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75号馆文选__悼念文章

相　抚　情　愫 　　　　　　　　　　－－写在胡昭逝世周年　　 　　 　　王爱善 　　 　　 　　我俩，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 　　　　他少小失去双亲，我十岁前父母双亡。 　　　　他壮年丧妻，我也年轻失偶。 　　相识，相知，相怜，相护，相抚，一根无形的藤，连起了两个苦瓜。 　　“等我们有了家，我给你盘一铺炕，天天给你烧得暖暖的，驱风湿，你的病会好的，别怕。” 　　在医院长廊的条椅上，他一手搭在我肩头，眼盯住我，深情地说。 　　这话暖心窝，很少听到过，动我心了。泪在眼圈里转着，差一点滴落。 　　 　　 　　冬日里，太阳也懒得早起，只有一缕清淡的灰白亮光，从窗帘的隙缝间溜进来。 　　他的被窝空了，被的一角掀开着。我这里也匆匆地穿衣起床，脚还没有落地，卧室的门已半开，探进来他的头，笑的脸。 　　“还早呐，不再睡会儿？” 　　“你都起来了，我怎么还睡得着？什么时候起来的，在做啥呢？” 　　“我睡不着，起来写了两千字文，下了两个鹌鹑蛋。” 　　有一次，他在书房趴在桌上写东西，我则在一旁的沙发上，自顾自地翻看报纸，哗哗啦啦的声响令他不安了，无可奈何地望着我： 　　“旁边有动静，鸡是下不了蛋的。” 　　哈哈，这个比喻太恰当了，他属鸡，趴桌作文时，默不作声，紧抿双唇，一动不动，专心埋头刷刷刷下笔的神情，真像是在趴窝下蛋的鸡哩！ 　　从此，他趴桌爬格子时，就知道那是在下蛋，不出声响去扰他。他也乐此比喻，称自己的文章为蛋，每每我下班回到家，他会报告： 　　“今天，我下了几个鹌鹑蛋。”那是指，几百或千把字的短文。 　　“还可以，今天下了个鸡蛋，三千多字，看看哪。” 　　偶尔，也有更多文字的，称鹅蛋。 　　第一个读者，常是我，我看了，觉得不错： 　　“怪好的，构思巧，也简洁。” 　　他便会兴冲冲地为我倒上杯水，递上些好吃的东西，殷勤地待我，仿佛写出好文章来的不是他，而是我。若是我嘶地一声从牙缝里倒吸口气， 　　“咦，我怎么没辨出什么滋味来？” 　　一出此话，他不作声了，蔫了，细细琢磨怎样让他的这个蛋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雷雨过后，我们住的附近南湖公园里，大树下，草丛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一朵朵小伞似的蘑菇来，白胖，鲜嫩，惹人爱。采蘑菇，是他的一大快乐，来来回回在草棵间，用一根细长的树枝，轻轻拨弄没膝的青草，弯着腰，寻宝似地寻那些小伞。不时地听见他欢呼： 　　“嗨，这里有个大的，大块头！” 　　“又一个，快来看，旁边还有一窝小崽儿！” 　　他高举起那个碗口大的浅棕色的草蘑，得意地转动着让我看，兴高采烈，朝阳把他滴汗的笑脸，映得红亮放光。 　　挖荠菜，挖婆婆丁，在小水沟畔采水芹菜……他都喜欢，我也一样。我们用挖来的荠菜、水芹菜包饺子，包菜盒子，色鲜，味香。美不可言。 　　“大鱼大肉，吃多了就腻，有够，这清香的野菜，什么时候吃都不厌，清淡，自然，就很美。咱们不图大富大贵，象现在这样清淡平和地过日子就很好，很快活。”这样透着点儿哲理味道的言语，他极少说的。小小野菜让他品味出的理路，我认同。 　　 　　夏夜，满窗明月，光亮映人。 　　我们喜欢坐在阳台上，望漫天的星斗，抖落记忆库里储存的故事，自己的，别人的，听到的，书刊上读到的，细细聊来，随意，畅快。 　　童年的他，校长老师对他怎样的好； 　　初入革命队伍，周围的大姐们如何关切地为他缝衣补袜；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和毕业实习参加广西土改时，诗坛泰斗艾青等文学前辈怎样地护他帮他； 　　第一本诗集《光荣的星云》的出版怎样地快得出奇； 　　青海、云南、四川、吉林的一些文友，被打成右派以后，有了怎样种种意想不到的奇遇； 　　他虽有些木讷少语，学方言却来得快，来得像。在广西，他讲起广西话来也很像那么回事。 　　