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问政治”到加入农工民主党 　　　　早年，父亲是一个抱定“科学救国”理想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解放前，有人拉他参加国民党，他以自己“不问政治”推托回绝了。解放后，党和政府信任父亲、尊重父亲，同时他又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政治热情高涨，过去“不问政治”的信条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海峡局势一度也十分紧张，父亲受命率厦门大学理学院和工学院师生内迁到闽西龙岩，1952年春天迁回厦门。这时，几个民主党派组织都积极与父亲联系，希望父亲参加他们党派。当时厦门只有3个民主党派组织：民革、民盟和农工党。父亲知道各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组成，都是共产党的友党，都有自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光荣革命历史；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既然拥护共产党，当然愿意参加民主党派。但参加那个党派好呢？父亲费了一番心思反复比较考虑。 　　民革主要是由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与国民党有各种渊源关系的人士所组成，父亲觉得，自己解放前就拒绝参加国民党，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也没有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于是他首先谢绝了民革的好意。民盟是最大的民主党派，但是当时厦门的民盟组织成员中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居多，父亲作为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学科方面的共同语言较少，对参加民盟后与其他成员的思想交流存在疑虑。相比之下，农工党虽然组织较小，但成员中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相对较多，与自己可能更容易实现思想上的沟通。 　　父亲通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有了初步想法，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对农工党有了更多的了解。1953年初，他正式加入了农工民主党。由于父亲的影响，他在厦门大学、以及后来在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和学生也先后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有的还先后担任了农工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领导职务。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父亲与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又参加了厦门大学的领导工作，并被选为福建省和厦门市人民代表。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一片新气象，通过亲身体会和耳闻目睹，父亲深深感到： “共产党爱人民”、 “共产党关心教育、尊重科学”、“共产党了解我”。正是从这些粗浅的认识开始，在党的教育引导下，父亲的思想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从内心逐渐确立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事实上，厦大党组织根据父亲解放前后的政治表现，在50年代初就把他列为高级知识分子中经过教育培养可以发展入党的重点工作对象之一。不过，父亲当时对此并不知情，这是80年代父亲到北京工作后原厦大党委负责同志告诉他的。父亲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和教育培养，参加农工民主党后不久，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平时从不唱歌的父亲饭后踱着方步思考问题时，往往随口哼起乐曲：“索多—西来多索米拉—发……”。当时年幼的我不知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意义。长大后学了“国际歌”，我才知道，这是一段“国际歌”乐曲，它表露了父亲的心声：此时，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正一步一步在父亲内心深处扎根。 　　　　解放前，父亲在南方读书、任教时，最北只到过南京、上海。1953年，父亲参加教育部会议，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55年夏天，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这以后，父亲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1956年春天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会议期间，有一天他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是周恩来总理！