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4日，慈祥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1951年夏天14岁的大哥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参干（参加人民解放军、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离家，当时我还不到5岁。那以后多数时间，我是父亲身边子女中最大的一个，所以对父亲的记忆可能比弟妹们要多一些、更细致一些。在悼念父亲的时候，我产生了把脑海中关于父亲的记忆一点一点写下来的想法，企望通过这一段段往事的回忆，让儿女眼中的父亲、一个真实的父亲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虽然零零星星，仍希望对后人有所启迪。必须强调，文中所述许多为外人所不知晓，绝大部分情况是我亲自经历、目睹，或是从小到大在家时听父母亲对我说的；只是为了叙述连续，从他人所写关于父亲的传记和回忆纪念文章中，少量引用了与我的记忆能相印证的零散片断。 　　　　 　　　　　　　　　　　　　　　　　　　“我们家是台湾人” 　　　　文革前，我们家一直自称是“福建厦门人”；文革后报上又说我们是“台湾省籍”。对此，社会上有人存在着一些疑问。其实，和其他许多背井离乡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一样，这里包含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记得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曾经在饭桌上对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严肃地说：“我们家实际上是台湾人，祖居就在当年郑成功接收荷兰人投降的赤嵌楼附近的‘米街’上。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了台湾，你们的祖父还很年轻，他不愿当日本臣民，带着新婚的妻子——也就是你们的祖母——和年少的弟弟妹妹，陪同他年迈的祖父，买了一条小渔船，渡海来到厦门定居。”他又告诉我们：“当时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在大陆被人看不起；再加上有些海盗受日本人豢养唆使，为非作歹，专干些骚扰福建沿海、杀人劫货的勾当，因为越海而来，被称作‘台湾浪人’，更使普通百姓加深了对台湾人的误解。你们的祖父在厦门办私塾，他不敢亮明台湾人的身份，假称是‘龙溪卢家’（龙溪原是福建省的一个县，50年代与海澄合并，称龙海县，现在是地级漳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到了我读书的时候，想到我们家确实不是龙溪人，就根据自己出生在厦门说自己是‘福建厦门人’了。” 　　父亲还曾告诉我们，祖辈离开台湾时，在台南留有一些家人（大概是曾叔祖父们，曾祖父当时已经去世）、房产和田地，早年家中长辈去台湾收房地租时曾带着幼年的他同行。但后来台湾家境败落，田地被变卖一空，厦门家里与岛内的亲戚也完全失去了联系。 　　70年代初我在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工作时申请入党，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为了便于我向组织上全面汇报家庭情况，他特意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家庭身世。记得其中谈到：迁居台湾前我们家祖辈居住在福建永定坎市，到台湾后几代人都是办私塾的，仅我的曾祖父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云林任过“县督学”这样的教育部门小官（父亲专门加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祖母家则是台南附近安平镇的“土著望族”。这封信我请单位党支部书记过目，他却当成我的“思想汇报”收起，再也没有还给我。 　　一直到1978年父亲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后，我们家与台湾的这段历史关系才逐步为世人所知。 　　不过，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因为父亲要带领农工党中央考察团到闽西老区开展扶贫咨询活动，福建永定有关方面与父亲联系，我们才知道，“永定卢家”实际上是宋朝时期从北方迁来的“客家人”。现仍居住在永定的卢家人讲的方言是客家话，而我们家的祖辈移居台湾后与闽南移民生活在一起，就改说闽南话了。这些情况好像父亲原先也不知晓。 　　　　 　　　　　　　　　　　　　　　　　　　　　偶遇成挚友 　　　　父亲1937年夏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生，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萨格登教授从事放射化学和物理化学研究，1939年夏以论文“人工放射性研究”（后以“放射性卤素的化学浓集法”为名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化学会志》上发表）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公费留学期限未满，经导师萨格登教授推荐介绍，于当年秋天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著名化学家、后两度获诺贝尔奖的鲍林教授指导下做客座研究员。 　　