一次在饭桌上，等候饭菜上桌的时候，他轻敲筷子，怪声怪调地讲起广西话来 ： 　　“砍砍（看看），要馒猴（馒头）没有馒猴，要夯（汤）没有夯……”逗得满桌的人大笑，笑出泪的艾青，冲他比划着筷子，连喊：“胡昭，再来来，再来来！” 　　当年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沙叶新很欣赏他的幽默、风趣和模仿能力，跟他说：“胡昭，你不该搞写作，你应该当演员，会是个好喜剧演员。” 　　听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有时会乐得我哈哈大笑，他也跟着笑。 　　时常，我也讲我的童年，我的遭际，我的见闻。 　　我讲，当年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刚随姐姐一家从江南来到东北，怎样在陌生的斯大林大街上从南一路打听走到北头，领着弟弟找最好的中学插班的故事。他说：“你该把它写出来。” 　　我采访时，忽见路旁有南方家乡一家企业设在这方的销售部，竟情不自禁地迈进门去，象见了亲人似的跟人家打听家乡的情事，毫不客气地端起人家递过来的碗筷就吃饭，可笑可乐。 　　“你把它写下来，会是一篇有趣的散文。”他又感兴趣了。 　　我的不少散文，就是这样被他从故事里引出来的。 　　我有一个塑料皮本子，一页页内夹了我多年从各方采集到的花草，成了一些漂亮的标本，有一天，被他看见了，又惊又喜： 　　“你怎么攒下这么些宝贝的？多好看，每枝花草肯定都有着故事，记忆的花朵，写，题目就叫《记忆的花朵》。” 　　是的，每枝花草都有故事，我写了。他看过后，以他特有的好笑模样，竖起拇指：“打一百分。” 　　“知道吗，你的文章好在哪里？自然。我喜欢自然。你知道我有个什么愿望吗？我想再出一本书，咱俩的合选集，跟出版社的一个朋友谈起过这个意向，等有时间一定要出一本。” 　　他也是我作文的第一个读者，为此，不止一次地翻看过我那本厚厚实实、涂涂抹抹的草稿本，几次提起：“将来得让小孙女写篇文章，题目就叫《奶奶的作文本》。” 　　这个作文本，上面留有一些他修改过的字迹，我随身带着它，现在，就是在这上面书写回忆他的这篇文章。 　　作文，爬格子，一生一世的系念所在，他以此为业，也以此为乐。想的，要的，就是作文。他写，也希望你写。我赶写文章的时候，他会去下厨，给你盛好饭菜，给你焐好被，点上电褥子。你写出了文章，你乐，他更乐。 　　 　　我俩都有自己的书桌和书柜，他的在书房，我的在卧室。因为装修房子，挪动东西，有些书混杂在一起。他清理书时，捡出一个我的采访本来。 　　午睡时，我倚在自己的床头，信手翻看那本子。 　　原来这是我1990年南下出差时的日记，和我同行的是报社的两位女同事，一页页记载着我们几个同行的故事。在青岛怎样地大吃海鲜连饭也不吃了；我怎样地背了根一尺多长，小碗口粗的青岛大香肠，送去给了上海的老作家菡子大姐，菡子又怎样地为我清蒸了活鱼，举杯说又见到了你真高兴，为高兴干杯；到厦门时怎样见到了奇特打扮得惠安女并要为她拍照……看着，牵出一串串有趣的记忆，不经意竟读出声来，猛地又意识到他那边正在闭目养神，不该打扰，便打住。 　　“怎么不读了，接着往下念呐！” 　　在歇息的他，不睡午觉，倒要听我读日记了。好，就这样，一天天，一页页地读下去，整整一个多月的日记，他听着，一直听下去。 　　“这些记载，很有趣，将来都可以写东西。菡子举杯说为高兴干杯，这情节，你写纪念菡子的那篇文章里怎么没写进去？” 　　我们是在他住院的日子里，得知菡子逝世消息的。他说菡子一直对我们很好，给你写了几十封信，该写篇文章纪念她，纪念菡子的文章，我是蜷在医院走廊的沙发上赶写出来的，当时，手头没有一点可帮助记忆的文字，确实没有想起这情节。 　　又是写东西，他心目中多是美好有趣的东西，都是可写的东西。 　　 　　驼峰般连绵的奇山，青灵灵见底的秀水，坐在漓江的游船上，望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他感叹道： 　　“咱们中国好看好玩的地方太多了，人家老外不远万里来游玩，我们为什么不也多走走，多看看，多长知识。宁可平时节省点，争取每年都出来看看。” 　　