更使他没有料到的是，周总理对他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父亲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撼：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工作在遥远的南方，从未与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和自己打招呼，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也感到自己的心与党贴得更近了。 　　就在父亲参加科学规划会回到厦门不久，我记得大概是1956年6月30日，《厦门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卢嘉锡教授光荣入党”。据父亲对我们说，他的入党问题本来早几个月就准备讨论的，因为他要去北京参加科学规划会议推迟了。后来组织上考虑到这年“七一”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35周年纪念日，就决定在6月底讨论，以便在“七一”前夕正式宣布。 　　　　 　　　　　　　　　　　　　　　　　　　由衷地崇敬陈嘉庚先生 　　　　厦门大学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捐资兴办的。作为厦门大学早年的学生，父亲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倾囊兴学的陈嘉庚先生怀着崇敬、仰慕之情。1937年父亲考取庚款公费生出国留学途经新加坡时，特意请友人引见，第一次拜会了正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解放前夕父亲在白色恐怖下的厦门致信陈嘉庚先生，支持他回国参加新政协。解放后陈嘉庚先生在厦门集美定居，父亲也担任了厦门大学的领导职务，由于公务，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父亲在家经常对我们谈起陈嘉庚先生当年捐资办学的壮举。他说，陈嘉庚先生个人生活俭朴，家中平日吃的是“蕃薯糜（红薯加少量米熬成粥）”，却倾尽家产，不仅在厦门市区附近创办了厦门大学，而且在集美镇兴办了师范、航海、水产等几所专科学校和中学、小学，后来人们将集美的几所学校合称“集美学村”。父亲还告诉我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橡胶业萧条，陈嘉庚先生在海外的产业倒闭，个人无力再支持厦门大学的办学费用，于是把厦门大学捐给国家，改称“国立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以自己爱国、兴学的崇高品德，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敬重，成为著名的华侨领袖。抗战期间，他奔走于东南亚及国内重庆、延安等地，宣传、支持抗日；他以参政员身份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人未退出国土即侈谈和平者即为汉奸”的著名提案，寥寥数字，掷地铿锵、正气浩然；他募集了巨额华侨捐款，支持国内抗日战争。解放后，他又以自己的影响，号召海外华侨捐款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父亲几次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来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厦门大学海滨“五大建筑”（大礼堂、物理馆、化学馆、数学馆、生物馆）工地，告诉我们，这个浩大工程的全部建设资金，都是陈嘉庚先生发动海外爱国华侨捐助的。 　　父亲一直尊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父亲说，他进厦门大学读书时，学校还未改为公立，陈嘉庚先生作为学校的创办人，全校上下从教授到学生都称陈先生为“校主”；即使后来改为公立，但一直到解放后，陈嘉庚先生仍为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捐助了巨额资金，所以他仍然尊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1956年底著名福建省籍旅美半导体专家林兰英回国，父亲特意陪同她到集美拜访了陈嘉庚先生并合影留念，这可能是我们家仅存的一张父亲和陈嘉庚先生的合影了。 　　1960年夏天父亲调福州工作，离开厦门前，他特意前去向陈嘉庚先生辞行。记得那天一早他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乘车到集美，把我们留在亲戚家玩（当时我的伯伯、叔叔都住在集美），自己去拜会陈嘉庚先生，一直到下午很晚才过来带着我们返回厦门大学。（因为去集美时带着子女，父亲事后要向学校交纳用车的汽油费，学校坚决不收，说父亲去拜会陈嘉庚先生是公务，子女去集美亲戚家只是顺路捎带，父亲这才作罢。这是题外话。）60年代初陈嘉庚先生在北京去世，父亲非常悲痛，特意送去挽联表示悼念。90年代陈嘉庚先生120周年诞辰时，父亲又一次在报上发表悼念文章，深切回忆了他当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的情景。 　　　　 　　　　　　　　　　　　　　　　艰难创业——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期间，父亲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并任副院长，同时主持创建了以结构化学为主的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福建省化学研究所一所（后改称物理化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当时，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工业化新高潮，福建省还准备创办一所工科大学，一开始称为“厦门大学工科”，后来改名为“福建工学院”。