刚到美国，好心的中国同学带着他在学校四处参观。来到一间实验室，看见一个亚洲人正在做实验。一见这个人脸圆圆的、长得白白的，想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祖国的土地，父亲忿忿地对陪同的中国同学大声说：“他一定是个日本鬼子！”只见这个人抬起头来，看了父亲一眼，又神情冷漠地低下头做他的实验。看到这个人似乎一点听不懂自己说的中国话，父亲更确信这是个日本人了。 　　没想到在周末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父亲又遇到了这个“日本鬼子”。看到两人相见时惊愕的表情，相识的中国同学赶紧过来介绍：“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吧，这是钱学森博士，这是刚来的卢嘉锡博士”。一谈起来，父亲才知道，那天钱学森博士正在专心致志地做实验，根本没有听清父亲“责骂”他的话。结果，他抬头一看来人矮矮胖胖的，反也把父亲当成“日本鬼子”而不屑理睬！两人不禁相向哈哈大笑。 　　从此，父亲与钱学森先生结成挚友。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钱先生见到物构所的工作人员时还关切地问：“老卢怎么样？是不是也被打倒了？”但是，一直到文革后父亲再次对我们谈起他与钱学森先生相识的这段“奇遇”时，还是奇怪地说：“谁都知道我说话的嗓门特别大。他做实验怎么会那么专心，以至一点没听见我在‘骂’他呢？” 　　当时与父亲一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还有袁家骝、吴健雄、张捷迁等许多人。大家友好相处、过从甚密。一直到四十多年后，美籍华人科学家、当年与父亲同室居住的张捷迁教授（东北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学空气动力学，后改为从事大气动力学研究，因为我是学大气科学的，他算是我的学术前辈）来华访问，我陪着父亲前去拜访，张教授还对我说起父亲的笑话：“你父亲不会做饭菜，每次中国同学聚餐，他只能‘自告奋勇’饭后去洗碗。” 　　因为父亲在美国孤身一人，又不会做饭，平时住的吃的都有劳美国房东。好在父亲对吃住从不挑剔，只是每周去中国餐馆吃一两顿中餐算改善伙食，有时还跑到小酒吧去喝点饮料、休闲一下。几年下来，他与许多中下层美国人也有所接触，还在那里学会了不少民间的口头语言。 　　　 　　　　　　　　　　　　　　　　　　　心系祖国、思念亲人 　　　　父亲出国期间，母亲吴逊玉带着我年幼的大哥留在厦门，靠父亲每月留学生津贴的结余寄回国供家庭生活。他们与大姨母同住在外祖父家，大姨父在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任教。抗战期间，日本侵占了厦门。一次大姨母上街遇见日本兵，不知是未能及时让路还是没有哈腰问候，竟被罚跪在地上抽耳光。姨母面颊红肿地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不久就出国去菲律宾了。抗战前外祖父在英资厦门太古洋行供职，可是日本占领厦门后太古洋行关闭，外祖父失业在家，母亲只能带着大哥逃难到福建内地。战乱中父亲的汇款往往不能按时寄达、甚至半路丢失，母亲在内地还得自己设法谋生。她当过电话总机接线员、教过小学，甚至带着大哥挖过野菜，一直到临抗战胜利才返回厦门。 　　父亲在国外时时思念着母亲。1944年，父亲到美国国防委员会马里兰研究室任研究员，从事战时军事科学研究。记得父亲对我说，因为他在英国留学时曾经从事过放射化学研究，所以参加美国国防研究时有两种选择：或是参加原子弹研究，或是常规爆炸品的研究。但原子弹研究属于美国国家最高机密，参与研究的外国人必须断绝与本国的一切联系。父亲想到母亲在国内，经济上还要依靠自己从美国汇款过去，于是决定从事密级较低的普通军事科学研究。后来，父亲由于在燃烧与爆炸方面的出色成绩，曾获美国国防委员会奖励。 　　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样都爱放鞭炮玩，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一次吃饭时他对我们说，他有一个朋友是研究炸药的，一天夫妻同在实验室工作，丈夫探头去看新制成的炸药，没想到上衣口袋里的一串钥匙滑落下来，当即引起爆炸，夫妻和在场的助手三人二死一伤。他以此告诫我们对燃烧爆炸品要特别小心。他还说过，有一次他们在野外进行爆炸试验，一阵巨响，一座大楼就倒下了；试验场附近有个工地正在拆楼，看到这边一下炸掉了一座大楼，赶紧派人来问是否还要试验，如果要的话，拿工地正在拆的楼房当样品就行，省得他们拆得那么费劲。这是我儿时记忆中仅有的两次父亲谈到他从事过爆炸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父亲坚决抛弃了国外的一切，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重建昇平”的愿望，也带着对亲人的思念，立即准备启程回国。他处理掉了大部分私人用品，包括当时还十分珍贵的收音机，只留下自己多年科研积累下来的研究笔记和计算尺、英文打字机等少量教学科研小用品。