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决定在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全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各省都由省领导任团长、由本省著名科学家组成声势浩大的科学代表团参加。父亲开始是作为福建省代表团成员来到北京的。但在大会开幕前，领导上约请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建议由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科学家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并提名由父亲担任团长。很快，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台湾省籍科学家苏子蘅、李辰、许文思、李河民、何斌、方舵等为团员，苏民生等台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秘书的台湾省代表团组建起来（苏子蘅80年代曾任台盟中央主席，已于90年代去世；李辰、李河民后来都担任过全国台联副会长，现仍健在；苏民生曾任北京市台联会长，现任全国台联副会长），父亲以团长的身份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开幕式那天，他坐在主席台上，亲耳听到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听到中国科学院老院长郭沫若热情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大会期间，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由福建省代表团团长、福建省委林书记（父亲的老领导、老朋友，解放后第一任厦门市委书记）等陪同，特意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讨论，并与父亲亲切交谈。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能够有今天，多亏了文革中周总理保你呀。”父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含泪连声说：“是的，是的！”在大会上，父亲的多项科研成果得到表彰。他深切感受到：正像多年来热切盼望的那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施展才华、贡献力量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1979年秋天，父亲率领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参加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大会。其间，父亲以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先与大会主席协商，就联合会章程一些条文的解释取得共识；接着，父亲又亲自与参加大会的台湾化学会代表团团长、台湾大学陈教授（台湾省籍人士）和秘书长王先生（大陆籍人士，代表团实际决策人，其父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多次协商、反复交涉，达成谅解。最后大会主席根据与父亲率领的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和台湾代表团取得的一致意见，郑重宣布恢复中国化学会在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并同意台湾的化学组织以“中国台湾化学会”的名义作为单独财务结算的地区性组织继续保留会员资格，实现了我国各专业学会恢复在国际组织中席位的突破。 　　在IUPAC会议期间，父亲以大陆台胞的身份与陈教授共叙乡情，也与王先生友好往来。一天在交谈时，王先生突然说：“邓副总理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我看大陆就是耗子捉的太少了！”（父亲清楚地记得，在多次的交谈中此君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都是直呼其名，只有这次他尊称小平同志为“副总理”）。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应邀出席中央组织的一次茶话会，他在发言中大胆直接引述了王先生这段辛辣讽刺的话语。出席茶话会的邓小平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见此情景，父亲一方面为邓小平同志的宏量大度、平易近人所折服；另一方面他也从邓小平同志爽朗的笑声中领悟到：在祖国大陆，“好猫不捉耗子”这段扭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81年5月，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来到北京，担当起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领导重任。 　　　　 　　　　　　　　　　　　　　　　　　　　　　岛内来信 　　　　1986年，父亲收到一封台湾来信。打开一看，信中写道：表哥，你还记得吗？1946年你来台湾时，到了我们家，我陪你去游玩了许多风景胜地；你要离开时，我不让你走，你安慰我说，“没买你的飞机票呀！这样吧，把你装在布袋里挂在飞机尾巴上带走，好不好？”最后的落款是“表妹”。 　　看了来信，父亲一头雾水。他怎么也想不起当年去台湾时有这么一个“表妹”陪着他四处游玩。