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今天，下午六点二十分，我还在办公室加班，妻子刚离开父亲病房回家准备晚饭不到半个小时，南京军区福州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去。我马上开车接了妻子赶到医院，大妹葛覃、六弟凤林也先后赶到。总院的刘院长、张政委、郭副院长都在病房门口，面色凝重，告诉我父亲正在抢救。七点三十分，尽管医生们仍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但是我明白：自二月底父亲第一次病危、切喉插管后，他同死神顽强搏斗了三个多月，体能已经全部耗尽，心脏再也无力跳动起来了。望着父亲那安详的面容，我颤抖着拿起电话，将这不幸的消息通知在厦门的大哥、在北京的二哥、在香港的五弟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小妹，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下来。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却。 　　父亲逝世后，不少长辈和友人一直要求我们将父亲的优秀品格及如何教育子女的事迹写出来。说实话，自我懂事以来和父亲几十年的接触中，我想不起他有什么伟大的业绩或是什么光辉的论述。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认真的学者、一个慈祥的父亲。但是，正是父亲的一言一行，在我们子女的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做人。 　　 　　关爱他人 　　父亲一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家庭、同事、甚至是从不认识的人的关心和爱护。 　　父亲对母亲的爱是最真挚、最深厚的。母亲在文革中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患了脑膜瘤；父亲找了许多医生给她治疗，但病情仍日渐加重。1982年2月，我陪母亲从福州到上海华山医院开刀。当时，父亲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向中央请假，赶到上海。手术前，他亲自和医生研究方案，日夜陪护、安慰母亲。手术当天，他亲自送母亲进手术室，并在门外守候了六个多小时，直到母亲手术成功回到观察病房。三天后，母亲渡过了危险期，他才匆匆赶回北京。 　　也就是这年夏初，物构所12号楼落成，我们要搬新家。此前父亲就交代让母亲住东头的好房间。搬家那天，父亲刚好回到福州。他到新房子一看，感到东房虽好，但阳光不足，他马上让我们调整，将和客厅相通、原拟作为书房的房间改为卧室。他说：妈妈身体弱，阳光充足、房间暖和对妈妈有好处。父亲身子胖怕热，母亲体虚畏寒；为了照顾母亲，父亲酷暑睡觉不开电风扇、连扇子也不用，常常热得一身汗。后来，母亲怕影响父亲的健康和工作，一再坚持，他们才分成二个卧室；但父亲每天休息前都要先到母亲卧室看看她是否睡好了, 尔后才回自己的卧室上床。 　　1992年9月29日，父亲从福州返回北京，准备参加国庆活动。没想到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母亲就病逝了。父亲悲痛万分，10月1日他带着二哥一家从北京赶回福州，送母亲最后一程。连日的辛劳再加上过度悲伤，父亲的身体很虚弱，但在告别式上，他坚持要拄着拐杖站立接受人们的吊唁慰问，是我们兄弟姐妹和他的学生们含着眼泪硬把他按着坐下来的。他多次对我们说：这一辈子妈妈为他牺牲太多，他照顾妈妈太少了。父亲再三嘱咐我们，他去世后，骨灰一定要和妈妈放在一起。2001年6月11日，我们七个子女遵嘱将父母亲的骨灰一起撒进了厦门岛东南面的大海里，让他们背靠祖国大陆、遥望宝岛台湾，永远不再分离。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虽然父亲身为一级教授，月薪三百多元，但是除参军在外的大哥外，全家九口人(爸爸、妈妈，正上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六个兄弟姐妹，还有妈妈的一个姑姑)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还要补贴一些老家的亲戚，生活并不宽裕。可是当父亲得知物构所一位家在闽南农村的职工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后，仍和母亲商量，挤出百来元钱，资助这位职工的家庭养猪养鸡、渡过难关。有一次，父亲带全家到省政协餐厅吃饭，几十块钱就吃到当时市面上没法见到的鸡鸭鱼肉，我们几个孩子高兴极了。父亲告诉我们，这是党和国家对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每个月发给他一百元面值的政协餐券，按餐券面值付钱，就能在这里吃饭。当时我正长身体，心里想，这下好了，以后起码每个月能来这里吃一次、补充一些营养。