）撒娇不误。她的那个样子因此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以致于后来她长大了，也到了省作协，我还主持过一届作协工作，不管她如何正儿八经地喊我“乔叔”或“乔主席”，我也只是感到她其实没有长大。为我这种看法佐证的是一件小事。有一次，婷婷跟我说一件事，不是什么大事，我把她当小孩子，没理她，她就发起脾气来。我拿她没办法，忽然想到胡昭，就抄起电话打到胡家，说请你来看看你女儿吧。胡昭可能听我口气严重，真的来了，却只说了一句：“不懂事……”。婷婷却笑嘻嘻跑开了。 　　 　　我一直以那次打电话找胡昭感到内疚，为一个孩子，我不该折腾他，我明明知道他是非常地舐犊情深的，人又非常认真，他当时一定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怎样了不得的事。在他后来身体每下愈况、终于病倒以后，我的歉疚之情更重了。 　　胡昭正当英年就得了一次脑血栓，好像是80年代中期的事。我记得他住的南湖医院。我得到消息就骑车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婷婷和王爱善大姐在旁边护理。我劝他说，没事的，不要紧的，准能治好，我还举出例证说，我家大哥就得的脑血栓，治了一阵子就好了，现在下地干活都行。王爱善大姐就说，乔迈会劝人，你多坐一会儿，多给他说说，他就是思想负担重。婷婷抿嘴笑，还做怪样，长不大的样子。 　　真叫我说中了，胡昭不久以后就康复出院，我们都为他高兴。 　　胡昭后来又住进南湖医院，是90年代后期的事了。虽然我们都住在南湖新村，离医院很近，我却没去看他。有时见到婷婷或敦敦，问起来，有时说好有时说不大好，但我始终没去看他。原因是有一次我见他由王爱善大姐陪着散步，我从他的话里和眼睛里看出来，他不希望人们把他的病当回事，也不愿意跟别人谈自己的病况，尤其是跟比自己年轻和比自己健康的人。我理解。早从他的一些散文和诗里，我就发现他过早地把自己归入到年老体衰那一类人中去了，这对他恢复健康是不利的。我认为这是他诗人的敏感造成的，或者说，是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我为他着急，但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他，他听不进这样的话了。我们稍微年轻和比较健康的人不能指责他们。人都要老，都要面对病或灾，也许当我们到了那种时候，也会出现那样的心态吧。我只在心里默默地祝他恢复健康。我相信他会恢复健康，一个十几岁就有作品发表在国家一级杂志上的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写作风格的优秀诗人，是不会被病魔轻易击倒的。 　　但胡昭还是离开她的爱妻、爱子、爱女和我们大家走了。他走的时候，我正在外地，没有赶上与他告别。这也好，由于没有经历他走和与他告别的悲痛，我的感觉，就好像他还活着。有时夜深时分，我站在我家窗口，遥望他家所在的方向，每每会想，胡昭写字台上的灯光还亮着，他正在伏案写作，还是那个红小鬼作家，还是那个与众不同的诗人，内心里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表面上却波澜不惊。 　　 　　 2004年9月11日于长春明珠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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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2/26 11: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