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情思与火焰的深沉咏叹 　　　　　　　　——胡昭后期诗歌的升华 　　 　　　　　　　　　　　　朱晶 　　 　　（一）牛汉在谈及自己诗歌创作历程时，认为先期的诗“笔触总是梦幻般伸向遥远的境界，在梦境中寻求精神的慰藉，缺乏脚踏实地的真实而深刻的对人生与理想的 思索，更没有向严酷的现实拼搏进击的意向”，待他“从梦境走出”之后，才醒悟到：“生活要肉搏，诗要升华”——“血有血的气息，汗有汗的气息。远距离的旁观者是不可能凭虚构创造出来的。升华只能从生活的灼热的内部升华出来，从作者灼热的生命内部升华出来。” 　　胡昭的诗，似乎也经历了从“梦境”到“升华”的蜕变。 　　胡昭是随共和国成长的一代诗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吉林省最有才华、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八十年代后，他的《山的恋歌》获全国首届新诗（诗集）奖，《瀑布与虹》获首届中国满族文学奖一等奖，长诗《雁哨》获全国少年儿童创作奖，更是奠定了他作为优秀诗人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清新，自然，对新中国新生活新人物有一股不可遏止的赞美与向往的激情，是胡昭早期诗歌的主调。除了1949年写的《一只手》和《光荣的星云》（50年代）中《军帽下的眼睛》、《水》、《信》等佳篇力作，从《小白桦树》到《女舞蹈家》，从《森林勘查队散歌》到《长白冰雪歌》，胡昭扎根吉林地域，在北方人、关东风情中汲取诗情，并把视野扩及国际领域，写下许多明快、隽永的篇章。 　　诗人性格内向、平和，晚年心境更趋从容，鲜有剑拔弩张之作，但多了感时哀生的咏叹。诗体上，他不拘一格，按节奏变换章法，流利畅达，语言则是民间口语与当代辞汇的巧妙糅合，朴中蕴秀，纸短情长。七十年代末以后胡昭诗歌进入又一个喷发期，如果细心体察，人们会感受到他作品呈示出一种新的力度与色泽，可谓忧愤迸射，情思焕发。诗人以一个敢爱敢恨的更为热忱而清越的形象凸现在诗歌风景线上。 　　（二）这首先表现在胡昭关于爱情的诗意倾述。像所有的诗人一样，爱情是胡昭内心最敏感、最柔软的东西，也是他创作活跃的灵感和由衷的情愫。 　　早年，他有过关于爱的真挚抒写： 　　 　　自从我们认识那天起 　　你的姓氏，就为我喜爱并牢记 　　一个音节，短促的音节里 　　藏着你的笑影、身姿 　　在漫长的旅途中 　　每遇到一个和你同姓的人 　　我就像遇见亲人般欢喜 　　就引起我无数亲切的回忆…… 　　 　　这首写于1950年、题为《友人的姓氏——给T》的诗，体验新颖，构思别致，“姓氏”无时不刻地连系着爱的神经，道出普天下初恋者共同的微妙感受，可入经典情诗行列。1957年的《夜雨》，开始笼罩着不祥的氛围：“夜雨敲打着屋顶/敲打着某个地方/……苦苦地、苦苦地追索着/那遥远的欢乐与隐秘的创伤”。《孤独的星星》（1957）和《我们多像星星》（1958），以星相喻，已表露那一年“不测的雷暴”带给心儿的冲击：“我孤单地漫游着在找寻什么/是故乡，是伙伴，是往昔的欢乐？”“不能让自己脱离轨道/不能从彼此的视野里消隐/八月的流星雨无法把我们隔断/不测的雷暴也无法使我们离分”。在《1958年除夕赠内》中，对因迫害加身造成天各一方，诗人做了更痛彻肺腑的热烈表白：“短暂的相聚，长久的别离/可时间、空间都无法把我们分开/亲爱的，我们的心时刻都在一起/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在诗人心目中，爱人就是呼唤他生命活力的“早霞”，“望着你，我不再迷惘彷徨/我振奋，我拔步进发/心儿和脚步都向着你——/早霞，我的早霞”。 　　了解胡昭的人都知道，五十年代他和陶怡的婚姻是十分幸福的。陶怡是省内出类拔萃的女诗人。然而，五七“反右”胡昭蒙难，陶怡被折磨患病，文革时期她旧病复发于1972年身亡，这一切在诗人内心留下深重的创伤。下放梅河口的七十年代中期，他有过短暂而乏味的第二次婚姻。自七十年代末起，胡昭又经历了与王爱善和谐扶携二十余载的第三次婚姻。作为一位注重社会视角的新生活歌手，胡昭并未更多公开发表坦示个人恋情之作，一度诗多隐避，毋宁说相当一段时间他内心是被压抑的、积聚着巨大的痛楚。即便人们已见到的涉笔爱情的诗篇，也往往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悒郁。这既是胡昭个人真实的心迹，也是他同代经历类似情感创伤者的写照。