可是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家总共只去了二、三次。后来才知道，父亲认为应该让更多的知识分子享受到这种照顾，就把一部分餐券送给那些没有餐券的教授，有时还拿着餐券、自己出钱请一些清贫、体质较弱的中青年教师到政协餐厅吃饭。正因为这样，父亲的群众关系一直很好，很受大家尊重。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1975年在全国范围抓整顿。胡耀邦等同志受邓小平的委托，准备了一份科学院整顿提纲。父亲到北京开会看到这份提纲，很受鼓舞，就把它带回福建，在省里积极宣传、大力贯彻。可是不久，四人帮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极力扼杀整顿工作，“科学院整顿提纲”成为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省科委和父亲一起赴京开会的领导被批斗得顶不住，说出是父亲把这份整顿提纲带回来的。于是“革命派”将矛头转向父亲，整得他病倒住进了省立医院。当年春节我结婚时，他还躺在医院里。“四人帮”倒台后，有些人责怪这位领导没有骨气、出卖朋友。父亲不同意，宽容地说这位领导是自己的老朋友，绝不会有意出卖别人；他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下坚持工作很不容易，大家应该爱护、支持他。父亲不但保持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甚至在这位领导去世后，父亲每年春节从北京回福州还一定去探望他的遗孀。 　　即使对素不相识的人包括普通劳动群众，父亲也很尊重、关心。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母亲带我到厦门市区一个亲戚家去，回来时天下雨，又没有公共汽车（当时厦门大学到市区只有一路公共汽车，车子很小，每天还只有两趟），于是父亲叫了一辆三轮车。从城里到厦大要经过一座“蜂巢山”，到山前上坡时，父亲让母亲和我坐在车上，他自己下车，打着伞在后面帮助推车。三轮车工人很不好意思让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先生在雨中帮着推车，到家时再三表示要少收钱，父亲仍坚持足额付了车费。他对我说，三个人都坐在车上太重了，三轮车工人很辛苦；自已下来帮着推上坡一小段，车子轻了，速度快了，工人不会那么累，我们还能早到家。 　　父亲这种“爱心”的潜移默化，使我们兄弟姐妹在成长过程中也逐步懂得要尊重、关心、帮助他人。1985年大年初二上午，我正在家休息，忽然听到有人呼喊“小孩落水”，我跑下楼，看见省财政厅院内池塘里有个男孩挣扎着沉了下去。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池塘，扎进冰冷、恶臭的池水中寻找，救起那名落水儿童。当男孩吐出水、喘上气时，他的母亲闻讯赶来才发现孩子的孪生兄弟也落水不见了。我和几个朋友再次下水打捞，可惜半个小时后才找到，因溺水时间过长，未能生还，至今引为憾事。 　　 　　自己动手 　　也许是出生在穷私塾先生家庭，自己从年轻时候起就要负担一大家人生活的缘故，父亲的生活一贯简朴，而且他提倡和鼓励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就自己动手，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1956年春天梅雨季节的一个傍晚，父亲赶回家来换衣服要去参加一个活动。他一边换衣服一边看着皮鞋说：糟糕，鞋子太脏了。他看母亲和阿姨正忙着做晚饭，就要孩子拿块抹布擦擦他的鞋子。我自告奋勇帮他用抹布擦去泥水，又匆匆忙忙地上了点鞋油。他接过去边穿边说：“不错、不错，以后擦鞋这件事就交给阿乾了”。这样，我就有了第一份家庭职业——“擦鞋匠”。母亲给我弄了个小木箱，备了刷子、鞋油、抹布，“擦鞋匠”就开业了，每周替父母亲擦一次皮鞋，遇上父亲有活动还临时加班。父亲还让我去看街上正牌擦鞋匠是怎么擦的，很快我就摸清了擦鞋的工序：先用大刷子和抹布除去鞋面上的灰尘、泥水，再用废弃的软毛牙刷薄薄地上一层鞋油，停一会儿后用软刷子刷一遍，最后用破旧的绒布抛光。这样擦出来的鞋又黑又亮，父亲看了十分满意。那年秋天三年级开学注册时，父亲送给二哥和我每人一支钢笔，说是用我擦鞋节省下来的钱买的。那是一支翠绿色塑料杆的牡丹牌钢笔，虽然只值8角钱，可能现在用惯了名牌的城里孩子看都不看一眼，但却是我的第一支钢笔。我把它当珍品一样爱惜，一直用到我小学毕业。而“擦鞋匠”的生涯我坚持干到上高中，后来才把这份“职业”转让给弟弟。 　　1960年8月，父亲调到福州大学工作，我们举家迁榕，二哥和我进入福州第三中学读书。因学校离家较远，第一个学期，父亲怕我们不熟悉情况，让我们在福大党委张孤梅书记家住了一段，因为张伯伯家在西门，离学校比较近；后来又让我们在校寄宿。到1961年春季，父亲就让我们自己上学了。从福大宿舍到三中没有直通公共汽车，只有从西洪路到西门一段有车，也很不方便。我们就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早上7点从家出发，穿过黎明大队的农田，7、8里路要走大约40多分钟，赶到学校8点上课。