最后可能是仿效首都北大、清华两强的格局，决定除文理综合的厦门大学之外，在省会福州创办一所理工综合的福州大学。最初的师资和学生主要从厦门大学相应系科中划切出一部分调过来，学校的校长兼书记由省委贾书记兼任。1959年底父亲刚被国务院任命为厦门大学副校长后不久，又被省里任命为福州大学副校长。作为福州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穿梭于厦门、福州之间，主持学校建设总体规划和学校开办前教学、科研的筹备工作。 　　那段时间父亲更忙了。我当时正上初二，只知道每天放学回到家里，经常看见父亲正与人谈话，有教师、干部，也有学生，还有的是学生家长。多数是来商谈福州大学建设规划和干部、教学科研骨干调配的，也有一些人不希望离开已创建30多年、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厦门大学而来找父亲“蘑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耐心地与他们交谈，劝说他们服从大局，到新创办的福州大学去。 　　不过也有例外。一天有一位老太太到家找父亲，边谈边哭。原来这位老太太早年守寡，已年老体弱，而独生子幼年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她伤心地告诉父亲：儿子曾立志学医以为天下人解除病痛，但最终却因下肢残疾报考医学专业受限制，而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母子二人多年相依为命，现在儿子所在班级整体划入福州大学，以后母子分离，儿子生活困难，母亲生活更困难。老太太谈完一走，父亲马上就拿起电话，告诉有关同志：这对母子确有困难，应当照顾；他建议将儿子调个班级，留在厦门大学。 　　1960年8月，父亲正式到福州大学上任。学校校址原是福州郊区一所部队医院，与寺庙相邻。创建之初，校舍还没有建好，条件十分艰苦。教工宿舍厕所不通，大小便都要去楼外农村池塘上木头搭起的露天“厕所”；学生宿舍窗子来不及装上玻璃，四面透风；办公室、实验室是刚迁走的部队医院的几间旧房；图书馆是借用相邻寺庙闲置的禅房；食堂是临时搭起的蓆棚。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全校教师、学生一起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父亲不仅是福州大学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还亲自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福州的工资类别比厦门低，调福州后父亲的工资标准降低了；而且这时正值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决定党员干部减工资。两项合在一起，父亲的工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一截。再加上居民粮油定量削减，副食供应奇缺，物价上涨，还要支持亲友，家里生活不再那么宽裕，母亲得了浮肿，父亲也瘦多了。但他照常天天早出晚归、日夜操劳，从不在我们面前说一句叹息的话。当时家里每天的菜蔬就是空心菜，偶尔再熬些海带算是加菜。我们都吃腻了，可是父亲却诙谐地说这是“无缝钢管加钢板”。今天我还珍藏着一张父亲当年搞科研时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虽然消瘦，但神情仍然是那么刚毅、目光炯炯有神。 　　父亲不仅为福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日夜操劳，也直接参与了福建省和福州市的事务。1961年夏天闽江发生大洪水，严重威胁着福州市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福州大学紧靠闽江大堤，洪水期间正值学校期末，父亲在主持福州大学教学科研日常工作的同时，参加了抗洪前线指挥部的领导工作。一天深夜，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一听，原来是闽江水位不断上涨，随时可能漫堤，大堤十分危急，前方正在与父亲紧急磋商是否把大堤抗洪人员撤退到第二线来。所幸的是后来水位没有继续上涨，大堤保住了。虽然父亲没有亲自上大堤、扛沙包，但是他也为福州市抗洪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61年夏天到1962年，国家为了保证著名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营养，补偿他们从事教学科研时脑力的消耗，决定向他们和其他民主人士专门发放政协餐券。在政协餐厅凭餐券面额交钱，可以吃到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鸡、鸭、鱼、肉、蛋等食品。父亲是福建省当时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当然也领到了政协餐券。那时我和三弟十三、四岁，正值身体生长发育期，饭量大，对油、肉、蛋的需求量大、欲望特别强，真希望能到政协餐厅多吃几顿。父亲理解我们的心情，为了让我们得到长身体所需的起码营养，他每隔个把月带着我们和浮肿的妈妈到政协餐厅改善一下生活。同时他又多次严肃地对我们说：“我能带你们到这里来吃些好东西，这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但我是个党员，党和国家发给我餐券，不是光为了我和我们一家，也是为了让我可以去联系更多的知识分子。”