旅游，看大好河山，见风土人情，识新鲜事物，我也很喜欢呢，好奇，恰是我的个性。 　　这次游桂林，很巧的机会。他在桂林参加笔会，我恰好在杭州有个会，会期只相差几天，机会难得。他要我会后从杭州赶到桂林去会他，然后，同游桂林、阳朔，又去向往已久的昆明。一路上看得高兴，玩得开心。 　　“能跟你一起旅游真好，真就像把家搬了来一样，到哪儿都像有了家，身心放松，无忧无虑，痛快。” 　　从昆明回归途中，经浙西，我们特意下车，他想顺便去我的家乡，看看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给我父母扫墓。 　　回到少小离家的故乡，90高龄的舅舅紧紧拉住我的手，不停地唤我的名字，年过八旬的叔特地下山到五里外的镇上去买肉。 　　我俩在山上父母的坟前，除草，跪拜，又去看我读过书的小学堂，然后，在村头小溪畔的石砬上坐下。小溪上正闪着阳光，我俩脱去鞋袜，任脚丫轻拍清凉的溪水，望两岸的青山。两个放学回来的小姑娘，背着书包，从山腰走过来，手里捏着大把的山花，我笑着，向她们伸手示意要花，她俩友好地递给我几枝。笑望这情景，他转过脸来望着我： 　　“虽说这里偏僻，也穷，可我还是羡慕你，你有根在这儿。我呐，生在一处，长在又一处，一小就像个流浪儿，父母有没有坟墓？在哪里？都不知道。 　　从此，我们又多了聊天的话题，聊我那偏僻的故乡，谈我家的老屋，面积不大的层层梯田，还有那条淙淙不息的小溪，我们甚至认真地商讨过，开发些什么副业才能让那景色秀美的小山村富裕起来。 　　他能千里迢迢地陪我回故乡，为父母扫墓，那份情意，至今想起来，仍令我感动。 　　这以后，我们确实年年挤时间出游，神奇的长城、都江堰、灵渠、兵马俑、赵州桥、乐山大佛……天才祖先留下的这些独创，这些世界奇迹，令我们眼界大开，感叹不已，咱中国人多了不起！ 　　我们喜欢旅游，知道他卧病不起的前几天，还兴致勃勃地跟我一起去买了到杭州的车票，要陪我一起去那里参加我母校的校庆。 　　岂料，被病魔拖住了腿脚，为他查病开药的大夫要他马上住院，绝对不可远行。 　　 　　最后的日月，那几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他的胸，他的背，他的腰，开始疼，越来越难忍。 　　除了药，读书来解闷解痛。儿子拿来一些有趣的书，我读，时而会引他发笑，忘了疼。一位生物学家的书上，写他养的一种什么鸟，竟对他日久生情，把一种黏黏的东西当宝贝，送进他耳朵里喂他。这故事令他哈哈大笑，以后也多次讲起，仍大笑不止。 　　我也给他按摩、揉搓，一遍遍地，几十几百遍地，白天黑夜的，帮他解痛。 　　“你太累了，歇歇吧。”深夜，他拉过我正在按摩的手，轻抚着，动情地说：“咱俩一起过了二十多年了，你待我真好，我是离不开你了，过去跟你说过，咱俩应该有个孩子，咱俩的孩子一定会很好，可惜，没要。还有，我一直想咱俩应该合出一本书，不知活着的时候，能不能出成了。” 　　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他，终于，静静地走了，到病魔奈何他不得的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俩曾不止一次地交谈过，谁先走，要不要为对方留骨灰。 　　“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将来骨灰往哪存？能存到什么时候？多余。山上，河里， 地里，我的骨灰洒在哪儿都可以，千万别留。 埋在树底下，当肥料更好。” 　　这心意，是他的，也是我的。 　　现在，每每想到喜地欢天爱生灵的他，屈居于高柜上，小格里，就感到憋闷，心痛。他喜欢“晴空一鹤排云上”的高远晴空，喜爱鸟语花香的世界，让他到山青水绿的那个山乡，去跟他早逝的妻作伴，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唱自己爱唱的歌，多好！ 　　 　　 　　 于洛杉矶 　　 200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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