虽然开始有些累，但毕竟年青，走走也就习惯了。1963年，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买了一辆26寸的凤凰牌自行车。父亲明确告诉我，二哥明年要高考了，功课比我紧张，先让他骑，我还得再走路上学。1964年春，父亲才给我买了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我走了三年多的路，却也练就了一副铁脚板。 　　困难时期，福州大学把家属宿舍楼前的空地分给各家种点瓜菜，弥补粮油定量的不足。我们家也分到一小块菜地。邻居的叔叔阿姨见父亲工作忙、母亲的身体不好( 她当时得了水肿病 )、孩子们又小，就提出帮我们翻地种上瓜菜。父亲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让母亲买来锄头等工具，要我们在家的四个大孩子 ( 六弟那时7岁多，小妹才不到4岁 )利用周末翻土整垅，种上红薯、玉米和空心菜和豇豆等。偶尔他得空，也和我们一起到菜地转转。但除了能帮着浇浇水外，他在这方面确是一窍不通，只能再三嘱咐我们向几位来自农村的家属阿姨请教。当我们用收获的红薯煮了父亲喜爱的番薯粥端上饭桌时，他很高兴，打趣地说：看看，你们还是很能干的嘛，我们现在和校主一样了(父亲和厦大的老人们都尊敬地称呼陈嘉庚先生为“校主”，因为是他出资兴办了厦门大学，虽然后来厦大改为国立大学，陈老先生每年仍为厦大募集大量建设发展资金。陈老先生尽管贵为华侨领袖，富甲东南，却一生极为简朴，长年食用番薯粥和酱菜 )。 　　父亲这种生活简朴、自己动手的作风，不仅养成了我们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习惯，更练就了我们初步的劳动技能和顽强的性格。以致1969年2月我上山下乡时，农民都不相信我是出身在“大知识分子”家的人；第一次评工分时，一下就给我定为知青最高的8分 ( 农民全劳力为10分 )。 　　 　　诚实认真 　　父亲一向为人诚实，做事认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随波逐流、阿谀奉承。这可能是他笃信科学、长期从事教学科研的结果。即使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时候，他认真回顾检查自己以往工作的缺点和失误，但对没有的事，他总是据实力争，不予承认，更不肯违背良心去诬陷别人。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若不是当时周总理亲自干预、福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鼎力保护，父亲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会被“解放”？！ 　　还记得1957年夏初，全国“大鸣大放”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我，厦门大学食堂墙上有一张写父亲和我的大字报，我吓了一大跳，连忙叫他带我去看。好不容易在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堆里找到这张大字报，最后一行已经被别的大字报给盖住了，但主要内容还在，大意是说卢嘉锡应该先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再教育学生，因为他的三儿子竟然在理发室叫嚷“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不满10岁的我当时整个人都吓傻了，害怕这件事会给父亲造成不好影响，可是一下又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总算回忆起来了，有天下午放学后，我到敬贤楼理发室去排队理发。轮到我时，我礼让一位认识的伯伯先理；好不容易再次轮到我，又进来一位不认识的伯伯，理发员陈师傅对我说：老三，你再让这位伯伯先理。我急了，对陈师傅说天都快黑了，我还要回家吃饭做功课呢。那位伯伯说：“小鬼，别急嘛，我知道你父亲是谁。”我反问：“你知道我父亲是谁? ”那位伯伯哈哈一笑：“卢嘉锡嘛！”，边说边坐上理发椅，我只得再等一轮。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进来一个年青的大学生。他只听到最后这两句话，回去就写了这么一张大字报。我又气又急又害怕：这完全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嘛！晚上，我胆怯地把事情经过告诉父亲。他听后问了一句: 就这样？我急忙发誓：我说的绝对是真实的。父亲笑了：是事实就不必太在意，也不要去怪别人了，可能他不了解前因后果吧。后来不知有没有人就此责怪父亲，父亲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实实在在做人就不用害怕，即使受到误解也不必过于计较。 　　