父亲把多数餐券用于招待那些没能领到政协餐券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使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感受到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大家一起渡过了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文革的磨难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同时，经过父亲和全校师生几年的共同努力，福州大学建设也已形成规模，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此后，父亲在继续兼任福州大学副校长的同时，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由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改建成的中国科学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即今天的“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的建设和发展上来。为了全力搞好物构所工作，1965年夏天，父亲把我们家从福州大学教工宿舍搬到物构所居住。但是，正当父亲自认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他所挚爱的结构化学研究、大展宏图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 　　“文革”开始时，父亲和其他许多党员、干部一样，真诚地希冀跟上时代的步伐，可是又没有思想准备，总是跟不上形势，十分被动。记得1966年秋天他曾经给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我写信，说“就连叶飞（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的老革命家，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如果不是他亲自检查说的，我真看不出来。”可见当时他心中的惶惑。但是“文革”风愈刮愈烈，不久，父亲作为党员所长、当时全所唯一具有高级职称的老专家，“理所当然”地也被扫进了“牛棚”。 　　1968年春天，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我决定回家躲避。这时父亲正在受“审查”，上午劳动，下午和晚上在家写检查交代材料。我陪着父亲渡过了最艰难、也是他思想上最苦闷的半年时光。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父亲吃过早饭，就端着一大茶缸水（父亲是很能喝水的），去打扫研究所大楼（当时所里除了一栋宿舍楼和一些平房外，只有一栋四层实验大楼），一直到临近中午才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就像搞科研一样，父亲劳动是很认真的，四层大楼的间间厕所，都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即使这样，还是有“造反派”鸡蛋里面挑骨头，贴出大字报说父亲“劳动态度不好”。父亲回家心情十分痛苦地对我说：“还要我怎么干呢？那些厕所尿池壁上结了几年的尿碱，都是我跪在池沿上用手指甲抠下来的！” 　　下午和晚上，父亲就在家里愁眉苦脸、冥思苦想，写检查交代材料。他很真诚地检讨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尽量地“提高思想认识”、“上纲上线”、“深挖封资修思想根源”。我是当时在家兄弟姐妹中最大的，又在北京大学“经历了文革风雨”，父亲很信任我。为了能够检查得“深刻”，许多材料写出来后，他先让我看看、帮着修改；我觉得应该可以被认可了，他再拿出去交。 　　但是，父亲对“审查”、外调时问他的一些具体事情，坚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忘了就是忘了，从不含糊。父亲30年代大学毕业前后，因祖父突然去世、家境困难，曾在中学兼课任教英语和数学，其间到福州参加过一个月的中学教师暑期培训兼“军训”。文革中有专案组来调查某些参训教师的背景材料。父亲再三回忆，告诉他们：“想不起来了。”专案组人员见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情况，拍着桌子指责父亲：“你不是说自己记性很好吗，为什么想不起来？”父亲回家伤心地对我说：“我当老师从来没有对学生拍过桌子，没想到今天这些年轻人竟然对我拍起桌子来了。”他又说：“我是说过我的记性好，但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化学是我的专业，平常多留心，就记得牢；有些事情不上心，当然就记不住了。再说，参加‘军训’的教师来自各个学校，一个月后又各奔东西；不用说许多人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记得住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呀！” 　　在审查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时，父亲把回忆得起来的事实和事情经过尽量详细地写出来，还根据自己的认识讲明事情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对一些明显的诬蔑不实之词，父亲据理力争、据实驳斥。