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回首情感生活的“早霞”，面对黄昏时节“在乌云和大地中间，蓦然间泛起的一抹微红”，诗人不免生出命运起伏、人世沧桑的喟叹，苦辣酸甜俱涌胸间。 　　 　　是风丝，是雨点 　　拨响了那墙上的琴 　　吐一声深长的叹息 　　如醒后的呻吟 　　 　　1978年的《琴醒来了》，实际上是粉碎四人帮后诗人心灵的苏醒。《梦》（1979）同样描摹了这种心境，其中自然包括爱的复苏，“梦已经太长太长/心灵上的冷漠太过沉重……/亲爱的，亏得你轻轻地摇着/把我摇出这无边的梦境”。 　　与陶怡伤别多年之后，诗人依然未能减轻内心的愧疚：“痛悔的是最迫切时我偏缺少那急需的力气与话语，/不能在困厄中护你或宽慰你”（《告别青年》，1993）；“不是纵横捭阖的猛士,不是参天大树，/在风暴袭来时未能挺身奋击把她荫庇。”（《暂不告别·歌声不息》，1993）他的自责和悔恨刻骨铭心，尽管“有罪的不是我们这些渺小的生灵/是那些冠冕堂皇的窃国者”（《答友人》，1979）。令人庆幸的是，思想解放日子来临的时候，他的痛苦与心愿终于可以尽情倾吐：“泪，如瀑布般倾泻/还有唱不尽的歌，说不尽的话语……/……我这才能痛快地哭你，喊你/把心底的话儿说给你”（《心歌》，1978）！ 　　更能表明诗人心态成熟的，是他勇敢、坦荡、深沉的“秋”之恋。两情相悦而年近“知天命”，难免会有一定顾虑。“怕你宁静的生活/被我的莽撞所破坏”，“怕由我招来的风风雨雨/会使你无辜地受到伤害……”（《怕》）这种“怕”，当然已经阻止不了诗人追求真爱的脚步，他不但发出“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到底在什么时候/你才能给我这样权利/每分钟、每秒钟我听着你、等着你”（《权利》）的急切吁请，而且明确宣示：“是谁说你的春天已经过去/是谁说你的心已经冰封/——无论是别人，还是你自己/无论你耳边怎样嗡嗡营营/好朋友/你都不要相信，不要听”（《是谁说……》，1973）。语气果决，情绪激越。可贵的是那股重新焕发的爱的锐气。然而，知音难觅。马克思说，“如果你作为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你的爱就是不幸。”造成这种情况，既有年代环境的原因，也取决于个人的际遇。八十年代初，爱的幸福又一次降临诗人的心上：“谁曾想深秋的艳阳竟把冻土化开/爱和诗竟有几片叶芽萌出/云开雾散了，可哪儿来的雨啊/在胸前、在脚下无声地滴个不住”（《答友人》，1979）。这如麻的细雨恰如挥洒的泪水，虽然含着些许酸涩，但主要还是幸运与喜庆，诗人欣然迎接他生命中的“晚霞”：“黎明中黄昏里那希望之星啊/却原来都是你一个/你的光芒点燃心灵的火苗/唤起初萌的恋情，迟暮的欢乐”（《晨星—昏星》，1980）。 　　（三）多年的坎坷，为胡昭诗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阮籍诗云，“咄嗟行至老，亻黾俛常苦忧。”这位曾经单纯、明朗，甚至略带腼腆的歌者，晚近诗作，大梦乍醒，嫉恶如仇，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雄健与彻悟的意味。 　　 　　让阳光挥起明亮的宝剑 　　一下子砍碎那梦的樊笼 　　只因为鹰隼有明察的目光 　　才展翅翱翔于广阔的晴空 　　 　　写于1980年的《续梦》，一改早期作品的纤巧与轻柔。那多受赞赏的《神秘果》（1979），断然厌弃“单调”的“甜蜜”：“假如把一切都搞得甜蜜蜜的/岂不成了骗人的毒药/假如一切都是一个滋味/生活该有多么单调”。针对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点缀和假相，诗人提出，“甜就是甜，苦就是苦/美就是美，丑就是丑/不管你红的果、黄的果、绿的果/都休想麻痹我们”。 　　在一首赞颂“大地”的诗作中，胡昭笔锋一转： 　　 　　可一伙恶人 　　只想把它强占 　　用爪子刮它、用牙齿啃它 　　使它干硬而贫瘠（《大地》，1979） 　　 　　“恶人”形象在其作品中出现甚少，而那段时间他却似乎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眼前种种人和兽的颠倒、变形；/扭歪的面孔，狞笑的眼睛/人嘴里呲出獠牙，鲜血淋淋……”（《也正是这个日子》，1979）人异化成“恶鬼”，“恶鬼”则以蹂躏、吞噬人为乐趣：“泪水泡软的骨头/恶鬼们嚼起来省牙/咽下去更没有声息/嚼着，咽着，它还会骂着：/“呸！没筋没骨的东西！”既勾勒出 “恶鬼”们的残忍，又给那些只会流出“懦怯的眼泪”的弱者以痛切的警示。 　　这些被作者自称为“近似伤痕文学的东西”，并非随波逐流的临时衍生物，而确乎“血有血的气息，汗有汗的气息”，应看作是胡昭创作上的一种转变与提升。