说没有吧，信中提到的那些风景区他当时确实都去了；特别是最后离别时讲的那些话，父亲说：“谁都知道我爱讲笑话，这倒很像是我的口气。”没有办法，父亲回了一封信：表妹，年代太长，许多事情我想不起来了，你能再给我一些提示吗？ 　　没隔多久，回信来了。信中附有一张父母亲结婚照正反面的复印件，照片背面题字台头是“表叔祖父大人留存”，落款是“表侄孙嘉锡敬赠”。信中告诉父亲，这是她祖父留下来的。接着说：现在你不会再怀疑我这个表妹是假冒的了吧。 　　信中又说，“明年我就满50岁了。根据当局规定，不担任公职的台湾居民年满50的，可以到大陆旅游，到时候我一定来看望你这个大科学家表哥。”照这么一算，1946年她只有9岁。父亲想起来了，当时确有好几个孩子跟着他这个“大哥哥”四处玩。时隔40年，他怎么会记得其中有这么一个小“表妹”呢？ 　　父亲立即给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姑——写去热情洋溢的欢迎信。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表姑几次来大陆探亲旅游，与父亲共叙亲情。可是后来父亲身体日渐衰弱，表姑也受家中孙儿拖累，难以出远门，联系就很少了。 　　　　 　　　　　　　　　　　　　　　　　　　　　父亲和母亲 　　　　前面已有几处提到了父亲和母亲。讲到母亲，我不由得想多说几句。父亲和母亲早年都在祖父所办私塾里念书，长大后两人相互爱恋。那时，外祖父在英国人开的厦门太古洋行当华人副总经理，母亲算是富家小姐；而祖父虽然因私塾教得好而在厦门“小有名气”，但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个“穷教书的”，两家可说是“门不当户不对”。外祖父一开始确不赞同这门亲事，但经不住女儿认准了非此人不嫁，再加有好心人上门说情，也就不再反对了。1936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母亲披着白色婚纱，和身着西式礼服的父亲举行了当时算是“新派”的婚礼。不过 “吉日”实际是按农历选取的，据说农历二月十五是“百花生日”，从这点看，父母亲的结合仍然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后来父亲经常对人说：“本来‘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日子，可是我却是在这一天把逊玉束缚起来的。”这段话深含着父亲对母亲一辈子辛劳的愧疚之情。 　　婚后才一年多，大哥还不满半岁，父亲就出国留学了。抗战期间，母亲带着大哥在厦门和福建内地颠沛流离，受了不少苦。抗战胜利后，父亲回来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内战，物价飞涨、特务横行，母亲既要为家庭生活操心，更要为父亲的处境担忧。解放后，父亲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50年代先后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研究部部长、副教务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并被选为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人民代表、省人委委员。母亲在操持家务的同时也积极承担义务性社会工作。她担任了厦门大学家属委员会副主任，并在50年代的扫盲运动中担任夜校义务教师。 　　母亲年轻时上过初中，解放初这就算有文化的人了；她解放前曾有工作经历，解放后家委会和夜校工作都干得不错。50年代国家经济建设大发展，厦门大学要吸收新职工，母亲当然是优先考虑的人选之一。父亲知道后对母亲说：“我的工资高，先让那些低工资职工的家属工作吧！让他们多一个人挣钱养家。再说，我们家里孩子多，也总得有人在家照顾。”于是，母亲最终没有正式参加工作，一直当家庭妇女。但是，她在各种义务性社会工作中的成绩得到厦大广大教职工和家属的充分肯定，先后当选为两届厦门市思明区人民代表，还以职工家属的身份当选为福建省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我们搬家到福州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边是通货膨胀，一边是父亲降低工资，再加上居民减少粮油定量、副食更是十分匮乏，母亲得了浮肿，还要为日夜工作繁忙的父亲和正在上中小学的子女们的成长操劳。从那以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文革当中，父亲进了“牛棚”，“造反派”跑到家里逼迫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的“问题”。母亲与父亲从小青梅竹马、又共同生活几十年，她了解父亲、相信父亲，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但母亲由此成天担惊受怕，她又不愿意让正身处逆境的父亲思想上增添新的负担，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终于垮了。 　　1969年秋的一天，母亲在缝补衣服的时候突然昏厥倒地，当时父亲与全所职工全部被集中搞“清队”，只剩12岁的小妹妹在家吓得直哭。从那以后，母亲经常发作癫痫性眩晕，而且越来越频繁。经检查，母亲患了脑膜瘤。1982年春节，母亲病情危重，刚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不久、回福州度假的父亲沉痛地对我们说：“现在形势好了，你们的妈妈却不行了！”说罢失声痛哭。在组织的关怀下，母亲被送到上海华山医院开刀。手术很成功，母亲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当年秋天来到北京父亲身边。 　　不过手术后医生已经告诉父亲，他们估计这一次手术可以管用10年；但由于母亲患的是“地毯式”瘤，附着在脑细血管的部分不可能清除干净，残存的瘤组织几年后还会复发。这话不幸而言中了！1985年起，母亲又开始间或出现神志不清，此后病情不断加重。