那时候，跨越太平洋的航线刚刚恢复，洋面上二战期间布下的水雷尚未清理干净，海上航行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父亲不顾一切买了船票，乘坐允许载客的第一班客货两用轮，于1945年11月中旬离开美国，在海上漂泊半个多月，12月份回到上海。接着他又买了上海到厦门的船票，乘坐一艘小火轮（那条船吨位很小，载货又多，航行时船舷紧贴着海面，船舱全在水下，相当惊险，用父亲的话说“就像坐潜水艇一样”——没想到这句诙谐风趣的话，文革中差点给他带来大祸）回到厦门。这时已是1946年1月初了。 　　1937年夏天父亲离家出国时，我的大哥还不到半岁。转眼八年半过去，大哥已经快满9岁了，他是被人从小学课堂上请假带回家，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战争结束、全家团圆，刚满30岁的父亲憧憬着国家复兴、家庭幸福。 　　　 　　　　　　　　　　　　　　　　　　　　　　回国之初 　　　　二战结束前夕父亲还在美国的时候，就曾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分别邀请父亲回国后到各自学校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盛情难却，加上远隔万里、战时联系困难，父亲两边都没法回绝。一踏上故土，正在上海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就亲自给父亲送来了聘书。可是回到厦门后，母校厦门大学也坚决不放父亲走。两校谁也不让谁，父亲一时处于“情”与“义”两难的境地。幸好有人两边说和，建议父亲同时在两校任教，常住厦门、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课，隔些时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讲一段课，这才使两校的争端得以解决。于是，父亲1946年春天先在厦大讲课，11月底再赶赴浙江大学任课（浙大刚由贵州遵义迁回杭州，12月份才开学）。父亲讲课概念清楚、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声音洪亮，深受学生欢迎；与系里其他教授也相处十分融洽。到校不久，父亲就被聘为化学系代理系主任。“大概他们是想用这个职务把我留下来吧。”父亲后来对我说。1947年春，父亲在浙大第一次讲课结束。离开浙大前，化学系学生会发起、140多名师生联名写信挽留，连当时的代理校长也在挽留信上签了名。可是厦门有自己的家，厦大又是自己的母校，父亲还是谢绝挽留，回到了厦门。 　　1946年暑假期间，校长找到父亲说，抗战胜利后学校刚从福建内地迁回厦门，科研教学仪器和化学药品奇缺；台湾被日本人占领了那么久，现在日本人走了，可能会有些旧的物品留下来，你去一趟台湾，设法帮学校买些便宜的仪器药品吧。于是父亲时隔二十年后又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虽然厦门家人与岛内亲戚早已完全失去联系，但是父亲对养育了祖辈几代人的这块土地仍然保持有特殊的感情。 　　在台南，父亲抽空到“米街”去看了看，他幼年来台湾时住过的祖居已经荡然无存，原来住在这里的亲戚也不知迁居何处。一天他与人谈完公事，忍不住多说了一句：“我父亲原来就是这里的人。”不想过了没几天，有位老太太听说此事，带着一个年轻人来找父亲。老太太说：“我妹妹从小与一个私塾先生订婚，那年日本人来，天下大乱，他们匆匆忙忙结婚，不久就迁到大陆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她并且说出了妹妹的名字和小名。“我看她连你祖母的小名都说得准确无误，只能尊称她‘大姨妈’，叫那个年轻人‘表弟’。”父亲后来对我说。 　　几天后，父亲离开了台湾。没想到，这就是父亲最后一次“回故乡”。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开始解冻时，我曾问父亲：表叔还能联系上吗？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从台湾回来后因为忙，没有及时再与表弟联系。没想到后来很快两岸隔绝，而且延续这么长时间，现在我连表弟姓什么都忘了。”今天，家中只留下父亲当时拍摄的一张原住民舞蹈的照片，见证着50多年前他的故乡之行。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父亲曾多次在北京、福建接待过来自海峡彼岸的台湾乡亲和学术同行，不少台胞盛情邀请他到台湾走走看看。他也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会晤学术同行、寻访失散多年的亲人。可是由于他的身份为台湾当局所不容，此事终成为他离开人世前的一大遗憾。 　　　　 　　　　　　　　　　　　　　　　　　　　　生活日渐艰难 　　　　父亲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梦想从美国回来的。他期盼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祖国能走上“和平民主建国”的道路。可是眼看着国民党政权卖国求荣、欺压百姓，他对蒋介石集团很快由抱着幻想变成失望。父亲虽然在英国、美国生活了8年多，但是看到帝国主义者在祖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他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对此切齿痛恨。