跟“造反派”讲不通的，他先后写成了几封亲笔申诉信，让我带到市中心的邮电局，以我自己的名义挂号寄给当时福州军区的皮副司令。 　　每当送出一份“检查”后，父亲经常利用“审查”的间隙给我讲他早年的经历。文革前他为科研教学和行政事务日夜操劳，很少有时间与我们闲聊。现在他被罢免了职务，又被剥夺了科研的权利，除了“劳动”、“悔罪”以外，“赋闲”了。以前，只要父亲在家，他的同事、学生，甚至素不相识、只是慕名而来的陌生人就来到家里，父亲总是与他们促膝长谈。现在，昔日朝夕相处的同事、学生，有的也正在受审查，其余的尽管多对父亲抱着同情心，但也只敢在路上见到父亲时悄悄地点点头、打个招呼。家里十分冷清，父亲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于是我就成了父亲最忠实的听众。 　　对各种事情，父亲讲得很多、很细。我想，这可能是他被逼着“检查交代”、冥思苦想，把多年已经淡忘的事情回忆起来的结果吧。他还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也讲得一清二楚，对“造反派”们不顾历史时代背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很不以为然。我今天关于父亲早年经历的了解，许多都源于当时帮父亲修改“检查交代”材料所看到的和父亲对我叙说时听到的。 　　　　 　　　　　　　　　　　　　　　　　　　　文革中的几件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其他几件事。 　　　　文革前，父亲一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委员会主任。当时福建省连续多年高考录取率在全国名列前几名，自誉为“高考红旗”。文革中，“高考红旗”变成了“黑旗”，有人希望父亲在高压下抛出“重磅炸弹”，以便他们去打倒教育战线的老干部。父亲在检查交代材料中，声明自己从来不赞成“誓保高考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认为片面追求高考录取率，加重了学生负担，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但是对于把“高考红旗”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却表示自己“没看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父亲说“没看出来”实际就是表示“不赞同”）。 　　当时批判父亲“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罪证之一是“包庇重用大右派黄席棠”。黄先生原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学问很好，50年代初调到厦门大学任物理系系主任，夫妇二人很快都成了父亲的朋友。黄先生平时说话没有遮拦，1957年被划为“右派”，撤去系主任职务、降低工资、下放劳动。父亲觉得他确有真才实学，于是1960年设法把他一同调到福州大学任教，以继续发挥他的业务专长。文革中这当然就成了父亲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父亲的检查交代材料中给自己扣上“重才轻德”、“政治观念不强”的帽子；而对于黄先生本人，除了坚持肯定他“有才”外，父亲只说他是因为“玩世不恭”成为右派分子的，不肯讲更重的话。 　　即使身处逆境，父亲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1968年夏天，闽江又一次遭受洪水袭击。物构所围墙距离闽江大堤不过几十米，我们在家就可以看到洪水汹涌奔腾而下，距离坝顶只有一两米。这时父亲已经被罢免了职务，正在接受“审查”，他不能像1961年那样参加抗洪前线指挥部的工作，但是他仍牵挂着抗洪斗争。为此，他特意找到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他们：“我的老二、老三都刚过二十岁，如果情况危急，就让他们上！……” 　　说实在话，和物构所其他领导干部相比，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还算是好的。有一位尤副所长是父亲早年的学生，解放前上大学时就加入了地下党，文革中说他是“假党员”，再加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被罚跪在扁担上挨打，连棍棒都打断了。他实在受不了，于1968年春天留下遗书、触电自杀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痛心疾首。可是当时父亲自己也在受“审查”、挨“批判”，根本不能在外面公开表露自己的想法，只能偷偷地对我说：“你尤叔叔有缺点、有错误，可是罪不当死。罪不当死呀！”70年代初父亲刚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一面支持自己的儿女“上山下乡”，一面积极主张设法为尤副所长的子女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一直到最后为他正式平反昭雪。 　　物构所早期的科研人员许多都是50年代前后父亲的学生。他们对父亲的成就、为人、个人历史都有所了解，许多人对父亲采取了同情的态度，有的人还偷偷地把所里的动态通过我们向父亲“通风报信”，为争取父亲能早日“解放”“出谋划策”。有一天父亲开完“批斗会”回来对我说，会上喊口号，“打倒”其他“当权派”的口号多数人还跟着喊，最后喊“打倒”他时声音一下小了许多，他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扫了扫，发现许多人这时只是举手做个样子，嘴里却不跟着喊。