父亲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他当学生时做的作业整洁、字迹工整，他当老师后批改学生作业认真、字迹清秀，这些后来都成了范本。就连文革中罚他去打扫厕所，他也是一丝不苟的。有一天他“劳动”完回家，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几年来研究所实验大楼里的厕所都没有好好地打扫，又脏又臭；现在交给他管理，他拿一些稀酸认认真真地擦洗，甚至用指甲去抠，不仅清除了多年积下的尿碱水锈，让每块磁砖都洁白发亮，而且臭味也没有了；就连造反派也不得不佩服他洗厕所的本事。文革后1982年，我调到省旅游局工作，轮值洗卫生间时，我运用他传授的技术，用稀酸彻底清洗了尿槽和便盆，效果果然不错，还得到领导的表扬。 　　1984年9月，我首次因公去香港。父亲得知后很为我高兴，因为当时能去境外出差是组织上的信任。行前，他要我到香港后一定要去看望黄克立伯伯，黄伯伯是父亲早年的至交，解放前夕曾冒险通知父亲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他又让我抽空去拜访陈可焜先生，说陈先生是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教授的高足，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来到香港定居。他怕我没有记清楚，就亲自取了两张科学院便笺，摘下眼镜，用他清秀的笔迹，认认真真地、一个一个地写下他们的姓名、他们夫人的姓名、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家庭住址和电话。这两张字条，我至今还保留着。 　　 　　性格乐观 　　熟悉父亲的人，无不称他是个乐天派，更忘不了他那幽默、发自肺腑的爽朗笑声。不论在什么困难环境里，他从不叫苦、绝不怨天尤人，总是以开阔的胸怀、带着笑容去面对。 　　记得1960年夏天我们家刚从厦门大学搬到福州大学时，学校的基建还在进行，全家连保姆共十口人挤在乙型宿舍一套不足70平方米的屋子里：父母亲带着小妹住一间，兼作父亲的书房；二哥和我一间，兼作储藏室，堆满了箱子和柜子；大妹、姑婆及保姆阿姨一间；五弟、六弟一间，兼作饭厅，也是我们做功课的地方。父亲笑着说这个家就像一个大兵营。当时楼房下水道未接好，家里的抽水马桶不能用，大小便要去楼外农村池塘上木板钉成的一座简易厕所，很不方便，因为厕所没有屋顶，下雨天还得打伞，父亲笑称：那是野外训练！ 　　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被挂上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卢嘉锡”（“卢嘉锡”三个字还用红墨水打了叉）的牌子上台批判。由于父亲平日人缘好，不少普通群众尽力保护他，这个牌子是用纸板做的，不似其他物构所领导挂的木制黑牌那么重，父亲戏称自己是受优待的俘虏兵，还幽默地说：造反派在台上批判发言，讲些什么他也听不明白，真怕时间长了会睡着，因为他是有名的瞌睡虫！ 　　调科学院工作后，有段时间他兼任党组书记。一次他故作神秘地问：你知道我当党组书记处理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尔后看我猜不出来，又笑着告诉我：是分配住房，真是赶鸭子上架了。1987年初，父亲从科学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当时有一家很重要的报纸在对外报道时用了Fire 一词，这个词在英语中有被老板一脚踢开的意思，弄得父亲在国外的朋友、学生和学术界的同行纷纷追问：卢嘉锡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中国第一位由科学家们选举出来的科学院院长被Fire ? 父亲听说后哈哈大笑说：没有关系，越Fire名气越大、官当得越大。后来，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还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了国家领导人。外人的疑团也逐步消除了。 　　正是父亲关心人、尊重人的真诚态度和乐观、豁达的性格，使所有的人，不论是他的同龄人，还是学生、晚辈、下属，都愿意和他接触交谈，也使父亲自己时时有股韧劲去面对挑战和曲折、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两年了。两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更是铭刻在我的心里。今后，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要象父亲那样去做人、去爱人、去办事。 　　亲爱的父亲，你永远活在我心里！ 　　 　　 　　儿象乾写于200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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