她于1988年春天回到福州，从此卧床不起。1992年9月30日，母亲与世长辞。父亲流着泪对我们说：“都说夫妻同甘共苦，可是我和你们的妈妈结婚50多年，共苦的时间多，同甘的时间太少了！” 　　父亲去世以后，2001年6月11日，我们护送父母亲的骨灰到厦门。当我手捧母亲的骨灰盒走下汽车时，不禁含泪轻轻地说：“妈妈，到家了！”是的，自从父亲到福州工作以后，尽管福州与厦门相隔不到300公里、几个小时的汽车即可到达，父亲曾经多少次因公到厦门，可是母亲不愿以重病之身耽误父亲的公事，也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一直到去世，她三十多年始终没有回过故乡。这就是我那身居高位、仍然两袖清风的父亲，和我那心甘情愿支撑家庭、支持父亲，一生默默无闻的母亲！ 　　　　 　　　　　　　　　　　　　　　　　　　既是严父，又是慈父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既非常严格，又十分慈祥。说他严格，是他经常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说他慈祥，是他从不赞成“棍棒教育”，总是用说服、教育、劝导的方法，以自己的榜样、民主的家风和他特有的教育方式对我们“言传身教”。 　　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和许多家境较宽裕的孩子一样，在饭桌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吃的就抢，不想吃就扔。每当我们吃饭把饭粒撒得满地时，父亲就用温和的口气批评我们“像鸡啄米一样”，要我们蹲下去把饭粒捡起来。他还经常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在家吃饭时，不允许边吃边谈笑，不允许把饭粒掉在桌上或地上，不允许在碗里剩下一颗饭粒，不允许一个人正在夹菜时另一个人从他的手上跨过去抢着夹菜；如果谁违反了这些家规，祖父马上会放下筷子沉着脸训斥道：“不成体统！”父母亲还常说起当年祖父吟诵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情景。时间长了，我们吃饭就规矩多了。 　　父亲疼爱孩子，但决不溺爱，他有自己特有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上小学时，有一次父亲出差，特意从上海给我们买回一个小小的家用幻灯机，用普通白炽灯泡作光源即可放映；他还买了一些长条玻璃做成的幻灯片。我和弟弟妹妹们高兴极了。晚上吃过饭，父亲进书房工作，我们把饭厅的灯一关，以白色的墙壁当银幕，就放起幻灯来。父亲先后给我们买的幻灯片，有米老鼠、三毛流浪记、木偶奇遇记，还有青年共产党员欧阳立安在狱中的故事等，让孩提时代的我们百看不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也常到我们家来看幻灯。有时父亲工作累了，也会到饭厅和我们一起看幻灯，听我们讲幻灯片里的故事，还用浅显的语言对我们讲什么叫“聚焦”、镜头为什么会放大。父亲就是这样以适合我们年龄特点的方式，通过潜移默化，让我们在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接受了道德品质、革命志向和科学知识的熏陶。 　　父亲的书房里各类书籍真不少。父亲书桌上的东西和许多书柜里的书，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但是有一个又矮又小的书柜，里面摆放着一些科普读物，我和弟妹们却可以随意翻阅。记得其中有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写的《趣味物理学》、《趣味天文学》、《趣味代数学》、《趣味几何学》，还有关于地球起源、生物进化、恐龙时代、天气与气候的书籍等。每当寒暑假，我总是一本本看得津津有味，有时看过之后还想自己动手试一试。有些书上的数学、物理知识，儿童时代的我尚不能完全理解，但到中学时代学到相关知识时，却总是给我“似曾相识”、“豁然开朗”的感觉。父亲在书房看报的时候，有时会突然把正在一旁看书的我叫过去，指着报上文章中的一个成语告诉我其中的典故，或是摘出报上一句话，分析其中语句不通顺或数据错误之处，有时还让我找出其中的错别字。 　　回想起来，我自学生时代起就酷爱数理化而又文理各科相对均衡发展，我至今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爱好广泛，不愿盲从、爱提问题、总是执着地独立分析思考，许多都得益于从小受到父亲各方面有形无形的教育。 　　在学习方面，父亲始终是子女们的良师益友。我上小学时，刚学到九九乘法表，很高兴，回家就背给父亲听。因为刚学，难免有背错的。第二天回到家，父亲拿出一张小小的九九乘法表给我。可是小孩贪玩，没过一两天，乘法表找不着了。没办法，只好告诉父亲，父亲很快又给了我一张，他要我贴在文具盒盖子里面，这样就不容易再丢了。星期天我跟父亲到他的办公室，才知道那是他在工作之余用自己的英文打字机帮我打出来的。 　　父亲珍爱的这台英文打字机是当年他从美国带回来的，黑色外壳的金属铭牌上刻有“Mr. Lu Chia-Si & Ms. Wu Sun-Yu”的字样（长大以后我们知道了，那是英文“卢嘉锡先生和吴逊玉女士”的意思，是父亲在美国时思念母亲，为了表示夫妻恩爱特地刻上去的）。这台打字机，父亲一直使用到文革期间科研教学工作被迫中断为止。文革后弟弟妹妹又曾用它练习英文打字、打英文文章。一直到后来电脑开始普及，这台打字机也实在太“老”了，才宣告“退休”。如今，这台曾经为父亲从事教学科研立下汗马功劳、又见证着父亲在美国时思念母亲的旧英文打字机，已成为家中珍贵的父亲的遗物。 　　父亲主张因材施教，反对拔苗助长。他既主张学生要勤奋，又提倡要用“巧劲”，不赞成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他经常告诉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其中的规律，这是关键，只要找准、掌握了规律，其余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同种类型的难题做出一两道，掌握了规律，其他的就没有必要都去做；当老师最好是把问题“点出”（启发学生思考），而没有必要都“讲透”。