父亲又告诉我，听说有人还跑到“造反派”头头那里表示：“卢嘉锡是批判对象，不是打倒对象；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造反派”也只能同意对父亲“区别对待”。后来，凡是“斗”其他“当权派”时，父亲必须站在台上“陪斗”；而“批”他时，允许他坐着接受批判。群众的同情和保护使身处逆境的父亲感到莫大的欣慰，也大大增强了父亲重返工作第一线、继续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父亲平常爱说笑话。即使是在挨批斗最频繁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幽默，以此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一次父亲告诉我们，为了表示“区别对待”，研究所批斗会上给“黑帮”挂黑牌，其他人挂的是木板甚至是铁板，他挂的牌子却是纸板做的。父亲说，纸板虽很大，但却很轻，他低头站在那里，听着那些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批判发言，不知不觉睡意一阵阵上来（父亲没事时爱打瞌睡是出名的，为此他年轻读书时还得过一个“睏桶”的外号——“睏”在闽南话中就是“睡觉”的意思）。“如果真的睡着了，那麻烦可就大了。”父亲说着，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看看文革中父亲“特务”的“罪证” 　　　　父亲“文革”中被扫进“牛棚”，其主要“罪状”，不仅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骇人听闻”的要算是“特务”、“特嫌”。当时“揭发”出来的重要“罪证”和“疑点”还“真不少”： 　　其一，有人贴出大字报“揭露”说，钱学森教授曾问物构所人员：“老卢打倒了没有？”他们据此推理：“如果卢嘉锡没有问题，钱先生为什么问这句话？”天哪，老朋友关心父亲，担心他文革中的遭遇，本来是一句关切的问话，经过这样砍头去尾、随意曲解，竟变成了父亲有重大问题的根据之一！ 　　其二，有人“揭发”，父亲曾经对人说，他当年在美国生活舒适、科研条件也很好，于是质问：那你为什么要回国？言外之意就是：父亲是带着“特殊使命”被派回来的。父亲回答他们：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为了能“为祖国服务”回来的。没想到马上又有人质问：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父亲默然了，回家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他们对我回国的动机要怀疑，没有更早回国也要怀疑，难道他们不知道当时正在打世界大战，我想回国都回不来吗？” 　　其三，父亲在美国期间参加过美国国防科研还获过奖，有人据此说他是“为美帝国主义研制杀人武器的工具”。为此父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交代”材料，给自己“上纲上线”。同时父亲又不断为自己辩解。他说，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有规定，在美国的外国人也必须服兵役，只有参加国防科研者可以例外，他不愿意当“美国兵”，只能参加国防科研；再说，他在美国参加国防科研的成果，主要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用于对日作战。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其四，有人揭发父亲曾经对人说过，他是“乘坐潜水艇从美国回来的”，这不是“美国大特务”又是什么？父亲对此哭笑不得，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人解释：他从来没有坐过潜水艇，他所说的原话意思是“回国到上海后，从上海到厦门乘坐的轮船又小又矮，像潜水艇一样”，好容易才过了关。 　　其五，根据外单位转来的“黑帮”交代材料分析，父亲被怀疑至少可能是三个“特务集团”的“重要成员”。有人怀疑父亲1947年因公差去台湾并在那里偶遇大姨妈和表弟，实际是“特务活动”的一部分。还有一份外来“揭发”材料说，解放前南京中央研究院（现中国科学院前身的一部分）的“一号特务头子”是吴有训（著名物理学家，解放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中科院副院长，80年代去世），父亲是“二号头子”，还亲自发展过几名特务。为此，福州大学军代表、福州军区张副参谋长特意在一次会上“无意中”问父亲：“你认得吴有训吗？”父亲还被蒙在鼓里，顺口回答：“很熟啊！”大概张副参谋长看父亲神态自然，不像“心里有鬼”，对这份材料产生怀疑，这件事才没有“大张旗鼓”追查下去。几年后父亲听说这个情况，对我说：“其实解放前我与中央研究院从无关系，与吴有训先生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是解放后他当科学院副院长，我当学部委员，我们又同属科学院数理化学部，才熟悉的。幸好当时我回答得很坦然，不然就糟糕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根据”和“罪证”。不过，文革中追查最紧的，可能数临解放时父亲在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中任职的“严重政治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当时的“应变委员会”主任由已经出国的厦大校长挂名，父亲任副主任、主持工作。父亲对“官衔”从不在意，想当然地以为既然自己“主持”工作，那就是“主任”。解放后他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把这段“主任”的经历写进了个人简历。文革中，有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非要父亲“彻底交代”不可。