他曾经和厦门大学王亚南等教授一起，在报上发表“笔谈”抨击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一天，父亲在大街上突然听到妇女的惊叫声，一看，是几个美国大兵竟在光天化日下企图侮辱中国妇女。他义愤填膺，不顾一切冲过去，用英语痛骂这几个美国兵。美国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猛然听到他们“熟悉”的“国骂”，愣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看到的是一个西装革履、30岁出头的中国人正与他们怒目相对，只得灰溜溜地走了。“这些骂人的话教科书上不可能有，是当年我在美国小酒吧里学到的。”父亲后来对我说。 　　40年代后期，国民党集团统治下的祖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有一段时间，薪水讲的是每月“多少斤大米”，到发薪水时，再按当天的米价折算成“法币”或“金圆券”发放。父亲是著名教授，而且有一段时间同时在厦大、浙大任教，拿两份薪水，应当说家庭生活是比较宽裕的，可是也难免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他在浙大任课的时候，就“学习”其他人的做法，每回领了薪水，除了平常生活开销所需外，剩余的钱买一些金华火腿存放起来，以这个办法来“保值”。可是半年下来，等到从库房拿出火腿准备带回厦门去的时候，发现有的已经被老鼠啃坏了！ 　　回到厦门，物价涨得更快了。同事们一领到薪水，马上跑出去买米、买油盐酱醋、买柴火，剩下的钱就买一切可以“保值”的东西。可是父亲却死守着要办完一天的公事，晚上才回家。等第二天母亲拿着父亲头一天领到的薪水上街买东西时，物价已经又涨上去一大截了。终于有一天，家里没米下锅了！母亲只能忍痛卖掉与父亲结婚时定做的一对戒指，买回一些大米。“那上面刻着我和你妈妈两个人的名字呀！可是30年代我和你妈妈结婚时家里也不富裕，打的那对戒指很小，换回来的米也够吃不了几天。”父亲对我说。连教授的生活都这么艰难，一般百姓的生活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 　　　　1948年秋天，父亲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那时，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役”已经开始，国民党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中。父亲在繁忙的授课任务之余，多次在深夜和几个密友一起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知道人民解放军在淮海前线节节胜利的消息。当时一些名牌大学都是著名的“民主堡垒”，学生中进步势力很强，教师中也有不少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主教授”。父亲在浙江大学也收到地下党给他寄来的信件，希望他“尽快返回原籍，坚守岗位、迎接解放”。于是，他加快授课进程，提前完成课程任务回到厦门。 　　返回厦门后，国民党曾派人劝说父亲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统治已经彻底绝望，设法回绝了。不久，父亲被推选为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会长。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全国解放在即。5月，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领袖、厦门大学的创办人陈嘉庚先生宣布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将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父亲即以厦大校友总会的名义致信，欢迎陈嘉庚先生回国参加新政协时顺道到厦门大学检查工作，这封信公开刊登在当时的厦大《校友通讯》上，实际上是向海内外昭示了厦大师生拥护新政协召开的共同心愿。当时的厦门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父亲的这一行动无异于“老虎屁股拔毛”。果然，在国民党厦门市政府当职员的老友黄先生（黄老现已92岁高龄，任全国政协常委，居住在香港）偷偷来家说，他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看见了父亲的名字，建议父亲到香港暂避一阵。父亲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呢？可在厦门，认识自己的人太多，要想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出逃，谈何容易？再加上母亲当时正怀孕，他更不能走。为了不让母亲担心，父亲白天照常工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为了避免自己发生不测时让特务们找到加罪的新“证据”，深夜母亲入睡后，父亲偷偷地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从事爆炸研究时的科研工作笔记一本本全部销毁了——那其中包含着自己多少年的心血啊！ 　　