揭破现实中而非“童话世界”的魔鬼与灾难的真相，意味着诗人对社会人生认识的深化，意味着其诗作警策力度和批判锋芒的加强。与之相对应，“火”是这阶段胡昭作品触目的意象。“在重压下，一切都迅速浓缩/……而泪水——变成了火。/沉思的火，缄默的火/没有烟缕，没有光焰的火……/在心里闷闷地烧着/火会炼出什么？/火——把生铁炼成钢/火——把纯钢铸成剑/一丛丛寒光闪烁！”（《心歌》1978）；“岁月的尘埃……并未能/把那一点点火星闷死/只要再吹它一口气/——只要轻轻的轻轻的一口/它又会发红发亮/它又会重生”（《岁月》1999）。 　　火，是愤怒，是反抗；火，是陶冶，是净化；火，是诗人诗作一次灼热的、内在的升华。在激情的燃烧与诗意的升华中，我感到了诗人的强悍与快乐。 　　 　　只要有火 　　泥砌的炉膛烈焰喷射 　　碎铜烂铁会熔炼成形 　　锻打出刀剑寒光闪烁 　　 　　只要有火 　　我的胸膛就无比灼热 　　那郁闷、忧思和迸发的欢悦 　　将化作缕缕明亮的诗歌（《只要有火》，1981） 　　 　　体察生活中的邪恶，咏叹烧毁一切污浊的火焰，使胡昭的现实主义诗歌达到更高更广阔的诗美境界，从而把情趣意旨引向形而上的哲理思考。命运是什么？“命运是负荷——/如道路负荷车辆/如江河负荷船舶……/荣与辱、胜与败、欢乐与病痛/都须勇敢地负荷”（《命运》，1988）。那么，“真理”呢？“真理/生长在地上/扎根/在深深的泥土里/……赤裸而伤残的躯干/默默地生长着/招来多少轻蔑的眼光/它全不在意（《真理》，1978）。至此，诗人在精神上已接近了“彻悟”：“传说：默罕默德/曾命令：/山，向我走来/而山不动/于是他说：既然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彻悟》，1988）。 　　“向山走去”，是顺应自然的达观，是牛汉式“从梦境走出”的自由与自觉。苦难意识的确立，是作家艺术家真正成熟的标志。蜷缩于“梦境”，永远摆脱不了蒙昧；陷入“苦难”而难于自拔，那就实现不了艺术精神的升华。真正的觉悟者，对于时代和人性的“召唤”终究不能无动于衷： 　　 　　听，有声音召唤你 　　那声音深沉而有力 　　 　　也许你身心都在流血 　　你将挣扎起身，边走着 　　边扎紧伤口、揩净血滴； 　　也许你正默默厮守着战友的尸体 　　你将立一块石头、插一根木桩 　　给后来者留下一个标记； 　　也许你已经疲倦，疲倦到近于麻痹 　　压着你的是沉重的记忆 　　你将摇头把它摆脱，向前走去。（《召唤》，1981） 　　 　　这就是胡昭。创伤累累，身心疲惫，但他不失战士的本色，不想深陷在“沉重的记忆”里，他仍然要挺起“命运”的“负荷”，为了“真理”，听从“召唤”，“向前走去”。 　　（四）胡昭是我一直尊敬的老诗人。1970年代末，我曾不自量力地对吉林建国30年诗歌做过一次“巡礼”，虽然突出评价了胡昭诗歌创作的成绩，但如今已显得很不充分。 　　八十年代初省文联刚刚恢复时，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当时胡昭担任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我在北京中国作协文讲所学习。其间，岳父病危，我回长探望，路费报销被人“卡”住。后在胡昭和善而坚决地过问下，得以解决。 　　1992年底，我又调回省作协工作，正逢他面临离休。胡昭曾通过我正式向省作协提出延缓离岗的要求。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文革了耽误了他最好的时光，他计划多写一点东西弥补，希望利用在岗的条件以保证外出采访和写作。但组织部门对于离退的“年龄线”卡得很死，经我们请示争取未能成功，只好按规定办理了他的离休。（这里，我想说的是，国家的离退休制度是明确而严格的。具体执行则情况复杂。若干官员会有变通的办法受到照顾。可是对于有成就的老作家，离退后如何继续保证他们的创作条件，发挥他们的余热，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我未能帮助胡昭实现他的要求，颇感遗憾。但在我工作期间，他的外出访问、开会和治病，我还是做到了尽力协助。 　　对逝去诗人最好的纪念，是继续出版他的作品，宣扬他的诗歌精神。 　　胡昭的诗歌、散文作品，广博深厚，是吉林省宝贵的文学财富。由衷期盼评论家和学者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评论。 　　（200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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