父亲把所能想起的他担任“主任”期间“应变委员会”的所有活动都写出来了，还是通不过造反派的审查。有人还“启发”父亲：“你说的担任主任的应变委员会是经济性质的；还有一个应变委员会，你担任副主任，那是政治性质的！”“政治性质”的“应变委员会”，那不成了布置潜伏特务的组织吗？父亲搜索枯肠，还是想不起来有第二个“应变委员会”。他绝不肯顺着别人的竿子往上爬，最终坚决否认了曾担任“另一个应变委员会”职务的指控。 　　后来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文革结束以后，父亲才知道，所谓两个“应变委员会”本是一回事，只是自己将担任“副主任”误记为“主任”了。其实造反派“内查外调”，早知道真相，但是为了“讹”父亲交代出“重大问题”，就利用父亲记忆中这么一个小差错而“穷追不舍”。幸好父亲坚决否认，他们无计可施才罢手。 　　1981年父亲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在北京见到了多年前的老友、解放前夕厦门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熊老（80年代初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已去世）。熊老告诉父亲，“应变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实际上是地下党决定推举他担任的，就是希望父亲运用自己的影响，联络、发动各方面人士保护好学校，以迎接解放。父亲去世后，在新华社所发“生平”中写道：“在解放前夕他不顾个人安危，为保护厦门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作出了贡献。”父亲的这一段历史不是“过”而是“功”，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正式承认。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 　　　　文革中父亲受“审查”，每天写检查、扫厕所，挨批陪斗，他感到十分困惑，但使他最感痛心的是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他写检查、“深挖封资修思想根源”，他写申诉、批驳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一心企盼着能早日重返科研第一线，可是境遇一直没有明显改善。1969年秋天后，他突然被宣布“解放”，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虽然以后很长时间他还不能从事自己魂牵梦萦的结构化学研究，而只能到工厂帮助搞工艺革新、给工人讲“优选法”，但这在当时已经使他十分欣慰了。不过为什么突然宣布“解放”他，这个心中的“谜”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解开。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科学家，父亲三、四十年代留学美国时的好友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夫妇，在谈话时他们顺便提起父亲的名字；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了父亲的状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听说是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之时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盈眶、言语哽咽！他把李白名诗“赠汪伦”的末两句改了三个字，写作：“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缅怀之情。 　　俗话说：“好事多磨”，父亲从宣布“解放”到重新安排工作，还费了一番周折。1970年国庆节，父亲被点名参加省里的国庆观礼活动。家里的电话早在“文革”初期就被撤掉了，通知电话打到所里，接电话的“造反派”张口就说：“让他参加国庆观礼？我们不同意！”可是研究所的电话就装在实验大楼的楼道里，这段对话所里许多人都听到了。马上有人偷偷向父亲“报喜”：“你要上省里的‘小天安门’了（那时“上天安门”就意味着恢复政治名誉）！”国庆观礼期间，省领导接见了父亲，告诉他：“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了！”父亲的心情真不知有多么兴奋：他又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了！ 　　可是回到所里，父亲在党员和群众会上再三“斗私批修”，老是有人作梗，就是不让他“过关”。1971年春天，福建省举行党代会。开幕前夕，省里大概不知道父亲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又提名增加他为代表候选人。在物构所党员大会上，父亲顺利当选，出席了省党代会。当时正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进行“批陈整风”，并决定审查陈伯达的历史。会议期间叶帅的秘书来到福州，他到会上找父亲，想通过伯父（集美师范早年的学生，已于80年代去世）了解一些陈伯达在集美师范读书时的情况，见父亲正在写东西，顺口问了一句：“你在写什么？”“写检查。”父亲回答。“什么检查？”他十分惊奇地问。