我从小学习成绩好，父亲很喜欢我。但他从不在老师布置的功课之外要我多做多少难题，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点拨我一下。记得我上中学初三时候第一次见到《中学生数学用表》，头几页是“对数表”、“反对数表”，我看了半天不知是做什么用的（那时到高中才学对数），就去问父亲。他觉得以我已有的知识程度和理解能力可以弄懂，就利用星期天上午个把小时的时间，从乘方、指数谈起，给我讲解了对数的基本知识，然后让我自己试算一下。我也不由回想起小时候看别莱利曼的《趣味代数学》中有“加法和乘法各有一种逆运算——减法和除法，而乘方却有两种逆运算——开方和对数”这一段文字，于是我比课程提前一年学会了对数。有了对数这件新工具，我做数学、物理、化学题就比同学快，可以腾出时间读更多的书。后来，父亲又根据我学习进展情况，及时让我了解什么是化学元素周期表，怎样使用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等。几个月、半年一次，每次就是个把小时，既不加重我的课程负担，又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至今历历在目。 　　父亲支持学生创新、不拘泥于自己的思路。他经常说：一个老师要是没有教出几个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个老师就没有尽到职责。父亲的好几个学生在化学界都很有名气，但又不局限于父亲的结构化学，而是各自在蛋白质化学、电化学、量子化学、晶体化学等领域开辟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有各自独特的创建，这是他最感欣慰的。父亲曾经对我讲述1958年他帮助厦大化学系两名青年教师申报副教授的经过。当时父亲到教育部汇报，有关领导提出这两位青年教师都才大学毕业没几年，是否太年轻。父亲却十分肯定地说，他们虽然毕业时间不长，但已经开创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完全达到副教授的水平。最后教育部终于批准他们提为副教授。文革后这两位教师又都被首批提为教授，并先后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我理解父亲对我说这些往事的意思，他不是在炫耀自己的业绩，而是希望我能够在事业上走出自己的路来。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志向，总是充分尊重、尽力支持。1951年夏天，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向全国青年发出“参军参干”的号召。临近初中毕业的大哥瞒着家人报名并获得批准。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他不但没有责怪大哥，还专门去给大哥送行，鼓励大哥到部队去经受锻炼。后来大哥在部队一直干到退休。 　　对于子女的婚事，父亲的态度是关心、但不包办。我们兄弟姐妹的婚姻大事都是自己决定的。文革前夕大哥在部队结婚，父亲工作繁忙分不出身，让母亲代表自己去参加婚礼。我“文革”中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工作。几年后在当地谈恋爱。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父亲正因病住院，女朋友想到父亲是著名教授，担心自己文化低，父亲不高兴。没想到父亲在医院见到她时风趣地说：“这下我们家工农兵更齐全了。”（因为我女朋友从小生长在农村，父亲是工人，她是复员军人。）女朋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结了婚。 　　在儿女的升学志愿问题上，父亲也是这样，既适当指导，又尊重儿女的个人志向。1962年我还在读中学，那年11月学校校庆，邀请家长到校。我回家跟父亲一说，他真的来了。老师们与他交谈时，说我的数理化成绩都不错，他高兴地说：“看来咸池将来和我是同行。不过我说的是‘大同行’，就是学数理化的，而不一定是搞化学的‘小同行’。”我1964年高中毕业前，父亲问我大学想学什么，我说想学天文，他就对我说，天文当然不错，但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科学发展的重点恐怕不在天文。父亲认为，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他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就改报了北京大学。可是由于其它原因我最后报考的是地球物理系，他虽然不太赞成，也没有坚持反对，让我自己决定。同时，他仍然鼓励我把天文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他认为一个学生在学好课程的同时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对拓宽知识面、对个人的全面发展有益。一直到我进大学后，他还托人给我送来当时科学出版社刚翻译出版的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大众天文学》，可惜这本书在1968年学校武斗时连同宿舍里其他一些个人物品一起丢失了。 　　我们成年以后，父亲在家更注意听取我们发表的意见、看法。1981年父亲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后常住北京。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比较多。