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后院里怒放的杜鹃显然在告诉我,六月将至。对我来说,六月是很特殊的,因为父亲的忌日在六月。时光飞逝,他离开我们而去已有三载!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梦见他……
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多姿多彩的:是慈祥的父亲,是出色的“教书匠”(他喜欢这么称呼自己),是一位吃住从不讲究、做事却极为认真的男人,是不善于料理家务、却很关爱妻子的丈夫。在这无尽的回忆中,最常浮现在我眼前的,也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幕,距今已有三十多年。 记得“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便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中断他心爱的研究工作,去接受“劳动改造”:清扫他亲手创建的研究所的实验大楼、同时“清洗”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父亲做事一贯认真、仔细,“劳动改造”时也绝不马虎,每天将一至四楼的走廊、楼梯乃至厕所逐一打扫、清洗得干干净净。关于洗厕所,父亲另有自己的创意:当时市场上仅有去污粉出售,用这种去污粉对付积垢多年的小便池总是不尽人意,于是化学博士出身的父亲便自行配制出高效的“洗净剂”。为清扫厕所,每个星期他都要用坏两三把刷子,因而一到星期日,他总要乘公共汽车上街,除去光顾外文书店外,就是自己掏钱买回三把刷子。 那是1968年盛夏的一天,刚满十岁、从小就爱唱爱跳的我在家无聊之极(学校早已因“文革”而停课),跑到研究所实验大楼,想到二楼的梯形教室看“宣传队”排练。刚拐进二楼走廊,我猛然停下了脚步,因为我看到一个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身影。那正是父亲,只见他左手提着畚斗,右手拿着扫把,非常仔细地清扫走廊过道。福州的夏季很热,原本就怕热、爱出汗的父亲更是大汗淋漓。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去脸上的汗水,然后整整齐齐地将手帕叠好放回裤兜里,继续他的“工作”。父亲穿戴整齐、不改学者风度,可他怎么就成了清洁工了?!我无法接受眼前这一幕,呆了片刻后掉头跑出大楼,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再迈进那座大楼一步。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个情景留在我脑海的烙印有多深刻,它一直伴随着我。岁月流逝,我对它的理解也在深化。在我自己走上社会之前,每当想起它,心里就难过,恨世间的不公平。“文革”后期,父亲被允许回实验室做他的研究,后来又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虽然很长时间仍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但我觉得好多了,也不再忌讳走进那座大楼了。 父亲故去后,当年他接受“劳动改造”的情景却愈益频繁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像一个难忘的电影镜头让人不断地回味。我不断地回忆起当时父亲扫地时的一举一动,那画面非常非常清晰。我终于解悟:这情景是一种教诲、一种无言的教诲。它教导我,人的一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你要学会以平常的心去对待不平常的境遇。无论处于如何情况,你都应该尽心尽责去做好你的工作,哪怕是不属于你职份的事。父亲生前并不经常对我们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他的言行举止,尤其是那“斯文扫地”的画面,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是远离家乡亲人后,遇到不顺,或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我就会想起那情景,它使我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去面对。 父亲豁达的人生观、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不但教育了我,我也用它来启导我的儿子。去年刚满十四岁的儿子,在家长、学校和医生三方签字同意的前提下,申请到工作许可证,每星期日到麦当劳工作。第一天去时,他满怀兴奋和自信。五个小时后,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很脏,很累,他们让我干最低等的活:清扫垃圾桶、打扫厕所。”那天晚上,我告诉他:“你的外公在‘文革’中也干这种活!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空调,也没有冷饮,可身为一级教授的外公却干得非常认真!以致研究所有人说,外公干‘清洁工’的那阵子是物构所大楼厕所最干净的时期。”儿子听后不再抱怨,现在他干得很不错,还用自己劳动所得换来一台漂亮的笔记本电脑。 父亲已去,他留给我们的,实在是很丰富。我会铭记他诸多有声和无声的教诲,用他乐观而又认真的人生观,引导自己稳步走在复杂曲折的人生路上。 二○○四年五月写于美国费城 (本文作者是卢嘉锡先生的小女儿,也是他的七个子女中唯一在国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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