“斗私批修材料，我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可能是叶帅秘书回去后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省党代会后不久，在省委的催促下，父亲的检查才算通过，正式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此时经过一番劫难，物构所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主要部分划归省国防工办，有人还提议将整个研究所完全撤销。1971年夏天经省领导决定，父亲在福州大学被宣布“三结合”，任校革委会副主任。后来，经过父亲和其他同志反复陈情，“华东”物构所终于得以恢复，并改名“福建”物构所、重新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父亲回到所里任革委会副主任，这时已是1973年了。 　　尽管父亲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有人总对他心存芥蒂。1975年春天，已经担任物构所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的父亲奉命以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考察组副组长的身份赴美国等国访问，这是文革后他第一次出国。有人又在下面吹冷风：“卢嘉锡这一出去就不会回来了。”这话后来也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对这些流言蜚语非常气愤。一直到80年代，父亲早已不再提文化革命中遭受的种种磨难，可是对这件事却仍然“忿忿不平”。他曾对我说：“要是我现在出国不想回来，那我1945年就不会回来了。75年我出国不是回来了吗？从75年到现在，我又出国多少次，不是也都回来了吗？”父亲就是这样，别人对他的工作、思想观念提出意见，他可以做“检查”、自我批评，提得不对他事后也不计较；但他决不能容忍人家说他“不爱国”、“一出国就不想回来”。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在全国各行各业搞“整顿”，并提出要直接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大学。父亲作为物构所的主要负责人，真心拥护邓小平同志的主张，他以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为蓝本，制定了物构所整顿、发展规划，并力主开展对外交流。可是不久，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了党内外各项职务，父亲也被一些人当成了“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所幸的是当时加拿大籍华人化学家林慰祯教授（林教授的祖父就是台北“林家花园”和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的老主人、清末台湾著名爱国富商林尔嘉先生）应邀到物构所与父亲搞合作研究，为了表示“内外有别”，对父亲的“批判”暂缓进行。结果，林教授与父亲的合作研究尚未结束，四人帮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某些人对父亲的“批判”企图也“胎死腹中”，父亲终于逃过了文革中的“最后一劫”。 　　　　 　　　　　　　　　　　　　　　　　　　　　　有人行骗 　　　　父亲刚恢复工作不久，曾经发生过一件怪事。 　　大约是1972年春天，父亲突然收到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化学系教授傅先生的来信。信中写道：“前日令郎老三来家借款二百，言称三月归还，大可不必介意。”看了来信，父亲大吃一惊：“我的老二大学毕业在贵州农村工作，老三下乡插队、刚参加了公社团代会还当选为团委委员，他们最近都没有去过北京呀。再说，我在北京还有其他同事、朋友、学生，老二、老三与他们都熟悉，即使到北京真要借钱，也用不着去找从未见过面的傅先生啊。一定是遇到骗子了！”父亲立即给傅先生发了一份言简意赅的电报，全文仅6个字：“惊悉受骗，憾甚！”北大听说此事，一了解，还有其他几位著名教授家也被骗过钱，而且有的行骗时同样打着我们兄弟的旗号。北京大学保卫部为此专门发了警示通报。 　　不久父亲到上海开会，才知道上海、南京也有假冒我们兄弟到教授家骗钱的。一天，父亲在电梯里遇到一位在西安工作的老朋友，他对父亲说：“那天你家老三……”“你是第四个！”父亲没等他说完就抢白了一句。看着朋友一脸不解的神情，父亲这才详细告诉他：“最近有人假冒我的儿子到处行骗，你是第四个受骗上当的。”后来，听说福州也发生过类似事情，只是骗子没有得逞。 　　“骗子抓到了吗？”我回家听说此事后问父亲。“没有。”父亲告诉我：根据几个教授讲述的情况，从行骗时的谈吐来看，这个骗子对我们家相当了解，年龄也与我们兄弟相仿。父亲还认为，这个骗子很可能十分了解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名单，因为上海、南京、西安、福州几位被骗的教授都是连我们兄弟也不知晓的当年庚款留英公费生。不过那年夏天后那个骗子突然销声匿迹，这件事最终成为一件未决的悬案。 　　其实早自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后八十年代父亲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因有人自称是“卢嘉锡的儿女”或“侄儿女” 惹出事端，组织上前来调查或者到我们家告状的还有好几起。不过那些多是有人自吹自擂、借以抬高自己，至多就是想以此为个人升迁“拉大旗作虎皮”、捞取一点好处。而要说连续在全国几个大中城市行骗、影响如此恶劣，以致惊动了保卫部门的，就数这一起了。

浏览：344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10/24 0: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