父亲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这是他小时候在祖父开办的私塾读书时练出来的），名声又大，请他题词的单位和个人真不少。刚开始父亲是“尽力而为”，我一怕写得太多会加重父亲精力、体力的负担，二怕写得“滥”了心术不正的人也混杂其中造成不良影响，就向父亲提议：对青少年鼓励、鞭策的题词可以写；对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父亲是内行，但题词要有节制，评价尺度要适当；为企业公司的商品和产品题词一定要严格控制、十分慎重。父亲觉得有道理，以后自己把握不好时就常常找人帮着“参谋”一下。 　　像父亲这样年纪的人，都习惯于写繁体字。有一次我对他说，国务院公布有《简化字总表》，这是汉字的国家规范，虽然没有强制规定题字时只能写简化字，但特别是给中小学、青少年题词，还是写规范的简化字为好。后来，父亲在为中小学题词时，为了避免写繁体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经常让我先把题词用规范的简化字写下来，他自己照着练习几遍，觉得手顺了，再正式题写。 　　有一段时间，父亲给人题词，有了初步想法后，只要不必马上题写，他往往先搁下，留着等我从学校回家，让我看看、帮他想想、出点主意。他对我说，题词不能太俗、要符合他的身份（一次要题词，有人为他拟了一句“科学普及一枝花”，父亲看了说：我的题词总不能像打油诗一般），又要评价贴切，还要尽可能讲究平仄、押韵、对仗。他要我从这几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他再最后定夺。父亲的文字功底好，再加深思熟虑，他的一些题词，像为元代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纪念馆所题“治水业绩江河长在，观天成就日月同辉”，为祝贺当代著名大气科学家叶笃正先生80寿辰题写的“叶茂根深东亚环流结硕果，学笃风正全球变化创新篇”（将“叶笃正”三字巧妙地镶嵌其中）等，都为学界和世人所称赞。 　　　　 　　　　　　　　　　　　　　　　　　　　　　痛别父亲 　　　　2001年6月4日晚，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们赶回福州时，看到物构所设立的灵堂里层层叠叠摆满了花圈，哀乐低回，悼念的人们络绎不绝，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唁电雪花般飞来。中央领导、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父亲工作过的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福州大学、福建物构所、中国科学院，和许多院士都送了花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父亲的好友李政道、李远哲、Hoffmann等来电吊唁，解放后厦门首任市委书记林老、临解放时曾经冒险为父亲通风报信的老友黄老等都送来了花圈，已故黄席棠教授的夫人、年届八旬的高教授亲临灵堂吊唁，已故尤副所长的子女们联名送来了花圈，父亲一位早年学生已成为新加坡资深外交家，也发来了唁电，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台湾校友会、美洲校友会、澳洲校友会筹委会等都送来了花圈。80年代三弟曾经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当年的获救儿童现在已经出国留学，他的母亲特意来到灵堂吊唁，并以儿子名义敬献了挽幛，上面情深意切地写着八个大字：“教子有方、功德无量”。 　　在告别式上，我们看到父亲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悲痛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蜂拥而入向他的遗体致敬，一位老人边走边哭、不断鞠躬并喊着：“卢老没有走！”，其情其景，催人泪下，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热爱的人民在一起。当告别式后父亲的遗体送往殡仪馆火化途中路经福州大学路口时，几百名未能参加告别式的青年学生冒雨列队站在道路两旁，默默地向他们的老校长作最后送别，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当父亲的骨灰由海军舰艇护送驶过厦门大学沿海时，眼望着巍然屹立的“五大建筑”，父亲的音容笑貌似乎仍在眼前，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为之奉献终生的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在一起。父亲生前多次说过：“我生长在厦门，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的故乡。”舰艇驶过矗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巨型雕像的鼓浪屿日光岩一带沿海，最终停泊在台湾海峡最西端的厦门—金门—大担海域，哀乐回荡在台湾海峡上空，我们把父母亲的骨灰混合在一起，象征着他们一世恩爱、永不分离，然后手捧父母亲白色的骨灰，伴着红色的玫瑰、黄色的菊花，也伴着我们晶莹的泪水，一同撒向蔚蓝的大海，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热爱的海峡两岸故乡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 　　父亲没有走，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子女将继承父亲的遗志，为科教兴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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