局势越来越紧张。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仅因公开声称反对“戡乱”，就被以“共匪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入狱。一天，坐镇厦门的特务头子毛森叫父亲去“谈话”，父亲以为特务要对他采取行动了，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幸好到那里后，毛森只是抱怨厦门大学“共党活动猖獗”，要父亲回去帮着“训导学生”。父亲胡乱应付了几句，赶紧离开了这杀人魔窟。 　　1949年夏天，厦门大学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声明旨在“时局艰危时期保存学校文物，策划员工及学生的生活与安全”。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在国外的校长挂名，父亲被以教授、校友总会会长的名义推举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父亲领导“应变委员会”安排师生在校区巡逻以防坏人趁火打劫，并发动劳师助学活动，设法组织给困境中的厦大教工、家属买米送菜，资助困难学生。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父亲还不顾自己也已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掩护、救助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8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些文章，介绍、宣传父亲解放前夕是如何自觉、英勇地参加反蒋斗争的。“我那时的觉悟其实没有那么高”，父亲看到这些文章后这样对我说。父亲告诉我，当时他痛恨国民党，但对共产党的了解也仅限于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正像他当时对朋友说的一句话：“我不相信共产党来了我就没有饭吃！”。事实上，父亲也是到文革后才知道，厦大“应变委员会”这些巡逻、互助的行动，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的护校斗争的一部分。父亲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源于一股正义感，源于对学校的责任感，以及对生活困难的学生和教职工的同情心。 　　1949年10月15日傍晚，解放厦门的战斗打响了！学校没法去了，父亲在家里就能听见解放军的炮弹从房顶上飞过，准确地命中国民党军的胡里山炮台。他急切地等待着解放军的到来。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毛森逃跑前下令将政治犯全部“解决”。16日，国民党特务在厦门监狱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随即仓皇逃窜。厦门人民的英雄女儿、为厦门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共产党员刘惜芬和其他一批革命志士被敌人残忍地杀害，在解放的炮声中永远倒下。狱中的林教授在国民党特务逃散之后才得以脱险回到家中。（这里，我也要表达对刘惜芬和为解放厦门献身的革命烈士们，以及已经去世的林教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可能是父亲在厦门的声望使国民党特务不得不有所顾忌，也可能是解放军挺进神速使他们未及下手，父亲终于渡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而安然无恙。10月17日厦门全岛解放。解放后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刚到任的厦门市委林书记在千头万绪中就约请父亲长谈，征求他对厦门大学学生复课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一席交谈，推心置腹，使他茅塞顿开。接着父亲又被任命以化学系系主任的身份代理理学院院长，开始参与厦门大学领导层的部分工作。 　　父亲自此与林书记结下深厚的情谊。后来，林书记调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科教文卫体工作；父亲也先后担任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副校长。组织上，林书记代表党的领导；论私交，父亲把林书记当成可以无话不谈的挚友。一直到1981年，父亲到科学院工作后，他带着我前去拜见在北京的他早年的老师、领导和朋友，第一天拜会的就有已调北京工作的林老（林老文革后曾任国务院侨办领导，现已90高龄，依然健在），以及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希陆教授，和已故区嘉炜教授的夫人、张资珙教授的子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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